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广岛协议的相关事件—人民币升值
谈到人民币升值，就认为这是广岛协议的重演，当年阻止了日本的成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来阻止中国的成长。中国的成长必将减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亚洲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一个区域，这绝对与美国的利益相背。2013年的中美关系是短期合作，创造了双赢局面，但我们还没有寻求出让对方长期信任的方法。我同两国的领导都打过交道，中国会不停同美国解释，美国不相信中方的解释，中方也会怀疑美国的意图并不是如表述的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2013美国又瞄上了中国，人民币升值，房价飚升，股市疯涨。
现在有日本作为前车之鉴摆在面前，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会使用什么手段抵挡美国发动的经济战。
1985年《广岛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此后日本央行采取了低利率的政策，希望减轻日元再次升值的压力，可大量日本企业转而投资国内股市和楼市，最终产生大量泡沫，导致经济持续低迷至今
中国股市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当前，很多人担心我国股市涨得过快，而基本面方面如同当年的日本，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本币升值、消费物价不高、央行实行低利率、股民预期良好，等等；认为有可能导致经济泡沫。如何衡量泡沫度？泡沫与国情、体制与经济增长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不说清楚这些，就不能对一些表面现象轻言泡沫。
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中日两国的不同点，才能真正弄清问题之所在。尽管对中国股市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当时的日本有巨大的实质性区别：
人民币升值与日元被动升值有本质区别。从2005年7月中国实行新的汇率体制以来，近两年的时间，人民币升值不到10%，而日本在“广岛协议”后，两年内升值超过100%。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认为，中国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是合理的，人民币正在成为世界货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把人民币升值幅度控制为美国通货膨胀率与中国设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之差，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基本上满足这一预期，中国依然有很大的主动性，这与当时日元的被动升值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股市是补涨，并未失去理性。尽管上证指数已达4000多点，但这并不表明股市过度上涨。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受国有股减持等因素影响，股市却持续低迷，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行，让市场摆脱了束缚，经济增长、人民币升值、两税合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股市增加了新的活力。股市大幅上扬也在情理之中。尽管目前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同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有些偏高，但依然相对合理，而且市盈率会随着企业盈利上升而逐步下降。
本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不大。人民币缓慢升值并未对我国出口造成太大影响，我国外汇储备依然较快增长。而“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大幅升值却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日本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的大幅下滑严重动摇了日本经济的根基。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比当时日本完善得多。1989年，日本大藏省采纳“巴塞尔协议”，要求各商业银行将自有资本比例提高到8%。由于此前银行自有资本比例很低，执行“巴塞尔协议”后，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得不大规模缩减国内外贷款，这成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导火索。而中国在汇率体制改革之前早已完成商业银行改造，银行自有资本率充足。同时，银监会的成立使金融监管和中央银行职能完全分离，金融监管远比当时的日本要完善。
中日两国海内外市场的投融资自由度不同。我国的海外投资才刚刚起步，数量有限，海外人民币数量也有限，和日本当时海外投资数额巨大、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是不可比的。同时，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还不是完全自由化的，我国资本项目至今没有开放，而日本当时已是自由进出的体制。
经济发展的基础有所不同。表面上看，两国都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日本当时经济泡沫破裂是因为该国经济增长走到了尽头，开始下滑，已不能从根本上支撑股市上涨。而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从2001年开始进入黄金增长周期，还有十几年甚至更高的增长空间。
无论是农产品价格，还是工业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只要出现大的波动，大家都习惯地认为市场失灵了，大谈价格不合理。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尊重市场，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走出这些理论怪圈，否则，市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
② 2001-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马来西亚奇迹的启示
马来西亚的成功应该同时通过两个角度来考量：一个是分析经济繁荣的原因，另一个是探寻我们这个世界的和睦相处之道，这不仅仅要通过宽容，还要通过尊重、分享人性的共同点并协力实现共同目标才能实现。
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566887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具有美国及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表彰他们在心理和实证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2/152/20021010/838607.html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以表彰他们在“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以表彰他们在“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http://www.bjkp.gov.cn/bjkpzc/kxcl/rw/nbehjz/28263.shtml
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内基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基德兰德教授(挪威公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
http://finance.sina.com.cn/nz/nobel/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41011/23151070991.shtml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作出的贡献。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0/10/content_3602550.htm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09/content_5182087.htm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时间15日晚7时揭晓 ）
http://www.jyb.com.cn/zt/xwzt/gjjyzt/t20071009_117288.htm
③ 分析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决定因素
通过道客巴巴查找可得http://www.doc88.com/p-705593393673.html《我国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一、中国货币数量的主要特征
(一)货币增长率
近30年我国广义货币量(M2)和狭义货币量(M1)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见下图)。1979年以来，M1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跨度达31.6％，M2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相差也有25％。特别是1998年以前，波动十分剧烈，1999年以来波幅缩小。另外，多年来，M1和M2增长速度较快。1978-2007年间M1年均增速19.1％，M2年均增速22.4％，两者年度增长率最高时接近40％。从国际比较看(见表1)，我国货币增长率偏高。
(二)货币流动性
M1与M2的比率是衡量货币流动性强弱的基本指标。从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0.82下降到1995年以来的不到0.4。货币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持续下降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增长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促使货币需求快速上升。其次，从1990年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到1995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证券市场很不发达的状态下，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因此增加的收入中很大部分只能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持有，造成M2增长速度快于M1(见下图)。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动性(M1/M2)变化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见表2)显示，我国是在货币流动性偏高的国家行列中。对此的一种解释是金融服务的不完善导致货币与准货币之间兑换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居民倾向于持有较多货币。
(三)货币化指标
M2与GDP的比率也被称为经济的货币化率，它在我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麦金农提出以M2/GDP这一指标衡量一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货币增长水平时指出，这一比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逐步提高的，但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货币化程度不会持续提高，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某个区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他认为这个区间的上限在1～1.2之间。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在1998年超过1.2，其后继续上升，到2003年后才基本稳定在1.6左右的水平。这种现象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量变化的特殊性。对此的理论研究较多，比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制度因素。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投资品通过政府调拨方式进行，消费品也更多表现为实物补贴，使用货币的交易行为较少。随着体制转轨，市场化使交易和支付的方式发生转变，货币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此外，转轨过程中还存在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逐步释放、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出现膨胀等情况，这些问题共同促使货币需求超经济增长，形成货币化指标快速上升的状况。
二、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
(一)财富与收入因素
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收入，是约束货币持有量的上限，同时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弗里德曼强调包括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在内的总财富与财富构成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现实中，总财富规模和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相对比例，在度量方面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以国民收入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中体现财富与收入因素的变量成为货币需求研究特别是相关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
(二)影响持币成本的因素
1、利率。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尽管存在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利率，但由于债券市场的相对规模小，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都还不够合理，难以体现持有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因此，不宜作为衡量持币机会成本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是目前在我国广泛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变量，但尚未市场化，与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联系不紧密，明显不同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中使用的利率概念。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居民持有货币的一种预期收益，但存款利率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细化，如利率期限结构变化、利息税的影响、通胀率上升形成负利率等，都应视为存款利率对货币需求实际作用的调整因素。
2、预期通货膨胀率。由于持有物质财富也是持有货币的一种替代方式，通货膨胀发生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实物资产的实际价值保持不变。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可视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不发生超级通货膨胀，名义利率的调整就能够反映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因此，在货币需求函数中，仅以名义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就足够了。但这种观点同样是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发达，利率完全市场化，因而名义利率对市场反应灵敏、调整速度快。对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依据市场状况调整的现状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还是可能作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而对货币需求产生独立的影响。
3、风险资产价格与风险偏好。弗里德曼(1988)关于股票市场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机制的经典研究指出了四种不同途径和机制：一是替代效应。股票市场价格上涨表明持有股票的收益增加，从而吸引人们将持有的货币转换为股票，降低货币需求，这种效应主要影响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需求。二是财富效应。股票价格上涨意味着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导致消费需求上升，货币的交易需求随之上升。三是资产组合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使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大，在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将调整资产组合以恢复原有的风险水平，调整方式就是增加短期债券、货币等无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引起货币需求上升。四是交易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往往伴随着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这将产生相应的货币需求来满足或完成这些交易。从四种效应形成的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需求关系看，替代效应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反向变动，其余三种效应则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同向变动。综合四种效应的总影响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风险偏好的变化也会影响货币需求。当人们的风险偏好上升，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货币需求减少。但风险偏好这一指标在计量方面有较大的难度。
关于我国货币需求中代表风险资产价格的变量选择，要考虑不同风险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与代表性。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利率对风险资产收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不同，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也落后于股票市场。公众在债券二级市场的参与程度低，债券市场更多地担当了货币政策操作(央行的回购和现券交易)平台，而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进行货币与风险资产转换的主要场所。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已日益成为经济主体持币的重要替代资产之一，股票指数的变化体现了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
(三)制度因素
一系列制度因素来源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及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与取消、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等等。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货币化。易纲(1996)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至少通过以下五个渠道导致货币化，进而形成“迷失货币”：通过增加居民和企业的交易需求；通过在农村引入生产责任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市场；通过改革中出现的大量乡镇企业；通过迅速发展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通过迅速增长的自由市场。对制度因素影响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很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与多个变量相联系，引入多个变量的做法可能更精确，但在实证分析中，从保障自由度的角度考虑，适当简化也是可以接受的。本文认为，经济货币化指标可作为制度变量的代表。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④ 急求 对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多多益善
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总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他们两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麦金农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处于抑制状态．为此他们主张"深化"金融或在有关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由以前的零散观点到那刻已成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支。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把金融发展理论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最后并对其进行比较和简要评价。本文目的在介绍金融发展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让读者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归结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源泉。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于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从这种意义上讲，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谓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之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观点，因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质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金融和发展具有如下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pl07，中译本第119页)
在20世纪50、60年代 约翰·格利、爱德华·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伦、约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麦金农-肖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着重对格利与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观点作一简介。
1：格利与肖的观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在50年代所做的开创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两篇论文上，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贷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观点的汇总和发展。该书中，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该容纳多样化的金融资产．而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他们还认为，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根据收入-产出帐户上经济单位(或部门)的收支状况，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单位(或部门)、平衡单位(或部门)和赤字单位(或部门)。在整个储蓄-投资过程中，盈余单位是储蓄者，赤字单位是投资考，经济单位(或部门)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这种"专业分工"，乃是债务、金融资产和金融中介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区分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在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时或在进行转移支付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外在货币"， 在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在货币"这种区分对于麦金龙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介绍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该文发表于1966年1月《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鉴于理论界对后一种方法的相对忽视，帕特里克认为应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领先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在需求追随型金融和供给领先型金融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最优顺序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存在。
接下来，帕特里克着重考察了金融发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出发点或参照物是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的关系，因为他事先假定在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数量的有形财富或资本的配置效率，因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权和构成发生变化；第二：提高了新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历时六年完成、资料详实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据主要数字指标，高度概括性地将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分成三种类型，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比较，得出了各种金融结构类型的不同特征。
在建立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戈德史密斯对金融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发展研究必须以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找出金融发展的道路。更为有意义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经济实证分析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最为重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建立了决定一目金融相关比率的重要因素：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率和新发行乘数，及其实用计算方法，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第二：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阶段。即1973年，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著作的相继向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个划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尔、维森特、加尔比斯、马克斯韦尔·J弗赖伊、杨帕尔·李、唐纳德·马西森和尤恩·热·丘)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继提出的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说对麦金农-肖理论进行了扩展。但我们这里主要介绍麦金农和肖两人的观点。
受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影响,麦金农(1973)和萧(1973)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麦金农和萧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实际利率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此时需要实行信贷配给。而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
实际上，在大多数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存、贷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发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竞争的银行体系。尽管私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补偿性余额来逃避贷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国有银行和大多数公共部门借款看来还是遵守的。在银行确实遵守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况下，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必然发生。信贷不是根据投资项目的预期生产率．而是根据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违约风险来配置的。担保品的质量、政治压力、"名誉"、贷款规模以及贷款经手人暗中收受的好处等也可以影响信贷的配置。
即使信贷的配置是随机的，投资的平均效率也会随贷款利率上限的下调而降低，因为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现在也可获利。原先不申请银行贷款的企业家现在也进入市场。这样．当利率定得太低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
麦金农强调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投资收益率的发散性："面对收益率的巨大差异，把发展看作只是单一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积累是严重错误的……让我们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处在国内企业家控制下的现有投资和新投资的社会收益率的巨大差异的缩小"。
利率上限在四个方面使经济发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们偏向于更多的现在消费和更少的未来消费，从而使储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潜在的贷款人从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贷款利率得到资金的银行借款人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家在潜在借款人之列，这些企业家不愿意以较高的市场出清利率借款，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得不偿失。在银行的筛选过程带有一定随机性的情况下，对一些得到资金的投资项目来说，其收益率将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所设置的下限，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偏低。
针对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 麦金农和萧地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麦金农放弃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与实质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源融资。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潜在的投资者无法以非货币金融资产作为储蓄保值的对象,如果实际存款利率为正,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以货币作为保值手段,此时的货币成为投资的先决条件或渠道。如果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真实利率增加,内源融资的资本形成机会也会扩大,这就是所谓的"渠道效应"。另一方面,内源融资资本形成机会的扩大使生产者所持有的实质现金余额增大,提高了投资者的信誉,投资者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应提高了储蓄水平,促进了资本形成,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萧(1973)则提出了"债务媒介论",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非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储蓄和投资。
麦金龙和肖的理论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亦如下：
1：新颖地方. 麦金农-肖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理论中的代表。在麦金农-肖理论形成之前，主导性看法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麦金农-肖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肖理论的一大特色。
理论上，麦金农和肖批判和抛弃了新古典理论和凯思斯主义理论。即那种认为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于发展的观点。他们主张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后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较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虽较大、投资数量较多以及投资质量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货膨胀，又不致引起经济衰退。这既不同于凯思斯主义者的观点(凯思斯主义者主张采取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也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控制货币发行作为稳定经济的有效手段)。麦金农-肖理论的这一独特之处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另外，麦金农对金融、财政和外贸三者关系的深入考察和精辟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扭曲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使麦金农-肖理论从一种观点上升为较完整的体系。因此，麦金农-肖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
2．麦金农-肖理论的不足之处。他们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以及管理风险、实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麦金农和萧的理论框架中,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更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索罗增长模型中,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形成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而在金融深化理论中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尽管在麦金农和萧之后许多经济与金融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完善金融发展理论,然而其研究仅限于对麦金农和萧的理论进行计量检验,依然没有回答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力有何影响,因此,金融发展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式微。Robert·Locus(1988)断言,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以忽略金融体系的方式表达了对金融发展作用的质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人模型中，模型的复杂程度随之提高。我们把这新近发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称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把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称为90年代众融发展理论家。四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与麦金农-肖学派的重要区别在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而麦金农-肖学派或者把金融小介体和金融市场视作给定的．或者只对它们进行比较简单和明确的处理。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1973年，其后(20世纪70和8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新增长理论)为金融
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沦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地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如效用函数的缺失、对总量生产函数形式的限定和假设条件的过于严格等)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此，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有别于上一次发展．这次发展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尽管这样做使模型更加复杂，用的数学工具也更多。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目的在于解释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不同于麦金农-肖学派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保罗·罗默(1986)和罗伯持·卢卡斯(1988)两篇经典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换言之．内生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依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把内生增长模型划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居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这两个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论更加注重、融合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种实证关系大致可以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把银行和股票市场结合起来，研究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深入到行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和行业成长的关系；第五，再深入到厂商(企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具有新兴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担心股票市场的发展会对它们不利--使它们的营业额下降，而他们的结果表明并不是这样，对发展中的股票市场而言，其运行状况的初始改善使企业的杠杆比率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风险分担和信息汇总机会)，从而使银行的营业额上升。他们的结果也表明，在具有发展中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中，股票市场和银行具有不同的却又是互补的作用。据此他们认为，那些旨在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未必不利于现行的银行体系。
1．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有用之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70、8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内牛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是两种理论的融合又不是两种理论的简单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张。它试图利用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内生出来的金融体系是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质量等级和外部性之类的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的因袁。由于模型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尽管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基本上限于发达国家的学者，但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似乎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足之处和发展前景
综观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似乎过于强调金融体系的有利一面，如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集中在金融体系发展(或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上；而对金融体系的不利一面，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如他们对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没有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波及效应或许会把如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的兴趣点转向于此。
另外．由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同时也意味着它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第四：结语
通过学习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不可否认，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在我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国国情比较特殊，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在转变等，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发展理论，我们既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发展理论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侧重从宏观层次上研究金融发展，即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体现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关金融发展的微观层次研究则略显欠缺。这或许是因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时间不长，理论体系本身尚在不断完善之中。显然，这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论特别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间关系并没有在本文详细介绍，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观点还请老师详加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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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逖，"西方金融深化理论及其主要理论派别"，《经济学动
态》1997年第六期。
http://www.orientalcapital.com/president6_04.htm
⑤ 企业和个人的货币需求从总体上受制约于
通过道客巴巴查找可得《我国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一、中国货币数量的主要特征(一)货币增长率近30年我国广义货币量(M2)和狭义货币量(M1)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见下图)。1979年以来，M1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跨度达31.6％，M2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相差也有25％。特别是1998年以前，波动十分剧烈，1999年以来波幅缩小。另外，多年来，M1和M2增长速度较快。1978-2007年间M1年均增速19.1％，M2年均增速22.4％，两者年度增长率最高时接近40％。从国际比较看(见表1)，我国货币增长率偏高。(二)货币流动性M1与M2的比率是衡量货币流动性强弱的基本指标。从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0.82下降到1995年以来的不到0.4。货币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持续下降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增长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促使货币需求快速上升。其次，从1990年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到1995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证券市场很不发达的状态下，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因此增加的收入中很大部分只能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持有，造成M2增长速度快于M1(见下图)。近年来我国货币流动性(M1/M2)变化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见表2)显示，我国是在货币流动性偏高的国家行列中。对此的一种解释是金融服务的不完善导致货币与准货币之间兑换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居民倾向于持有较多货币。(三)货币化指标M2与GDP的比率也被称为经济的货币化率，它在我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麦金农提出以M2/GDP这一指标衡量一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货币增长水平时指出，这一比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逐步提高的，但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货币化程度不会持续提高，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某个区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他认为这个区间的上限在1～1.2之间。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在1998年超过1.2，其后继续上升，到2003年后才基本稳定在1.6左右的水平。这种现象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量变化的特殊性。对此的理论研究较多，比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制度因素。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投资品通过政府调拨方式进行，消费品也表现为实物补贴，使用货币的交易行为较少。随着体制转轨，市场化使交易和支付的方式发生转变，货币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此外，转轨过程中还存在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逐步释放、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出现膨胀等情况，这些问题共同促使货币需求超经济增长，形成货币化指标快速上升的状况。二、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一)财富与收入因素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收入，是约束货币持有量的上限，同时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弗里德曼强调包括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在内的总财富与财富构成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现实中，总财富规模和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相对比例，在度量方面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以国民收入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中体现财富与收入因素的变量成为货币需求研究特别是相关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二)影响持币成本的因素1、利率。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尽管存在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利率，但由于债券市场的相对规模小，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都还不够合理，难以体现持有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因此，不宜作为衡量持币机会成本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是目前在我国广泛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变量，但尚未市场化，与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联系不紧密，明显不同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中使用的利率概念。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居民持有货币的一种预期收益，但存款利率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细化，如利率期限结构变化、利息税的影响、通胀率上升形成负利率等，都应视为存款利率对货币需求实际作用的调整因素。2、预期通货膨胀率。由于持有物质财富也是持有货币的一种替代方式，通货膨胀发生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实物资产的实际价值保持不变。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可视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不发生超级通货膨胀，名义利率的调整就能够反映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因此，在货币需求函数中，仅以名义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就足够了。但这种观点同样是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发达，利率完全市场化，因而名义利率对市场反应灵敏、调整速度快。对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依据市场状况调整的现状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还是可能作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而对货币需求产生独立的影响。3、风险资产价格与风险偏好。弗里德曼(1988)关于股票市场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机制的经典研究指出了四种不同途径和机制：一是替代效应。股票市场价格上涨表明持有股票的收益增加，从而吸引人们将持有的货币转换为股票，降低货币需求，这种效应主要影响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需求。二是财富效应。股票价格上涨意味着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导致消费需求上升，货币的交易需求随之上升。三是资产组合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使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大，在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将调整资产组合以恢复原有的风险水平，调整方式就是增加短期债券、货币等无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引起货币需求上升。四是交易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往往伴随着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这将产生相应的货币需求来满足或完成这些交易。从四种效应形成的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需求关系看，替代效应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反向变动，其余三种效应则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同向变动。综合四种效应的总影响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风险偏好的变化也会影响货币需求。当人们的风险偏好上升，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货币需求减少。但风险偏好这一指标在计量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关于我国货币需求中代表风险资产价格的变量选择，要考虑不同风险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与代表性。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利率对风险资产收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不同，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也落后于股票市场。公众在债券二级市场的参与程度低，债券市场地担当了货币政策操作(央行的回购和现券交易)平台，而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进行货币与风险资产转换的主要场所。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已日益成为经济主体持币的重要替代资产之一，股票指数的变化体现了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三)制度因素一系列制度因素来源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及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与取消、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等等。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货币化。易纲(1996)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至少通过以下五个渠道导致货币化，进而形成“迷失货币”：通过增加居民和企业的交易需求；通过在农村引入生产责任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市场；通过改革中出现的大量乡镇企业；通过迅速发展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通过迅速增长的自由市场。对制度因素影响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很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与多个变量相联系，引入多个变量的做法可能更精确，但在实证分析中，从保障自由度的角度考虑，适当简化也是可以接受的。本文认为，经济货币化指标可作为制度变量的代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