㈠ 台灣已經現代化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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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年代——台灣現代化的進程與反思
天涯才子
天涯才子 原創作者
2017.09.26 12:39 轉帖發表在 貓眼看人
作者：郭岱君源
來源: 南方都市報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post_12733472_1.html/ ]
作者介紹：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曾任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所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自2003年起，推動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計劃」，保存並開放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這批新檔案問世，改變了中外對近代中國重要歷史事件及領導人物的理解與評價，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
1949年蔣介石率國民政府退至台灣，內憂外患。黨內一片衰敗頹然，台灣當地經濟通貨膨脹、生產萎縮、物價飛漲、外匯短缺。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積極推動國民黨的改造與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灣也由此奠定了現代化基礎，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回顧這段歷史，以今日的目光來看仍覺有不可思議及驚心動魄之處。我們不禁疑問：國民黨在台灣是如何艱難地走過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歷程？在大陸慘敗後的國民黨何來勇氣在台灣進行直選？對於台灣的近代化歷程，我們應有何反思？
1949年到1953年，是對台灣發展關鍵的年代。雖然在這里是跟大家分享台灣的故事，我想其實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故事，台灣過去所經歷的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共同反思，甚至進一步作為我們今後發展的參考。
1949：風雨中飄搖的台灣
1949年，國民黨失敗，撤退到台灣。1949年的台灣政經情勢，可以說是在風雨中飄搖。過了今天可能沒有明天，當時國際社會都不認為台灣能夠生存下去，因為當時台灣通貨膨脹、生產萎縮、物資缺乏、外匯短缺。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價指數飛漲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價上漲52.6%，人民怎麼生活？不但如此，大批國民黨官員、軍人、眷屬及平民湧入台灣，台灣當時一共500多萬人口，突然增加200多萬人，台灣當時的情況很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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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台灣當時整個農工生產是停滯的，因為台灣72%以上的產業是控制在統制經濟的手裡，也就是計劃經濟掌握了人民大多數的經濟生活。很多人以為台灣一直就是市場經濟，其實並非如此。1949年台灣是個十足的統制經濟，國民黨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從計劃經濟、統制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
1949年的台灣，工農業生產停滯，政府也收不到稅。當時銀行利率已經高到125%，仍舊收不到錢怎麼辦？台灣銀行就只好猛印鈔票，結果就是通貨膨脹，物價每天上漲。台灣銀行連50萬美元的信用狀都開不出來，國際社會不承認，當時台灣的貨幣機能幾乎是崩潰的。
不但如此，為了應付解放軍可能的攻擊，蔣介石將一半以上的預算都放在軍事防禦。1949年的台灣是市場失衡、產銷失靈的社會，整個經濟的循環都無法運作。台灣經濟原來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產與銷售都是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這些生產鏈及服務鏈立刻瓦解了。1949年蔣介石到台灣之後，馬上想到穩定統治，然後就是穩定經濟，恢復農工生產。
怎麼辦？那就要進行改革。
蔣介石改造國民黨
在1949-1953年這一關鍵年代，蔣介石做了這幾件事。第一是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二是穩定社會。第三，重建台灣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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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改造最主要是兩件事，第一是創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相當於共產黨的中央黨校。另外設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取代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
1950年8月5日正式成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蔣介石親自挑選了16名比較年輕的黨員，也是他比較信賴的黨員，徹底改造國民黨，拋棄派系。蔣介石另設「中央評議委員會」，原來國民黨各派系元老黨員任命為評議委員，地位高，但是有名無實。表面上對他們頗為尊敬，實際上是架空他們。這樣的做法在大陸時行不通，但是到了台灣，這些人手下沒有兵，也沒有辦法。
最跌破大家眼鏡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員會時，與蔣介石關系密切、長期主管黨務的CC系領導陳立夫、陳果夫（所謂的「二陳」）竟然沒有在名單中。根據私人回憶，那一天CC要員看到名單，發現他們兩個都沒有上榜，簡直是驚訝到不知所措。蔣介石決心對CC派開刀，杜絕黨內的派系。
當時陳果夫已經病重，蔣介石認為陳果夫已不重要。至於陳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員會的名單上，而且蔣介石要陳立夫出國，而且是立刻出國。陳立夫的兒子後來接受訪問時說：那時他還是小孩子，跟鄰居道別都來不及，匆匆忙忙就拉著箱子走了。根據蔣介石的日記，1950年7月17日，蔣介石告訴陳立夫，讓他出國。陳立夫說不願意出國，保證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陳立夫也知道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他們有很大的責任，蔣介石就跟他講，你可以不牽扯政治，但是你旁邊的人怎麼可能不讓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們就會聚在你的周圍，最好的辦法就是你走。陳立夫不高興，但是也沒有辦法，陳立夫去看宋美齡，宋美齡送給他一本聖經，說希望你出去之後心平氣和，每天讀聖經。陳立夫很無奈，他指著牆上蔣介石的照片說，那個上帝都不管我了，這個上帝還管的了嗎？可是站在蔣介石的立場，陳立夫不走，CC系就還會繼續作怪。我想在改革中，有很多沒有辦法說清是與非的問題
此後，陳誠開始鐵腕改革，陳誠頒布戒嚴法，對出入境做嚴格的限制。蔣介石在下野之前讓蔣經國等將國庫的黃金運到台灣，陳誠的幣制改革就是用這760萬兩黃金作為准備金。當時還在打仗，這個錢其實很快花完，台灣真正站起來不是靠這760萬的黃金和美元。
決心推行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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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關於台灣的地方自治，根據一些檔案和我做的口述歷史（其中有一些是我兩三個月之前才做的），我才知道這些事，對我也很震撼。蔣介石在1950年決心地方自治，1950年1月大事表上只寫了四個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灣實行直接選舉的省議員、縣市長等，提出之後黨內立刻反對，包括他身邊的人也反對。反對的原因，第一，1950年初的台灣還在風雨飄搖中，站都站不穩，談地方自治和選舉實在不切實際。第二，台灣本地人佔台灣人口的85%，大陸來的人大概是13%，如果直接選舉，那大部分的權利就會被那85%的人拿走，國民黨在台灣的控制就沒有了，整個台灣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裡，那國民黨哪還有立足之地呢？
但蔣介石非常堅持，當時負責台灣地方自治的阮毅成，他兒子阮大仁親口告訴我的，盡管面臨黨內反對，蔣介石排除萬難實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研究規劃，同時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員會在1950年9月，通過一項決議，把煙酒及林業的管理及稅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舉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稅收的來源。
大家不要忘記了，1950年的台灣是怎樣的？在那樣的一個環境里，1950年7月2日，台灣省第一屆縣市議會議員選舉展開，國民黨很謹慎，沒有一次性選，而是分區、分六期辦理，花蓮縣最早舉行，試點成功，再擴大到屏東縣、高雄縣、高雄市、台南縣、台南市、台中市、彰化縣、嘉義縣等。
接著選舉縣市長，地方首長當然比縣議員更重要。國民黨把選舉分為八期辦理，每一期兩三個縣市，因為這樣比較好控制。這也順利完成，然後是台灣省議會的選舉，也很順利地完成。整個地方自治在兩年內順利完成。與此同時，各基層的鄉長、區長、鎮長、村長、里長等也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我在三個月之前才在蔣介石日記中看到這樣的故事：1950年12月台灣省第一屆民選縣市長選舉期間，台中市市長選舉競爭激烈，無黨籍候選人楊基先、國民黨候選人林金標，另一位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廖朝洲競爭市長寶座。廖朝洲無足輕重，主要是楊基先和林金標的競爭。楊基先是地方上有影響力的士家子弟，在競爭中不免批評國民黨，蔣介石密切關注他的言行。楊的聲勢看好，眼看就要贏得選舉，蔣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電話給省主席吳國楨，讓吳告訴楊基先自動退選。結果吳國楨回報，對方同意退選，而且「態度良好」。這下子蔣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覺得不安，認為自己干涉選舉的做法「處置不當」，考慮了三天，在 1950年12月30日，他決定仍舊依法進行，不加干涉，即使國民黨候選人失敗，「亦無愧色。」。他把這個決定告訴吳國楨後，覺得「寸衷大樂」。吳國楨打電話告訴楊基先之後，楊也欣然接受。最後的選舉結果，國民黨失敗了，第一屆台中市市長是一個非國民黨的人。我問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們以為國民黨到台灣，那麼龐大的黨政軍力量一定是控制這個控制那個，卻沒想到第一屆台中市市長不是國民黨人！
最後選台北市市長，特別重要。可惜出現一個更厲害的人，叫吳三連，他們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統一集團，比楊基先還有影響力。國民黨內各種想法都出來了，讓他退選或是延後選舉，但蔣介石最後還是決定不幹涉選舉，吳三連最後高票當選。所以，第一屆台北市市長，也不是國民黨人。我看到之後很感慨，我相信蔣介石、陳誠等國民黨領導，當時也不懂選舉，他們只知道要民主，但並不知如何實行民主，他們都是在掙扎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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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主持土地改革
接下來是土地改革。陳誠在1949年1月3日上任，3個月後的4月14日就宣布實行三七五減租。為什麼這么急呢？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大陸的局勢日益惡化，台灣人心浮動，欲確保台灣須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於解決民生問題。就是國民黨在主觀上，蔣介石、陳誠等領導人都知道在大陸沒有做的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在台灣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三七五減租，當時台灣農民68.8%都是佃農，耕地都集中在30%的地主手裡，佃農遇到一個好的地主租金比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50%-60%，辛苦一年什麼也沒有。所謂三七五減租，就是規定農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過37.5%.這個並不難，只要政府有決心，下一個命令就可以解決了。當時很多地主都是省議員、世家子弟，在社會上有控制力，可是陳誠很堅決，他說很多地主反對，誰要反對就來跟我講，我知道不要臉的人有，但是不要命的人沒有。陳誠當時是「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再加上二二八事情過去沒有多久，地主也要考慮自己的安全等，因此三七五減租非常的順利。
政府不但規定三七五減租，同時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員會，凡是地主和佃農有爭議時，就由委員會協調，不必私下解決。多少年來台灣租佃的陋規很快改變，很多農民的生活立刻獲得改善。1949-1950年時台灣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機」，為什麼？就是以前買不起的，現在減租後農民存到一點錢，可以購買了，三七五減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個階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領。這個也並不難，政府將台灣島上22%的公有耕地賣給佃農，分十年無息償還，也不需要現款償還，可以用耕作物來抵債，因此農民沒有什麼負擔，只要每年繳交實物，十年付完之後這一塊地就是你的了。有相當多的農民通過這種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規定，無息拿到土地，不能轉讓，以免有人從中得利。萬一農民付不出錢，政府可以幫助解決。從1951年到1976年，政府先後九次、把13.9萬公頃的公地出售給28.6萬家農戶。這等於是一二百萬人，因為每個農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的最後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讓每一個農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問題來了，政府手上已經沒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30%的地主手上，1953年政府還是非常窮，這時「陳誠是行政院院長」，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動腦筋想怎麼辦。根據我的口述訪問，當時國民黨內部就有爭論，主要有兩派：一派認為將土地無償徵收過來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錢。但另一派就認為，不能無償徵收土地，這樣一定會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興。我們還是想辦法找錢，向地主購買土地，或是其他比較和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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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時，提出將土地從地主手裡無償徵收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陳誠很了不起，主張徵收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蔣經國，陳誠居然敢跟蔣經國對著干，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反而採納了蕭錚、阮毅成等實際操作土地改革者的意見。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現在政府沒有錢，但政府手裡有很多公營企業，將公營企業的股票和地主換地，同時政府發行土地債券，十年償還。這個換地在台灣引起很大的爭執，因為這是史無前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
大家要知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的原則是孫中山講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而現在將公營企業的股票和地主換地，那是地主擁有企業，就變成了私人資本了，這不是違反孫中山的原則嗎？國民黨內部立刻有很大的爭執。當時負責做這件事的人每天都要說服國民黨的立法代表，說你們不要擔心，絕對不會讓私人企業得利，我們會征稅，整個社會還是公平合理的。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去講。最後陳誠採納了這個方式，1953年4月實施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地主可以擁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超過的一律由政府收購，用七成土地債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換地。政府拿出台灣水泥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農林公司和台灣工礦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換地，再把土地出售給目前在這些田地上耕作的農民。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就是地主，當時拿到台灣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灣水泥公司還是辜家的。台灣水泥公司很大，當時國民黨內部有很大爭議，很多人反對，說水泥是國防工業，怎麼可以給民間做？可是問題是，政府必須拿好的工業跟地主換地，壞的人家不要。
拿到的土地就給農民，還是一樣，十年無息貸款，如果農民十年都付了，最後土地就是他的了。「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額手稱慶，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對。 1953年時，他們怎麼知道什麼是股票，覺得國民黨用幾張紙來騙他們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氣，就將這些股票貼在牆上當壁紙。還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對政府，成為今天的「台獨」的這些人。但是不管怎麼說，大部分的地主還是選擇跟政府合作，最後都成為台灣的巨富，他們不是有錢人，而是很有錢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漲了幾百倍，辜振甫家裡就是這樣成為巨富的。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台灣的土地改革是相當順利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中間很多不可思議的事，1949年風雨飄搖，就敢實行土改，而且在每一關口都做了正確的決定，沒有採取強制徵收，採納了用公營企業向地主換地。另外，國民黨的運氣很好，當它選擇這樣做時候，大部分的國民黨領導沒有想到，其實這已經在無意中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將資金往工商業擠。本來地主每天在家裡沒有事就喝茶喝酒、寫寫詩，但是沒有想到給他們股票之後，要開始經營，這些地主就開始轉為工商企業主。無形中，那麼早就推動了台灣民營工商企業的發展，這是很奇妙的事。當時看到這一點的人極少數，只有尹仲容等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國民黨官員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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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富士康員工為什麼會尋死
一個企業與一個階層的矛盾
http://www.cyol.net 2010-05-25 16:59:37
2010年4月6、7日連續發生的3起「墜樓」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撲朔迷離。
富士康旗下幾十萬名生產線工人，偶有突發事件，概率論上講得通。但統計學規律同時也指出，3月份內3起員工跳樓重大死傷事件，4月上旬又是3起惡性死傷事件，企業或者深圳警方簡單的一句「不屬於刑事案件」，已很難讓公眾信服。
強勢、專制如富士康和郭台銘，「低調」如深圳公安局寶安分局，數月來始終未能向媒體敞開懷抱，「不接受采訪」已成為口頭禪；唯死傷者家屬及媒體孜孜以求「真相」。
繼本報1854期《富士康真相》報道推出後，各界反響強烈，本報記者也在就此事繼續追蹤采訪。同時，也期待知情人反饋更多線索，為了正向的輿論認知，為了正向的還原事實！
一個企業與一個階層的矛盾
鴻飛千里，富士則康。
這是富士康科技集團(下稱「富士康」，在台灣亦稱「鴻海科技集團」)最常用來形容自己企業願景的一句話。
但令人尷尬的是，數月來接二連三的員工「跳樓」死亡或重傷事件，讓上述「願景」更像是停留在口頭和紙面上的「願景」。
「富士康的經驗表明它的管理是能夠帶來效率的。其他企業理論上可以向它學習。但是，在員工構成不斷變化的今天，這種管理模式遭遇了挑戰。很重要的原因是員工的訴求與企業的管理產生了矛盾，」張沈偉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這個矛盾現在表現為一個企業與一個階層的矛盾。」
張沈偉是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下稱「三星研究院」)戰略組研究員。2008年6月24日，三星研究院通過調查撰寫了一份名為《富士康的成長與管理模式》的報告(下稱「模式報告」)，張沈偉是三名聯合撰寫研究員之一。
軍事化VS「90後」
張沈偉所稱的「一個企業」自然是指富士康，「一個階層」則是富士康生產線上的數十萬名普通工人。據該模式報告稱，2007年時，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員工有75萬人之多；其中「75%具有中專左右學歷，其年齡在16歲~24歲之間」。
也就是說，富士康生產線的普通員工75%以上是「80後」，甚至是年齡更小的「90後」。而這樣的員工主體對富士康過於強調軍事化和執行效率的管理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戰」。已經發生的重大死傷事件中，劉兵21歲，孫丹勇25歲，鄭鑫崧23歲，馬向前19歲，李姓員工20多歲，劉姓湖南婁底員工23歲……
「相對之前的員工，80後、90後可能本身面臨的生活壓力沒有那麼大。」張沈偉分析說，比如，改革開放早期的農民工，農村收入很低，富士康這樣的工作機會對他們來說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養家糊口的壓力讓他們也比較容易服從，因而比較容易管理。但是，現在的80後農民工，溫飽早已解決，父母也有收入，家庭的負擔可能就沒有以前那麼重，他們不僅追求工資收入，還希望能有一定的休閑娛樂，對時尚新潮的城市生活同樣有追求。「他們的需求中，除了工資外，還包括精神上的很多需求。」
事實的確如此。在網路「富士康吧」，尋朋覓友、呼籲「改革」、「聯合」甚至「罷工抗議」的帖子隨處可見，富康人生活網等關涉富士康員工生活各方面的BBS社區亦有好幾家。富士康的管理層似乎也注意到了員工工作之外的精神生活需求，通過企業內刊等加以調節。
不過讓人遺憾的是，截至本報發稿，該網站的「公司刊物」欄目中《鴻橋》雜志僅更新至2009年8月份的總第167期；而「通路服務」鏈接中的「活動資訊」(主要是推出的新產品)則已更新至2010年3月5日。而對於近期頻發的「跳樓事件」，則無任何資料。
以「快速反應」著稱的富士康生產線，最需要的是可以按部就班、「樂此不疲」的機械、重復勞作。每日12小時、13天休息1天的「無休止」工作，工作中互相不講話，按秒完成工站上一道道最簡單的工序。(詳細報道參見本報4月5日1854期《一名青工和富士康「機器」》)
「我個人認為，80後、90後這些人本身是在相對開放平等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他們更加叛逆和獨立，對於軍事化的層級制，可能天生很反感。」張沈偉稱。
但軍人出身的郭台銘，對富士康一直實行高壓的軍事化管理。
在富士康，員工需要遵守保密紀律，一旦機密泄漏，肇事員工以及其所在部門的全體人員都可能受到處分。譬如，在索尼產品生產車間工作的工人如果進入任天堂產品的車間，立刻就會被開除。2009年7月，員工孫丹勇弄丟了一部生產線上的蘋果樣機，在遭遇富士康保安各種審訊、甚至搜查其雲南老家之後，孫丹勇選擇以「跳樓自殺」方式對公司的不信任進行「抗議」。
針對富士康可能的潛在危機，張沈偉在模式報告中提出，富士康的底層員工中，存在極大的不滿情緒；隨著網路的普及和發展，該種不滿情緒很容易通過網路、媒體為外界所知，並對富士康的企業形象產生負面影響。
傳導變形VS疏導缺位
「對於一個像富士康這么大的企業來說，管理幾十萬人是一項很有挑戰性的事。採取層級制的、軍事化的制度可能是必須的。」張沈偉認為，這裡面的核心在於，郭台銘講究「獨裁為公」，對中層獎罰分明，這是一個團隊管理的正確策略。不過，獨裁為公、長官第一的思想到了中層與底層員工之間就存在傳導變形的問題。
「高層是知道普通員工工作壓力大的，2007年前後還特別設立了心理輔導室，但事實上，基本沒發揮什麼作用。」一位富士康生產線儲備幹部透露，他在富士康工作兩年多，每天壓力都很大，但從來沒去過心理輔導室。
來自《富士康科技集團2008年社會及環境責任年報》(下稱SER)顯示，富士康為員工設立的溝通渠道包括總裁信箱、員工熱線、工會聯合會3種方式，其中「員工熱線」又包括員工權益質詢、投訴申報、心理輔導3個項目。「集團員工熱線受理來電主要包括勞動關系、工作環境、餐飲食宿、管理體制等方面。2008年度，龍華工廠一處正式立案的案件即有509件。」SER中顯示。但以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員工約30萬人推算，509起申訴，這一比率顯然極低。
另外，由於壓力過大、台灣籍幹部(即「台干」)和內地籍幹部(即「內干」)待遇不一樣等問題，也使員工跳槽不斷增加。富士康曾自稱，公司已經有400多名中層幹部跳槽至競爭對手比亞迪公司。
來自台灣媒體的報道稱，富士康是中國台灣地區薪酬待遇最好的IT企業之一，郭台銘為籠絡其核心經理團隊，除了給予豐厚的年薪外，每個入職的經理級管理人員都會獲得相應的股權。每年富士康在中國台灣舉行的年會上，郭台銘都會大手筆犒勞員工，壓軸戲就是抽股票。2009年，富士康雖然增速放緩、利潤降低，但2010年鴻海科技集團總計「抽獎」了市值高達5.24億元的股票，創造千萬富翁13人、百萬富翁50人。
但「內干」顯然沒有這么好的福氣。
「富士康在英國建廠，高管是當地人為主，而在內地，主要還是台灣人。」一位離開富士康的原課長稱，郭台銘意識到了「台干」和「內干」的區別後，開始推行「138」激勵政策，即針對服務公司時間達1年、3年、8年的核心幹部員工執行獎金、補貼、住房等相關福利政策；工作滿8年後的「內干」，可無償獲得公司補貼住房一套或等值的現金。但「內干」在公司管理團隊的信任度、晉升空間以及股票期權的輻射度上，仍與「台干」相距甚遠；更不要說底層員工。
富士康的人力資源結構呈金字塔狀，居於「塔尖」的高管層制定好戰略，中層負責高效地分配和監督任務的實施與完成，底層員工則面臨的是高度分解的、專業化的、重復性很強的高強度勞動任務。
「在富士康工作，會『混』很重要。能力一般不要緊，重要的是和主管領導搞好關系。」富士康前儲備幹部和已離職課長均對記者表明了在富士康生存的第一潛規則。
「我個人認為，軍隊的嚴格等級是軍隊的使命性質決定的。不等級化、嚴格服從化，就可能影響戰鬥力，最後危及的是自己的生命。但是企業與員工只是商業利益關系，而且底層員工獲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同時這個利益本身對於員工的重要性可能也在降低，這就使員工與企業的利益高度不一致。」張沈偉認，員工的訴求與企業的管理產生了矛盾，靠企業自身來解決，恐怕有很大難度。
「我們應該研究政府在其中能夠起到的作用。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員工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等，都需要政府來做。」張沈偉說。
員工「墜樓」與艱難的真相
「對於墜樓案件的處理，說富士康搞信息封鎖是不對的，富士康做得很公開，兩次新聞發布會，所有目擊證人都叫到現場來讓記者發問——但他們不能證明另有隱情。」深圳一名采訪過馬向前死亡案的記者道出了關鍵。
之後，富士康會將相關問題交由警方處理，警方態度是「經過勘查後排除他殺」，具體的勘查過程及案件細節，則秘而不宣。
現在，申請信息公開，似乎成為馬家的最後一招。2010年4月6日，馬向前家屬向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遞交了《提供馬向前第一次、第二次屍檢報告給家屬的申請》和《「馬向前非正常死亡不立案」提出立案復議申請》兩份文件，要求提供第一次、第二次屍檢報告給家屬，以及要求撤消「深公寶不立字【2010】00013號」不予立案通知書，請求刑事立案。
「就算是政府信息公開，也不可能解釋當前富士康頻繁出現的『墜樓』現象，因為企業的信息不公開。也正是這種保密制度泛化的結果，形成了監管的盲區。」關注此案的律師張儀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被「隔離」的家屬
富士康3月份發生的3起被公開的死傷事故，以及4月6、7兩日連續發生的3起「墜樓」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撲朔迷離。4月8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再次前往深圳市龍華及觀瀾進行了采訪。
當日下午3：00時許，在龍華人民醫院，記者再次遇到了富士康員工田玉的父親和堂兄。2010年3月17日上午8時許，富士康女工田玉從宿舍樓跳下「墜傷」，記者3月29日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正躺在龍華人民醫院(下稱「龍華醫院」)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強護理病房)。其父親田建黨告訴記者，女兒已於4月7日做過手術，目前正在住院部外五科進行康復治療。記者進去時，田玉緊閉雙眼，身上已裝有物理固定裝置，生命體征狀況尚好。
「富士康一名姓宋的課長承諾說，醫療費他們會負擔，到目前為止，也都是公司在承擔醫療費。但田玉手術期間，公司的領導都沒有過來。」田建黨說，這讓他覺得公司很沒有人情味。
更讓田建黨迷惑不解的是，事件發生半個多月了，公司沒有安排人來說明前因後果，公安也沒有進一步調查——「究竟因為什麼而導致了這樣的事情，仍然沒有搞清楚。我們進不了工廠，甚至連田玉的廠牌、行李都沒有見到過。」田建黨希望等女兒意識清醒後，再慢慢將情況講出來。
像田建黨這樣迷惑的家屬並非個案。
4月8日晚上，記者輾轉聯繫到3月29日「墜樓」死亡的劉志軍的哥哥，對於劉志軍的非正常死亡，家屬也申請了屍檢。期間，劉志軍的哥哥也在旁邊觀看，他說，「比如體表皮膚上有傷痕，但這些問題法醫都進行了解釋，我們找不出可以推翻其結論的有力證據。暫時只能接受。」據劉志軍的哥哥透露，劉志軍的遺體4月9日進行火化，在此之前，富士康已經與家屬達成了撫慰協議，不過，涉及到賠償額等有關協議內容，劉志軍的哥哥表示「不便透露」。
泛化的保密制度
除了家屬不能獲知內情，同一廠區的員工對「墜樓」事件也知之甚少。4月8日下午，《中國經營報》記者在富士康觀瀾科技園進行采訪時，對於6、7日兩天的墜樓事件，其工廠員工絕大多數表示不知情，許多人稱「在車間上班，根本沒法聽說外面的情況」。
在富士康觀瀾科技園的廠門上的巨幅電子顯示屏上，時而亮出紅色的「遵守職業道德，保守商業秘密」這句話。據了解，富士康與蘋果簽訂的合同中一直都包括有保密條款，在協議簽訂後，蘋果的管理人員還常常進行秘密的檢查。這便是富士康實行全廠「信息戒嚴」制度的合理性依據。
據記者了解，富士康廠區內的信息受到最大化控制，廠區內出現任何事件，現場都會迅速被「警衛」封鎖，且不準員工圍觀。「上班時間是不準將頭伸出窗外張望的，否則最嚴重的處罰可能就是被開除出廠。」富士康龍華廠區一名員工告訴記者。
3月31日，本報《富士康真相》報道出來後，許多富士康員工一度通過評論跟帖方式，與記者取得了聯系。但數日之後，記者試圖通過電話聯系一名目擊過4月1日發生在富士康龍華工業區一起工傷事故(傳言未獲官方證實)的基層幹部，該名不願意透露姓名和所在部門的員工回復記者的話卻是：「我有義務和責任為公司的一切進行保密。」
而另一位組長級的女員工給記者的說法是：就像氣象局一樣，知道有颶風又能怎樣，難道告知社會？那樣就會引來更大的恐懼。
富士康一名項目經理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員工墜樓一事與客戶保密協議並無關系，保密協議一般是針對產品的。言下之意，將產品保密協議推衍到整個公司的各個角落，有矯枉過正之嫌。
來源：中國經營報
㈣ 買股票新手入門，新手如何選股票
新手在前期對股市不太了解的情況下，在選股方面個人建議以穩重為主，不要太過於去追求短線利潤，這個需要比較高的選股技巧。對於新手選股給出一下幾點建議共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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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應該選擇那些經營業績好的公司的股票，它們能給股東帶來較多的利益，通常人們稱之為績優股。只要時機合適，在一段時間內它們的漲幅都是很驚人的。與之相對的是垃圾股，指由於公司經營業績差而無人過問的股，我們最好不要去碰。
即將送股配股的股票稱為含權股，在股市上升的時候常常有比較好的表現。這是因為人們預期股票的價格會上升，所以股票增多當然是好事。而在股市下跌的時候，則不受人們歡迎，因為容易貼權。所以在行情好時可以多關注含權股，行情不好時則可以不去管它。
熱點是經常轉移的，我們要善於捕捉熱點，才能保證手中的股票能夠不斷升值。而不會指數上升了很多，你的股票還在原地踏步不動。
就給這些吧，說太多，太深奧也不定能記住。股市這條路很遠，需要慢慢去摸索，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