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

『壹』 杜澤遜的著述

1987年至1993年參加王紹曾先生主編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規劃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纂工作，任副主編。1993年至1997年參加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項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工作，任常務編委兼總編室主任。1992年至2005年獨立從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規劃重點項目《四庫存目標注》，該書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8冊約370餘萬字。所撰《文獻學概要》一書，200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該書入選「十一五國家級教材」。2004年開始主持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項目《清人著述總目》。2005年開始參與主持山東省政府特批重大項目《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工作，任編纂處副主任。2009年開始主持山東省古籍整理研究項目《山東文獻總目提要》。2010年開始主持國家清史纂修項目《清史·藝文志》。2012年開始主持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重大項目《十三經註疏匯校》。自1987年以來，著作《四庫存目標注》、《文獻學概要》、《清人著述總目》（主編）、《清史藝文志》（主編）、《微湖山堂叢稿》、《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副主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常務編委）、《山東文獻集成》（編纂處副主任）、《漁洋讀書記》（王紹曾、杜澤遜編）、《清經解三編》（劉曉東、杜澤遜編）、《中國歷代書目提拔叢書（第三輯）》（主編）、《經籍訪古志》、《古文舊書考》、《靜嘉堂秘籍志》、《史記校勘記》（王紹曾、杜澤遜整理）、《山東著名藏書家》（杜澤遜、程遠芬撰）等。發表學術論文180餘篇。

『貳』 杜澤遜的《十三經註疏匯校》緣起及設想

《十三經註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經典的經文、古注、音義、疏文。這十三部經典是：《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儒家的主要經典已包括在內了。這十三部經典在傳授過程中曾經產生過多家注釋解說，其中大部分失傳。保存下來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注，《尚書》漢孔安國注（據考是魏晉時人的偽作，卻有較高的水平），《詩經》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周禮》漢鄭玄注，《儀禮》漢鄭玄注，《禮記》漢鄭玄注，《春秋左傳》晉杜預注，《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春秋穀梁傳》晉范寧注，《論語》魏何晏集解，《孟子》漢趙岐注，《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主體部分是漢晉間人注。這些注有的不是漢人的舊注，但也汲收了漢人的舊注。相對於宋元人的注，這一批舊注被稱為「古注」。經文古奧，後人理解困難，往往首先求助於這些古注，原因是這些古注離經文產生的年代相對較早，並且古注本身又大都有更早的來源或依據，前人認為這些古注「去古未遠」，有較大的可靠性。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進步，對於經文和古注又逐步產生了更為詳盡的疏解，這些對經文和古注的疏解稱為「義疏」，南北朝時期比較發達。到了唐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了「五經義疏」，由於是朝廷主持，所以稱「五經正義」。這五部書是《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另有唐代賈公彥撰《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論語疏》、《爾雅疏》、《孝經疏》，另有託名孫奭撰的《孟子疏》。總的看來，唐人的疏是總結南北朝至唐初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總結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來源和依據。《孟子》原來不在「經書」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動正式加入經書行列，北宋徽宗時成都的石經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現了成套的「十三經」。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經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條疏文開頭時提示「某某至某某」，如《關雎》首節疏，先說「關關至好逑」，然後再作疏，《關雎》的正文省略。歷史上稱這種文本為「單疏本」。
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種解經的方式叫「音義」。主要是為疑難字注音、釋義。注音用反切，或直音。這種「音義」大概是受佛經的音義影響發展起來的。對於誦讀經典有很大幫助。現存的佛經當中有大量音義，還有人專門匯集為《一切經音義》。如唐代釋慧琳、釋玄應都有《一切經音義》。儒家經典的音義到隋朝由陸德明撰定為《經典釋文》一書，可以說集音義之大成。不僅包括當時確定的儒家經典的音義，還包括《老子》、《莊子》兩部道家經典的音義。《經典釋文》不僅保存了大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釋義，還保存了經文、古注在文字上不同文本的異文，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爾雅》、《孝經》、《孟子》有宋人的「音義」，也值得重視，尤其是孫奭《孟子音義》彌補了音義系統的缺項，到清代受到重視。後人把「音義」又叫「釋文」，是因為大部分經典的音義見於《經典釋文》。
總的看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這四大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對於儒家經書又有新的注釋，尤其是程朱系統的注釋，後來形成了《五經四書》，注釋完全是一種新的面貌，這當中借鑒汲收了註疏，但有許多新的見解。《五經四書》的注釋為：宋朱熹《周易本義》、宋蔡沈《書集傳》、宋朱熹《詩集傳》、元陳澔《禮記集說》、宋胡安國《春秋傳》、宋朱熹《論語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學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還附上程頤的《周易程傳》。南宋以來，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為科舉考試的標准。南宋以來學習儒學的，大都以朱熹等人注釋的《五經四書》為依據。漢唐人的註疏則被稱為「古學」。
「單疏本」由於經文、古注不全，閱讀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現了補齊經文、古注的經、注、疏合刻本，就是後來稱為「註疏」的文本。刊刻者是南宋初年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傳世的《禮記正義》有當時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的福州人黃唐的跋語，十分重要：「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註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雲。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黃唐說得很清楚，合刻是為了方便。這個系統的本子經文是半頁八行，字比較大，稱「八行本」。現存的有《周易》、《尚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其中《春秋左傳正義》是紹興府地方刊刻的，不過是同一格式，顯然是配套的。有了經註疏合刻本，同時北宋時曾經刊刻過的單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傳世。「單疏本」有刻本或鈔本傳世的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爾雅》。
在南宋福建這一刻書中心，還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的合刻本，叫「附釋文本」或「附釋音本」。比較有名的是余仁仲萬卷堂刻的。還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釋文本《尚書》孔安國注，《尚書序》末有牌記雲：「五經書肆屢嘗刊行矣，然魚魯混淆，鮮有能校之者。今得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參入音釋雕開，於後學深有便矣。士夫詳察。建安錢塘王朋甫咨。」顯示了《經典釋文》的必要性。更進一步，則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刻的本子。這種合刻，是以經注釋文合刻本為基礎，再加上「單疏」形成的。這種經、注、釋文、疏合刻本，有名的是劉叔剛刻的十行本。還有福建魏縣尉宅刻的《附釋文尚書註疏》。在四川眉山這一刻書中心也出現了《論語註疏》這樣的經、注、釋文、疏合刻本。
經註疏合刻、經注釋文疏合刻，都是為了方便閱讀。這一點朱熹在《答應仁仲》一函中論及《儀禮經傳通解》時說過：「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阮元《儀禮註疏校勘記》引用，文稍異）朱熹認為「經注本」和「單疏本」各自為書，是一種「弊病」，他把它們合起來，就「盡去其弊」了。事實上，把經文、古注、釋文、疏合並起來，很像清代以來的「集解」，這種集解古已有之，《論語》何晏注、《漢書》顏師古注都叫「集解」。舊注多了，匯起來方便閱讀，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為一編，恰恰是「古學」的合本，是在宋人新注之外自成體系的注釋。後來的學者講「經學」時往往以《十三經註疏》為依據，而講「儒學」或「宋明理學」時一般以《五經四書》為依據。表面看來還是這些書，而實際上注釋屬於兩個陣營。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說過：「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註疏始。」他的立場顯然屬於「古學」一邊。而一般士子讀經事實上絕大多數是從《五經四書》始。明白了這個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話是代表一個流派的，而不是當時人都認可的常識。
清代朴學家講求「古學」，對「十三經」作了更為深入的注釋，這些注釋最終凝結成一個系統，稱「清人十三經新疏」。其中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翚《儀禮正義》、劉文淇《春秋左傳舊註疏證》、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沒有作出來，例如《大戴禮記》，當代經學家劉曉東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禮記義疏》，其不平凡的貢獻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這些「新疏」顯然是對著舊的《十三經註疏》來的，訓釋有很大進步，但基本路線卻是「古學」的發展，依然是站在《五經四書》朱熹等註解的對面的。因此，就經書的注釋來說，仍是兩個陣營，我們姑且沿用舊的稱呼，叫「漢學」、「宋學」。《十三經註疏》基本上是「漢學」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朝廷組織學者撰定了《御纂七經》，包括《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其大體思路是不專主宋學，而是漢宋兼取，希望漢、宋合流。乾隆間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葉以後也有各地重刊本，傳世量較大，而讀者不一定很多。這條漢宋合流的路子，現在看來沒有走通。
從現代的眼光看，總體上說，「漢學」較多地注重訓詁名物制度，而「宋學」更多地注重思想，在思維模式和興趣點上有較大差異，不具備「合流」的學術基礎，而是屬於「互補」的關系。當然不能「合流」，卻並不意味著不可「兼治」。清代「漢學」代表人物吳派惠棟、皖派戴震，都是主張「漢宋兼治」的。
既然《十三經註疏》是「古學」的代表，那麼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礎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務當然是確定不同文本之間異文的是非，形成錯誤較少的文本。唐代顏師古等曾校定「五經」，形成《五經定本》。這種工作東漢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經》，唐代後期刻的《開成石經》（包括經書十二種），都是同等性質的「定本」。為了確定經典的用字，唐代還編成《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鄭玄在註解經書時，曾特別註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五代後蜀曾在成都刻石經，到北宋才刻完，稱《蜀石經》，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國子監本校蜀石經，發現文字有不同，如《論語》「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經作「舉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時也不能確定，他就寫了《石經考異》，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經旁，可惜失傳了。歷史上對儒家經書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續不斷，取得了豐碩成果。清代初年張爾岐用《開成石經》本《儀禮》校勘當時通行的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註疏》，發現了不少脫文、誤字，寫成《儀禮監本正誤》。他還發現《開成石經》也有錯誤，寫成《儀禮石本誤字》。這對顧炎武啟發很大，顧炎武還抄寫一部帶到山西。顧炎武到了西安，看到《開成石經》，於是根據拓本校勘萬曆北監本《十三經註疏》，寫成《九經誤字》一卷，比張爾岐校勘的范圍更大。他在《日知錄》中批評北監本「脫誤尤甚」，舉出五條脫文例子，其中一處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個字。他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
清代對《十三經註疏》進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經註疏》附《考證》。這部《十三經註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齊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每卷之後附有「考證」，也就是校勘記，討論了一些文字異同是非問題。乾隆中後期修《四庫全書》，其中的《十三經註疏》用武英殿本謄錄，但又根據舊本作了校勘，進一步增補了「考證」，從而比殿本又有所進步。嘉慶年間阮元在江西作巡撫，根據元刻明修本《十三經註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經註疏》，每卷附有更詳細的《校勘記》，歷史上稱「南昌府學本」、「南昌本」或「阮元本」。這個版本由於不少著名學者參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廣泛重視。從那時到現在，「阮元本」都是權威版本，是學者最常用的版本，各種形式的重印本難以統計。
但是，阮元本並不完善。例如人們比較看重的他的《校勘記》，就存在一些缺點。前面說的《日知錄》批評萬曆北監本《儀禮》脫文的話，被《四庫全書總目》中《儀禮註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這一篇《儀禮註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這樣世人都知道北監本《儀禮》不精不善了。可是在阮元《儀禮註疏校勘記》中，卻沒有指出北監本《儀禮註疏》的那五段脫文，而是僅僅指出明末毛晉汲古閣本脫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閣本比北監本晚，並且是從北監本來的，那麼汲古閣本的脫文當然是從北監本來的，單單指出「毛本脫」是不得其根源的。我們進一步校勘北監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註疏》，發現也同樣脫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陽本更早的明嘉靖間陳鳳梧刻本《儀禮註疏》也同樣沒有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記固然不到位，顧炎武批評北監本也同樣沒有得到脫誤的根源。進一步查對清代汪士鍾影刻宋本《儀禮疏》單疏本，我們發現其中沒有這五段經文的疏。就是說唐代賈公彥並沒為這五段經文作疏。顧炎武認為失去這五段經文的疏，是北監本的責任，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同樣也沒弄清脫誤的根由。因為這五段經文當初賈公彥沒有作疏，因此也談不上「亡」。我們上面說過，「單疏本」沒有經文、古注。後人在單疏本基礎上補足了經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陳鳳梧合刻《儀禮》經文、古注、疏文時，因為這五段經文沒有疏，導致添足經文時漏添了。如果我們不把各個版本對校過，這些問題就弄不清楚，就會得出錯誤結論。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校勘的任務除了發現並改正錯誤之外，還有兩個功能，那就是評判版本的優劣、梳理版本的源流。
上面說的陳鳳梧本、李元陽本、北監本，都是阮元見過並且用過的，卻沒有把脫文情況反映在《校勘記》中。還有單疏本，阮元也用了，對於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阮元也沒在校勘記中說明。這都是「漏校」。這樣做的結果是，誤導讀者，認為毛本極劣。其實顧炎武也誤導了讀者，認為北監本極劣。這都不是確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還有些古本阮元當時沒見到，例如《周易正義》單疏本、《周易註疏》八行本、《尚書註疏》單疏本、八行本、宋魏縣尉宅本、蒙古本、《禮記正義》八行本、《論語註疏》蜀刻十卷本、《孟子註疏解經》八行本等，阮元都沒見過。從而限制了校勘質量。這是古本。離阮元時代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視，沒有校勘，因面沒有很好地汲取其長處。例如《周禮註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一節下疏文：「掌其戒令賞罰」下，阮元本有小字註：「原本實缺七格」。這七個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則是於軍因為師」。阮元根據的底本沒有這七個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經根據《州長》注推測出來，並且補上了。殿本補的這七個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後來的孫詒讓《周禮正義》採納（參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禮經註疏音義校勘記》），十分可貴。阮元沒有見過南宋八行本，是客觀困難，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卻沒有一校，導致這七個字無法校補，而僅僅注出原本「缺七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誤。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視。鑒於這些原因，《十三經註疏》的校勘工作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這是規劃《十三經註疏匯校》的學術理由。
前面說過，《十三經註疏》包括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文、古注、釋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就相對薄弱。由於校勘工作規模很大，初步統計《十三經註疏》李元陽本、武英殿本都在11000頁以上。而歷史上《十三經註疏》（早期還不到「十三經」）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單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清嘉慶阮元刻本等十個系統。之外還有單刻的。約略計之，總共有10萬頁。全部校一遍事實上校不幹凈，不免誤校、漏校，還必須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30萬頁。一個研究生一天坐班四小時可以校10頁，一年校3千多頁，十年校3萬多頁，30萬頁就要10個學生校10年。再合成一份《校勘記》即《匯校》，估計還要5年。15年時間那是在目前形勢下不大允許的。如果再進一步擴大校勘范圍，加上白文（無注）本、經注本、經注釋文等版本系統，還會進一步加大工作量，其可行性受到質疑。學問之道，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只能欲速不達，壯志難酬。所以較為切實的方案仍是先把校勘范圍限定在前人工作較薄弱的「註疏」版本系統內。就上面的估算，如果從10人增加到15人，那麼10年就變成了7年。如果熟練了，每人每天不止校10頁，而是增加到15頁，那就縮短到5年。加上合成一份《校勘記》的時間，初步合計8年可以完成。從程序上說，如果開始大家一齊校《尚書註疏》一種，分工合作，那麼200天可以完成，先出版。一方面探索經驗，另一方面也徵求學術界意見，同時也為團隊打打氣，長長精神。這樣再校《周易註疏》、《毛詩註疏》，次第出版，就比較可行了。
阮元的《校勘記》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經註疏》每卷之後，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證」也附在殿本《十三經註疏》之後。我們的《匯校》也同樣要附在《十三經註疏》的正文之後。那麼，哪個版本適合作我們的「底本」呢？
適合作「底本」的版本應當具備以下條件：一、十三種書俱全。二、經、注、釋文、疏俱全。三、錯字少。歷史上具備這三個條件的版本並不多。南宋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傳於今天的都只有幾種。元刊明修本缺少《儀禮註疏》，並且一半書版為明朝補刻，補刻的部分錯字較多，並且有的書頁有「墨塊」缺字。嘉靖李元陽本來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沒補上。都不適合作「底本」。北監本補上了缺字，是一個完整的官版，錯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比北監本晚的汲古閣本因為校刊不精，錯字反而比北監本多，所以汲古本不適合。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監本基礎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錯誤，增加了「考證」，補足了「音義」（主要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四種），事實上是歷史上第一次形成經、注、疏、釋文俱全的本子。並且也是第一次為全部經註疏釋文加了句讀（用類似於句號的小圈加了斷句標點）。翰林們斷句的能力一點不比今人差，甚至更強，所以斷句錯誤不敢說沒有，但確實不多。這個本子刻印精良，也適合影印。從這些優勢看，殿本很適合作「底本」。遺憾的是，殿本校刊時，翰林們對原書作了編輯工作。比如把解釋篇名（如《關雎》）的疏文從各篇移到各經卷首，再比如刪去了每條疏文前頭提示性的話「某某至某某」。有的地方因為刪去提示語，造成疏文眉目不清，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語。還有少數地方，對於疏文引用別的書，引文不完整的地方，作了增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十三經註疏》的面貌，這在校勘學上是不提倡的。其後的《四庫全書》本完全沿用了這一格式。這樣，殿本作為「底本」就不合適了。
剩下的只有北監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見，並且每卷附有「校勘記」，我們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刪去阮氏「校勘記」，否則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校記，那麼要把「匯校」附在阮校記之後，大有疊床架屋之感。況且，我們的「匯校」本來是針對阮元的校記不完善而來的，將來「匯校」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往往是針對阮元的，難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煩。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處。不得已，只有選用萬曆北監本作底本了。
萬曆北監本的長處是規規矩矩，經、注、釋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舊式，與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對。再就是北監本十三部書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以及在它之後的汲古閣本，缺字、誤字都少。因而選作底本具備基本條件。
當然北監本也有不完美處，那就是《論語》、《孟子》、《孝經》無音義，《爾雅》用的不是陸德明《釋文》，而是宋人的《爾雅音》。《周易註疏》的《釋文》沒散入正文，而是獨立附於《註疏》之後。這種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補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監本時，把唐宋人留下的《論》、《孟》、《孝經》、《爾雅》音義整體附在各經之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殿本的句讀是了不起的科研成果，我們決定在影印北監本時，把殿本的句讀移到北監本上，供讀者參考。同時也避免我們作校勘記時摘句破句。至於殿本句讀偶有脫漏（應加而沒加）、錯誤，我們不予改正，以示謹慎，並取信於人。如果我們作了改訂，一是不能都改正，二是不能保證不出新錯誤，三是改的地方不能處處都加說明。將來告訴讀者：「殿本句讀錯誤和漏加的我們作了訂補。」讀者會問：「你改了哪些？改得對嗎？」想像的空間就大了。所以我們決定不改，保持原貌。
我們的《匯校》的基本面貌大體明白了：《十三經註疏》正文全部影印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讀。每卷影印的監本之後，附有排印的《匯校》。《匯校》除列出各本異文之外，還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張爾岐《儀禮監本正誤》、顧炎武《九經誤字》、殿本「考證」、庫本「考證」、阮元「校勘記」、孫詒讓《十三經註疏校記》等摘附各條之下，供讀者參考。
《十三經註疏匯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於進一步考證文本的是非，改正錯誤，整理出錯誤較少的《十三經註疏》通行讀本。二、有利於藉助異文，考察歷史上《十三經註疏》各個版本之間復雜的流變關系。三、有利於評價歷史上作為重大文化活動的刊刻《十三經註疏》工程的功與過。實際情況是：即使評價不高的汲古閣本，也往往有勝於他本處。這些先賢的努力和貢獻，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應當埋沒。而不通過仔細的全面的校勘，這些學術問題是不可能給出答案的。四、《十三經註疏》各本的異文，有不少是異體字、俗體字、訛體字、避諱字，這些異文也許在經學家看來無助於經義的考證和理解，但對於考察宋元明清時期經典文本的用字狀況卻有一定的幫助。目前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在從事「中華字型檔工程」，清理歷代文獻用字情況，並對漢字的不同字元作數字化處理。根據有關文件，初步估計，僅楷書字元就有30萬個。我們認為《十三經註疏匯校》在清理《十三經註疏》宋元明清各個文本異體字、俗體字方面足資參證。因此，《匯校》不僅對經學、經學史研究有直接幫助，而且在版本學、出版史、校勘學、文字學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

『叄』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復習重點

杜老師的那本書太雜了，不過本來文獻學內部的學科體系就沒有那麼嚴密，復習起來用分章單獨准備比較好。

『肆』 以私人藏書為對象的目錄學專書到了宋代才首次出現，如

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這兩部私人目錄學著作是當時乃至在整個中國目錄學史上都是有名的。

目錄學的問題。一下兩本著作也一定要參考：
郁賢皓主編. 中國古代文學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杜澤遜撰.文獻學概要(修訂本).中華書局,2008

『伍』 杜澤遜個人簡介

杜澤遜，山東省滕州市人，1963年4月20日生，1981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85年畢業，考入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畢業留該所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工作，1988年獲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辨偽學發微》，指導老師是王紹曾教授。參加工作之初，即奉命協助王紹曾教授編撰《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旋被指定為副主編，從此開始師從王紹曾先生治目錄版本之學。1993年該書正文部分完成，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獲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陸』 《文獻學概要》epub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文獻學概要》（杜澤遜）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鏈接：

書名：文獻學概要

作者：杜澤遜

豆瓣評分：8.7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份：2008-1

頁數：414

內容簡介：

《文獻學概要》是大學文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文獻學課程教材。全書深入淺出地講述文獻學特點與用途，文獻的整理方法等等，既可作教材，亦可作為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入門書和工具書。

作者簡介：

杜澤遜，山東省滕州市人，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1963年4月20日生，1981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85年畢業，考入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畢業留該所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工作，1988年獲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辨偽學發微》，指導老師是王紹曾教授。參加工作之初，即奉命協助王紹曾教授編撰《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旋被指定為副主編，從此開始師從王紹曾先生治目錄版本之學。1993年該書正文部分完成，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獲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柒』 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入門書籍

張之洞等《書目答問補正》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文獻學論著輯要》
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史》、《中國古典文獻學史簡編》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
錢基博《版本通義》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
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古籍版本學500問》
程千帆等《校讎廣義》（版本編、目錄編、校勘編、典藏編）
陳垣《校勘學釋例》
陳正宏等《古籍印本鑒定概說》
王力《古代漢語》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方一新《訓詁學概論》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
孫欽善等《中國古文獻學文選》

『捌』 關於考山東大學杜澤遜老師的博士

同學你好，杜老師每年招收1-2名博士生，今年就招一個，已經結束。杜老師收學生沒有門戶之見，但是他的碩士生水平普遍比較高，外校考需要很深的學術造詣。

『玖』 《文獻學概要》，杜澤遜著

杜澤遜編、中華書局出版的《文獻學概要》。
全書共分十四章。其中，九、十、十一三章介紹了古典文獻的重要體裁，並同時重點介紹其中的代表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挑選其中的一部代表作，以它為例，分析其收錄原則、編輯體例等，從而讓學生認識總集、別集、類書、叢書等不同的文獻體裁。剩下的作品可以作為學生課下閱讀或練習，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自行分析文獻。教材最後增設的三章，為該書獨創，教師應引起足夠的重視。雖然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傳世文獻，但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往往會在文獻學界和相關學術領域引起大的震動，從而在局部掀起新的研究熱潮。因此，關注非傳世文獻的發現和整理及其「二重證據法」，也是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重點。「版本」一章不太好講，僅靠教材是不夠的，教師必須讓學生通過觀看實物如線裝書或進行多媒體演示，才能使學生對版本有其感性認識。
但從縱觀上比較，這部教材也有薄弱部分。比如在輯佚內容的編寫上顯得單薄簡略。從當前的文獻整理工作來看，輯佚所佔的分量還是比較重的，顯然這部分內容是有待要加強得，教師需要為學生擴充這類知識點。

『拾』 杜澤遜先生認為校勘文獻應該以什麼態度

杜澤遜又通過對《周易正義》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分歧，即從「它」到「他」的變遷的舉證，說明了只有廣泛搜集經典舊本進行校勘，才能清晰地認識經書文本古今變遷，正確使用歷史上的各種版本，整理出較為完善的新的通行本，使今天的讀者更加准確地理解經典的文義。從以上事例中說明，只有廣泛收集真實數據進行分析，才能更好的校勘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