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論_什麼是文明沖突論

❶ 文明沖突論有哪些核心觀點

（一）「文明沖突論」的主要觀點
亨廷頓首次提出「文明沖突論」是在1993年。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全面的總結歸納，「文明沖突論」基本定型。「文明沖突論」有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一、導致未來沖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異治，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人類在經歷了君主沖突、民族國家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之後，將進入文明沖突的階段。
按照亨廷頓的說法，文明是一種文化的統一體，文明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種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世界將由七八種主要文明相互作用而形成，它們包括西方、儒教、日本、伊斯蘭、印度、南斯拉夫—東正教、拉美及非洲文明。未來的沖突將在把這些文明分隔開的文明交界處爆發。
二、導致文明沖突的理由有：文明的差異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的相互影響加深，強化了人們的文明意識，加劇了文明之間的敵對情緒；全球經濟和社會變革正在把人們從地域屬性中分開，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地位；西方處於權力頂峰，刺激了其他地區文明意識的發展；文化特性和差異不易改變，也難以用妥協的方式解決，等等。
三、西方和非西方的對抗將成為沖突的焦點。亨廷頓認為，西方與非西方沖突的根源在於軍事、經濟、社會制度的競爭和與基本價值觀念及思想信仰有關的文化差異。未來國際政治的核心因素，將是西方與非西方的沖突。非西方社會希望走一條現代化但卻不西化的道路。在可預見的未來，沖突焦點將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與西方陣營間爆發的紛爭。
四、文明沖突的主要形式一般有兩種，一是地區或微觀層次上的沖突，即屬於不同文明的毗鄰國家或一國內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的斷層線沖突；二是全球或宏觀層次上的沖突，即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的核心沖突。其中，斷層線沖突具有相對持久、時斷時續、暴力水平高的特點，它不可能徹底消除，只能暫時中止。

（二）「文明沖突論」主要觀點評析
自「文明沖突論」提出以來，人們對此褒貶不一，見仁見智。一些西方輿論和西方政要認為，過去幾年的事件證實了亨廷頓的判斷，世界政治熱點恰恰發生在文明的斷層線上；「文明沖突論」將使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理解發生革命性的變革，為理解21世紀全球政治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特別是「9·11」事件後，美國更有人認為，這一事件凸顯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不幸有效」。
然而大多數西方政治家和學者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因權力、財富、分配不公以及大國不尊重小國引起的沖突大大超過基督教、儒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文明沖突。「文明沖突論」把各種「文明」割裂開來，只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異，而沒有看到各種文明歷史上發生過的相互重疊和滲透，忽視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

❷ 文明沖突論

主要應該是從文明起源論證反對沖突論。比如文明在不同地區具有相似性，再追溯到人類發展史，人類本身具有同根同源性，所以由人類帶來的文明表面沖突，實則唯一，共性大於差異，此外還可以從後現代視角破解文明與沖突。這些只是意識形態構建，不是事實，或者說是主觀臆想。當然還可以用共同體或者世界趨同論，來反駁文明沖突論。

❸ 為什麼說文明沖突論是錯誤的

文明沖突論更加像是一種種族主義理論。

❹ 求亨廷頓《文明沖突論》一文的中文版

"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乃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亨廷頓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後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沖突"理論（ClashofCivilization）。1993年夏季號《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發表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The 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並引起學術界廣泛而激烈的競說爭鳴；亨廷頓本人隨後也不斷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進一步為自己的觀點進行申辯和解釋，其中包含了作者對自己個別觀點的修改。這些觀點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麼？》（IfNotCivilization,What?）（《外交》季刊1993年冬季號），《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The WestCivilization:Unique，NotUniversal）（《外交》季刊1996年冬季號），以及專著《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頓還就文明沖突問題，在不少國家、大學、學術機構作過專題演說，但主體觀點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學術文獻中表達的思想。

我國學術界對亨廷頓的觀點的反應是敏感而及時的，且經歷了並仍在經歷著復雜的論爭，以至於"文明沖突論"在中國學術界的爭論，已大有從一個"敏感"的學術命題，轉變為一個"敏感"的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之勢。正因如此，我們打算從亨廷頓的觀點本身和哲學、國際政治學方法論的角度談以下三點。

對亨氏"文明沖突論"之價值評析，我國大多數學者認為，亨廷頓教授的許多觀點，特別是他研究國際政治的方法論，在學術上有其獨到之處，並承認，亨氏所討論的問題，在現實國際關系中，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具有重大潛在影響的問題，但同時強調，亨氏文明沖突論的結論有失偏頗，且有為美國當權者謀劃稱霸世界之嫌。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核心觀點有以下幾點。其一，未來世界的國際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內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沖突的性質分不開的。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系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其二，文明沖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復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一般來說，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間最可能的是相互疏遠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敵對的關系，而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戰和冷和平；種族沖突會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將人們分開的同時，文化的相似之處將人們帶到了一起，並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和合作，這有助於削弱或消除隔閡。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適用的；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沖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沖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等等。

在亨氏的言論中，盡管沒有太多地直接談論未來中國在文明沖突中將會如何，但涉及中國的論述應該說不算少，因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沖突論中的最為重要的文明類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觀點更是許多國人而不僅僅是國際問題專家感到驚異和不能接受：文明間的關系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文明的沖突具有或可能具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最危險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CoreStateWars）；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復興和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系可能是最危險的關系，等等。亨氏的這些觀點，可以說為我國政界高層和學界人士廣為熟知，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對亨廷頓的這些觀點，我們學界乃至政界對其評價是"結論失當"。

如果要在"適當"與"失當"之間做出選擇，給亨氏理論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說法"，筆者也會說，亨氏的看法失當，是片面的，有失學術的公允、嚴謹，偏頗太大，如此這般。但是，亨氏的觀點，不僅僅是一個"適當"與"失當"的"理論結論"問題，而更是一個是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到底向何處去的問題。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價值選擇上，因此，亨氏的觀點、學說正是基於對利益與價值作出雙重權衡和選擇後，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而提出。我們在理直氣壯地批判他人的觀點，說他的看法錯誤或"失當"，他的論據不全面、不充分，論點不能成立時，更應當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觀和價值觀，他的理論可能給世界上各國及未來國際社會帶來何種"利益"、"價值"和"秩序"。因此，未來國際中的真實的"利益安排"、"價值標准"和"秩序結構"，也就由亨廷頓的"明確提醒"，特別是由於他從文化大視野這一角度對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本身作出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提醒"之後，更應當注意其觀點的實質，表達自己的科學的構想，促進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向著健康文明的方向發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觀點和他的文獻所詳盡地表明的他在"文明沖突"方面的全部觀點，都能從歷史、現實和理論中找到"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而筆者更關注的是，亨氏作為著名學者，對我們作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從而作出相應的反應。在筆者看來，亨氏的"提醒"有六個方面，兩大作用。六個方面是：在冷戰中形成的國際政治諸要素還會在後冷戰時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前沿關注著什麼；美國的戰略思想動態和實際戰略選擇將會走向何方；文明這一"軟要素"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價值到底如何；正在奮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拼搏的中國，別人怎樣認識我們，我們在怎樣、應怎樣認識別人（國）和世界；中國的國際政治理想和抱負（應）是什麼，能實現嗎？兩大作用是：活躍了我們的學術，使國際政治學更具活力，盡管其中產生了一些不諧跡象；激活了我國的實際國際政治抉擇，盡管這些年我國政界仍主要遵循鄧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頗具特色的中國國際戰略，但亨氏的"文明沖突論"顯然引起了我國高層政界的注意，並潛在地作出了和將會作出政治上的回應。

塑造"文明和諧"的理想世界是否可能？

在亨氏的"文明沖突"的主張中，本已包含了少許"文明和諧"的因子，他既聲稱文明沖突是未來國際沖突的根源，又聲稱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諧論"確實值得關注。因為，人及人類的本質規定性在於"社會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於是社會的動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會性中的精神物質總體。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諧，並最終生長出一個共同的"人類文明"，事關人類整體。

首先，除了文明間所業已存在的沖突之外，文明間過去的歷史是否表明了"和諧存在"？很顯然，文明，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有相互的沖突，更有和諧共存，即使沖突，也往往可能產生更優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沖擊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長。因為，萬事萬物皆有沖突發生，皆有共存共處之狀況，皆有斗爭中的消滅、新生和發展。哲學原理和客觀事實幾乎都能證明這個簡單真理。

其次，中國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滿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長，的確是一個波瀾壯闊、生生不息的過程。因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國文化才自強不息；因為文化交融，中國目前正經歷著文明變更與文化重振的艱難雙重奏，這個艱難的雙重奏會使中國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為什麼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會由這樣的"沖突"向著那樣的"和諧"而升華呢？

中華文化與文明和諧

亨廷頓顯眼地將儒家（中國）文化列為未來文明沖突中最可能"惹麻煩"的文明，聲言中國文明將對世界構成挑戰。這顯然是亨廷頓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文明的別有用意，其觀點的症結在於西方文明和植根於其上的民族和國家仍以一種"征服"和"敵視"哲學在評判其他文明及其發展。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正在實現復興的中華文明是挑戰性的，它挑戰著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也挑戰其它文明。當我們的文明在歷經幾千年遞變之後實現偉大復興，這當然是對其他文明的挑戰，但不會是破壞性而是建設性的，會極大的促進文明和諧和世界文明，因為我們既在提倡也在踐行著和平共處原則。

事實上，當前的中華文化在所及的地域范圍上，在影響力所及的民族或人群上，都還相當有限。不過，當前，中國除了向世界傳播自己的先進文化，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之外，更需要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用活：示以弱而不弱，示以弱而存剛，示以小以養其大。

所以，要能和亨氏的理論相匹敵，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支持"或反對亨氏觀點，而是在亨氏逼人的"文明沖突論"面前，尋找到屬於我們文化的獨特的"至柔至剛"的文化關系及國際政治理論與方略，使我們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化資源能夠促進"和諧的文明關系"及相應的未來世界秩序。

主要論點：文明沖突將是未來沖突的主導模式

1. 理由

（1）歷史事實

（2）世界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

（3）因為現代化及社會變遷，宗教填補了人從傳統中跳脫後的真空

（4）認為全球化不應該等於西化

（5）文化的差異是不易改變的

（6）經濟的地區主義增長（例如：歐盟/歐協，EU）

2. 現代文明與候選文明（彼此可能沖突的文明）

現代文明

（1）印度教文明

（2）伊斯蘭教文明

（3）日本文明

（4）東正教文明

（5）中華(儒家)文明

（6）西方文明

候選文明

（1）非洲文明

（2）拉丁美洲文明

3. 推論未來趨勢

（1）西方大國主導時代在終結

（2）新興大國反西方且偏愛自己的文化規范

（3）以內部文化價值做為個人和政治認同日漸重要

反對觀點

1. 問題

（1）未解釋為何會有對「文明」的忠誠

（2）討論到大國時，文化成為不重要的因素（反而是政經軍勢力）

（3）文明的核心國和文明並非對等

（4）文明不會做決定，也無法受到控制（文明不具備國家的功能）

（5）今世界上的主要沖突是內部沖突，而非國家間沖突，所以理由（1）不

見得是事實

（6）理由（5）本身只是一種現象觀察，不可說是一種論點

（7）其他理由是由於現代化和全球主義造成的

2. 反例

（1）波斯灣戰爭是伊斯蘭文明內部沖突

（2）兩伊戰爭

（3）美國援助波斯尼亞之穆斯林，西方各國支持也不同

❺ 文明沖突論是由美國的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提出對嗎

"文明沖突論"的創始人，乃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亨廷頓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後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沖突"理論（ClashofCivilization）。這些觀點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麼？》，《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專著《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頓還就文明沖突問題，在不少國家、大學、學術機構作過專題演說，但主體觀點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學術文獻中表達的思想。

❻ 亨廷頓文明沖突論意義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及其意義

美國出版的國際政治和事務的權威刊物《外交》，在其1993年夏季號上，發表了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延頓的「諸文明的沖突嗎？」一文。亨廷頓教授是研究國際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專家，「諸文明的沖突嗎？」一文則是作者站在國際政治及全球文化戰略發展的角度，對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沖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該文及其所主張的「文明沖突」論一發表，就在歐美國家、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及港、台學都中引起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詞，已見於近年來西方及世界的主要報刊雜志的政治理論和評論中。因此可以說「文明沖突論」，是20和21世紀末仍直現在影響最大的國家政治理論之一。

一、文明沖突論的主要內容

在亨廷頓看來，一種文明就是一個文化實體，每一種文明都有區別於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徵，無論這種文明就人口和國土規模看是大的（中國），還是小的（講英語的加勒比人）。西方人傾向於把民族國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導因素，但實質上，只有幾個世紀的歷史情形能與引此符合，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候都是文明的歷史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因此，文明的歷史意義比國家更大，為弄清世界的發展趨勢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間的沖突的原因。

亨廷頓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觀點的主要論據：文明之間的沖突將是現代世界沖突演化過程中的最新階段，亨廷頓認為：一般說來從標志著現代國家體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為，世界范圍的沖突經歷了幾種重大形式。在《和約》之後的150年間，首先是王子之間、皇帝之間、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制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所爭斗的最重要的資源是土地，還有企圖擴大自已的官僚機構、軍隊、重商主義意義上的經濟實力等等。這場沖突的結果是在沖突中逐漸產生了民族國家。其後，是法國大革命後開始的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沖突。這種19世紀的沖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結束。再後，就是俄國革命及其對這場革命的反對，使國家之間的沖突讓位於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概括起來，以上發生在王子之間、國家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基本上僅僅是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是「西方的內戰」。無論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早期的17世紀、18世紀、19世紀的戰爭，還是占據幾十年歷史的冷戰，都是西方文明的內戰。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階段，集中表現為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之間，以及非西方文明內部之間的相互作用。非西方國家和文明不甘成為歷史的奴僕，西方殖民主義的目標，而是加入到西方、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構造者，這就構成了最新形式文明沖突的背景。

在亨廷頓看來，由於世界的沖突進入到一個新階段，文明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

（一）文明的差異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不同級別對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等級的孰先孰後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樣，對神與人、個體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這些差異是多少世紀的產物，它們不會很快消逝。這些分歧比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離在縮小，各種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增強，這就強化了對文明之間的差異的意識和自身的文明意識。在強化人們意識的同時，反過來加劇了歷史由來已久的分歧和敵對。

（三）全球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在使人們擺脫地域認同的同時，弱化了把民族國家看作認同的源泉，宗教開始起來填補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沖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發展所造成的雙重點作用和後果，強化了文明意識的增長。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頂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強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產生尋根現象，許多國家出現了回到自身文化傳統的趨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異的變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經濟的特性和差異那樣能輕易地化解和沖淡。在階級和意識形態類型的沖突中，核心問題是：「你站在哪一邊？」人們能夠選擇他站在哪一方或改變他站在哪一方。而在文明的沖突中，問題的核心卻是：「你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它涉及的是一個不可改變的既定的東西。文化和宗教使人們之間的分離變得涇渭分明，並具有相當的頑固性。

（六）經濟區域化的發展強化了文明的沖突。區域經濟集團的重要性在未來會日益增大。歐共體建立在歐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礎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功依賴於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文化。

在亨廷頓看來，以上六個方面的文明沖突，將以微觀和宏觀兩種形式表現出來。在微觀層面上，文明斷層的相鄰的集團通常將以武力方式相互爭斗，以控制土地和對方，這可以說是一種「硬」的沖突形式；在宏觀層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將以軍事和經濟實力為手段，爭奪以國際組織和第三者的控制權，競向推崇自己獨有的政治和宗教價值觀，這可以說是一種「軟」的沖突形式。亨廷頓預計，未來世界政治的軸心可能是西方與所有非西文的沖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對西方強力和價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沖突論」的發展

亨廷頓認為，在對抗西方文明的聯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經出現的儒教與伊斯蘭教向西方利益、價值、強力提出挑戰。因為，儒教、伊斯蘭教與拉丁美洲、東歐、前蘇聯不一樣，最難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作為西方文明的辯護者，美國的捍衛者，亨廷頓為西方面臨這場文明的沖突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應付措施。但他認為，長遠地看，還需要採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戰略性措施。當時他認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現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試圖成為現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因而，他在原則上提出了幾條應付非西方文明挑戰的措施。

（一）西方將與起來越近西方價值和利益、同時與西方大相徑庭的非西方的現代文明學會相處。這就是要求西方擁有維護自己與保護這些利益必然相關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二）與此同時，還要求西方學會更深刻地理解作為這些文明基礎基本宗教和哲學前提，以及這些文明中的人們看待他們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盡力去辯認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的共同性因素。因為在看得見的將來，不會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個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種文明都不得不學會與其他文明共處。

這些思路，他在幾的後出版的《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如果說幾年前亨廷頓主要關注的是怎樣對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戰的話，那麼，後來他所關注的則是西方文明本身應當怎麼自重自強。用一名話來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點究竟是什麼，以及西方文明應當怎樣自強以應付日益劇烈的文明沖突。在幾年前提出的「文明沖突」的基礎上，可以說亨廷頓後來的觀點是一種「文明自省論」或者「文明憂患論」，即對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認識，以及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的文明發展戰略。其基本觀點是：

（一）現代化並非是西方化。這一點，是亨廷頓觀點的最大發展。亨廷頓認為，以可口可樂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在冷戰結束後的迅猛發展，並不能證明西方文化是一種普遍的文化。亨廷頓批評了流行的現代化觀念，即那種認為現代化出現在西方並遍及全球，就認為西化是一種全球現象的觀點。他認為把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等同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西方的文明比現代出現得早，其特點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獨特的特性。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在繼承古代文化遺產、基督教、歐洲語言、精神和世俗權威分離、法治、社會多元與公民社會、代議制，以及個體主義等八個方面，構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為獨一無二的東西。而西方文明的珍貴之處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於它是特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亨廷頓認為，在歷史上，簡單抄襲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羅斯，都成為喪失其文化認同的「四不像」的國家。像中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在尋求現代化的同時，抵制西方化。佛教沒有使中國「印度化」，反而是中國使佛教「中國化」。

（三）世界將出現全面的文化反彈。西方文化將由全面擴張變得受到全面的抵制。亨廷頓認為，現代化的發展，不僅沒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們關注本國文化的復興，帶來了發展本國文化的新決心。無論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還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為非西方國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對立面。東亞人把他們的經濟發展的原因，不是歸於西方文化，而是歸於他們對自己文化的堅持，歸於仍然保留著不同於西方的特點。亨廷頓認為，從根本上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得更加現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在此境況下，美國想把西方文化作為一種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經顯得力不從心。而且，向其他文明強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價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決和民主的價值相背離的。在東亞和穆斯林世界開始把它們的價值作為一種普遍價值的時候，西方更應當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應當團結與自強。亨廷頓認為，當今世界，正是西方放棄原來那種成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為在諸多文明中最有實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時候了。在當今這個多極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就是確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方的團結。西方的團結又依賴於美國發生的事件。美國正在被南美、東亞和歐洲三個方向的力量拉扯著。而價值觀、制度、歷史和文化決定了美國同歐洲的關系最重要。亨廷頓認為，美國與歐洲的關系，和則存、離則亡。西方經歷了歐洲階段、美國階段，現在正在進入第三階段，即歐美階段，這就是美國為領導，歐洲為主導的「大西洋主義」對策。

文化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時刻，同經濟政治和社會一樣，越來越成為與國家利益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世紀之交的國家沖突，日益表現為由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所引發的沖突。這是一個新穎的現象，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民族國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經濟的一體化趨勢，使得文化的交流和沖突成為國家之間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對那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社會結構較為一體化的發展中國家，文化和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真正的國家利益所在。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形勢的發展，使世界越來越具有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對西方國家來說，情況也並不樂觀。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幾百年之後，西方國家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文明和文化的憂慮和憂患」意識。在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國家正在經濟和社會日益趕超上來的今天，西方國家許多人士感到由於國家和民族的「衰落」，強國和大國地位的更喪失，尤其是東方在經濟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強烈地感到對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種深層的不安。人們擔心的就是某個種族和文化可能會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沒。人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憂慮，關鍵在於認為自身的種族和語言集團在歷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無與倫比的特點，對世界文明有貢獻，因而必須使自己的人口持續增長，進而來保持自身的種族集團，西方人為這種偏執和愚蠢的觀點，會出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代價。現在由於亞洲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又可能會出新的代價。正是在這個理論和現實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沖突」的理論，提出了冷戰後的「文明的戰略」，文明和文化的問題成為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

三、「文明沖突論」對我們的啟示

文明沖突論和文明自省論，都是西方對非西方文明的挑戰主任作出的回應。它基本反映了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和西方的一些學者對這處變化的憂患心態。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文明自省論」的提出，使我們看到西方學術界對蘇聯和東歐事件和思想觀念引發出的樂觀精神，轉變到了一種使西方文明在21世紀將會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憂慮。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問題及其矛盾，對於我們從更廣闊的角度思考冷戰結束後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發展，制定我們國家相應的戰略、策略，都會有一定參考和啟示意義。

（一）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格局的確出現了分化的特徵，而各極的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確有相近之處，即國際社會各大利益集團的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沖突在一定意義上必將伴隨政治、經濟利益沖突而展開，有時甚至會成為沖突的焦點。如以我國為首的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在民主、人權、經濟政治、社會價值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分歧和沖突等等。文明之間的矛盾將成為今後世界格局中的一個問題加以重視，並提出對策。嚴格地說，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是為美國及西方國家冷戰結束後增強軍事實力發展經濟等戰略措施提供的理論根據。

亨廷頓強調對中東及東方國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視，也在一定意義上引發了對「國家利益或經濟利益」的再思考。在國際政治中簡單地強調「國家利益決定論或經濟利益決定論」是不夠的。況且，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戰略利益；而東方國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就很難在國家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價值、宗教信仰和民族傳統之間作出清晰的區分。在不少時候，不是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而是文化價值、宗教信仰和民族傳統決定著「國家利益」。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東西方國家在經濟相互依賴的今天，在「民主」、「人權」等等問題上卻很難找到共識。可見，對國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著文明的沖突。

（二）我們必須重視文化及文明發展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加強我們的文化建設和文明的影響力。在目前，我們國家最緊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應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戰略措施。西方文明及文化，在當今及今後很長時期，仍然是相當強大的文化和文明。我們怎樣在借鑒、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積極、健康部分的同時，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華，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沒落東西的侵蝕，是一個非常緊迫的任務。否則，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會在一場文明與文化沖突中「無影無蹤」的戰爭中處於劣勢；現代化最終也被拖向西方化。因此，應當總結文明和文化發生和發展的經驗，注重文明和文化沖突的特點，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積極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戰略。

（三）我們應當認識到文明和文化發展和強大的根基是經濟、軍事、國家的綜合實力。應當從末來文明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考慮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體制。應當有備無患地考慮到亨廷頓提出的導致文明沖突的因素，以及他對西方文明的那種強烈的自省意識。應當提倡一種「文明或文化的危機意識」。在國外，有一大批亨廷頓這類不斷地為國家製作「問題」、「憂患」、「危機」等意識及思維方式的思想家。中國的新世紀宏大構想實現的關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要抓住文明發展的機遇。不斷發展東方文明，自省自重，團結一致，增強實力和活力，去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

❼ 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主要思想

《文明的沖突》的主要思想：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闡述，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本書作者認為冷戰後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這是本書的核心觀點。

作者簡介：

塞繆爾·亨廷頓，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J·WeatherheadⅢ）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起人與兩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有大量學術著作及論文問世。

(7)文明沖突論擴展閱讀

內容簡介：

《文明的沖突》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1993年夏，他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文明的沖突？》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

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本書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❽ 文明沖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出生於1927年8月18日。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十六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旋即因「成績特優」畢業，後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1951 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亨廷頓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並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現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亨廷頓在國際政治方面著述頗豐，一般被認為是持保守觀點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論的奠基之作，該書從第三世界各國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強政府理論」，其要義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中，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所謂強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參與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卓越的理論貢獻使得該書成為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經典之作。 1991 年，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 20 世紀末民主化浪潮》，探討了在他看來是 20 世紀後期的一項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發展的狀況，即發生在 1974 —— 1990 年期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指出，從 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大約 30 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他認為，在第三波之後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遠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 1996 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頓的主要著作還有《難以抉擇》、《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國政治》、《現代社會中的權威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頓在馬薩諸塞州逝世，享年81歲。隨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流行和之後9·11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沖突」一詞畫等號。
政治學家並不是政治家，他們通常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內。但塞繆爾·亨廷頓卻是個例外，他創造出的詞彙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沖突」，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也總是令人無法忽視。他已經不僅僅被視為一位政治學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響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辭世也變成了一個公眾事件。很不幸地，他身後的名聲主要與「文明沖突論」聯系在一起——在被談及時，他已被簡化為「提出文明沖突論的那個亨廷頓」。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會與他提出的最為人所知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例如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這種簡化的努力在便於記憶上也許是必要的，但卻掩蓋了他們更為復雜深刻的思想。而「文明沖突論」自1993年提出後，給他帶來的與其說是學術聲譽，倒不如說更多的是爭議甚至責難。
亨廷頓經常是一個政治立場受爭議的人物。在美國這個政治重心偏右的國度里，他是一個具有濃重保守傾向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是相對靠左的民主黨終身黨員，但他卻常被視為一個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義，矢志研究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時卻又反對美國主動干預和加快這些民主進程，在其1968年發表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說「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換言之，關鍵不在限制權威，倒是建立權威。當然在他本人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它們都統一於一顆固守現實政治的大腦之中。亨廷頓本人非常低調，甚至以「靦腆」、「學究氣」著稱，但在論戰中他總是言辭犀利，鋒芒直指，雖然觀點經常刺激大眾的神經，他的立場卻從不退縮。1993年提出「文明沖突論」時他的觀點已頗受爭議，三年後他非但不後撤，反而以洋洋灑灑四百頁的篇幅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即著名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的問世可說是一顆重磅炸彈，很快譯成39種文字，引發一種「榴槤效應」——喜歡者很贊賞，而厭惡者對其抨擊反對之多，幾乎可以用「圍剿」來形容。在冷戰後洋洋得意的太平氣氛中，他發出了一個不受歡迎的預言：今後國際間的沖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沖突（他稱之為「斷層線戰爭」）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立刻就有人將之與文明沖突論聯系起來，並將之視為一個不祥的預言。
在政治領域作出預言是一件艱難的事，因為其中經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趨向。1830年以來，國際政治中延續最久的兩種的政治理論就基於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一種強調合作，另一種則強調競爭。客觀地說，反對「文明沖突論」的人大多數並非反駁其論點本身，而是覺得亨廷頓的立場不夠「政治正確」——在一個提倡國際合作的樂觀前景中，這個危險人物竟公然潑冷水。這種爭論凸顯了兩種不同的思潮：亨廷頓堅持文化（及隨之而來的身份認同）的特殊性，繼承自西歐的歷史主義思潮；而他的反對者則願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這兩種思潮已交鋒二百年之久，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認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寫《我們是誰》了——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戰美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稱這實際上是「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憂慮美國這個熔爐將難以把新移民「合眾為一」，這個「大拼盤」也許最終將葬送美國立國的根本精神。
在這些觀點中，無不可以看到一個基於現實政治原則的保守思維的身影。亨廷頓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的同班同學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也都是這一類絕對冷靜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在他們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不過是因為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雖然很多人批評亨廷頓作出了一個危險的預言，但他聲明自己僅僅是想喚起人們對文明沖突危險性的警惕，進而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他寧可要一個建築在悲觀之上的樂觀，也不要一個在他看來忽視潛在差異和危險的盲目樂觀。 2006年10月，亨廷頓接受了《伊斯蘭》雜志專訪。
《伊斯蘭》雜志：您提出文明沖突理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沖突來理解」。這一理論在「9·11」之後被人們一再提起。如今，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往往被看成是「西方與伊斯蘭的對抗」，您認為用您的理論來說明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對抗恰當嗎？
亨廷頓：有觀點認為，未來十年國家間關系將更傾向於反省文化責任，他們的文化聯結以及與其他國家間的對抗。我書中對文化沖突的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回應。很明顯，權力還會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權力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存在。18世紀，歐洲的君主政體對抗著首先在美國後來在法國出現的共和政體。19世紀，不少民族與人民開始嘗試定義自身的民族主義，以及創立體現他們民族性的國家。20世紀，意識形態占據主要地位，法西斯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等，自由民主主義至少在理論上已經被接受。那麼未來十年全球政治關系的焦點會是什麼呢？我認為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國家間會加強合作，尤其是當他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時，這在歐洲會表現最突出。我認為，政治很大程度上會被文化相似性與對抗性所引導。

❾ 什麼是文明沖突論

❿ 文明是否有沖突，你如何看待文明沖突論

文明的沖突是必然存在的
而人類的進程就是在沖突和融合中逐漸的進行的

文明沖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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