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1. 朱大可的相关言论

1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 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
2关于鲁迅的言论
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朱大可写到：“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访谈《我就是鲁迅的孩子》中说：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 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2.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话语的革命
——略述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文/魏英杰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 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一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

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

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

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国家主义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 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谕（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的“合题”。

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而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主义的“对偶”。或者说，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就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 /她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

二

当然，朱大可的雄心并不仅在于寻觅文化史上的失踪者，并将这些流氓英雄抬上文化神位。朱大可绘制这幅文化地图的宏旨，更是为了揭示一个长期以来为正典史纲所忽略的事实——流氓话语对社会文化的颠覆性重构作用。

在市场主义大行其道的商业时代，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流氓话语作为国家主义的“对偶”，一直肩负着颠覆与消解国家主义话语权威的重任，从而使国家主义话语不至于彻底走向专制、垄断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就是“话语的革命”的第二重涵义。

在朱大可的流氓话语谱系中，本土流氓话语的崛起以1980年代崔健的“红布叙事”开始。那首曾经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回荡的《一无所有》，可以视作新时期文化领域“流氓归来”的宣言。“《一无所有》是一个在身份（财务、道德和社会尊严）上‘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是崔健在演唱时经常用来蒙住双眼的那一块红布。在朱大可看来，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意识形态隐喻”：“‘红布’和眼睛的反讽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象征人民所遭受的文化专制与文化蒙昧。”

流氓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的对抗，由此成为新时期文化的重要命题。这不独表现在摇滚音乐方面，在同一时期的诗歌、小说、电影等美学领域，都可以看到流氓主义的诡异笑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流氓叙事的觉醒。小说的大规模话语反叛始于1985年。这一年，“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发表了中篇小说《虚构》，音乐学院女生刘索拉发表了处女作《你别无选择》，而在烤鸭店里当清洁工的徐星发表了《无主题变奏》。这三篇小说共同构成了当代流氓叙事的复兴前奏——马原是新时期国家主义话语“第一个真正的语言槌击者”，但他仅仅撕开了国家主义话语的一道裂缝；刘索拉“率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讽”，“却最终站回到了秩序一边”，是一部未完成的流氓叙事；而徐星以其“更逼近反叛的本质”，成为“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先驱”。

紧接徐星等人之后，王朔以更加无畏的流氓精神登上了当代流氓叙事舞台。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使其兼具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双重特征，而当他成为国家主义弃儿之后，便彻底转向流氓主义。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王朔既熟谙正典话语体系，又操着流利的流氓话语，进而老练地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国家主义话语堡垒，由此在其内部被撕裂开来，“悄然崩溃了”。

从此，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揭开当代流氓主义的狂欢序幕。这一场“话语的革命”，最终以网络话语——整蛊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达到了高潮。

朱大可正是这一场“话语的革命”的目击者和讲述者。

三

但这一场“话语的革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嬗变——在当前语境下，流氓话语逐渐丧失了建构精神，越发展露其具有强大颠覆作用的背面。这或许将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朱大可指出，流氓话语在消解、颠覆国家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向后者提供了新的资源，使其实现自我更新。流氓话语的涌现“改变了国家主义的单调面容，这种情形最终形成了‘流氓国家主义’的新话语格局，也就是国家话语大量租借流氓话语，并从中获得新的说服力和威权”。在这方面，金庸小说是一个典型案例，张艺谋从流氓主义电影积极分子到国家主义电影“首席旗手”的转变，又是一个显例。

另一方面，朱大可也指出，流氓话语的颠覆、破坏特性在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泛滥成灾。“在晚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消费理念的全力支持下，流氓主义的表情已经深入人心，它热烈（反讽地）拥抱着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并且坚持要为它的亡灵送葬。”“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变得像今天这样街痞化、厚黑化与整蛊化。”

从下半身诗歌的肉身叙事到行为艺术的“暴力竞赛”，从“妓女小说”到摇滚精神的没落，从网络大话运动到“第四代”儒生的“国术”表演，不难看到，流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变得日益暧昧，甚至在市场的温床上实现了媾和。这一切构成了朱大可所谓的“后流氓主义”的“夜宴图”。

而在这幅图景中，“灵语”（精神叙事）的不在场，成为当代一大文化迷案。对此，朱大可认为：“在国家主义信念退却之后，幼稚的中产阶级仍在襁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义也没有发育成熟，所有这些元素都导致了精神叙事在中国的巨大真空”。

毫无疑问，作为流氓话语三大头的色语、秽语和酷语，固然对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强大颠覆性重构功能，但其建构精神的展现更多依赖于精神叙事的介入。当色语大肆侵袭灵魂叙事的空间，秽语形成“多数人的话语暴政”，更为关键的是，当知识精英长期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那么，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将变得更加艰难。

正因如此，朱大可不无痛切地指出：“自从1990年代以来，精神叙事运动从未在中国知识界真正展开过。它的失踪案，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耻辱。”

在当前语境下，必须看到，曾经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对偶”而存在的流氓话语，它的批判建设性立场正在逐渐丧失。它在颠覆国家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在大规模地制造着社会的道德、信仰以及法治危机，使整个社会走向“零度信仰”。 可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剧变。

面对中国文化思潮当前走向，朱大可认为：“这事实上是后集权主义时代的流行文化特征，也就是在全民娱乐的名义下所实施的大规模文化转型。”“过去它被上演了数千年，但其形式过于坚硬和血腥，如今在资本权力的改造下，其表面变得日益柔软、平滑和人性化。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话语天鹅绒革命，它正在把十几亿中国人带往一个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三位一体的崭新世纪。”

但不管怎么说，在对流氓话语怀着极大敬意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其可能引起的文化灾难保持足够的警醒。

四

广义流氓学的提出，特别是厘清流氓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的对偶关系，可以视作朱大可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更不应忽略朱大可对汉语的颠覆性创造方面的贡献。当代文化批评的酷语化，朱大可实为始作俑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朱大可在词语领域掀起了另一场“话语的革命”。

当下，酷评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在时评等新兴文体也大量出现了类似“制度伤害”、“审美疲劳”、“文化焦虑”等朱式酷词，并受到作者与读者的双双垂青。曾经有人认为，朱大可的评论文体，因其用词十分奇崛，别人很难模仿。事实上，“朱语”正在被大量模仿、复制，乃至滥用。因此，有人反过来又将此归罪于朱大可，甚或认为朱大可的文化评论除了词语创新，思想乏善可陈。

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朱语”的一种误读。在我看来，“朱语”只是朱大可人文思想的副产品。在朱大可眼里，思想的表达端赖于词语的创造性演绎，惟有改变汉语的陈旧面孔，才能更为准确地抓住这个大变革时代的脉络，也才能与国家主义话语形成均势，进而恢复公民话语的产权。

不难看到，作为汉语产权重要内容的命名权与阐释权，一直把持在国家主义手中，无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长期以来不无生活在国家主义话语的淫威之下。面对国家主义话语的强势，知识精英的话语反抗，显得过于柔弱无力。“朱语”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面貌。特别是在国家主义文化理论领域，“朱语”犹如一道“话语的闪电”，照亮了国家主义理论家们苍白的面孔。无视“朱语”强悍的思想力量，根本无法体察朱大可评论文本中词语与思想的另一重对偶关系——“朱语”既颠覆了国家主义话语的陈腔滥调，又给当代人文话语注入了新鲜血液，让当代人文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诸多“朱语”拥趸们一边学习与模仿“朱语”，陷入话语的狂欢，一边又踩踏着“朱语”的肩膀，发出轻蔑的笑声，这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弑父情结”的集体发酵，或另一场“流氓的盛宴”。

归根结底，惟有精确把握“朱语”及其思想特质，才能更为清晰地了解《流氓的盛宴》一书的内在精神。

摘自：豆瓣读书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91767/

3. 朱大可的介绍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他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朱语”对中国文化现状和社会弊端制造了许多激烈的、尖锐的批评；他学识渊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茅盾文学家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2006年9月号《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朱大可入选，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4. 如何评价朱大可所著《华夏上古神系》

朱大可这本《华夏上古神系》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非常丰富，除了神话学，还有语言学、音韵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符号学、民俗学······从这些学科以及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耗费研究时间是惊人的，作者在书中有过自述： “本书的写作，可谓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早在20多年前，我便发现了全球神名音素的同一化现象，并就此着手对上古神话的探究，其中的部分观点，写入《禹：中国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原载《戏剧艺术》1994年1月号）一文，但因出国旅居和其后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介入，这项计划被反复打断，但最终在20年之后，在当代生物学成果的鼓舞下，以近50万字的篇幅，形成一个极为粗陋的学术文本，记录了关于中国神话起源的主要心得。这部书的写作，消耗了大量智力和体力，以致我在本书完成之后，几乎变成一个身体虚弱的“病夫”。

全书从《山海经》这本晦涩的奇书开始引入，这本所记载看似似是而非的作品里面一直以来就引人入胜，但是又晦涩难解，朱大可认为这本书留下了许多上古神话的密码，代表着昔日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他提出了自己对神话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庸俗的历史主义解读，让我们理清楚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原型、镜像和变异，所有的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影响。
基因学、生物学的研究非常有力的论证了全体人类非洲起源的说法，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在提供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只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企图论证中华文明是隔绝世界文明共同体，独立起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种意愿的学术反应。
想想人类最早共同的祖先，非洲智人从非洲起步，以每天4、5公里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带着共同的神话记忆，其中的一支从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在太平洋东岸堆积，聚居，一部分北上度过白令海峡去了美洲，多么有意思的一次文明迁徙。朱大可先生提出了最为世界神话最早原型的非洲巴别神神话体系，论证了埃及神话、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国文明之间的相互惊人的关联性。大迁移时代是新旧图腾交换的时代，很有意思的是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大洪水的记忆，诺亚方舟、大禹治水，同样也都有共同的龙蛇崇拜，惊人相似的考古文物符号。
在华夏文明黄河文明中心论之外，还有独特的三星堆文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这些文明形态其实也在佐证着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在上古时代的链接。朱大可重新梳理了华夏上古神话里面神与其他文明神的共同原型。女娲作为大母神、水神、蛇神与埃及神话中的努特、《圣经》中的诺亚等原型的关系，日神舜与希腊神话老一代太阳神赫利俄斯的相似、伏羲起源于印度的伐楼那，火神祝融与波斯苏鲁支，大禹作为地神与埃及神话中的盖布和索贝克之间的关系、嫦娥作为月神与印度神话中的原型，西王母与印度神话中的湿婆（西瓦）在语音、功能、文字记载的形象上的相似性，后羿与埃及神话中的涅伊特·····
这本书堪称一部世界上古神话的地图注解，长久以来太被思维局限忽视的关联与发现，第一次被这样清晰的揭示出来，让人阅读时候也不得不佩服，研究方法变化，思路打开会得出如此惊人、新奇又大胆的结论，即使你不认同，愿意反驳也不得不佩服作者这个研究角度的新颖，观点结论的精彩~

5. 朱大可的个人履历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2007年时）。“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摘自《怀尧访谈录》）

6. 如何看待朱大可对谢晋模式的缺陷的批判

朱大可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表达了当时青年人的文化焦虑。谢晋电影在伦理上充满受虐心态，主张服从、逆来顺受、三从四德，这种“党疼国爱”的心理以《牧马人》为代表，已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碍。

7. 朱大可的主要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神话》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文化批评》（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文化批评教材）等书。
1《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的话语，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共八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文化年鉴日文译本为《中国文化总览》，由日本好亚出版社出版。）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话语的闪电》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6《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7《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8《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9《文化批评》
本书是中国学界首部文化批评原理，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现状，全书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符号生成与读释，神话与文化意识形态，身份、权力和文化认同，身体与性别，器物文化与生活方式，空间政治和文化地理，时间与记忆，感官文化等论题，全面阐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评的主要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神话》《审判》《时光》《乌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选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朱大可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

8. 朱大可的语言为什么被称为“朱语”

黎明前的吸血鬼:《保卫朱大可》

1.朱大可本身是个文化迷津。解读朱大可首先要避开对朱语的纠缠。相信我，朱语是种陷井，一个语言的石头阵，目的是阻挡无缘者的骚扰。
2.解读朱大可，即是解读自己。这是他始终受到关注的原因。朱的文本是时间之水，倒映出的总是读者自身。解读者的悟性和穿透力是避免走火入魔的先决条件。
3.朱大可是当今中国汉语语境中唯一一个以自身悟性串连灵性和魔性的得道高人。他洞察到的真相有三个部分重叠的层面：自身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以及语言的真相。所谓“朱语”就是整合了东西方智慧的言说策略。由此看，朱语本身是无懈可击的。说白了，懂得的人一听就懂，不懂得人不懂就是不懂。
4.大家都在谈论朱大可的困境。谢谢关心。其实这才是朱大可落寞之处。朱及其文本构成了一个雌雄同体，自给自足的磁力场。如果，朱大可不以入世的姿态切入中国版图，所谓困境只是我们自己的困境罢了。是我们把自救的压力和危机转嫁到了朱大可身上。如同希望子夜里飞出太阳。荒诞不经的不是世界的黑夜，而是愚昧的我们自己。
5.说到神学或者信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神学问题的，有的倒是信仰如同王后的贞操不容怀疑。所以神从没有从他身边走开过，因为他从没有接近过神。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就像一场绝望的爱情。我看见他端坐在神的对面，以一种暗恋的表情凝望着远方，出神入化，宛如守身如玉的处子。

赵毅衡:《年年岁岁树不同》

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令人叹服却无从模仿的“朱语”，越发飞扬高蹈，他的不休地惊人的观点，也越发犀利。

张斌璐:《朱大可的精神记忆》

戏仿是“朱语”的紧张修辞本领，朱大可在一系列戏仿实行中，显现出阐释的开放性，他所拒绝的仍旧是权利对阐释无所不圆第倒抑，并希求寄托誊写来完成对自由代价的追索。

孤云：《朱大可：寻求独立声音的表述》

朱大可是时下流行的“酷评”的始作俑者，他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作“朱语”。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当年称朱大可为“文化恐龙”，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其思想的评价；而在对文字的创造力上，朱大可更可谓一位“话语高手”。
朱大可的文字瑰丽变幻、富有穿透力，平淡无奇的词语经他排列组合，便魔幻般地具有非凡的力量。这种语言技巧是长期磨练的结果，朱大可在这上面浸淫了 35年以上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收集语词和佳句，进行语词的打磨。这种习惯一直到大学还没有抛弃。
颇有意思的是，朱大可小时候还有过轻微的口吃。或者正是因为如此，朱大可当年选择了以书写作为生命表达的工具。
虽说时下许多写作者模仿朱大可的文字风格，却未必懂得“隐喻式写作”的真谛。朱大可认为：“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话语的力量终究不单单是语词的事务，如果没有语义的支撑，话语的力度是无法获得的。”

夜谭《上海文学批评家导游地图》

才气十足的朱大可被视为学院外人士的代表，他的隐喻式文体因此被一些有志于“院外模式”的文学中青年视为楷模，模仿个不休不歇。翻遍朱大可的文章，满篇皆是隐喻。因为文体的独特，成为自绝于“学院派”的典型。朱大可的“院外批评”文章，即所谓“朱语”，曾是阳萎的批评界的强力春药，至今仍然暗流涌动。但也有人把他是视为神学自由主义的范本。

王石《近乎病态的炫技》

评价朱大可，也有许多美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诡异般的瑰丽文字迷宫；奇怪的话语实验极大地扩张了语言的力度；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像一道闪电……等等等。
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朱大可的写作过于夸饰，过于迷恋惊人之语和炫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批评环境缺少胆识和诚实态度的年代，朱大可的批评，有着难能可贵的尖锐和锋芒，他的语言所迸发出的才子气，还真不乏“诡异般瑰丽”的诱惑力。

作者不详

理解朱大可，必须从探察他的语言开始。“朱语”打开了通往存在的路，却不告诉人出路在哪，习惯因循的人往往在此迷路。朱大可是不容易被复制的，被复制的朱大可就象被抽去生命内核的语言，变成一场无关灵魂的语言秀。进入朱大可，就象进入一个慢性绞肉机，必须接受它的绞杀，而且时时寻找对语言城堡的突围。我至今仍象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一样，只能在朱大可语言城堡的外围徘徊。

玻璃村：《“文化恐龙”与野性的思维》

语言是思想投射在文本外部的斑斓面具，如同彩虹只是雨点对光的折射。一些人注定无法穿越朱语的迷津，他们找不到可以借渡的舟楫。他们研究、模仿、书写着一种貌似朱语的文字符码，频频闪现于朱语常用词汇的现场，却若一个蹩脚的珠宝匠人，因着自我原创思想的严重缺席，茫然无措的面对着一颗颗词汇的珍珠，却无法将词之珠串成语之链。所以原本便单薄贫血的文本，充斥满词的碎屑。而仅仅纠缠于词，仅仅对朱式词汇进行表面的租借，就以为自己洞穿了朱语的奥秘，这看法与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

羽戈：《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看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我的批评路数，大致没有脱出朱大可老师的窠臼。朱老师天纵英才，功底雄厚，即便是把批评的调门唱到高八度，也无人敢说三道四。这可苦了追随他的后辈，稍有差池，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猫。老朱难学，倒不仅在于他的隐喻式写作，更在于朱语背后的运思。

9. 朱大可的基本内容

1975年7月至1985年12月在湘潭市第二建筑公司参加工作，历任电工、主管会计、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在任团支部书记期间，曾获得“湘潭市百日竞赛标兵”。1986年元月至1987年7月调任湘潭市开关厂任副厂长。1987年8月创办“湘潭市振兴矿山开关厂”，1992年3月更名为“湘潭市挖掘机电器厂”，1999年4月注册成立湖南科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实现了从单一生产矿山电器产品的企业跨入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集于一体的矿山电气自动化设备。矿山挖掘机成套电控设备、牙轮钻机成套电控设备、高低压输配电设备的专业制造公司，并被湖南省科技厅批准认定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于2000年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中国强制性认证（3C认证），2010年又通过了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注册商标“振矿”牌，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只是产权。公司先后开发了新产品近30项，申报国家专利26项，获国家专利16项，其中2项自主创新产品列入国家火炬项目，一项产品被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批准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五项新产品分别获得湖南省优秀技术创新项目。2009年11月公司大型矿山挖掘机、牙轮钻机电控设备被科技部批准为重点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立项》。继 2008年12月公司《振矿牌》WK、WS系列挖掘机电控设备获得湖南省名牌产品。2011年12月湖南省名牌产品称号，2012年4月公司WK系列挖掘机变频电控设备和KYZ系列牙轮钻机变频电控获得中国电器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2012年8月WK系列挖掘机多传动带回馈变频电控设备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创造了“科通电气”变频品牌优质形象。产品畅销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有色冶金、钢铁、煤矿、石化、水利水电、建筑等行业300余家大型矿山企业。部分产品远销往苏丹、巴基斯坦、越南、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2]
公司现有员工100余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公司总数的60%，博士硕士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技师、高级经济师、经济师、会计师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占26%，聚集了一批来自信息化、财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机械电气、计算机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成立了工程机技术开发中心，技术研究人员18人。拥有各项研发生产检测检测设备设置60余套，具有过亿的规模生产力。
公司是2008年湖南省第一批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湖南省信息厅认定的湖南省双软件企业，2010年湖南省经信委批准的湖南省“小巨人”计划企业，还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和电控配电设备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设备常务理事单位，湘潭市先进矿山装备产业集群创新联盟理事单位和湘潭市物流与采购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10. 朱大可其人及作品

朱大可 （1957~），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编辑本段]著作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编辑本段]主要经历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编辑本段]人物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已故）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别署莲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
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国家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大可身处此时此境，淡泊明志，从不攀比牵附，俯仰于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来又坚决拒绝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这一时期，不再发表诗文，而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
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熟。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以诗鸣世。名诗人陈衍在20年代末曾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辑为《近代诗钞》，入选的诗人中朱大可最年轻。他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妻孙慕征学蚕桑专业，能诗，人评为“饶有唐音”。
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遗稿有《周易复古篇》、《石鼓文集释》、《耽寂宦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