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姓薛的歷史名人有哪些
1999版《辭海》收錄薛氏25例，《中國人名大辭典》
收錄薛氏224例，《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收錄285例。薛姓的歷史名人戰國時宋國有薛居州；漢代有隱士薛公，又有薛宣，郯人，長安令；隋代有著名文學家薛道衡；唐代有名將薛仁貴，龍門人，封平陽郡公，宰相薛元超，著名女詩人薛濤；宋代有宰相薛紹彭，又有薛居正，監修《五代史》；明代有薛王宣，河津人，理學家。
從西漢開始，薛氏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至唐千餘年，長盛不衰，歷代被封為王、公、侯爵的17人，縣伯、子、男爵的5人，任朝廷文官宰相的3人，各部尚書、侍郎、御史的68人；武官任大將軍的6人，任將軍的9人；地方封疆大吏中任總管、節度使的15人，任州刺吏、郡太守的83人，任州、郡副職文武官員43人。其中著名人物有後魏鎮南將軍、河東康王薛安都；隋末西秦霸王薛舉；唐初四大書畫家之一的薛稷，唐右威大將軍兼安東都護平陽郡公薛禮（又名薛仁貴），薛禮戰勝九姓突厥於天山，軍中有「將軍三箭定天山之歌」，婦孺皆知。薛禮征東，曾路過棗庄開發區石溝營村，此村即是薛禮路過扎營之地。宋司空《五代史》監修薛居正，宋學者官至大理正的薛季宣；明醫學家薛立齋；清總理衙門大臣薛煥，清出使英法比意四國大臣薛福成，清刑部尚書薛允升；當代教育家薛迅，政治家薛子正，藝術家薛覺先等人，都是影響較大的薛姓名人。
薛岳
抗日戰爭的名將，長沙保衛戰天爐戰法大量殺傷了日軍
『貳』 歷屆北京市副市長名字
徐 冰(1949.1--1949.5) 張友漁(1949.5--1958.8)
吳 晗(1949.11--1966.5)
王昆侖 (1955.2--1966.5)
薛子正 (1955.2--1957.8)
馮基平 (1955.2--1964.9)
程宏毅(1955.2--1965.1)
賈庭三(1955.2--1965.2, 1979.5--1979.12)
樂松生 (1955.2--1966.5)
萬 里 (1958.8--1966.5)
王 純(1960.6--1966.5, 1977.11--1983.3)
趙鵬飛(滿族,1960.6--1964.9, 1977.11--1979.12)
趙 凡(1964.9--1966.5)
范 瑾(女, 1964.9--1966.5) 崔月犁(1964.9--1966.5)
牛連壁(1966.6--1967.4)
高 修 (1966.6--1967.4)
楊壽山(1966.6--1967.4, 1973.5--1978.5)
謝北一 (1966.6--1967.4)
楊少橋(1966.6--1967.4)
吳 德(1967.4--1972.5) 鄭維山(1967.4--1970.12) 聶元梓(女, 1967.4--1971.1)
溫玉成(1968.3--1970.5)
楊俊生(1968.10--1976.10)
吳 忠(1973.5--1977.9) 黃作珍(1973.5--1978.5) 劉紹文(1973.5--1977.11)
丁國鈺(1973.5--1977.11) 劉錫昌(1973.5--1977.11) 倪志福(1973.5--1979.12) 謝靜宜(女,1973.5--1976.10)
萬 里(1973.5--1975.1)
王 磊(1973.5--1977.11, 1977.11--1979.12)
賈 汀(1976.10--1978.5) 徐運北(1976.10--1978.5)
趙俊禎(女,1976.10--1977.11)
鄭天翔(1977.11--1978.5)
吳 烈(1977.11--1979.12)
王 憲(1977.11--1979.12)
毛聯珏(1977.11--1979.12)
王笑一(1977.11--1983.3)
劉堅夫(1977.11--1983.3)
葉 林 (1977.11--1983.3)
郭獻瑞 (1977.11--1983.3)
李立功(1977.11--1979.12)
李巧雲(女, 1977.11--1979.12)
白介夫(1979.5--1984.7)
葉子龍(1979.12--1983.3)
雷潔瓊(女, 1979.12--1983.3)
陸 禹 (1979.12--1983.3)
蘇 展 (1979.12--1983.3)
張 彭 (1979.12--1984.7)
陳希同 (1979.12--1983.3)
安 林(1981.4--1984.7)
韓伯平(1983.3--1988.1)
張百發(1983.3--1998.1)
孫孚凌(1983.3--1988.1)
張健民(滿族,1984.8--1993.2) 封明為(1984.8--1988.1)
陳昊蘇(1984.8--1987.8) 黃 超(1984.8--1993.2)
吳 儀(女, 1988.1--1991.6) 蘇仲祥(1988.1--1993.2)
陸宇澄(1988.1--1998.1)
何魯麗(女, 1988.1--1996.12)
王寶森(1991.6--1995.4)
李潤五(1993.2--1995.11) 胡昭廣(1993.2--1998.1) 孟學農(1993.2--2003.1) 段 強(1993.2--1998.1)
金人慶(1995.11--1998.4)
陽安江(1996.1--1998.1) 林文漪(女,1996.11--2003.1)
岳福洪(1997.6--2001.8)
汪光燾(1998.1--2001.11) 劉海燕(1998.1--2003.1)
劉敬民 (1998.1--) 張茅(1998.1--2006.7)
劉淇(1998.5--1999.2)
張福森(1998.5--1999.2)
翟鴻祥(女,1999.3--2007.5) 劉志華(1999.7--2006.6)
孫安民(2003.1--)
范伯元(2003.1--2006.3) 牛有成(2003.1--)
陸 昊(2003.1--)
吉 林(2004.4.20--)
趙鳳桐(2006.3.28--)
丁向陽(2006.10--) 陳剛(2006.10--)
『叄』 孫起孟的追憶偉人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了，中華民族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當時34歲的孫起孟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與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胡厥文等愛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和與其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在重慶發起組織民主建國會這一政治組織。1948年9月以後，孫起孟受民建中央委託，與章乃器、施復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東北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工作。
隨著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住所舉行，大體議定了新政協籌備會參加單位、人數和人選，新政協大會參加單位和人數等。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預備會通過議事日程，完成各項准備工作後，當晚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3個單位134人。孫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開新政協籌備會，並出任了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 「從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起，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工作人員。我親身經歷了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進入1949年的9月，召開人民政協的鑼鼓敲打得越來越緊密了。9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開幕詞是由毛澤東同志作的。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講話!我記得，當他講到『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時，全場掌聲經久不息。雷鳴般的掌聲表露了中國人民對埋葬舊世界，重建新世界的無比高昂情緒。我看見鄰座有幾位年時較高的代表一面流著熱淚，一面使勁地拍掌，我自己也是這樣。」
「9月30日夜，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地閉幕了，時間已近晚上9點，全體代表到北京飯店舉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會以示慶祝。這是一個大場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廳里，喜氣洋洋。代表們紛紛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農民、青年代表和勞動模範、戰斗英雄們向毛主席敬酒;全體青年代表們全部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飲。在宴會進行中間，毛主席叫我去找致公黨主席陳尤金，說是有事要和他談。後來聽說，是關於人事安排的問題。新政協籌備會的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人事安排，對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出面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領導人物直接商談，充分交換意見。特別是恩來同志更是經常地、廣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觸。這件事做得本來已相當妥善，可是聽到陳尤金的一點反映，毛澤東同志還是在百忙中擠出時間與他促膝談心，解決問題。這種赤誠協商的精神和作風確實為後人樹立了值得學習再學習的楷模。」 「在這個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過量的酒，回到勤政殿辦公室已經醉得有點不大清醒了。鑒於齊燕銘經常熬夜，但那晚實在有點支持不下去的樣子。估計開國大典的各項工作已經准備就緒，不會有什麼大事了，我才建議他去睡個整覺，由我來值班。當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後，已是1凌晨。倦意加醉意，幾乎驅使我進入夢鄉。
正在有點朦朧之際，忽然聽得有人進屋的輕微聲響。猛然抬頭一看，周恩來同志已經坐在我的面前。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來同志是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在此期間，我直接、間接地知道他總是工作在我們之前，休息在我們之後，不眠之夜對他來說是常事，新政協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著他的心血。想不到在這時候，他還是精神抖擻地親臨總值班室來檢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來同志不會沒發現我的倦態和窘狀，但他對我不但沒有任何責備，反而耐心細致地指導我怎樣把有關開國大典的幾個重要工作環節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他叮囑我務必檢查清楚開會通知是否准時送達每個政府委員的手裡，因為看來是細節，但這是建國後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初辦沒有經驗，無論如何出不得差錯。他還給我講了開會時與會同志所乘汽車進入天安門的行駛路線，至今我還有幸保存著當時恩來同志畫下的路線圖，圖上有他親筆寫的『東掖門』、『西掖門』字樣。記不準是他親自打電話還是讓我通知當時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楊奇清同志(後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把政府委員的用車事宜安排、檢查好。在向我交待了幾件事情之後，他又親自打電話給當時在天安門上負責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後任北京市副市長），逐項查問了天安門上有關舉行開國大典的准備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來同志在與子正同志通話時提高了嗓門，語氣也十分嚴厲，要他無論如何把有關工作細節一環一環地檢查清楚，不得發生任何紕漏。他還要我轉告當時負責警衛工作的李廣祥同志（後任公安部副部長）一些事情。當他交待檢查完事情離開總值班室時，天已經開始發亮，迎來了我們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50年的發展史，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一瞬而已。斗轉星移，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機關的領導大都先後謝世，而親歷了這一重要歷史時段的孫起孟對於50年前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籌備工作，並擔任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孫起孟來說，當然留下了不少難忘的記憶……
1954年9月15日，孫起孟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同志主持大會並致開幕詞。孫老說:「毛主席的著名論斷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那個開幕詞中講的。」
大會第一天，選舉出了由毛澤東同志等97人組成的主席團；通過了包括制定憲法、制定幾個重要法律、通過政府工作報告、選舉新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等項議程。下午，主席團推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為主席團常務主席，還決定了包括孫起孟在內的11人為大會副秘書長……
孫老回憶一屆人大常委會中中共黨員與黨外人士的比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中共黨員與黨外人士的比例相同，79個常委中，40人是中共黨員，39人是黨外的。周恩來同志解釋擬提名人選的情況並作說明時說，名單取得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在主席團擴大會上提出後在小組會討論。他還說，除了各代表組討論外，各民主黨派自己開會討論也是允許的……
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當時常委會的領導做了很多創造性的工作。那時人大工作相當活躍，立法、監督和代表視察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給孫老留下印象較深的就是「人大把統戰工作作為人大常委會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一屆人大常委會中，黨外各界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那時，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始終保持著一種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氣氛：代表或常委會委員都能充分發表意見，包括不同的意見和批評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更是特別重視黨外的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們的意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
『肆』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著是什麼呀是誰寫的!
人民英雄紀念碑簡介
人民英雄紀念碑位於北京市天安門廣場中心。
人民英雄紀念碑呈方形，建築總面積達3000平方米，碑身高37.94米。碑座分為兩層，四周環有漢白玉欄桿，四面有台階與天安門廣場地面相通。底層座為海棠形，東西寬為50.44米，南北長61.5米；上層座為方形。承托碑身的是大小兩層須彌座。下層須彌座腰部收束，四面嵌有八塊巨大的漢白玉浮雕和兩塊裝飾性浮雕，主題分別是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和百萬大軍勝利渡長江。浮雕高2米，寬2—6.4米，總長40.68米，共雕刻有170多個人物，形象、概括地表現了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百餘年間中國革命的艱苦歷程。上層須彌座四周鐫刻有中國人民所喜愛的菊花、百合花、荷花、牡丹等組成的八個花環。碑心是一塊長14.7米、寬2.9米、厚1米、重約110噸的巨石，其正面（北面）刻有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八個鎦金大字，碑心背面（南面）是周恩來題寫的碑文。碑身兩側用由五星、松柏和旗幟組成的花環浮雕裝飾。整座紀念碑用17000多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偏南部，北面正對天安門，顯得十分雄偉壯觀。
紀念碑奠基
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前夕，舉國上下都為即將誕生的共和國而歡欣鼓舞。這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
當天下午6時，毛澤東率領全體政協委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奠基儀式，並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
隨後，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各建築設計單位、大專院校建築系發出征選紀念碑規劃設計的通知。到1951年，共收到140多件各種形式納杓品槳負蛻杓菩薷姆槳福ń刂棺詈蠖ò甘憊彩盞?40多件）。海外華僑也積極獻計獻策，僑領陳嘉庚組織華僑繪制了圖紙，並製做了水泥柱頭模型，花費15萬多元（舊幣）運費寄給人民英雄紀念碑建造工程處。
在紀念碑建造過程中，毛澤東主席於1955年6月9日為碑心石題寫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周恩來總理書寫了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起草的碑文。
在北京檔案館的檔案中還藏有另一份毛澤東親筆修改的紀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擬寫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將原詞中刪去「紀念碑奠基典禮」幾個字，改為「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改後的碑文深邃精闢，氣勢磅礴，情感深沉，表達出對先烈的敬仰。
（北京檔案館）
紀念碑石料采運資料
紀念碑用17000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碑身為紫灰色的花崗石，浮雕和欄桿為漢白玉，兩層月檯面鋪著青色花崗石，周圍的甬路為橙黃蓊花崗石。石料來自北京房山和山東泰安，其中碑心石出自青島浮山。
采自青島浮山的紀念碑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塊大石料，稱得上是中國建築史上少有的完整花崗石。石坯長14.4米，寬2.72米，厚3米，重達320噸以上。浮雕石料則采自北京房山的漢白玉礦。紀念碑採用了鋼筋混凝土筒體，將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塊牢固地拉結澆築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題字都用陰文鐫刻在石面上，然後採用中國傳統的鎦金方法，做成鋼胎金字鑲嵌進去。碑題、碑文共用黃金130餘兩。
整個紀念碑用1.7萬多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雄偉壯觀、庄嚴肅穆。
（北京檔案館）
人民英雄紀念碑創作花絮
整塊吊裝百噸碑身
1953年春天，在青島浮山開鑿碑心大石料，加工後的凈重有103噸，由鞍鋼調用起重技術和工具，運往火車站。東北電業管理局調用了90噸的平台，石景山鋼鐵廠幫助檢修了兩台起重吊桿，每台可以安全起重50噸、起高40米。整塊百噸大石的吊裝方法，一度成為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反復研究的項目之一。
毛澤東題字
碑的造型確定以後，毛澤東於1955年6月9日題寫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文。
市政府領導將毛澤東手書真跡交興建委員會並轉交給設計組時，大家欣喜萬分，爭先恐後一睹領袖真跡。沒想到毛澤東共寫了兩幅，大家被毛澤東流暢的書法藝術所折服。毛澤東的真跡是寫在中式宣紙信箋上的，豎行自右向左排列，每個字大小約8至9厘米左右。
要使書寫的字跡能符合施工要求，這就需要做選字、放大等一系列細致入微的工作。當時決定由解長賀負責此項工作。接受任務後，首先就是確定選用哪一幅的問題。經與有關同志研究，除原作兩幅外，還選用兩幅中比較完美的字拼成一幅，這樣就有了3個方案。隨著施工的進展，必須早日選定方案。經領導與有關同志反復研究，並請來書法家魏長青先生參加討論。魏先生提出，書法是一門藝術，一個字、一個條幅的字體是具有其氣韻、筆勢和連貫性的，因此不能拆開拼用。最後確定其中的一幅即現在已安裝的那一幅。
碑文方案確定後，如何按照碑身尺寸放大成實樣就提上了日程。以「永」字為例，碑身上是2.2米高，原作為9.5厘米，即需放大23倍才能符合設計要求。為此，解長賀他們到幻燈社，又到當時北京攝影技術水平較高的大北照相館與技師共同探討碑文的放大問題。最終發現，按當時的技術條件要想保證准確無誤地放大，他們都不能完成此項任務。一時間字體放大成了難題。
鑄字耗金132兩
此後碑文實樣解決後，以何種筆法鐫刻的問題又擺到了面前。按照中國傳統，有陽文、陰文和其他多種形式。解長賀他們查閱了多種文史資料，並到北海、頤和園等地做了實地考察，最後總結出還是用陰文為佳。其優點是：容易雕刻，陰文陰影自然形成立體感，同時金字也便於安裝。經領導同意，決定採取陰文，並決定筆道呈「V」型。8個大字都做了足尺模型，為施工創造了有利條件。
金字是紀念碑的主題，要求在施工時必須高標准，要做到萬無一失。施工的技術人員、有經驗的石工師傅們在北京市第一刻字生產合作社、北京市第一五金生產合作社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雕刻字槽、製作字胎、鎦金、安裝和壓光等多道工序。全部金字共用黃金132兩。
碑頂由後輩完成
據當年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的高級建築工程師解長賀老先生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施工過程中，碑頂的設計工作曾一度成了難題，焦點主要集中在碑頂的形式上。按當時提出的構想，有人主張在碑頂上設置中國古式寶頂，有人主張設置雕像，也有人主張設置紅寶石五角星……意見不統一。
1951年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碑奠基地點上陳列了幾個寶頂模型，公開徵求群眾意見。
為了早日確定碑頂的形式，北京市委領導邀請了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範文瀾和其他有關專家，進行了座談。座談之後，周總理作出決定，既然碑頂的形式不好統一，就不要寶頂了。孫中山先生不是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嗎，那就讓後輩子孫去完成碑頂的造型吧！這樣，紀念碑的碑頂就留下了一個約兩米見方的平台。可以說紀念碑的造型是個未完成的傑作。
碑向轉了180度
關於紀念碑正向朝向的確定，按照中國的傳統，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向即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個大字，原設計在南面。
在建設過程中有人提出，人們從東西長安街進入廣場應面對紀念碑正面，建議正面應朝北。根據群眾意見報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經過認真的思索後確定，北面為紀念碑正面。這樣，紀念碑就旋轉了180度，施工過程中「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也就鑲嵌在了紀念碑的北面。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小記
在黨中央及北京市委領導下成立了以彭真同志為主任的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根據政協第一次會議決議精神，組織了解放後第一次國內大型美術創作活動——人民英雄紀念碑十面浮雕創作。經過雕刻家、畫家、史學家、建築家及廣大石刻藝人的共同努力，歷經六年時間完成了當時國內最大的第一座紀念性的建築工程。三十年後此項工程在全國第一次城市雕塑評獎活動中獲得最佳作品獎。
1952年下半年，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部分教師、學生開始為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做准備工作。一方面從北京、曲陽等地請來了具有相當技術水平的石刻藝人，在美術學院為他們開辦了學習班，提高藝術修養，並學習使用點線機及刻劃寫實性的石雕作品方法：一方面從各地調集人員，組織一些史學家、畫家、雕刻家開始探討、研究。根據政協通過的碑文內容，擬定十面浮雕的題材和內容。經過學習、訪問、社會調查等一系列工作，初步提出了十幾個主題設計方案，向各界領導及群眾廣泛徵求意見。在劉開渠等同志的具體領導下，經過反復研討，重新調整了題材、構圖，確定了正面為「勝利渡長江，解放全中國、支援前線和歡迎人民解放軍」的主題，由劉開渠先生主稿；西側為「抗日游擊戰」，由張松鶴先生主稿；「八一南昌起義」由蕭傳玖先生主稿；背後「五卅運動」由王臨乙先生主稿；「五四運動」由滑田友先生主稿；「武昌起義」由傅天仇先生主稿；東側「金田起義」由王丙召先生主稿；「焚燒鴉片」由曾竹韶先生主稿。題材確定後即著手塑造1/4小稿工作，走訪各界，搜集形象素材，同時開始對石料進行科學的調查研究工作。為了爭取更多的創作時間，採取了先進行碑座施工，後安裝石雕浮雕的方案。在創作過程中，不僅將小稿送市委討論並報中央批准，還將小稿陳列在北海公園，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在這個基礎上又進行了1/2稿的塑造工作。並組織老專家們在國內各大石窟進行參觀考察，拍攝了大量照片資料，翻制大量實物。經過對古今中外許多浮雕進行的分析研究，確定了現今作品的風格，即浮雕人物比例適當，場面宏偉、生動、活潑，表現的內容深刻；與廣場其它建築不僅在色彩上，而且在比例上、體量上均比較協調，成為歌頌英雄、教育人民的很好的形象教材。
在當時的創作過程中，經過反復討論確定了幾個需要統一的問題，即關於畫面是否出現具體人物形象問題，是否出現反面人物問題，是否通過暴露敵人的殘酷來歌頌英雄的問題，等等。經過上上下下交換意見，最後確立了不出現具體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畫面更多的概括表現人民英雄英勇奮戰，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為主題的形象，不去過多地暴露敵人殘酷的一面。至於構圖，當時不僅有可供參考的希臘巴底農式表現方式，也有中國禮佛圖式的構圖方法，更有在當時新出現的蘇聯大透視的「宣誓」的構圖。經過研究討論，確定了現在的構圖方法，它不拘泥於平行構圖，每幅構圖從內容出發，盡量使其表現充分，注意互相呼應，保持了與建築的和諧。
先後參加這一創作活動的有數十位同志，根據本人回憶，記述如下，歡迎當年的共事者補充、修正。
領導及主要過程設計負責人有薛子正、賈國聊、梁思成、鄭振鐸、劉開渠、阮志大、梁思思敬、凌徽因、華克專。
參加籌備和最後完成的雕塑家及青年助手有劉開渠、張松鶴、蕭傳玖、王臨乙、滑田友、傅天仇、王丙召、曾竹韶、劉士銘、鄒佩珠、王卓予、王殿臣、謝加聲、瀋海駒、陳天夏、肖敏、王鵬、陳淑光、吳汝劍、李禎祥、祖文軒、王萬景；先學石刻，後作助手的有李唐壽、胡博聞、關玉璋、秦宗一、韋植葉等。
畫家有吳作人、古元、艾中信、彥涵、馮法、董希文、李宗津、王琦、王式廓及青年張文新。
當時參加碑身花紋設計的有工藝美術家邱陵、羅天勉，參加花紋雕塑的有張開先、黃少軍、周西珍等人。
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通過生動的浮雕畫面，使人民了解了近百年來人民英雄創造的血與火的歷史。浮雕客觀地評價了歷史，歌頌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一永恆的主題。
紀念碑浮雕創作集體，不計報酬，不圖名利，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同時還培養了大批人材，並對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世界五大洲的朋友到中國訪問，都要到這座紀念碑前肅立瞻仰，敬獻花圈。這個集體先後接待了保加利亞著名雕塑家，蘇聯著名雕塑大師馬尼澤爾，日本畫家山口逢春等國際友人的來訪，為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附：部分石雕藝人名單
冉景文、劉潤芳、王二生、高生元、劉志豐、劉藝民、劉蘭星、王勝潔、劉秉傑、曹學靜、劉進聲、楊志卿、楊志金、劉典術、劉志惠、劉志傑、高玉彥、曹邦玉、劉銀奇、劉印登、劉紀銀等。 （文·李禎祥）
『伍』 薛子正其人簡歷
薛子正，多用於中國人名，最為知名者為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薛子正（1905—1980），四川省梁山縣（今重慶市梁平縣）人；上海大學肄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任團長兼團政委；1936年後，任閩北軍區司令員、閩贛軍區副參謀長、江西軍區參謀長、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軍事組組長；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參謀長、晉察冀軍政大學辦公廳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副市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80年7月在北京去世，[1]享年75歲。 http://ke..com/link?url=
『陸』 歷史上姓薛的名人有哪些 上姓薛的名人分布
薛姓的歷史名人戰國時宋國有薛居州；漢代有隱士薛公，又有薛宣，郯人，長安令；隋代有著名文學家薛道衡；唐代有名將薛仁貴，龍門人，封平陽郡公，宰相薛元超，著名女詩人薛濤；宋代有宰相薛紹彭，又有薛居正，監修《五代史》；明代有薛王宣，河津人，理學家。
從西漢開始，薛氏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至唐千餘年，長盛不衰，歷代被封為王、公、侯爵的17人，縣伯、子、男爵的5人，任朝廷文官宰相的3人，各部尚書、侍郎、御史的68人；武官任大將軍的6人，任將軍的9人。
地方封疆大吏中任總管、節度使的15人，任州刺吏、郡太守的83人，任州、郡副職文武官員43人。其中著名人物有後魏鎮南將軍、河東康王薛安都；隋末西秦霸王薛舉。
唐初四大書畫家之一的薛稷，唐右威大將軍兼安東都護平陽郡公薛禮（又名薛仁貴），薛禮戰勝九姓突厥於天山，軍中有「將軍三箭定天山之歌」，婦孺皆知。薛禮征東，曾路過棗庄開發區石溝營村，此村即是薛禮路過扎營之地。
宋司空《五代史》監修薛居正，宋學者官至大理正的薛季宣；明醫學家薛立齋；清總理衙門大臣薛煥，清出使英法比意四國大臣薛福成，清刑部尚書薛允升；當代教育家薛迅，政治家薛子正，藝術家薛覺先等人，都是影響較大的薛姓名人。
(6)薛子正擴展閱讀：
知名人物
1、薛舉
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人，隋大業三年（公元617年）曾與其子仁果舉兵，自稱西秦霸王，據隴西之地，率眾三十萬，不久稱帝，遷都天水。後其子繼位，兵敗降唐。
2、薛稷
蒲州汾陰人，唐朝大臣、書畫家。曾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善畫人物、鳥獸，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他的書法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稱「唐初四大家」。
3、薛濤
字洪度（770-832），一作宏度，長安（今陝西省西安）人，唐代女詩人，姿容美艷，性敏慧，8歲能詩，洞曉音律，多才藝，聲名傾動一時。父早亡，淪為歌妓。善歌舞、工詩詞，曾創制深紅小箋寫詩，人稱薛濤箋。明人輯有《薛濤詩》。
4、薛溫
字尼卿，道衡兄，河東汾陰（今山西寶鼎）人。仕周至燕都太守。宣政元年（五七八）賜爵齊安縣子。博覽古典，尤善隸書。
5、薛仁貴
薛仁貴 薛禮（614－683年3月24日），字仁貴，漢族，山西絳州龍門修村人（今山西河津市城東十里之遙的修村），唐朝名將，著名軍事家、政治家，道教傳其為白虎星君下凡。
隨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創造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遼東」、「仁政高麗國」、「愛民象州城」、「脫帽退萬敵」等諸方面在軍事、政治上的赫赫功勛。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薛姓
『柒』 薛蠻子的父親是誰 薛蠻子簡歷 薛蠻子的兒子圖片(3)
薛蠻子的父親薛子正，1925年參加革命，後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1949年以後歷任北京市市委秘書長、副市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曾經協助周恩來在重慶國共兩黨的談判事務，重慶的著名革命聖地曾家岩的周公館的碑牌上也有薛蠻子父親的大名。
『捌』 薛子正是誰
薛子正，多用於中國人名，最為知名者為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薛子正（1905—1980），四川省梁山縣（今重慶市梁平縣）人；上海大學肄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任團長兼團政委；1936年後，任閩北軍區司令員、閩贛軍區副參謀長、江西軍區參謀長、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軍事組組長；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參謀長、晉察冀軍政大學辦公廳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副市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80年7月在北京去世，享年75歲。
薛子正是一個政治、軍事理論家，他在《新華日報》、《群眾》雜志上發表過《論運動戰》、《論太平洋戰局》、《從大陸上擊敗日本》、《紅軍英勇戰斗的一年》等文章。
1939年，他隨葉劍英同志去湖南衡陽、衡山一帶開辦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任上校教官。無論是課堂理論教學，還是野外訓練，他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和雷厲風行、紀律嚴明的教學方法和工作作風，受到學員和當地群眾的交口稱贊。
1940年5月，他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46年黨安排薛子正在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任調解處處長、參謀長，協助葉劍英同志揭露美蔣發動內戰的陰謀，爭取和團結愛國民主人士，做出卓著的成績，受到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的贊揚。
望採納
『玖』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權威回顧
吳良鏞談《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
1951年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碑奠基地點，陳列了三個模型：一個是五分之一縮小的大模型，另兩個是有坡頂及有群像的小模型。圖為五分之一縮尺的大模型。（資料圖片）
1950年底，我自美國留學歸國，1951年初即隨梁思成先生參加一些會議和工作，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項。關於這件事的具體情況，1978年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20周年時，我曾經寫了一篇介紹文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創作成就——紀念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於《建築學報》1978年第2期），時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說，可謂「近史鉤沉」。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屆政協會議閉幕後，毛主席在夜色中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由於較為匆忙，未顧及整個廣場的布局，待到深化設計時發現奠基的位置離天安門和旗桿太近，當時還在醞釀碑身加高，如此就更會覺得空間局促。梁先生告訴我他曾向彭真匯報：要不要向主席請示往南挪？彭說主席那麼忙，你們要怎麼挪就怎麼挪吧。後來經過數次方案設計，最終由北京市規劃局的趙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絨線胡同東部路口。這個位置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合適的，即處於中軸線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為建國十周年規劃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設計選址留有餘地，使得這三個建築物與天安門之間形成菱形關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視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進行過調整，毛主席題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國傳統，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過程中發現，主要的人流是從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觀眾多集中在廣場的北部，這樣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門廣場有大型紀念活動時更是這樣，因此決定一反傳統，調轉方向，正面面對北面的天安門。當時，巨大的碑心石已經運至工地南頭，而天安門廣場原千步廊的長牆尚未拆除（直至國慶十周年期間廣場才擴大），因而空間局促，要想把這樣長的一塊巨石再從南向北轉向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最終還是想盡辦法實現了。這一舉措對後來廣場的擴建，特別是毛主席紀念堂的面向問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雖已選定，但仍在不斷地推敲改進，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變動，例如：原方案中曾設計從紀念碑內部通過電梯直達頂層，向四周瞭望，紀念碑下還有檢閱台，內部有陳列室，後來這些都取消了，僅以「紀念碑」為主。我記得當時鄭振鐸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討論設計方案的改動，可惜後來鄭先生遭遇空難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議事的知音。
紀念碑的建築細部也經過精細的處理，並博採眾長，可謂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順應中軸線，東西短，南北長，繼承了中國傳統台基的慣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處略有收分，使得紀念碑更挺拔、有力，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紀念碑的紋樣設計上，還有些設計者希望要新穎，林徽因先生則著眼於花紋飽滿，認為這樣顯得有精神，盡管林先生的草圖未被完全採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後，梁先生為她設計墓地，被批准將她的一幅圖稿試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題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設計時是預先代擬的，後來由毛主席信手題寫在大信紙上，很灑脫，經過精心放大和修飾，最終鐫刻在石碑上。紀念碑的背面是周恩來總理題寫的政協贊文，字數較多，由於他平時工作繁忙，難以靜心書寫，因而特別抽出一兩天時間住在北戴河，寫了兩個稿子供選用。碑身的文字鐫刻完成之後，要進行鎏金，再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砂眼」，最後再用瑪瑙普遍細致地磨一遍，確定沒有瑕疵，以防日後因雨水的侵蝕而變質。這也足見當時發揮了藝匠的傳統工藝，施工認真、精細。 雕塑創作在紀念碑設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內容經由範文瀾先生領導的小組認真推敲，並由中央審定，包括八個題材、十塊浮雕，分別是焚燒鴉片、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及解放全國（支援前線—勝利渡江—歡迎人民解放軍）。由畫家勾畫草稿，征詢意見。最初設計的畫面上曾出現洪秀全、林則徐等知名人物，還包括一些當時仍然健在的領袖人物，將來在碑前擺放花圈就非常不恰當，於是轉而著力表現群體。現在看來這一決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個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時也許就會遭遇麻煩。
八個題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選出來的雕塑家來完成的，他們都是老一代的有聲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臨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學讀書時，就在重慶參觀過他的創作「大禹治水」；劉開渠先生負責最長的一段，即「解放中國」，其他還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竹韶老兼為雕塑、音樂大家，德高望重，2012年3月12日剛剛辭世，長壽104歲。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專門蓋了一座臨時工棚，作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創作見解已成過去，大家共同進入理性的思維，互相觀摩討論，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在創作過程中，除了借鑒西方紀念碑的典範，還結隊赴西安、洛陽龍門石窟等地參觀鑒賞中國古代的雕刻遺產，並將一些雕刻精品復制下來，觀摩學習，現藏於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昭陵四駿」復本，便是那時得來的。
雕塑的實際鐫刻，有賴於相當數量的「藝匠」去完成。這類人才難得，最後遴選出一位琉璃廠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養，那時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為練習，梁先生家還獲贈了一座。這批「藝匠」後來成為北京雕塑工廠的骨幹。
值得一提的是，在紀念碑建設過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參加薛子正秘書長召開的不定時的工作會議。一、兩次會後，莫先生對會議內容不感興趣並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參會。最初，我的主要任務是和雕塑家聯系，討論一些設計細則，不時去參觀他們的創作，增長了我對雕塑藝術的修養，終身受益，同時我也與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劉開渠先生邀請我參加城市雕塑委員會，其實淵源於此。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謀劃之初希望能夠盡快完成，當時百廢待興，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不斷推進。但是，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並沒有急躁，在設計和建造的各個環節中，都注重質量、精益求精，歷時九年方畢其功。在營建過程中也一直存在爭議，在建築界，基於新古典主義與現代建築思潮的不同學術觀點一直隱隱存在，例如有人批評它太一般、陳舊，這未免難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紀念碑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艱難的探索和創造過程。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之後，有些其他紀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岡山紀念碑。百家爭鳴對學術、對建築創作是必要的，一時難於下結論，允許充分爭鳴，但是有些建設是有時間性的，不能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對於一些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在決策後就「定於一是」，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紀念碑的基本方案確定之後，設計也一直在改進中，從戰略原則到具體實踐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改進。事實證明，這一系列的改動原則上都是正確的，事後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試想如果當時採用了高台基加三個門洞的方案，一個高台基堵在廣場的中央，那麼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就難於取得現有的效果。
當然，「定於一是」也不能過早，在設計尚未成熟時就匆忙作決定，這難免會造成遺憾。例如，碑頂的方案當時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圖是用中國傳統的碑頂形式，借鑒了嵩陽書院碑、北海的瓊島春陰等傳統碑額，並加以創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認為太古。後來梁先生病了，直到病癒，未再過問紀念碑的事，在劉開渠的主持下，選用了小屋頂的廡殿式的方案，此過程中由阮志大具體設計，還包括梁先生未確定下來的花紋等。在紀念碑落成之後，對於碑頂仍頗有爭議，1959年，吳晗副市長主持國慶工程審查時，特意請參會專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頂改建方案，但最終也未作出滿意的結果。我寫此文時，遐想將紀念碑的碑頂設計為傳統的碑額並輔以現實意義紋樣，而不是蓋上一個一般化的廡殿頂，可能會更加風度不凡。總之，「百家爭鳴，定於一是」，直到整個設計過程的完結，這可以說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並蘊含著指揮的藝術。
此外，我還要特別緬懷該項目的卓越領導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彭真擔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當時為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後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領導下一一具體落實的。如前所述，建築家與雕塑家一時意見不同，薛子正特意將時任杭州市副市長的劉開渠調來，再未開大會，而是遇到問題開小規模的會來討論解決，推進工作，在一些細部處理上他還曾邀請其他專家參與意見（如曾專門邀請楊廷寶先生來京討論）。他作為領導非常認真，處事也很得體，既廣泛吸收意見，又不乏個人的果斷決策。薛子正是我回國後接觸到的第一位領導幹部，對於作為年輕學人的我非常愛護，我至今感念。薛子正為人爽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梁先生難免見解不一，進行辯論，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說無微不至地照顧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中，梁先生幾乎已經失去了自由，一個晚上他專門去找薛子正，說：「彭真被劃為黑幫，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著急，勸梁先生：「這都什麼時候了，你什麼都不要說，什麼人都不要找，趕緊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後期，薛子正被釋，楊廷寶、陳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過他。這件事是他告訴我的，革命友誼之深，實根源於共同的事業。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難得的精品，事隔55年，細細品味，氣壯山河的時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詩般的建築里，氣象萬千，今日思之仍激動不已，其中所蘊含的創作精神，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值得我們今天繼續繼承發揚，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築工作者等能從中得到教益。
（吳良鏞，1922年生於南京，著名建築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拾』 我們都知道北京八寶山，那麼它是怎麼由來的
北京八寶山我們都很了解了，八寶山的革命公墓是我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我國規格建制最高的園林式公墓。八寶山是由兩座山峰構成的，海拔最高處為一百多米，八寶山的山勢比較低緩，它最早起源於明朝，原名延壽寺，後來改名為褒忠護國寺，是當時明清時期文武百官退休養老的地方後來被徵用改名為北京市革命公墓，70年代又改名為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現在又增加了八寶山人民公墓。
其實，關於八寶山的「八寶」，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傳說，就是老兩口種絲瓜然後被人騙，說要用絲瓜救孩子的命，實則是想拿到山裡的寶貝，山裡一共有八種寶貝，所以也就叫八寶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