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甲午战争，中国到底赔了多少钱给日本
马关条约的赔款明细
按照中日《马关条约》的要求，中国需要支付2亿两白银的本金给日本政府，并且定期还要缴纳剩余数额的百分之五作为利息。
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清政府的赔款明细（全部以白银为基准）：
第一、本金2亿两白银，清政府全部赔款完成；
第二、截止1898年付清全款为止，清政府支付利息为1083万两白银；
第三、作为“答谢”日本归还辽东的报酬，清政府又被勒索“续辽费”3000万两；
第四、由于清政府缴纳的白银成色不足，额外补贴日本1325万两白银；
第五、赔款之前由于银价暴跌，日本要求清政府全部以英镑付款，按照汇率损失，折算下来中国多支出了1500万两白银；
第六、直到1898年付清全款，日军才撤离威海卫。这段时间里，清政府缴纳日军军费150万两白银。
即便我们不计算日本从清朝掠夺的战船、粮食、军火、贵重金属等物品的总价值，实际付出赔款也有2.7亿两白银之多。
如此庞大的赔款超过了过去清朝与列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和，暴露了日本人贪婪的本质。
但是，清政府要如何支付如此庞大的赔款呢？
清政府的赔款来源
清政府为了缴纳这笔赔款，首先是在国家提高赋税和田税。
普通百姓的收入是铜钱，需要兑换为白银才能缴纳，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被清朝官吏中饱私囊，所以上下剥削关系就成了帝国主义剥削清政府，清政府剥削百姓，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提到的“《马关条约》加大了百姓负担”的本质。
在税收以外，清政府还发行了公债“昭信股票”，向民间集中资金。
不过，这些措施对于赔款而言都是“杯水车薪”，清政府主要的赔款来源是以出卖领土和资源等主权为代价的对外借款。
1895年，清政府支付了《马关条约》赔款的第一部分。
其中，清政府向沙俄和法国签订了“俄法洋款”，借得1582万英镑；又和瑞士签订了“克萨磅款”，借得100万英镑。
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笔借款总价值约为1亿两白银。
1896年，清政府支付第二次部分的赔款。
其中，清朝向英国、德国共借款1600万英镑，也就是“英德洋款”借据。
借款剩余的部分和国内收入主要用于第三次赔款。
1898年，清政府第四次向日本赔款，并付清了剩余的全部赔款，因此日本没有追加利息。
这次赔款的主要来源还是向英、德银行借款，也就是“续借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钱并不是无条件的，比如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英国则夺取我国沿海口岸征收海关税。
通过这些借款的附加条件，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征收海关税，并享受其他政治特权，甚至可以干涉中国内政。
本质上而言，清政府的借款就是以出卖领土主权为代价的饮鸩止渴。
『贰』 我国最早发行的两支股票详情介绍一下
康有为变法发行股票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这场变革史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为了延续保皇党，康有为在海外发动华侨，创办了中国第一张跨国股票。
据东森新闻网报道，收藏了康有为发行的股票的黄先生表示：“以宣传保国保皇保种为口号，先是进行捐款，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
康有为斥发行昭信股票是亡国之举
其实，在康有为之前，清政府也曾发行过“股票”，不过，这份股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公债，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书光绪《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希望让民众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
只是，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虽然朝廷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也严重背离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昭信股票的发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朝臣有烦言，光绪只得在九月间下诏“著即停止”。
康有为对发行昭信股票一事坚决反对，斥为亡国之举，指出其结果只会“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他还认为，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
梁启超后来评价昭信股票“实中国内债之嚆矢，而恐亦中国内债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虽欲昭之，其乌可得”。
慈禧筹建自来水公司发行股票
在康有为之后，慈禧也曾发行过股票。光绪年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使慈禧意识到自来水的重要，于是下令袁世凯筹建京师自来水公司，并且公开发行自来水股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袁世凯通过农工商部委派周学熙在京承办京师自来水厂。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周馥之子，民国初期地方财政、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由于国库空虚，创办公司又需资浩大，所以公司采用了当时少有的集资方式——发行股票股本总额300万元，专招华股，由于采用了许多灵活优惠政策，如交股金在先者10股送1股等，故资金迅速到位，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即投入建设，1910年便完工投厂。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一场火”引发一张“股票”，一张“股票”引出一段“故事”的由来。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股票大厅，也没有股民疯狂炒股的画面，只不过是一些留着长辫子的人手拿一大迭股票而已。不过，也不难想象这一张又一张投资工具，在当时民众的生活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叁』 晚清时期公债发行的消极意义
中国近代的海关收入自晚清以来一直是外债偿还的主要来源。近代中国的外债多数是以外币的形式举借和偿还的，而海关征收的却是银两，因而为偿还外债，必须将银两兑换成外币。自晚清以来，因为汇率的问题，中国与外国债权方一直有着争议，中国要求根据汇率的变动来改变海关税率。1896年，为稳定海关的收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要求中国海关税率以黄金为征税标准，并由李鸿章出访欧洲时向各国提出。备忘录指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是保持每两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两一镑的确定价值。可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六至七两才能购得英币一镑。”因而，要求应该重新宣布海关两3两折合1英镑的“固有价值”，以其体现“事理的公平”。为此，应采用一种金标准纳税。备忘录为避免修改商约之嫌，指出这种做法并非“一种必须改动条约，或变动税则的办法”，只不过在每六个月确定和公布一次关平两与英镑的比价，然后，进出口商若用黄金纳税时，则遵循1金镑折合3海关两的兑价；若以纹银缴纳，则按2228两上海规元折合1000海关两的比率折算。这就是将海关两变成一种等同于英镑6先令8便士的金单位。①这一提案的实质是保持海关两的币值和现行税率的前提下，增加海关的关税收入。它的核心是保持海关两与外币以前的汇率。②这种将海关两与黄金汇率固定的作法，无形中就抬高了海关两的价值。但这个建议由于英国和德国的反对未被采纳。1899年清政府又重提这个问题，因义和团运动而无功而返。在1902年商约谈判中，清政府再次提出由赫德起草的以金单位为修改税率标准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1895年中日战争后，关平两计值英币39.8996便士。可是，到1901年，《和约》已把关平两定为36便士，这样白银对英币的兑价仅值英币30.078便士。这样中国每年的赔款和债款的总额由42429500海关两，增加到51285622海关两，因而建议用黄金或美金来“厘定海关税则”，但仍遭到拒绝。列强只是同意以1897、1898、1899三年进口货的平均价格为计算从量税的标准。因为它仍以海关两作为征收单位，即使税收可以有所增加，但却无法保证银价跌落时中国外债偿还能力。但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中国的银价相对而言变动不大，所以海关征金问题一直搁置未提。 1929年后，国际金融市场变动剧烈，金本位国家物价下跌，银价下跌幅度加大。下表则可简略地反映20、30年代银价下跌情况： 这种银价持续下跌虽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对偿还外债而言，则增加了负担。宋子文称：”政府每年所付外债在九百万镑以上，按现在(1930年)的汇价偿付，较诸民国十四年之平均汇率，须多付百分之六十，即按较一年前之汇率，亦须多付百分之二十有余，国家损失甚大。”③虽1929年起实行关税自主，收入增加，但因银价下跌，外债支付额加大，关余因之日减，“不但上年改定关税之事，等于徒劳，且业以关税增收为抵押发行之巨额库券公债本息，将无法支付，其影响于财政金融者甚巨。”④鉴于此，国民政府于1月15日下令自本年2月1日起，海关进口税一律征金。具体做法如下。 1．海关金单位是一种计账单位，其与黄金有固定比价，即一个海关金单位含60.1866公厘纯金。它有二种兑换方式。 其一，与金本位制的外币有相对固定的比价。如1930年初，1个海关金单位与主要外币的兑换率是： 其二，与关平两的折算方式。当时规定从1930年2月1日至1930年3月15日六周内，所有原进口税则按关平银征收者，一律按关平银1两，等于海关金单位1.5元折合，自3月16日以后，关平银1两合海关金单位1.75元。 2．交纳进口税时，仍可以用银元、银两交纳，其与海关金单位之折合率，由各海关税务司提前三天公布。根据公布的关平两与其他银元银两之间的兑换率，再折合成海关金单位。1931年1月1日，海关税则修正时，所有进口税均直接以海关金单位表示。自征收海关金单位后，纳税人缴纳关税，除在中央银行开立关金存款账户，随时签发支票缴付外，多以现行银币折合关金缴税。⑤ 为使征收关金更加简便，总税务司在1930年4月开始作了一些修正。按照财政部训令，关金与银元、银两及其他通用银币之间的兑换率，应由总税务司提前三天公布，但实际上“是项折合率往往一日数变”。于是便放弃由总税务司提前订价的办法，而由各大口岸税务司根据银行每日发布之美金、日元、英镑的电汇率，规定每日的海关金单位的折合率，至其余各口由“总税务司随时令关遵照”。不久，闽海关税务司神速本顺称，根据上述方案，美元对关金的汇率高，“常见用美金汇率折合海关金单位合成当地银元之数，较用同一银行同日发表之日，金汇率折合海关金单位合成当地银元之数。”因而建议“如以美金汇率为准，实于海关较为有利。”⑥梅尔和认为闽海关所呈，“系属实情”，“现为保护税收起见，似宜规定以有利之汇率为折合之汇率。”财政部也对此表示同意，“应照所拟办理。”⑦1931年秋，英国、瑞士、挪威等国放弃金本位，日本继之。1933年美国也采取同样步骤。这样海关金单位与各种外币相对固定的汇率就不复存在。为避免关税收入再次降低，海关规定，征收进口税时，首先按货单所标日期之电汇行市，将各种外币，合成本国银元，然后以由海关公布的金单位与银元之间折合率相除，便可得该项货物之金单位价值。 二、关金券的发行及使用范围的扩大 实行海关进口税征收金单位后，最直接的益处是确保了外债偿付的完成。如1931年海关进口税共收关平银246064000两，其中有10161000个金单位，折合关平银128213000两，有银两兑换金单位的73749000两，和按关平银征收的子口税4100两。所有以关税为担保之外债赔款以及善后借款本息均如数偿付。共付海关金单位50433284.31元(合规元65837057两6钱5分)及规元53975951两4钱3分，合计规元119813009两8分，比1930年多支规元22338659两7钱7分，同时，以关税及退还庚款作担保的内债信库券本息，亦均已如数偿付。⑧ 结合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具体的操作办法，进口税征金应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举措。综合而言，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它实行的前提是中国关税自主和保持原有的税率。时任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曾明确表示：“列国既已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当无问题，惟日本尚未承认，既然不变更现行税率，自不致有问题。所以，征收金单位“自五更求列国同意之必要。”⑨上海的日商认为关税征金后，其所缴的税款，必较前顿增，不免遭受损失，“颇露反对之意。”但日本大藏省认为“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中国因银价跌落而采用金制度，从前德亦于马克跌落时，有此办法，已有先例。关税自主在即，自无可容缘。”⑩其二，征金办法稳妥。宋子文在征金之初，即强调政府此举“于世界的金银价变动上毫无关系。”⑾“此办法无非恢复现行税则颁布时之进口税价，亦即恢复从量与从价税之原来关系”。⑿海关进口税则有二种类型：从量和从价。就从价税而言，进口货到岸价本就以外币计值的。按金单位征收，不会受到影响。就从量税而言，关税征金也不具有抬高税率的意义，即使有也仅有2—3％。正是由于进口税改征关金后，政府并“无过分之利益”，同时在操作上有一渐进的过程，因而各界反应良好。在外商方面，《泰晤士报》援引外商的话说，征金“在此银价大跌之际，实已至公至允，所定纯金单位，并不影响普通依值抽税之货物。盖此种货物，所交之税乃依该进口货在沪之值估计。……无论金银如何涨缩上落，不受影响也。”《字林西报》也称此举“亦固其所”。相关国家的反应也较乎和，上海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克银汉也甚表赞同。总税务司梅乐和亦称“进口税适用金单位计算，实为万能全之方法。”⒀ 关金征税虽效果良好，但不免有手续不便之弊端。1930年中央银行即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关金券，面值有10分至500元十种，准备将来发行。1931年5月1日，中央银行奉国民政府令白本日起发行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关金券发行时分10元、5元、1元、20分、10分五种。 关金券发行之初正面为孙中山像，印有地名和“凭票即付”等字样，背面图样为上海海关大楼，均为直型。 按照《关金兑换券办法》规定，其准备金规定为十分之六为现金准备，十分之四以国外信誉卓著的银行金债票作保证准备，但实际上自1931年5月至1933年4月，均是十足的现金准备，“故其信用至为昭著”。⒁关金券的发行主要目标只是为进口商提供纳税的便利，并不在市面流通。由于其与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相对稳定，所以关金券直接交税的比例逐年上升。1930年仅占12.18％，1931年则增至63.02％，1932年增至75.27％，1933年增加到87.82％。⒂在此后十余年的关金券一直坚挺，含金量从每元0.601866克升至0.8888671克。其流通范围虽非常有限，但其储藏功能愈显突出。1942年4月，财政部宣布以关金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国民政府变相增发法币大钞，关金券公开地行使流通功能，变成真正的纸币。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消解通货膨胀，关金券与法币一道退出市场，完成了它的使命。
『肆』 昭信股票的起因
中国政府发行最早的公债并不叫“债券”，而叫作“股票”，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书光绪《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
这次上书提意见自有其原因。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第四款规定：“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同时还约定，这笔两亿两的赔款必须在3年内分8次付清，否则，未付清的款目要另外支付5%的年息。这笔赔款相当于清廷两年的全部税收，当清廷交付了第4期赔款后，再也拿不出钱来。1897年清政府筹办第三次借款时，英国和沙俄为独占贷款权争执不下，形成僵局。清政府对双方都不敢得罪，决定停借外款，自己想办法解决。光绪允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并下诏要求臣下“筹划开源之计以偿付赔款。”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希望让老百姓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黄思永乐观地指出：通过精神激励和收益保障，华商一定会积极响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
根据黄思永建议“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户部官员在会商时作了较为实际的考虑：“第缺分肥瘠、家道厚薄，一时既难周知；且按官之品级以定数之多少，亦恐迹近抑勒，窒碍难行。”经过“会同商酌”，户部定出了较为折衷的方案：由该部印造“股票”百万张，凡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无庸拘定数目”。但考虑到“内外大小臣工，受国厚恩，际此帑绌时艰，尤当熟计安危”，发挥带头作用，“出家资以佐国用”。所以“拟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即将政府强制摊派，变为动员官员认购。
『伍』 历史上的元宵节都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
元宵节，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西汉时期便已成为固定节日，关于它的起源也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按照道教的说法，天、地、水三官分别于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降临人间，因此，元宵节由迎接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演化而来，故有“上元节”之称。
道教祖天师张道陵亦被认为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公元34年2月22日)降生的，在我国历史上，元宵节除了是张天师的诞辰，还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一、元宵节前夕 正月十四
▶322年2月16日 王敦起兵反晋
王敦出身于魏晋时期门第最高的士族——琅琊王氏，在西晋末年，他接受堂弟王导的邀请，帮助渡江南下的司马睿立足称帝建立东晋。
1923年3月1日 (农历正月十四)，孙中山在广州重组海陆军大元帅府，并担任大元帅一职，而这一政权机构就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前身。
『陆』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发行的债券
我国首次发行的债券，是1894年清政府为支付甲午战争军费的需要，由户部向官商巨贾发行的，当时称作“息借商款”，发行总额为白银l l0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交付赔款，又发行了公债，总额为白银1亿两（当时称“昭信股票”）。
自清政府开始发行公债以后，旧中国历届政府为维持财政平衡、都发行了大量公债。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政府先后发行了数十种债券。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于1950年1月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实际发行额折合人民币为2.6亿元，该债券于1956年11月30日全部还清本息。1954年，我国又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到1958年共发行5次，累计发行39.35亿元，至1968年全部偿清。此后20余年内，我国未再发行任何债券，处于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特殊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经济建设。1981年1月16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理》，财政部为平衡财政预算，开始发行国库券，对象是企业、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个人。截止1997年，连续发行了17年。
1987年，为促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型项目筹集中长期建设资金，我国发行了3年期的重点建设债券，发行对象是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发行总额为55亿元。1988年，为支持国家重点建设，我国发行了2年期国家建设债券，发行对象为城乡居民、基金会组织、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发行额为80亿元.
『柒』 昭信股票的特点
第一，期限长，利率高。昭信股票以20年作为偿还期，属于长期债券，利率为5%，在同时期内算是高利率。这种类型的债券对于筹资者和投资者都有较大的风险。
第二，股票准许抵押、售卖，即准许其自由流通。现代债券有上市及非上市债券之分。一般来讲，可上市债券因其流动性好、易于变现，为投资者所青睐。晚清公债券实际上不具备二级市场，但准其售卖，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革新。
第三，偿债来源不明确。当代公债券偿付本息的来源一般是每年加增税收、将债务支出列入预算、设立偿债基金等，确保按时偿本付息。清政府似乎是选择了第一条路，但语焉不详，叙述简略，并无确实的预算数目及确定的资金归还股款，其真实的偿债能力令人生疑。
『捌』 昭信股票的意义
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清政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制度，在中国试行公债制度，企图用这种措施解决它所面临着的严重财政危机。由于发行市场、体制缺陷、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次公债的发行并不十分成功。尽管如此，由于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财政观念和财政制度，对中国的封建财政制度给予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玖』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为何被指“搜刮民间财富”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1894年（光绪二十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战争开支。为了筹集甲午战费，清政府实施“息借商款”，开始了我国首次国内公债发行。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筹款方式一般为借外债，另外就是国内筹款--捐输。据《那桐日记》载：（1894年）8月17日，户部司官奉堂官命令，集合京城诸多票号、银号26家借款。到了26日，户部候补主事裕绂呈递一项条陈，重点之一就是筹款，条陈称：“自海上军兴，海口又皆封禁，不获已为权宜之计，借款英商，此策之下又下焉者也。盖一借洋款，则海外皆知，与其谋及外洋，不若筹之内地。（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作为户部司官的裕绂，非常清楚清政府解决财政的手段：在急需用款时，常向洋商特别是英商借款。而《翁同龢日记》载：（1894年8月）30日，户部尚书翁同龢致信司官那桐，称“商款不宜拨归内府，恐为言者所摭”。
据此推测，战争导致户部无法划给内务府相应的款项，不过，翁同龢不建议向外国借款，只有筹借内商款，并由内务府筹款。
昭信股票实物图
从偿还情况来看，“息借商款”的信用度还是较高的；而“昭信股票”基本没有按照部定章程认真偿还，一部分作为报效，据民国《安县志》载：“自王公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各有情愿报效，不愿领本息者，准其具呈缴票，按给奖叙”，有的地方“所收之款究置何处，今无档案可查”根本不想还；还有的地方以增广学额的办法抵偿，据《平度县志》载：“以股票易实银归为办学之款”。
无法“善终”的发债行为，严重透支着清政府的公信力，梁启超认为“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其民”，可见，大清王朝已经走向暮年。
写了这么多，飘过的也给个苦力赞呗。
『拾』 昭信股票的介绍
昭信股票是清政府于1898 年发行的一种国内长期公债。是清政府实行的一项新的筹款措施。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财政观念和财政制度，动摇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对中国的封建财政制度给予了巨大的冲击，表明中国财政正在逐步地向近代化迈进。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缺乏发行公债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发行公债的人文社会环境，加上清政府无意真正进行财政改革和地方官员对发行公债的阻挠，昭信股票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半途而废，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