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博學女士轉向異種器官移植有多遠
登上今年GEN雜志全球Top20的生物制葯CEO首富的馬蒂娜·羅思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有一種本領：她擅長發明或者資助乍一看匪夷所思、最終卻成為人們生活中須臾不離的技術。1990年，她創辦了第一家試圖把電視廣播專用的頻率用於衛星傳送無線電台廣播節目的公司—對於此舉，當時的無線電行業嗤之以鼻（「你得買一台全新的收音機才行！」）。羅思布拉特的公司最終發展成為衛星無線電台運營企業Sirius XM Radio，如今身價大約為190億美元。
接下來的投資項目—聯合治療生物科技公司（United Therapeutics）旨在開發一種葯物治療肺動脈高壓的方法，作為心肺移植的一個替代療法。該公司的葯物是治療此類疾病的佼佼者，去年公司公布的營收額達到11億美元。
羅思布拉特最新的投資項目既超前又雄心勃勃，這就不足為怪了。聯合治療公司與基因大師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的合成基因公司[Synthetic Genomics，一家總部位於加州拉霍亞市（La Jolla）的生物科技公司]聯手研發養殖一種有轉基因器官的豬—用來移植給人類。目的何在？旨在源源不斷地供應器官，「使今後誰也無須在治療分類的名單上奄奄一息地排隊等待器官移植的機會。」羅思布拉特去年10月對《財富》記者說道。
動物器官移植給人類，即所謂的「異種移植」，也許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是羅思布拉特在發明創新、求知慾和擁有在該領域進行開創性研究所需的雄厚資金方面都有過出色的先例。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拿到法學與商學聯合學位後，她在成為創業人之前，做過法律與法規方面的工作，客戶包括美國航天航空局（NASA）和電視廣播行業。到了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她重進校門攻讀天文學和醫學倫理學。她非常富有，作為聯合治療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思布拉特經常被評為美國報酬最高的女高管之一，據高管薪酬信息機構Equilar報告，她去年的總薪酬達到了3,820萬美元。「馬蒂娜屬於超人類。」韋德布希證券公司（WedBush Securities）負責跟蹤研究聯合治療公司的分析師利亞娜·穆薩托斯（Liana Moussatos）說。「她比我們大多數人高明。」[羅思布拉特在60年前出生時名叫馬丁·羅思布拉特（Martin Rothblatt），於1994年做了變性手術，並且對這個問題毫不避諱。她和妻子比娜（Bina）結婚32年，有4個孩子。]
說實話，異種移植比新葯研發要復雜得多。人體有時連同類的器官都會排斥，更別說是豬的器官了。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傑弗里·普拉特（Jeffrey Platt）是一位專門研究器官移植影響因子的免疫生物學教授，他承認異種移植會產生排異問題，但是又指出，人際移植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前還處於實驗階段，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推廣。
「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極為保守，真正新穎的項目很難從它那裡申請到資助。」普拉特說。他對聯合治療公司進軍轉基因領域表示審慎的興奮，主要是因為它將推進這項工程：「如果只走老路，他們無論如何嘗試都註定會失敗。真正的問題是，他們會堅持下去嗎？他們的成功將給醫學帶來一場革命。」羅思布拉特一旦走運，她會再次把匪夷所思的想法變為主流的東西。
② 我是什麼人
給好評就是好人！
③ 我是「克隆人」作文500字
假如我是克隆人
我叫克隆高（克隆高帥的簡稱），十二歲，因為我的主人高帥認為學習壓力太大，於是克隆了我。由於我又取了記憶大師的基因，所以我的記憶能力特別好，過目不忘。我替他上學，替他寫作業，替他上輔導班。在班裡，我是第一；在輔導班裡，我是最好的。得到的獎狀、獎杯、證書、獎金多的數不過來。
可是有一次他去領獎的時候，好像很不開心。第二天，我問高帥：「你昨天為什麼有點不開心？」他說：「我覺得好像缺了一些什麼。但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幾天後，他找到我說：「我想了很久，終於想明白了，我缺的是失敗和汗水。你把你學的東西都教給我，我要自己來學。」
後來，我把我學的東西都教給他，他就開始自己去學習，剛開始有點追不上，後來又追了上來，成了第一。現在又聽說他又得了個作文大賽的一等獎，我為他高興。好了，我該走了，因為有些反對克隆人的科學家說我們克隆人可能會背叛人類，要銷毀我們。好了，到我了，再見。
篇二：假如我是克隆人
假如我是克隆人，我會幫助人類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不能做，我也會盡量幫忙。在別人遇到困難時，我會幫助他們解除困境。別人想問題時，我也會幫忙想，因為我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克隆人！
始覺得很好，可以替你做不喜歡的事…比如上學，勞動。發現自己成個廢人…把最有意義的事給別人做了…這樣比較積極向上
克隆的誕生可以解決世界兩大難題：一是無排斥反應的器官移植。通過克隆人體細胞培育的器官，可以大大提高人類壽命。二是，瀕危物種保護。克隆瀕臨滅絕的生物，可以在任何時間復活它們。
當然，壞處也不少。
一是識別問題。當克隆人出現後，他的身體任何特徵都與其原主一致，無論是指紋還是DNA。如何區分以免造成混亂的確是個問題。
二是道德問題。克隆人的出現顛覆了數萬年來人類孕育生命的形式，從某些方面來說，人類顛覆了上帝，創造了另一個自己。如何看待被克隆的群體，將來他們如何的融入社會生活，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想啊，克隆人多了，就意味著人口多了，資源就更有限了！
而且本來你只有一個父親，一下來了十個父親，你說怎麼才好。
④ 我不同意大師生來就是天才的觀點
不是，是智慧加汗水。大師一般比普通人對某一行入門的早，所謂領悟的早。這有時靠機緣巧合，有時靠不懈努力。總之是汗水加刻苦鑽研的結果。這雖然聽起來很累，但是一個人只要專注於熱愛的事業是不會累的。
忘了說了，基因也可以算在機遇里。畢竟有的人揮霍好天賦，有的人卻能很好的利用
⑤ 人造生命的物種影響
科學家們意外發現，脊髓灰質炎病毒能夠在試管中的化學合成物中自動復制。由此，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生物學家埃爾伯特·里勃切特得到啟發，希望藉助某種化學反應，製造出像活細胞一樣可以自己生長的生命形式。
當地時間2004年12月21日，里勃切特博士領導的研究小組宣布，他們嘗試創造人造生命已經進入實驗階段。這種人工生物叫做「囊生物反應器」（vesicle bioreactors），它很像某種低級的生物細胞，組成部分來自不同的生物材料：柔軟的細胞壁是用蛋清中的脂肪分子製成的，細胞構成是從諸如大腸桿菌之類的活著的生物中得到的。 很多科學家擔心人類最終可能失去對新物種的控制
美國科學家正在製造具有工業和醫學價值的「人造細胞」，這預示著人類探索人造生命邁出重要一步。克雷格·文特爾開啟了合成生物學全面人工設計與合成基因組的人工生物系統開發新時代。
眾所周知，要想成為一種生命體，就必須有一套生物系統來生成蛋白質，這是生命必不可少的特徵之一。據報道，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科學家將能夠生產蛋白質的生物分子混合物懸浮在油中，形成微小的顆粒。然後，他們在這些顆粒外包裹住兩層肥皂膜狀的磷脂分子，像細胞膜一樣將生物分子混合物顆粒包裹在其中。
經過觀察發現，用分子膜包裹之後，生物分子持續生產蛋白質的時間比原來延長了一倍。為了進一步延長時間，科學家還在「細胞」中加入了一種細菌基因，這種基因可以控制生成一種名為α-溶血素的蛋白質。該蛋白質形狀類似於桶，能夠插入細胞膜形成小孔，環境中的營養物質便通過這些小孔進入「人造細胞」，自動補充製造蛋白質的原材料，這樣，「細胞」就可以連續數日生成蛋白質。研究人員稱，這種「人造細胞」可以像一個微型「工廠」，生成具有工業和醫學價值的蛋白質。關於這項研究的細節，將發表在美國的《國家科學院學報》上。 生命必須有一個容器 ；生命能進行新陳代謝；生命可以被儲存和復制。
從實驗結果看來，里勃切特研究小組似乎成功製造出了一個人造細胞。但實際上，這些實驗中的生物反應器並不能說是「活著」，因為這些合成囊只能生活在配置好的化合物中，僅僅存活數天而已。但是，這項研究距離合成生物這個新領域只有一步之遙，合成生物的目的是製成新的生物體。里勃切特在接受英國BBC采訪時說：「如果這一切成為可能，我們就該重新思考一下生命究竟是什麼。與其說這是個科學上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哲學問題。對我來說，生命就像一個機器，一個由電腦程序控制的機器，僅此而已。」
像核技術一樣，此項新技術既有巨大潛在利益也有許多風險。一旦這樣的有機體被製造出來，就可以讓它們去做自然界從未見過的事情。例如，可以把這種有機體投放到被原油污染的海水中，它們可以吃掉所有原油並把它分解成無害的成分，等海水中的原油被消化完，它們也就隨即死去。風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它們是人造物，但它們卻是活的，它們可以從其環境中獲取材料構。 建起它們自身，並進行自我復制和取得進化。
應該說，里勃切特通過實驗製造出的一些生命物質，只是生物大分子的基本構成單元，它們還遠不是生命。那麼，怎樣才算是生命？盡管科學家對生命定義的一些細節還存有爭議，但他們都同意生命至少要具備3個特徵：第一，生命必須有一個容器，如細胞的細胞膜、人的身體等；第二，生命能進行新陳代謝，可在酶的催化作用下跟環境做物質和能量的交換；第三，生命具有可以被儲存和復制的化學指令，這些指令控制著生命活動，並且能復制遺傳。
這三項基本要素已經在實驗室里分別模擬成功，盡管模擬實驗解決的是一些最基本的單項問題，但科學家們還是宣稱他們已經做好創造人造生命的一切准備工作。不久前，歐盟為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曾撥專款900萬美元。在此項研究的計劃框架內，他們還在義大利威尼斯專門成立了世界上首家人造生命研究所，它被稱作歐洲生命工程中心。美國馬薩諸塞綜合醫院的微生物學家馬丁·漢澤克認為，是開始實踐性研究和著手全面實驗的時候了。此項實驗一旦取得成功，它將開辟人類生命工程的新紀元。
任何人造生命都有可能演化成跟地球上現有生命形式完全不同的生命，成為無人類法控制的生物。按照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當今五彩繽紛的生物世界，都是由一個共同祖先即原始生命體演化而來。 原始生命體是怎樣產生的？這一直是一個困擾科學界的謎團。
近50多年來，科學家們為了解開這個謎，一直進行「人造生命」的探索。
早在2001年11月21日，世界著名的基因大師、美國塞萊拉公司前總裁克雷格·文特爾就宣布開展一項新的研究，目標是利用人工合成的遺傳物質，在實驗室里製造一種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的新物種。文特爾的合作者包括遺傳學家漢密爾頓·史密斯，史密斯是197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是一位公認的DNA操作高手。美國能源部也慷慨解囊，為他們的研究劃撥了總額300萬美元的資金。
新研究計劃拿生殖支原體作為研究對象，這種寄生在人體內卻不引發疾病的細菌只有一條染色體，其中包含517個基因，是已知的基因組最小的生物。文特爾等准備首先將天然生殖支原體細胞內的遺傳物質全部去除，然後合成出含有細菌生存所需最少基因數目的人造染色體。人造染色體最終將注入去除遺傳物質的中空生殖支原體細胞，以進一步研究這種人造細胞能否存活與繁殖。
文特爾解釋說，他們的研究純粹是基礎性的，不是徹底人工製造一個全新的生物，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對一種對生命體的改造。他認為，這項研究可以從根本上加深對細胞生存最關鍵條件的理解。如果初步實驗取得成功，他們更長遠的設想，是不斷為其添加新功能，比如分解火力發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或生產可用作燃料的氫等，從而為低成本、高效率製造生物能源找到一條新出路。據說，美國能源部之所以願意掏錢，主要是看中了研究的長遠潛力。
盡管專家們從這種新技術中看到了無窮的好處，但很多人對於它可能給人類倫理觀念帶來的沖擊，以及人類最終可能失去對新物種的控制等問題感到擔擾。因為任何人造生命都有可能演化成跟地球上現有的生命形式完全不同的生命，成為無法控制的生物。
對此，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子生物學教授戴維·迪默卻認為，人類製造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與那些在自然界中進化了30億年的生物競爭。而且科學家們還在設計另一層保護措施：所有人造生命都將依賴自然界不存在的化學物質，這些關鍵性的化學物質一旦消除，人造生命便即死亡。因此，人造生命失控的風險極其微小。
文特爾本人倒是承認，研究中涉及的技術，從理論上來說有可能用於製造新的致病細菌，甚至用於研製生物武器。但他說將慎重考慮該公布那些研究細節，而且在實驗中也會採取特定措施，以確保新造出的細菌只能在實驗室「溫暖的培養液」中生存，不會成為「魔鬼細菌」。
⑥ 問轉基因與美國霸權的關系。還有轉基因對一些企業的影響。
洛克菲勒基金會創造了分子生物學及其與基因相關的研究，同時投入了數億美元促進基因工程在糧食方面的應用。1984年，基金會發起繪制水稻基因圖譜的計劃，隨後開發了一種被稱作金水稻的品種，並宣稱這種水稻可以提供維生素A。通過由基金會控制的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推廣這種新品種。值得注意的是，優先推廣的國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確定的地緣政治目標相重合。事實上，農業跨國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強化對全球糧食供應的控制。
「糧食就是權力！我們用糧食來改變人們的行為。有些人可能會把這稱作賄賂。但是我們並不想為此進行辯解。」
凱瑟琳.貝爾蒂尼，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前執行幹事，美國農業部前部長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飯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發起了對轉基因植物的商業用途可能性的大規模研究。那時候他們將其稱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項長期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金為世界范圍內的基因工程科學研究和發展注入了一劑重要的催化劑，這直接導致了轉基因植物的產生，即基因革命。在隨後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為了促進和宣傳基因工程的開發研究及其在改變世界糧食生產方面的應用，直接投資了一億多美元，間接投資則超過好幾億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顯然是他們戰略計劃中的重大步驟。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些高級顧問力勸基金會的管理層把資源投入到應用分子生物學進行植物育種上。1984年12月，基金會的理事們一致同意建立一個為期10～15年的項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術應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數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種方面。
1984年，羅納德.里根連任總統，他認為這是大力推進私有化和撤銷管制等新右派經濟措施的大好時機，這項計劃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約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過。美國的農業綜合企業在對農業部的政策產生影響乃至進一步影響世界糧食市場的能力方面躍上了一個新台階。這正是啟動控制未來世界糧食供應轉型的大好時機。
「新優生學」：反證法的應用……
洛克菲勒基金會啟動基因工程項目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起該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的產物。在30年代後期，早在基金會大力資助納粹德國「第三帝國」的優生學研究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招聘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來創建新的學科，他們把這個新學科命名為分子生物學，以區別於經典生物學。基金會發展分子生物學這個新學科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迴避和削弱其種族主義優生學所面臨的社會批評。納粹德國已經讓「優生學」背上了「惡名」。
20世紀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沃倫.韋弗爾是一個物理學家。他與馬克斯.梅森共同領導著基金會的這一新的生物項目。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們慷慨地為科學研究項目提供資金，這種行為極大地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方向，因為在資金極為稀缺的時候，他們將手中的基金分配給頂尖的科研人員。在1932～1957年這20多年間，洛克菲勒基金會拿出了數目可觀的9000萬美元來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學這一新學科。分子生物學及其與基因相關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一手炮製的。
該基金會的科學家充分借鑒了人種優生學的研究，基於幾乎所有的人類問題都可以通過基因和化學操作來解決這一基本假設，創立了分子生物學。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年度報告》中，韋弗爾第一次「發明」了「分子生物學」這一術語來描述他們對這一研究的支持，即應用符號邏輯技術和其他科學學科使生物學更「科學」的研究，這一想法最早於20世紀20年代由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生物學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從實驗中得出結論：未受精的棘皮動物類的動物幼蟲可以在化學的刺激下發育，因此科學將最終控制生物學的基本進程。洛克菲勒集團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視為社會控制和社會操縱的最終手段，即優生學。
1932年當洛克菲勒基金會剛剛在這一領域啟動歷時25年的項目時，他們似乎已很清楚，生物與醫學科學已經做好了接受物理學向這一領域進軍的准備。正如沃倫.韋弗爾所說：
「在分子行為這一嚴謹、精確的層面上，探索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的工作機理和人類思考、學習、記憶和遺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經准備就緒了……這項研究除了能夠獲得一些思維、大腦以及身體之間關系的知識外，它的實用價值也可能無比巨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有關我們行為的信息，從而對其進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韋弗爾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現為洛克菲勒大學）的三個科學家艾弗里、麥克勞德和麥卡錫識別出了基因看似從一個細菌細胞傳輸到另一個細菌細胞的過程。他們的同事，後來洛克菲勒大學的著名研究員、基因學家西奧多.多布然斯基當時興奮地指出「我們正在進行用特定方法產生基因特定變異的真正試驗，這對於基因學家來說是一項壯舉，因為他們在用更高級的生物進行試驗時遭到了失敗。」到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學家們就已經為他們後來的轉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戰爭剛剛結束，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分子生物學新領域的基因學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內基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優生學記錄辦公室，參加一個題為「微生物基因學」的大型科學年會。
減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團並不在意這個項目帶來的風險。他們應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兒的「簡化論」和查爾斯.達爾文的理論，即生物都是以基因復制為唯一目標的機器——一個化學和統計學的問題。洛克菲勒的方法論是復雜生命形式都可以簡化為基本的構建模塊或者叫做「基本種子」的信念的延伸，這種信念認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徵都可以被演繹出來。韋弗爾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學家並不在意簡化論曾經被批得體無完膚。他們認為「誰花錢，誰點戲」。他們制定了一個社會計劃，而他們的簡化論的基因學是這一計劃的理論支撐。
菲利普.瑞格教授對轉基因研究的風險問題持批判態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會議中心組織了第一次由頂尖大學生態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來自工業部門的基因工程師以及政府部門代表參加的學術會議，會議中定義了分子生物學簡化論的瑕疵：
就DNA來講，這種分子在試管中是穩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穩定的。我們不能把活體生物中的DNA活動簡化成它在試管中的化學性質！在活體系統中，DNA至少會通過變異、基因流動、重組和自然選擇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穩定」。這樣說來就很難甚至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學家當然都把變異和自然選擇視為抽象的事實，但是在他們的專業工作中並沒有意識到它們的作用。
一旦他們讓美國科學界廣泛認定生物可以簡化為基因，他們就可能得出生物沒有固有的屬性的結論，芸芸眾生都可以任由他們「擺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數字計算機復雜得多。正如生物學家所指出，給定的DNA分子在試管中是穩定的，但是在活體生物中是高度不穩定的，它們以極端非線性和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並不是一個二進制的計算機程序。正如傳統生物學家幾個世紀以來所驗證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贊嘆不已就是因為它的非線性和復雜性。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分子生物學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識地建立在這個基本的科學錯誤——簡化論——基礎之上的。他們的科學家用「基因編程」這個詞把它同計算機的運行機理進行類比，但是沒有任何科學家能夠從基因編程中造出一個生物來。正如英國生物學家布萊恩.戈德溫教授所說：「僅僅知道基因產品不足以解釋生物形狀與形式的產生。」
洛克菲勒的優生學家們對這些細節不感興趣。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搖身一變成了基因學家。很多獲得洛克菲勒研究經費的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後輩很可能滿心喜悅，不願意知道優生學和基因學是緊密聯系的。為了獲得稀缺的研究經費，他們使出渾身解數，而通常情況下這些研究經費都有洛克菲勒基金會附加的條件。
基金會的研究目標是想方設法找到把生命的無限復雜性簡化為簡單的、決定論的和可能預測的模型。沃倫.韋弗爾醉心於運用科學（糟糕的科學）並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來塑造世界。基金會的新分子生物學鼓吹者執意要描繪出基因的結構圖譜，並用這些信息來「解決包括犯罪、貧困、飢餓和政治不穩定在內的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菲利普.瑞格語）。而他們解釋這些問題的方式方法幾十年來卻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願景描繪成：
從一個簡化理論者的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可以簡化為簡單的生物學問題，通過對土壤、大腦和基因的化學處理加以解決，這是合乎邏輯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全力以赴，運用它的人脈關系和資源促進這種優生哲學的發展。
洛克菲勒基金會運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會、政治和經濟關系來宣傳這樣的思想：社會大眾應該耐心等待科學發明來解決社會問題，沒有必要直接干預經濟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對簡化學研究進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順理成章地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
梅森和韋弗爾協助建立了一個分子生物學家組成的網路，這個網路摒棄了活體生物和生物群的傳統知識。他們對簡化論和決定論抱有共同的信念。他們擁有烏托邦式的理想，學會了使用樂觀的語言進行交流，這給他們帶來了科研經費和地位。這跟培根在《新大西島》以及啟蒙運動提出的願景不謀而合：通過掌握大自然的規律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來建立一個沒有麻煩的社會。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分子生物學家激烈地討論是否該進行DNA重組研究，即後來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由於目前無法預計它對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脅和發生生態災難的危險，為了人類的幸福應自動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術都是在實驗室中開發的。
奧克蘭大學的退休高級講師、生物學家羅伯特.曼博士強調，洛克菲勒的簡化論的確可能產生社會風險，「任何對基因工程進行風險分析的嘗試都註定帶來更多的誤導」。他指出：
「活體細胞系統，即使沒有病毒或外來質體(更不用說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應堆復雜得多。我們無法想像它究竟會出現什麼問題，……很多的基因拼接不會產生任何結果；有一些可能會得到預期的結果，但是即使是幾率很小的事故也會像核能一樣產生災難。權衡再三，我們還是不要把這種方法應用於科學和生命為好。」
曼為分子生物學家敲響了警鍾，但這也只是淹沒在大張旗鼓的商業化農業宣傳中的無數科學警告之一。這些商業化農業宣傳機器與幕後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一起大力鼓噪轉基因生物。
阿比蓋爾.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學期刊《微生物評論》中警告說：
「用於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稱為質體的DNA小片，它們被描述成簡單的可預測的轉基因載體。根據傳統的看法，用於把基因導入轉基因微生物的質體可以被描述為不可轉移的……相反，世界上沒有任何『安全的』質體……為了生存我們必須解開一個謎：我們如何阻止或減緩對抗生素有抗葯性的基因的轉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師像上帝一樣，可以預測出人為地將人的基因轉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轉移到西紅柿中諸如此類的進化結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與通過同一植物的兩個品種雜交培育出一個新品種，從而產生植物雜交品種的長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樣，它包括把外來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組合稱為重組DNA或rDNA。一個例子就是轉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土壤中的一種細菌——蘇芸金芽孢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體以預防歐洲玉米螟。1961年，Bt注冊成為一種殺蟲劑。然而它防禦害蟲的能力卻值得懷疑。1999年的一份科學報告警告說：
害蟲抗葯性的進化是Bt毒素持續效力的最大威脅……每年種植數萬公頃產生毒素的Bt轉基因植物，除非我們迅速制定並落實有效的對策，否則其他害蟲有可能很快進化出Bt的抗葯性。
⑦ 我是黃帝180世孫，理學大師朱熹第29世孫，遺傳基因使我向理不向人！
你從那兒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子孫，並且還知道是多少代，莫非你有流傳了四五千年的族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