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族復興大業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監測求解答
楊宜勇認為，這表明我們的民族復興大業已經完成了大概62%。秋風先生在《社會治理中的數據迷信》一文中對其研究方法進行了批評：這種方法反映了當前社會治理理念與模式當中存在科學主義的弊端，「而科學主義一定會導致嚴重的偏頗」，這種偏頗是「迷信理智，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迷信數據」。02對楊宜勇先生的研究結論，我也存疑，但對秋風先生對其問題的分析和診斷，我更不能苟同。02綜觀全世界，社會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個發展趨勢就是科學化，而一切問題科學化的基礎就是數據。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場以定量分析、實證研究為核心的思潮席捲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問題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評估不再是拍腦袋的簡單過程，也不是「偉、正、光」的宏觀大論、更不是「紅、厚、黑」的權謀學，而是立足數據、著眼細節，運用統計學、運籌學、博弈論、管理學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推演的過程。近年來，得益於計算機技術和海量資料庫的發展，我們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的能力不斷增強，已經進入了大數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個人在真實世界的社會行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記錄，這種記錄的細度很小、頻度很高，為社會問題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數據。舉個例子，政治新聞的跟帖、視頻網站的下載記錄、微博平台的互動記錄等都為政治從眾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數據。因為能測量得更准、計算得更加精確，社會治理的科學化正在全面興起。02在這種趨勢和大潮之下，我認為，中國社會治理領域的問題恰恰不是科學主義導致的偏頗、不是數據迷信，而是科學主義嚴重不足、缺乏用數據來說話的理性精神。02我們不妨從秋風先生為了證明「數據迷信」列舉的案例說起。他認為，地方政府強調GDP增長，不顧環境污染，堅持引進一些項目，最終引發了新近的一起群體性事件。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為GDP在數據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對於民眾的影響難以量化。02我認為這個例子是不成立的。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環境污染同樣可以通過空氣、水、土壤、森林、雜訊等各式各樣的指標進行量化。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哪個結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GDP數據得到了決策者更大的加權，而污染指標卻被忽視。這恰恰說明，我們的決策過程科學性不夠、理性不足，遠遠談不上迷信「理性和數據」。相反，現實情況往往是，決策者沒有合理使用數據，同時又受制於錯綜復雜的理念和利益之爭，從而罔顧事實，做出錯誤的政策決定。02回到民族復興大業的命題。我認為，通過制定科學的指標，這項宏偉浩大的工程是可以量化也是可以監測的，這對現在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而言根本不是難事。秋風先生在文章中指出，62%的比例引起了民眾的鬨笑，原因在於，有一些指標如法律體系的公正性、對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開放性等「簡直沒有辦法測量，即便測量，也可能出現嚴重偏差」。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其實一份設計合理、取樣科學的調查問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項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畢竟，公不公平，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桿秤，為政者，是要善於去「讀」出它的刻度，這也正是民意調查的價值所在。我們當前社會治理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需要在決策制定和政策評估的各個環節，推行民意調查的科學方法。02至於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開放，那指標就更多了。不妨設想，當我們能夠每年向全世界輸出10部票房大片的時候，當我們能每年向全世界哪怕貢獻一部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的時候，或者當我們也擁有蘋果、谷歌之類的本土創新型企業的時候，我相信，不僅中國人會認同這種復興，在這些指標和數據面前，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會朝我們豎起拇指。02面對「62%」的結論，民眾鬨笑的主要原因是這個數據和個人感受相差太遠，這是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如秋風先生所言，是過度迷信理智和數據而造成的偏頗。民眾的鬨笑，也可能說明大眾對如何在社會治理中推進科學的評估方法還相當陌生甚至無知。考慮到我們長期重理念、重概括、輕邏輯、輕數據的傳統，這並不意外。這又證明，中國社會其實非常需要在社會治理中普及科學的評估知識和數據的應用。這是一種啟蒙，這種啟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要前提，也是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
B. 祖國近五年的成就。急用！！！
2010年10月1日18時59分57秒，在全國人民的翹首盼望與熱切注視下，「嫦娥二號」沖破夜空成功發射，從而標志著中國探月工程二期拉開了序幕。那一瞬間，對於錢衛平和他的同事們來說，心中奔涌的不僅僅是欣慰與自豪，更多的是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作為2007年「嫦娥一號」、2008年載人飛船以及如今「嫦娥二號」任務測控系統總設計師，錢衛平見證了我國航天事業在「十一五」期間的飛速發展。而這不過是近年來我國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的一個縮影。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國在「十一五」時期宏觀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經濟總量躋身世界前三，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加速轉變，新型工業化道路引領中國工業實現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續改善。更令人驚喜的是，在收獲這些成就的同時，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也取得積極進展，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
「『十一五』期間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標都實現了或者超額實現了。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經濟依然取得高增長，非常不簡單。」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評價說。
可以說，「十一五」的五年是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基礎的時期，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五年。
奮進的五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與自然災害的雙重挑戰下，中國經濟再次實現新跨越
讓我們先看一組數字的對比——
2006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根據規劃，「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年均增長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雖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國GDP已實現年均增長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個百分點，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個百分點。而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長。專家預計，今年全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應不低於9.5%，這意味著「十一五」期間經濟年平均增速超過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也將超額實現。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一高速增長是在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以及國內一連串自然災害的雙重挑戰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而雨雪冰凍災害、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澇災害等突如其來的嚴重自然災害，也令經濟運行一次次承受嚴峻的考驗。從當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以及接連不斷的各種重大挑戰，黨中央、國務院果斷出台並實施了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從而使國民經濟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實現8.7%的增幅，超額完成「保8」目標。在世界經濟一片慘淡之中，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速度領先全球，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8.5%，比2005年上升3.6個百分點。進入2010年，這一格局再次被重寫：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從而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不僅如此，2009年，我國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分別達到2.4萬億美元和6.9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種工業產品中，220種產品我國產量世界第一，裝備和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二；當年外貿進出口總額為22072.7億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從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額從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對挑戰和考驗，中國經濟再次實現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節能減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有望全部實現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但粗放式發展也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並探索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並明確規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10%左右，森林覆蓋率達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標之具體、約束性之強在以往10個五年規劃中不曾有過。這些指標不僅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涵，也對增長的質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規定，體現了政府對由量到質的科學發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總結和介紹「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情況時表示，為實現「十一五」目標，我國在結構節能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產業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在淘汰落後產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國共淘汰小火電機組6000多萬千瓦，淘汰落後煉鐵產能8712萬噸、煉鋼產能6038萬噸、水泥產能2.14億噸。
對此，楊宜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十一五』各項任務中，節能減排應該是最難的。但是通過加強約束，這個目標也實現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傳統工業國家、「世界加工工廠」，一度消耗著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盡管節能減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後已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五年內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為此，中央在此期間投資2000多億元用於節能環保工程，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而這些投入只佔全國節能環保總投資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能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5%的基礎上，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20.76%，累計實現節能量5.3億噸標准煤。與此同時，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下降13.14%，為實現全國完成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標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四項指標中後三個到年底經過努力都能實現，但完成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還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解振華說。但他同時表示，「一定會努力完成節能減排目標」。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保障事業快速推進
回望「十一五」，人們不難發現，在不斷推進的各項經濟、社會與政治改革等方面，無不閃耀著「民生」二字。
「農村改革使廣大農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務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設得到各級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十一五』也被譽為『民生五年』。」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談到「十一五」期間各項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時說。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間每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越來越充分地得以體現——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廣大農民從此走上減負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財政拿出1859億元投向困難群體。此後，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逐年遞增，2008年突破萬億元，2010年更是超出1.6萬億元。與此同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從2008年起覆蓋到了全國全部有農業人口的縣（市、區），提前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此外，「十一五」期間，國家重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新醫改方案惠及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全國92%以上的人口。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斷發力、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1760元增長到17175元，年均實際增長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3587元增長到5153元，年均實際增長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個百分點。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農村，汽車已經快步走進家庭，電腦、手機的普及率也在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娛樂的需求日益增長。數據表明，我國私人汽車擁有量從2006年的2333萬輛，增加到2009年的4575萬輛；行動電話用戶從2006年末的4.6106億戶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億戶，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億戶。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農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這一切都表明，廣大人民群眾在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生活質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還需清醒地看到，盡管「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制約經濟平穩運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還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資源環境約束逐漸加大，收入分配機制改革面臨重重阻力。也正因為此，對於即將來到的「十二五」，我們充滿著深切的期待，也懷有一份強烈的責任。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我們還需奮力前行。
C. 構建橄欖型分配分局的意義
橄欖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對較少，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與「橄欖型」分配結構相對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結構，即低收入者佔大多數的分配結構，這是一種兩極分化的結構。盡管對於當前我國是否屬於「金字塔型」分配結構，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過大，並且呈現繼續拉大的趨勢，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事實。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購買豪宅、名車及各種奢侈品一擲千金，甚至令發達國家的民眾都感慨「中國人真有錢」；另一方面，我國大多數人只是實現初步小康，還存在數量眾多的貧困家庭。許多國家的實踐都證明，收入分配結構呈「橄欖型」的社會比呈「金字塔型」的社會要穩定得多。在我國，人民群眾對收入差距拉大已經意見很大，並且成為許多社會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
貧富懸殊仍在拉大
相關數據顯示，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這跟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說到貧富懸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個概念——「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由於基尼系數的計算過程比較繁雜，計算方法也不統一，目前我國國家統計局並不統計基尼系數這一指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此次中央對分配問題的強調，除了「提低」，另一個重點是「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從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的角度看，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關重要。多年來，相對於外貿和投資中國經濟三大動力中的消費顯得薄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佔比重不夠大。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就已強調。多位學者認為，這表明中國決心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然而，「我國至今為止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楊宜勇有些遺憾地表示。
楊宜勇認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相關的，收入和財產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數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難以提高。
對此，高書生認為，在解讀「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時，學界還出現了兩個偏差或誤讀，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讀為中產階層，二是將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人解釋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來，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對於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兩種解讀事實上幾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這一認識，才能從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現實問題。
高書生意下的「現實問題」如，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發展目標。通過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更好地滿足人們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例如，加強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擔的新稅種，鼓勵高收入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等。同時，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在稅收杠桿中，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應當得到重視。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了調整，新增了實木地板、遊艇、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錶等稅目，但對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健身類、保健類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有專家建議，應當對消費稅稅目和徵收范圍進行適時適當調整，增強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
在當今中國，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會學理論中「橄欖型社會是穩定的社會」的判斷，也已經得到學界和公眾的普遍認可。
社會學理論認為，一個社會大致可分為4個階層：富裕階層、中間（中等）階層、勞工階層和貧弱階層。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的數列，收入和財產從富裕到貧窮逐級遞減，這就讓每一個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在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屬於中間階層，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按照這一劃分方法，中等收入群體，正類似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衡量，不僅包括收入和財產，還應包括職業聲望和自我認同。
在物質財富方面，「收入中等，寬裕有餘」是他們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會以其消費的方式和財產的擁有表現出來。一般認為：有房有車，有一定的金融資產，是其顯著標志，因此中間階層在國外有時也被稱為中產階層。其實，這個衡量尺度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在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應該是異曲同工，或者說，「小康」生活水平其實是中間階層的中國式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財產是收入的積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對於這一群體的形成很重要。
在職業方面，當今社會，職業穩定性相當重要，因為由職業獲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會評價。一般而言，因為知本的崛起，「憑本事吃飯」的知識分子或專業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會得到大多數人的青睞。因此，知識分子、白領、專業人士常常是中間階層的近義詞。
在自我認同方面，由於中間階層意味著一種個人和家庭的有尊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因而承載了很大一部分公眾的期待和夢想。不但在發達國家，而且在一部分發展勢頭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社會大眾都熱衷於躋身中產的行列。發達國家的中間階層認同率達到60%—70%，而在印度，認同率能達到80%。中間階層認同率高，說明一個社會在生活態度上的積極上進，公眾覺得有奔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於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群體正在逐漸形成。中國社科院的陸學藝教授經過長期研究後指出，如今中國的中間階層能佔到23%；而在5年前，這個數字是18%。陸學藝教授曾經期望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以每年1%的幅度增長，現在看來，這個期望正在變成現實。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佔到人口的1/3。隨著今年開始的社會分配政策的調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
社會學理論認為：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願者自發奔赴災區參加抗震救災，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識的覺醒。
然而，很多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這與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房價高企、持續上漲密切相關。因為擁有一套自有房產通常被看作是中間階層的標識，而當本來有望進入中間階層的社會群體距離這個期望越來越遠時，就會引起利益攸關者的騷動不安。於是，「房奴」、「蟻族」為代表的公眾輿論開始進入社會主流意識。
一個社會中的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壯大，也需要社會管理者理性地給予培育。在發達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採取過一些政策措施幫助藍領工人購買自己的住房，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產，譬如對購房者減免稅收乃至予以補貼。二戰以後，很多國家的政府以住房社會政策來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
30多年前，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表達：讓大多數中國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數學者認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穩定的國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高、低收入者所佔比重都不大的「橄欖型」結構。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分配格局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即中產階級。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里，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和公平的發展機會，生活比較安定，社會成員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實進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內去認識，正考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二是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發酵而強化的問題，如貿易保護主義、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一切為選舉服務、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面對守住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壓力的奧巴馬政府，屆時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犧牲國際利益換取國內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時期，一度「克制」的柯林頓國務卿頻頻在人權、網路安全等議題上對中國發難，撇開對華大戰略考慮，顯然有國內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國發展轉型衍生的問題。比如，奧巴馬「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鼓吹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的重大調整，尤其強調美國要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調整結構。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始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的炒作上升到戰略高度，進而容易演變成集體對華施壓的戰略性舉措。一旦處理不慎，容易與已然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糾結在一起，共同沖擊中美經貿關系的基礎。除去上述變數所導致的眾多問題外，還有一些力量在人為激化中美之間的矛盾。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海外輿情。如位於紐約的美國調查公司歐亞集團關於中美關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的預測，盡管論據極不充分，但影響卻十分巨大，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強加的印象，並因此對號入座，彼此相互印證，給客觀事實人為增加幾分主觀色彩，進而誇大風險性與矛盾性，掩蓋中美關系的基本面與合作面。其結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變得更加復雜，進而因此「綁架」整個中美關系發展大局.
D. 什麼是十一五計劃十二五呢有啥區別
十一五計劃是中國制定並實施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同理，十二五計劃則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均是對不同五年計劃的簡稱。
二者的區別在於面臨的發展需求及問題不同，計劃的具體內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計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體現出了鮮明的階段性特徵。
十一五計劃從2006年開始實施，到2010年結束，十二五計劃從2011年開始實施，2015年結束，國家的十三五計劃正在實施中。
(4)楊宜勇事件是什麼擴展閱讀：
五年計劃的實施意義
1、對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標對公共部門仍具有重大影響力，因此對經濟的管理具有決定性作用，為國家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向。
2、對人民：國家五年規劃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規劃，是提高全體人民發展能力、創業能力、創新能力的規劃，指導全體人民根據國家發展需求不斷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