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
1.萧红（原名张乃莹）与汪恩甲
两人并非真心相爱，甚至说一点爱情都没有。汪家是商人，张家为了攀附权贵订下了与汪家 的亲事，虽然萧红极反对，并外出求学，但总有山穷水尽时，最后没了盘缠只好回家结婚。婚后汪
对她并不好，竟然引诱她吸食毒品，强迫她有了身孕，最后竟然把她丢在一家旅馆，自己跑了，欠下许多债。汪简直猪狗侮辱。
2，萧军于萧红的感情也不是爱情，而是近似爱情的父女之情
主要原因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
萧军 从小一个人没有父爱，只有祖父的关爱，所以独立性很强。年青参加了军队，锻炼出来的，身板很硬朗，而且性子很刚烈。按他的话说“对于任何外来的、敢于侵害我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要以死相拼；但对弱者，我是容忍的”。注意，这里说的对于弱者是容忍，而不是同情，关爱，萧红也恰恰就是那弱者，如果处理不当的话，矛盾随时就会爆发。
萧红 她性子里有很多纯真，幻想，更重要的是很有才能，但后来汪恩甲的无情与伤害，造成了她的抑郁与孤独，而且对外界更加敏感，稍微有不如意的就会悲伤寂寞，也就成为了萧军眼中的弱者。萧军自己也说过她不是自己的妻子，更像是自己的孩子。
3 萧红和端木的感情是盲目的，近似朋友或者说是友谊
端木对萧红的感情是一种同情，但过多的同情似乎会引来厌恶，就是这样。
没有人能真正的包容她，走进她的心灵世界，因为她太脆弱了，没有生活的意识，只有才能，笔墨挥张的才能。
⑵ 萧红、戴望舒、端木蕻良,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⑶ 端木蕻良与当时的萧红、萧军等人一起被称为什么
端木蕻良，（1912.9.25?/FONT>1996.10.5）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 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⑷ 端木蕻良,舒群,萧红,萧军被称为
端木蕻良,（1912.9.25?/FONT>1996.10.5）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位置.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在20世纪30年代，与萧红，萧军，舒群等人被称为“ 东北作家群”
⑸ 端木蕻良与当时的萧红，萧军等人一起被称为什么
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⑹ 萧红的身世，谢谢！还有她和那个端木蕻良是怎么回事儿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⑺ 才女萧红与端木蕻良如何从相爱到离婚的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而她只活了31岁，在这短短的31年里，她却与多个男人有着感情纠葛，可见她的魅力之大。虽然萧红与萧军的恋情被很多人熟知，但与萧红结为夫妻并在生命最后时刻陪伴在萧红身边的男人只有一个人——端木蕻良。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下萧红与端木蕻良的感情危机。
萧红比端木蕻良大一岁，两人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在认识端木蕻良前，与萧军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蕻良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几个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他们经常讨论文学创作和时势发展，还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饭馆等，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
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蕻良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蕻良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又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蕻良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两萧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蕻良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蕻良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蕻良谈创作，谈她的身世。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蕻良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但两萧分手后，形势急转直下，两人感情迅速发展，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
⑻ 端木蕻良与当时的萧红,萧军等人被人称为“____群”
东北作家群
⑼ 端木蕻良与萧红萧军舒群被人称为什么
他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
⑽ 萧红与端木蕻良是真爱吗
不是，在逃难的时候端木把萧红一个人丢下了，这还是真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