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秦晖的人物经历
生于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目前研究的重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业、土地、农民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不同模式，农民社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
❷ 秦晖：谁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朋友和敌人都是相对的，在有利益关系下，我认为美国会是我们的朋友，因为首先我们两国人的认同感要好些（我们了解美国甚至比了解我们邻国还多），其次我们也互相看重对方（在美国人心中我们也许比日本人的位子更高），仅表浅见。
❸ 如何评价秦晖和他的作品
秦晖的作品我认为有两出彩之处:一是论证材料丰富，二是善于运用逻辑。
但是对于不喜欢秦晖先生作品的人而言，可能是因为书卷气太重，由于他懂得太多在书中论证时也大量引经据典，对于有些人，并不喜欢这种方式。觉得太过繁琐，读起来有点累。也有些人觉得它的论点材料虽然丰富但是论证的关键点比较模糊，一到关键精彩之处就断了，没有记酣畅淋漓的感觉。
但是，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它的作品还是相当有内涵的，值得一读。
❹ 人不能像秦晖那么无耻
呵呵，
❺ 如何评价秦晖和他的作品
我中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只重视精英的利益，不关心穷人的疾苦”，后来我看到了被人称作“自由主义者”的秦晖，觉得前面那个说法不对，秦晖就很关心穷人的利益。比如，过去政府经常驱逐那些没有证件的进城打工的人，不给他们提供福利房，也不让他们自己盖棚户，秦晖就大声疾呼，“要么给自由，让穷人自己盖简易房，要么给福利，政府给农民工盖廉租房，现在什么都不给，没有证件还要被查被罚被打，简直没天理”。
至于秦晖的作品，我认为有两个优点，一是史料丰富，二是逻辑严谨。
先说资料丰富，读秦晖的作品，你会感觉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谈周朝到秦朝的变革，他能联系到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谈土地改革，他能讲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说近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变化，他能想起十九世纪欧洲的各种左派；说今天的农民工，他能讲到南非的种族隔离。真是“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再说逻辑严谨，我想起来他和有些朋友辩论国企改革时的文章，“如果公共资产是“无主物”，那就无法解释何以公有企业虽有种种问题，但毕竟存在了几十年，而没有象一般所谓无主物那样早被哄抢一空，也无法解释公有制下何以还有贪污（拿了无主物能叫贪污吗?）一说，此其不合常识也。”简单的几句话，就反驳了“国营企业”是“没有主人的物品”的说法。
说起秦晖作品的缺点，那就是太重视条分缕析，有时候显得繁琐，史料太丰富，有时候读着好累。不过他的作品的文字还不错，没有那种学者们常用的拗口的欧化长句，读起来比较顺。
❻ 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❼ 北大历史系教授 秦晖 眼睛怎么了
先天性的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力0.2，视力很差的。
但上课的时候滔滔不绝，课下 你找他请教问题，他下次就记得你。据说观察力和记忆力都很强，神人！
❽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是哪位
是赵俪生教授！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此文在腾讯网上有刊登。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了？”
晚年赵俪生作者供图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
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青年赵俪生
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俪生文集》书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❾ 如何评价秦晖的《传统十论》一书中的观点
秦晖自己也提到，其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典籍思想。他通过对户籍、姓氏的研究，说明皇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是很彻底的。好比 ，党支部都建立到班上了，你说行政对教学的干涉到了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