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山东济南的《中国学术研究》可信吗审稿时间特别短，而且只能在龙源期刊网检索到，学术含量是不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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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中国学术研究>这个杂志骗人吗
《中国学术研究》是由中国学术研究协会、中国教育学会课程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学术研究综合类优秀期刊，国际刊号ISSN1008-6812、国内刊号CN11-1297/Z,龙源期刊网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国内外统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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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中国学术研究的介绍
《中国学术研究》是由中国学术研究协会、中国教育学会课程研究会主办的唯一综合性理论月刊，国际刊号ISSN1008-6812、国内刊号CN11-1297/Z，国内外统一发行。
『肆』 杨志玖先生对中国学术研究有什么贡献
杨志玖先生对中国学术研究有什么贡献？
周村籍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谨治学、科学客观，一直是杨志玖教授的学术风范。他60余年的学术研究，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其中倾注心血最多和成绩最大的，当是马可•波罗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记载。1941年，杨志玖教授依据《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所录《经世大典•站赤》的一段史料，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迄今汉文记载中唯一可见的马可•波罗在华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很高评价。该文还被译为英文，刊于1944年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945年9月第九卷一期发表了该论文的摘要。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英、美、法等国的著名学者的认证和肯定。由此，杨志玖教授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杨志玖教授与否定马可•波罗来华论展开第一回合论战和研究马可•波罗问题继续深入的时期。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发现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点，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该文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来自道听途说。1982年，杨志玖教授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在《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中，他考订《游记》所记马可•波罗出使波斯、印度以及关于镇江、福州、苏州等城的描述，指出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中国南方。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又就过去引起争论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
1982年4月14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探险家的足迹》一文，全面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还指责《马可•波罗游记》是主要采自波斯旅游手册的虚假报道。同年10月，杨志玖教授在《环球》杂志上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反驳克鲁纳斯的说法。他指出，《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和汉字，用波斯语称呼中国地名等缺憾，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后仍然保持着本国的习俗文化，对汉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及《游记》记述中的缺点错误而否定其来华的无可置疑的事实。1988年，杨志玖教授又撰写了《再论马可•波罗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对“否定论”者的论点予以综合性辩驳。
20世纪90年代末，杨志玖教授与英国学者伍德的论战，最为精彩。1995年，伍德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该书集否定论之大成，社会反响较大。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杨志玖教授着手对伍德论著进行反驳。他首先撰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1999年，杨志玖教授又出版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与伍德等开展新一轮论战。杨志玖教授的此文和此书算得上“肯定论”的集大成者，而且更注重从逻辑上找出对方论证的漏洞，从而使立论反驳在资料与思辨上都显示出其治学严谨、科学客观的素养。
翌年夏，杨志玖教授不顾年迈体弱，发起和主持了“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把伍德等请来天津，互相交流，推进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伍德不再公开宣扬以往“否定论”的证据，只是着重谈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问题。杨志玖教授以他精湛的研究，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伍』 在《中国学术研究》上发表文章需要钱吗
一般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都需要一定的版面费用，具体数额可以咨询杂志社，论文发表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发表吧。
『陆』 中国学术研究都有什么机构
叫兽圈
『柒』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捌』 目前中国管理学术研究有什么典型的不足
国法庄严国法尊严
像美国专家和教授，把日本丰田汽车的班组生产提升现象，提升为，已经享誉全球的：精益生产。是管理科学，学术提升实践范例的不二之选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玖』 如何看待中国学术研究现状
我觉得中国学术研究正在往中国哲学方向走。因为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改造之后，现象学已经开始让人们意识到人类既没有内部世界的确定性，也没有外部世界的确定性，是一种关联的关系，所以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具体说是本体论）的打破后，后现代的西方哲学才有与中国哲学交流的可能。所以慢慢的会往中国哲学走。像张祥龙、柯小刚，就是走的这条路。
『拾』 鲍吾刚的学术研究
鲍吾刚一生著有16部学术著作，论文达69篇，还有众多的译文。他长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也十分精通。他与他老师福赫伯合译的中国古典小说选集《金匮——二千年中国短篇小说选》（Die Goldere Truhe.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自1959年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广受好评，到1964年不仅出到第三版，而且有了英译本。而像《中国戏剧》（Chinesisches Theater），《中国——从帝国到共产主义》(China 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等著作和论文使他在广大民众中有了广泛的影响。他发表过一些道教论文，如《葛洪关于“知足”之理》。载《亚洲：传统和进步》﹙维斯巴登，1971﹚；《老子》，载《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主持编纂了《<；国语>；词语索引》两大册和《〈人物志〉词语索引》一册，二书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台北出版。他领导过一个课题组，研究德国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中国人关于德国的研究。领衔主编奠基性文献《当代中国的德国形象——中国人研究德国论文索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60年代的西方汉学家一般都重考据而轻义理，而鲍吾刚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精神价值。他在教学之余用他那支妙笔写下一系列专著，其中一些更早已列在德国汉学家必读书目的首位。在鲍吾刚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最受推崇、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是以下三部学术专著：《中国人的命名――论名、字、小名的构造规则及内涵》（Dc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 Die Bilngsgesetze und Hauptinhalte von Ming，Tzu und Hsiao—ming.(Asiatische Foeschungen，Bd.4），1959）、《中国人的幸福观――论中国思想史的天堂、空想和理想观念》（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ck.Paradiese，Utopien，I der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s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1971）、《中国人的自我画像――古今中国自传体文学、文献综述》（Das Antlitz Chinas.Autobiographische Selbszeugnisse von den Anfangen bis.zur Gegenwart，1990），从思想内容角度来审视，此三部学术专著具有同一主线，内容互相关联，由此构成鲍吾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后两部著作，从准备到成书，写了近30年，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无论是从文献的拥有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这两部著作都是德国汉学界的经典之作，在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这两部著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分别就这三部专著的学术背景、内容及特点作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