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孔捷生的主要著作
（1）小说集《追求》，1980，广州人民出版社
（2）小说集《普通女工》，1984，上海文艺出版社 （1）《南方的岸》，1983，北京出版社，十月丛书
描写了几个知青经过动乱岁月的不幸后，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
（2）小说集《大林莽》，1985年5月，花城出版社（广州）
叙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5名知青奉命进入莽莽林海勘察的历史悲剧。
作品以沉重的感情，揭示了这些知青的虔诚、狂热以及精神上痛苦的裂变，给那个动乱年代留下了血的印记。 《在小河那边》
《血路》
《孔捷生杂文》
《龙舟与剑》
② 像王小波一样的现代作家还有谁。
1、如果LZ不是说小波的唐人传说或黄金时代那样的荤段子的小说的话，看小波式的逻辑思维相近的作家可以有：顾城 王蒙 李敖 韩寒 痞子蔡 钱钟书 ……
2、小波所代表了知青作家， 可以有那么多的作家 ： 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竹林、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张蔓菱、郑义、孔捷生、马原、张炜、矫健、李锐、蒋韵、叶辛、陈村、朱晓平、李晓、陆天明、陆星儿、柯云路、晓剑、郭小东、范小青、林白、老鬼（马波）、苏炜、胡发云、邓一光……
3、后小波式的糜烂小说：沧月、吴子尤、张悉妮、青夏、李军洋、范炜、陈励子……
③ 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 女，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0年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86年应邀访美。著有长篇小说《69届毕业生》、《黄河故道》、《流水三十章》、《米妮》、《富萍》、《纪实与虚构》、《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海上繁华梦》、《本次列车终点》、《叔叔的故事》、《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9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上海分会主席。
《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鹃，可谓家学渊源。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多以平凡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与情感。“理解”与“爱”是她的创作宗旨。在艺术表现上，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如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
④ 天涯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网络虚拟社区，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概括上说就是提供各种板块区分，志同道合有共同关注点的人可以一起沟通交流的地方，
网络得知：创办于1999年3月1日，是一个在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网络社区，自创立以来，以其开放、包容、充满人文关怀的特色受到了全球华人网民的推崇，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论坛、博客、微博为基础交流方式，综合提供个人空间、相册、音乐盒子、分类信息、站内消息、虚拟商店、来吧、问答、企业品牌家园等一系列功能服务，并以人文情感为核心的综合性虚拟社区和大型网络社交平台，截止2013年8月，天涯社区注册用户数达8500万。
天涯论坛中包括股票论坛、天涯杂谈，电脑技术、情感天地、艺文漫笔（后改名为舞文弄墨）、新闻众评、体育聚焦、书虫茶社（后改名为闲闲书话）、旅游休闲、海南发展、天涯互助等栏目
⑤ 伤感文学倡导者有哪些，代表人物
伤感文学 是作者抒发自己感情或对社会的悲伤、忧伤的、心凉的作品。而伤痕文学 典故和由来：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⑥ 上海话白相人是什么意思
上海滩最令人鞭挞的是一种特殊群体,称为白相人.什么是白相人呢?根据长辈们的回忆,应该七八不离十:油头粉面光,家租亭子间,西装革Lu伞,骗吃骗喝忙.大千社会,无奇不有,解放前他们还不成气候.上海那时最主要是以医生律师教授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还有劳动人民,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中产阶级跑掉一小批.其他在反右文革期间几乎消失贻尽.还有就是从经济上消灭中产阶级.一位副教授解放前月薪一百五十块大洋.当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拿八块,是副教授的十九分之一解放后副教授拿一百五十块人民币,工人拿五十,是副教授的三分之一.追求所谓平等的结果,就是中产阶级消亡,小市民大量丛生.白相人大量繁殖.特别是户口政策,使得小市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过渡拥挤的结果,大量人家挤在一座楼里,为了争夺一小块空间,绞尽脑汁.蕴育和催生了小市民文化.广东名作家孔捷生有一句经典的说法:上海人的狭隘同住居条件有关.真是一针见血.白相人是小市民阶层的佼佼者.看看白相人海内外的杰出表演:1.将百货公司廉价衣服标签换到高级服装上.称之为"合算".2.用机器将游戏机的钱骗出来,还有其他劣行.日本人将中国人列为不受欢迎之人.害得留学生租房屋极其困难.这些东西能算中国人吗?3.组织老鼠会,连爹妈,亲戚朋友的钱也敢骗.4.加拿大ALBERTA有个移民公司,大登名人合影.欺骗急于出国的人,被政府关了.听说骗了百多万.5.纽约皇后区十年前有个泛美汽车,老板姓陈,请了打工的姓徐,原系上海一小学老师,以欺骗同胞为能事.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关门大吉.这些下三烂的劣根性不胜枚举.日本人骂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骂他们是上海人是不准确的,小市民中也不是个个损人利己.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上海小市民中的的白相人.
白相人是上海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
白相是上海话，“玩耍”意思。如果用作定语来描述人的话，那就有贬义的意思了。通常表示不学无术，好吃懒作的人了。亦舒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生命只需好,不需长”我想对“白相人”她是很唾弃的吧。
哈哈，还有一层有意思的，不知道真假了，曾听英语老师说过，以前有个“白象”电池，出口的时候，怎么也打不开市场，后来才知道英语中“white elephant”是表示败家子的意思，这个还没有求证过。
⑦ 邓友梅与老舍的京味儿比较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地欣赏、陶醉，以致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叹不已。
老舍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特殊的幽默艺术独树一帜。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和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幽默艺术互有异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含蕴丰富，独具一格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温暖的北平的幽默，简朴、利落、善良、生气勃勃。老舍小说的幽默风格是逐渐成熟的，早期是“为幽默而幽默”，《二马》显示出他的幽默风格趋于形成，《离婚》则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老舍笔下的幽默以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作者：许自强
来源：《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年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5月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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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京味小说”
老舍与“京味小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人生活中掀起的“京味文化热”的背景下，“京味小说”以其朴拙大雅的风貌登上北京文坛，引起了京城内外、乃至海内外人土的关注和厚爱。
“京味小说”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独特审美内涵与审美外观的文学品类，并非始于今日，那些“旧京小说”，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不能说没有一点北京味，然而，真正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京味小说”却是在老舍手中创立的。老舍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声音，我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老舍正是靠着这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匠心独运地开创了“京味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并不断地从其题材范围、人物形象、语言韵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文化意识与美学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精心淘沥，使得这独具北京风味的艺术佳酿品味更正、更浓、更醇，从而日臻完美，获得了独具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跨代传世、超越国界的艺术生命。老舍生前虽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自封为“京味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没有将老舍的小说冠之以“京味”的头衔，然而，在人们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中，“京味”与“老舍味”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甚或是可以画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研究“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出发去追溯它的起源便会发现，老舍的小说正是“京味小说”的滥觞。
京味小说家是老舍风格的继承人。他们写的“京味小说”，或成为京味小说家，应该说是有意为之，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使然，或者干脆说就是师承老舍的结果。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都谈到过，自己曾有意地、自觉地以老舍为师，追求老舍作品的艺术风韵，学习老舍作品的语言风范。北京文坛上这种以老舍为宗师、效老舍之遗风的文学现象，已充分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从中可看出“京味小说”与老舍关系的一斑。
掀起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热潮的，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
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枣“改革文学”。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陈冲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修复好“文革”中折断的文学翅膀，在新时期再次振翅高飞。邓友梅在新时期伊始就创作了《我们的军长》和被誉为中篇“开路先锋”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80年代后，他的创作转向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创作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充满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的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
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受戒》从逝去的年代里发掘蕴藏于各种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愫，表达他对历史文化的见解。
刘绍棠对“乡土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做出了独特贡献，代表作有《蒲柳人家》、《渔火》、《蛾眉》、《瓜棚柳巷》、《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
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让人们欣赏苏州小巷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时，细细地体味人生的真谛。
冯骥才的“文化小说”《神鞭》、《三寸金莲》等，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了鲜活的当代意识。
何士光以清澈的忧郁细腻地刻画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代表作为《草青青》、《似水流年》。
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启发了许多人回过头去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80年代中，一度出现了一股寻根热，这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有：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其中虽不泛象郑义的《老井》这样的优秀之作，但仍有许多内容杂芜、手法怪异，令人费解的作品。
军旅题材小说在新时期，题材相对独立而自身发展又始终持续不断并有所突破。80年代，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首先突破以往注意战争过程与场面的写法，通过主人公刘毛妹矛盾、忧怨、苦闷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历史伤痕与当代军人职责之间对立而统一的思想与情操。很快，新时期的“军旅文学”便拥集有：朱苏进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亚细亚瀑布》，简嘉的《女饮事班长》，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大批优秀作品。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较之传统的军事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涵丰富多样，人物形象与情感复杂深刻，叙事方法新颖独特。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在新时期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中间有铁凝、张抗抗、梁晓声、王安忆、孔捷生、史铁生、张承志等。王安忆以《雨，沙沙沙》为文坛所瞩目，它以抒情诗般的轻柔诉说着对理解和沟通的渴望；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等对当代青年的追求、理想、个性进行了深入地触及；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感与社会人生意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读者感到逝去的岁月并非一片空白；梁晓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述着英雄毁灭后庄严升腾的价值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以对城市空虚的极度厌倦表达对人生真正道路与真实价值的追寻……
由高行健、李陀等人提倡，经刘索拉、徐星等人实践的现代派文学发展很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从各自角度展示了一代青年在旧价值观废弃后找不到新价值尺度的茫然与混乱状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刻意追求与表现奇异、独特的艺术感觉；马原等人更多是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下功夫。
⑧ 谁能提供孔捷生《大林莽》电子书的下载地址
孔捷生是自由民主运动人士，他的《大林莽》在大陆基本被封，所以不要再找这个电子书的下载地址了。
⑨ 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原文
这个不是孔捷生的，不知是什么无名人物乱写的。《南方的岸》很难找，我只找到了PDF的，可以给你，只是不知道怎么上传上来，让你下载，有空时联系吧，指导我放上来，大家共享。
⑩ 1978 好像是改革开放初期 有一个女大学生写了一篇对未来颇为伤感的文章 在萌芽还是在青春上记不清了
你找找把，如果没有的话，到参考资料里找找别的年份的或者中篇的
肯定不是萌芽了，萌芽1981才复刊的
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班主任》 刘心武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神圣的使命》王亚平 《人民文学》1978年第 9期
《窗口》 莫伸 《人民文学》1978年第 1期
《我们的军长》邓友梅 《上海文艺》1978年第 7期
《湘江一夜》 周立波 《人民文学》1978年第 7期
《足迹》 王愿坚 《汾 水》1978年第 1期
《顶凌下种》 成一 《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愿你听到这支歌》（达斡尔族）李陀 《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弦上的梦》 宗璞 《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伤痕》 卢新华 《文 汇 报》1978年8月11日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 《北京文艺》1978年第 7期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回族）张承志 《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辣椒》 张有德 《人民文学》1978年第 4期
《取经》 贾大山 《河北文艺》1977年第 4期
《满月儿》 贾平凹 《上海文艺》1978年第 3期
《最宝贵的》 王 蒙 《作 品》1978年第 7期
《献身》 陆文夫 《人民文学》1978年第 4期
《墓场与鲜花》肖 平 《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
《眼镜》 刘富道 《人民文学》1978年第 2期
《烟缘》 孔捷生 《作 品》1978年第 8期
《抱玉岩》 祝兴义 《安徽文艺》1978年第 7期
《不称心”的姐夫》(满族)关庚寅 《鸭 绿 江》1978年第 7期
《看守日记》 齐 平 《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12期
《芙瑞达》 于 土 《广东文艺》1978年第 1期
《珊瑚岛上的死光》童恩正 《人民文学》1978年第 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