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理解鍾嶸《詩品》中對《古詩十九首》的評價「文溫而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
意思是說：文溫而麗就是說說文字很溫和，但卻很美麗，應該說辭藻華麗吧，意境悲傷而且深邃，每一個字都是寫到人心裡，一個字都不能更改。
《古詩十九首》的評價：
1.特別善於抒情，善於把寫景和抒情融為一體。如《迢迢牽牛星》（教材209頁），通篇寫景，而情在其中。
2.善於運用比興手法，表情含蓄，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相去日已遠，衣帶日以緩」（《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冉冉孤生竹》）等，都用得十分貼切生動。
3.風格平易，語言淺近、精練、自然。詩中沒有刻意雕琢得華麗詞句，如順口說來，淺近而不淺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從肺腑中自然而然流淌出來，十分自然。
《古詩十九首》是我國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詩，其數量雖然不多，但在詩歌史上占據重要位置。劉勰稱其為「五言之冠冕」，鍾嶸稱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對後代文人五言詩產生不小影響。
❷ 鍾嶸對詩經的評價是什麼
「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是說古詩十九首的。《詩品》所論的范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122人，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所以鍾嶸並沒有直接評價詩經。如果一定要說的話，那就是他對詩的一般看法中講到詩的三義，這三義指賦、比、興，與詩經的寫作手法一樣，摘錄給你：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
其中「《詩》可以群，可以怨」一句可以算是你所要的吧。
❸ 鍾嶸的文學主張和他生活的年代有什麼關系
鍾嶸（約468～約518） 中國南朝文學批評家。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曾任參軍、記室一類的小官。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詩歌評論專著《詩品》。以五言詩為主，全書將兩漢至梁作家122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進行評論，故名為《詩品》。《隋書·經籍志》又稱之為《詩評》。在《詩品》中，鍾嶸提倡風力，反對玄言；主張音韻自然和諧，反對人為的聲病說；主張「直尋」，反對用典，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詩歌品評的標准。
他生活的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逐步形成自由意識的時期。當時文風盛行，文學創作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逐步形成後人所說的「魏晉風骨」等等文學思潮
❹ 鍾嶸做過哪些官
鍾嶸雖然出身寒門，但他從小就有抱負，很好學，而且見識不凡，所思所想都超出同齡的孩子。在齊朝永明年間，鍾嶸有幸成為了國子監的學生。因他通曉《周易》，國子監的祭酒王儉很欣賞他，就推薦鍾嶸為本州秀才。這之後，鍾嶸做過王府中專門負責文書工作的小官。
❺ 誰能告訴我鍾嶸的貢獻和主張
鍾嶸《詩品》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一部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專著。鍾嶸生活在齊梁時代，與劉勰年歲相當，大約生於公元468年，卒於518年。但是他的《詩品》寫作卻比劉勰《文心雕龍》要晚，根據他自己提出的「不錄存者」的原則，可以考定《詩品》成書當在公元514—516年之間。鍾嶸出身寒門，「位末名卑」，只做過王府記室一類小官。雖然他自己頗想在政治上有作所為，然而在門閥制度的嚴格控制下，是不能如願以償的。鍾嶸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傳統觀念影響較小，在文學上敢於對當時不良風氣作比較尖銳的批評，是一位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鍾嶸在《詩品》中評論了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分析了每一位詩人的思想藝術特徵及其歷史淵源，按照他們成就的高低，分為上、中、下三品。在三品的序言中，則以五言詩為中心，系統地論述了詩歌發展的歷史，以及有關詩歌創作的重要理論問題。他所採用的這種分品評論的方法是受漢魏以來品評人物的影響的。他自己在《詩品序》中就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當時詩、文、書、畫等的理論批評都很發達。謝赫有《古畫品錄》、庾肩吾有《書品》，還有《棋品》等一類著作，《詩品》也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產生的。鍾嶸《詩品》的主要價值，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加以說明。
首先，是比較深刻地闡明了文學和現實的關系。
鍾嶸在《詩品序》中強調指出詩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現，而人的感情的激動，乃是受現實生活的感觸而產生的。他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鍾嶸所理解的「物」的內容，不僅有「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這樣一些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動人心弦的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內容。比如「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等等。他說：「凡斯種種，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客觀的現實生活內容，激發了詩人熾烈感情，於是才發而為詩歌。鍾嶸在這里以鮮明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表現了對文學和現實關系的正確認識，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我國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學創作是「人心感物」的結果，《禮記·樂記》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這雖然是講音樂，其原理也通於文學。陸機《文賦》中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正是對於《樂記》中這種「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學創作上的運用。但陸機主要是講自然事物，面沒有涉及到物的社會生活內容。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述文學和時代的關系時，就著重指出了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內容的特點，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而興廢系於時序」。，鍾嶸所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
鍾嶸在文藝和現實的關繫上，更為可貴的一點是他不僅僅指出了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而且認為只有在描寫現實生活過程中表現了進步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也才是最美的作品。鍾嶸在他的詩歌評論中突出了一個「怨」字。比如他贊揚《古詩》「多哀怨」，說李陵的詩「文多凄愴，怨者之流」。他認為五言詩創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其特點即是「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王粲之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也是具有怨情的。左思的「風力」很重要的表現便是「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劉琨之「仗清剛之氣」，也是與他「善為凄庚之詞」、「多怨恨之詞」分不開的。如果我們結合這些詩人創作來考察一下鍾嶸所提倡的「怨」的具體內容，就可以看出：它或是反映了對門閥世族等級制度的不滿，如左思《詠史》所寫的「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或是對經濟凋弊的感慨，對人民所受災難的同情，如王粲《七哀詩》中寫的那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唱然傷心肝」。或是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政治的黑暗，使有志之士的進步政治抱負不得實現，胸中充滿了鬱郁憤懣。比如劉瑤《重贈盧湛》中的「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以及《扶風歌》中所寫的「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這樣一些深深的感慨與不平。鍾嶸所強調的這種「怨」，既突破了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束縛，又和蕭綱、蕭繹所提倡的宮體色情根本不同。主張文學要表現下層百姓對上層統治階級的「怨」，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傳統。早在春秋後期，孔子就充分肯定了《詩經》中下層官吏和百姓對黑暗政治和腐朽統治的不滿。漢代司馬遷又發展了孔子「詩可以怨」的思想，特別指出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千古絕唱《離騷》「蓋自怨生」，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發憤著書」說。鍾嶸《詩品》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個進步的文學思想傳統。
其次，鍾嶸提倡自然真美，反對刻意雕琢的形式主義美學觀。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文學創作上存在著一種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錯誤傾向，它在齊梁兩代尤為嚴重。這種傾向在鍾嶸的時代非常突出地表現在堆砌典故和排比聲律這兩個方面。詩歌創作中當然是可以運用典故的。運用得當可以使詩歌含義更深刻，語言更凝煉，抒情更透徹，形象更鮮明，起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積極作用。但是，大量地堆砌典故，使詩歌詰屈聱牙，意思晦澀，那就會違背藝術的特徵，使詩歌喪失自然本色美，而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曾經指出當時的詩歌創作由於濫用典故，致使「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采」。針對這種弊病，鍾嶸從維護文學特點的角度出發，著重說明一般非藝術的應用文章，可以多用典故；而作為藝術的詩歌是以抒情為主的，貴在「自然英旨」，不能以用典多為高。詩歌藝術應當重在形象塑造，不能用炫耀學問來代替。他說象徐乾的「思君如流水」，曹植的「高台多悲風」，張華的「清晨登隴首」，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這樣一些名句，都不過是描寫「即目」「所見」而已，並沒有用什麼典故。「詞不貴奇，競須新事」，就違背了詩歌藝術的特徵。他認為詩歌創作應當以「直尋」的方法，抒寫胸情，表現自然真美，而不應當變成掉書袋的雕蟲！
從提倡自然真美的原則出發，鍾嶸竭力反對當時講究煩瑣的四聲八病的聲律派創作傾向。鍾嶸並不是完全不要詩歌的音樂美，但是他認為「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只要在音韻上自然流暢便是好作品，沒有必要去追求那些細碎的格律。如果按照沈約所提出的那樣，必須做到「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那麼，必然會造成「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的惡果。當然，鍾嶸在對聲律派的評價上也有過於片面、對其貢獻肯定不夠之處。因為詩歌創作的音韻格律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事實上聲律派對我國古典詩歌格律的形成是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在對聲律派理論的流弊的批評上，鍾嶸是完全正確的，對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健康發展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
鍾嶸這種提倡自然真美，反對雕琢堆砌的審美標准，也鮮明地體現在他對許多詩人的評論之中。他贊揚謝靈運的詩作「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又說謝朓的詩歌「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但是，他又指出二謝的詩歌創作中也還有不完全符合自然真美富的「繁」、「細密」的缺點。鍾嶸批評陸機創作「有傷直致之奇」，批評顏延之的創作「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這些也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這種美學觀點。
第三，鍾嶸主張風骨與辭采並重，強調要有「滋味」，具備不朽的藝術魅力。
風骨是我國古代的一個重要美學范疇。鍾嶸在《詩品》中所說的「風力」也即是風骨之意。他認為詩歌創作應當「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就是主張要以風骨為主，辭采為輔，風骨與辭采並重。鍾嶸論齊梁以前五言詩發展的狀況時，以建安文學為最高典範，而建安文學創作特點便是風力遒勁。鍾嶸特別推崇曹植的詩歌創作，把他作為齊梁以前五言詩的最傑出代表，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而他評曹植之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正是就風力和丹彩兩方面出發的。他評劉楨之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即在於說明劉楨之詩雖然風骨凜然，但於辭采方面又略嫌不足。關於風骨的含義目前學術界看法頗不一致。它在不同的藝術領域以及不同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那裡的含義也並不完全相同。鍾嶸所說的「建安風力」，我們從他的《詩品》中的總論和對各個詩人的具體論述中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徵：第一是要有慷慨悲壯的怨憤之情，並且表現得十分鮮明強烈。第二是要直抒胸臆，自然真切，而無矯揉造作、人為雕琢之態。第三是形象鮮明突出，具有簡潔明朗的風格特色。總的說來，「風力」是指詩歌形象的精神本質方面的美，而「丹彩」則是指詩歌形象的物質表現形式方面的美。只有兩者緊密結合，才能使文學作品形神兼備，栩栩如生。「風力」為主，「丹采」為輔，兩者結合為 一，這是鍾嶸品評歷代詩人優劣的又一重要美學標准。
批評了創作中「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汜」的傾向。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到「味」的地方，大約有十幾處。劉勰對「昧」的理解比較側重在文學的形象特徵方面。比如《隱秀》篇中說的「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認為只有具備了「隱秀」特徵的作品，方有不盡之「餘味」。那麼，什麼是
鍾嶸《詩品》的價值除了上述幾方面之外，還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把詩歌發展的歷史淵源歸納為《詩經》和《楚辭》這樣兩條線索。這是符合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實際情況的。《詩經》和《楚辭》是我國古代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個不同流派的最早代表作。當然，鍾嶸在對齊梁以前的詩人按這兩條線索歸類時，他的劃分是有不科學之處的，對有些詩人創作上的承繼關系的論述也有簡單化的缺點。但是他能提出詩歌發展這兩條基本線索，對我們研究詩歌發展歷史，很有借鑒意義。同時，鍾嶸對一百多位詩人的創作特色的概括，也為我們研究這些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見解。在這個意義上說，《詩品》不僅是一部詩歌理論批評的專著，而且是一部關於五言詩作家作品的文學史專著。
❻ 風骨說（鍾嶸對它的論述及解釋）
原文：
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分析：
鍾嶸主張【風骨與辭采並重，強調要有「滋味」】，具備不朽的藝術魅力。
風骨是我國古代的一個重要美學范疇。鍾嶸在《詩品》中所說的「風力」也即是風骨之意。
他認為詩歌創作應當「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就是主張要以風骨為主，辭采為輔，風骨與辭采並重。
鍾嶸論齊梁以前五言詩發展的狀況時，以建安文學為最高典範，而建安文學創作特點便是風力遒勁。鍾嶸特別推崇曹植的詩歌創作，把他作為齊梁以前五言詩的最傑出代表，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而他評曹植之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正是就風力和丹彩兩方面出發的。他評劉楨之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即在於說明劉楨之詩雖然風骨凜然，但於辭采方面又略嫌不足。關於風骨的含義目前學術界看法頗不一致。它在不同的藝術領域以及不同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那裡的含義也並不完全相同。
鍾嶸所說的「建安風力」，我們從他的《詩品》中的總論和對各個詩人的具體論述中看，
【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徵】：【第一是要有慷慨悲壯的怨憤之情，並且表現得十分鮮明強烈。第二是要直抒胸臆，自然真切，而無矯揉造作、人為雕琢之態。第三是形象鮮明突出，具有簡潔明朗的風格特色。總的說來，「風力」是指詩歌形象的精神本質方面的美，而「丹彩」則是指詩歌形象的物質表現形式方面的美。只有兩者緊密結合，才能使文學作品形神兼備，栩栩如生。「風力」為主，「丹采」為輔，兩者結合為 一，這是鍾嶸品評歷代詩人優劣的又一重要美學標准。 批評了創作中「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汜」的傾向。】
❼ 從文學史的角度分析鍾嶸《詩品》中被列入上品的12位作家是否名至實歸
鍾嶸對五言詩有精深系統研究，有獨到見解，當時詩壇喜用典、講究聲律，詩壇領袖是沈約（官也很大），提倡聲律，鍾嶸則反對，他曾「求譽於沈約」，因觀點對立，故沈約不感興趣。劉勰把書給沈約看，劉沒有講聲律不好，沈稱贊，將書放桌上給人看，劉因此聲名大振。鍾嶸則自己把書給人看，由於其書本身價值高，吸引很多人，故受名人稱贊，古代門閥觀念強，人要出名。捷徑是由名人薦，左思寫《三都賦》，因張華序，許多名士注，故大家傳抄，一時洛陽紙貴，鍾文則是由於其評詩態度公正，徹底打掉門閥觀，不因人論詩，而受人稱贊出名。如左思出自寒門，但給上品，齊武帝蕭賾，給下品，王儉是恩師，詩下品，區惠恭，幹吏，位同傭工，史書記載他給主人改詩，早先主人尚能容忍，但後寫詩諷刺主人，被趕走，後寫了首《雙枕詩》，詩好，給謝惠連看，認為不錯，後用謝名抄給大將軍王義康看，稱贊，此時謝才沒說是區惠恭作，區由此出名，鍾嶸給其下品，下品已很不簡單了，與老師一個等級。
❽ 鍾嶸的個人履歷
在《詩品序》及品評中，鍾嶸所接觸到的重要創作問題：
其一是對當時詩歌發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於四聲八病之說盛行而帶來的刻意追求聲律的兩種弊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鍾嶸認為，詩歌本來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實感的表現，而「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無病呻吟的結果，其一種表現就是競尚用典。鍾嶸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風尚,使得「吟詠情性」的詩歌竟然「殆同書鈔」，嚴重阻礙了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所謂「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評比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中的批評，更為前進了一步。「貴公子孫」或「膏腴子弟」無病呻吟的第二種表現,是刻意講究聲病,「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雖然，鍾嶸忽視了講求聲律之美是詩歌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評不免有偏頗之處，但認為詩歌應該「口吻調利」、自然和諧的意見則完全是正確的。 其二，是為五言詩的出現從理論上作了說明。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而《詩經》在已往又被奉為儒家經典，因此，在魏晉南北朝五言詩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代替了四言詩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詩歌形式(七言並已開始形成)時,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理論批評在詩歌的形式問題上也表現了強烈的正統的保守觀點：重四言而輕五言。例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藝文類聚》)就認為「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主要是論述五言詩的，卻也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不承認五言的詩歌形式在詩壇的應有地位。鍾嶸卻提出四言的形式過時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而五言詩方興未艾，「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詩歌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這些根本特點方面，「最為詳切」。這種議論為詩歌形式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為了倡導五言詩，鍾嶸還對五言詩的起源及歷史發展作了探討，其中雖有不確之處，但論述中不乏精到的見解。 其四是關於作家的藝術流派及品評。鍾嶸從作家和作品的風格特點著眼，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系，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他不僅為風格流變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途徑，而且對具體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簡意賅、頗有見地的評論。如評阮籍詩的特點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等等。但是，由於他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於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慮到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通常只是著眼於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同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使他的風格流派的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引起了後世不少非議。
《詩品》雖有歷史局限性，卻仍然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響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