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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博客

发布时间: 2021-10-16 00:29:11

❶ 国内外对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有那些评价好的坏的都要,多多意善,另有奖励.

搜集一些别人的评价:
(1)夏季达沃斯年会闭幕 参会企业家给予高度评价
参加此次年会的企业家对会议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同时希望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能够听到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英国WPP集团总裁彼得•托利尔在世界经济论坛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参会者的高度投入、举办方的尽心尽力,使得这次年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到对下一次会议的期待,希望这种以新领军者为主题的年会能够有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他说,人们一般对知名度高的企业和人更感兴趣,但是给予新名字更多的关注同样重要。“像今天的发布会就应该邀请更多新领军者企业代表参加。”托利尔说。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毛里斯•莱维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大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已经很难再超越,无论是交通、酒店,还是会场,都非常棒,但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对话。
据介绍,全球有5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此次年会,其中约25%来自中国。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参加了8日的发布会。他表示,无论是大连的环境,还是会议的组织,此次年会都非常好,比在达沃斯的感觉不差。年会不但让中国企业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企业了解了中国。
不过,企业家们认为,会议可以增加更加互动环节,这么多的全球企业领袖聚集在一起,机会难得,会议可以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举行,让参与者有更多沟通的机会。世界经济论坛以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命名的夏季年会于6日至8日在中国大连举行,下一届年会将于2008年9月在中国天津举行。
(2)樊纲:特别国债可惠及个人投资者 发表评论:
樊先生不愧是精英,“抛开食品以及房租上涨”谈通胀更是精英理论!
对基层老百姓来讲,还有比食品和房租更迫切的消费需求吗?
对于某个阶层:食品和房子在他们的消费中无足轻重,因此可以抛开。樊先生代表的是这些人吧。
(3)虽然夏季达沃斯明天就要在大连开幕,虽然众多企业家明星如潘石屹等多次在博客里介绍达沃斯,虽然达沃斯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化符号,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达沃斯仍然有其鲜为人知的一面:
1、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
2、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再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
3、达沃斯注册的是非盈利性基金会,但其商业运作却非常完备。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千万瑞士法郎,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262名,来自52个国家。
4、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5、顶级企业家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快乐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更为重要的是,达沃斯上还有一个非会员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行业会议,很多企业家都是受益于这个行业会议。芮成钢甚至说,每年达沃斯论坛有相当多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CEO。到达沃斯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在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这些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
6、达沃斯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办公室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7、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8、颇有性格的施瓦布,施瓦布是达沃斯的幕后推手。尽管已年近七旬,施瓦布没有流露出任何退下来的意思。他对西方媒体表示,“我认为只要我能够从心理和生理上合理地锻炼各种功能,就没有必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❷ 中国目前宏观经济

宏观通胀,这是由于基础建设与出口拉动GDP所直接造成的。
了解就是看新闻财经版块,经济学家如吴敬琏, 厉以宁,樊纲,郎咸平这些人的访谈博客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背景和目的,不要人云亦云,自己结合现实思考,所以要有一点小聪明。
好政策有限制能耗、社保(尽管社保是靠企业承担而非税收提供)、取消强制外汇结算(由于美元预期不好还有习惯性导致的外汇结算没什么改观)。
坏的政策,,,这个很少,比如支持央企,基础建设,不过好政策不施行也算数的话那就海了去了,像政府裁员,降低税收与税种,提高政府开支透明度,医疗改革,养路费削减。你知道国家政策如果对政府外汇有损害的一律免谈就是了。

❸ 世界经济顶级论坛是什么

1)夏季达沃斯年会闭幕 参会企业家给予高度评价 参加此次年会的企业家对会议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同时希望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能够听到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英国WPP集团总裁彼得托利尔在世界经济论坛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参会者的高度投入、举办方的尽心尽力,使得这次年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到对下一次会议的期待,希望这种以新领军者为主题的年会能够有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他说,人们一般对知名度高的企业和人更感兴趣,但是给予新名字更多的关注同样重要。“像今天的发布会就应该邀请更多新领军者企业代表参加。”托利尔说。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毛里斯莱维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大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已经很难再超越,无论是交通、酒店,还是会场,都非常棒,但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对话。 据介绍,全球有5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此次年会,其中约25%来自中国。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参加了8日的发布会。他表示,无论是大连的环境,还是会议的组织,此次年会都非常好,比在达沃斯的感觉不差。年会不但让中国企业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企业了解了中国。 不过,企业家们认为,会议可以增加更加互动环节,这么多的全球企业领袖聚集在一起,机会难得,会议可以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举行,让参与者有更多沟通的机会。世界经济论坛以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命名的夏季年会于6日至8日在中国大连举行,下一届年会将于2008年9月在中国天津举行。 (2)樊纲:特别国债可惠及个人投资者 发表评论: 樊先生不愧是精英,“抛开食品以及房租上涨”谈通胀更是精英理论! 对基层老百姓来讲,还有比食品和房租更迫切的消费需求吗? 对于某个阶层:食品和房子在他们的消费中无足轻重,因此可以抛开。樊先生代表的是这些人吧。 (3)虽然夏季达沃斯明天就要在大连开幕,虽然众多企业家明星如潘石屹等多次在博客里介绍达沃斯,虽然达沃斯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化符号,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达沃斯仍然有其鲜为人知的一面: 1、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 2、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再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 3、达沃斯注册的是非盈利性基金会,但其商业运作却非常完备。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千万瑞士法郎,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262名,来自52个国家。 4、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5、顶级企业家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快乐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更为重要的是,达沃斯上还有一个非会员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行业会议,很多企业家都是受益于这个行业会议。芮成钢甚至说,每年达沃斯论坛有相当多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CEO。到达沃斯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在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这些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 6、达沃斯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办公室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7、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8、颇有性格的施瓦布,施瓦布是达沃斯的幕后推手。尽管已年近七旬,施瓦布没有流露出任何退下来的意思。他对西方媒体表示,“我认为只要我能够从心理和生理上合理地锻炼各种功能,就没有必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❹ 你认为国内外最好的财经作者都有哪些

汤姆·彼得斯的著作很多,而且每一本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畅销书。曾与罗伯特·沃特曼合著《追求卓越》一书,轰动一时。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被称为"商界教皇",《财富》杂志把汤姆·彼得斯评为"管理领袖中的领袖"。

❺ 如何联系樊纲、林毅夫、吴敬琏等知名经济学家。 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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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剩女

现在社会女人对别一伴的要求过高,都说要有房有车,还有的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早早就结婚,加上生活压力大,久而久之就成剩女了

❼ 问个宏观经济学的现实问题

你要明白资源的价格无论怎么高都是可以转嫁的,并且现阶段价格弹性大于1,比如煤炭价格提高百分之一那么下游就会有很多产品跟着涨价,并且总的涨幅远远大于百分之一。总的需求量可能减小,但是总的价格肯定增加,总之GDP是增加的,并且是购买量(消费)的增加带来的。
第二个则先要明白企业的资产管理,企业帐户是由银行管理,大部分的资金只能转移来转移去,利润增加了最终也只是资产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消费,还是存在银行。垄断企业的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可他有定价权,所以利润增加相对容易,对于国企来说消耗利润的最好方法是增加工资,但是加多了各方有大意见,并且这种意见往往对管理层是致命的。最后是好的国企都会规模越来越大!一旦上缴了就会形成国家财政,很容易用出去,从而形成消费。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❽ 金融危机增发的那48万亿元去哪了

专家称央行货币超发43万亿通胀风险大 加息太晚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11月02日01:37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搜狐新闻制图 升值与通胀 人民币超发43万亿之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上海报道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加息之举。 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 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 “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 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❾ 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货币超发43万亿元“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如何消化超量货币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❿ 国内外对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评论如何

(1)夏季达沃斯年会闭幕 参会企业家给予高度评价
参加此次年会的企业家对会议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同时希望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能够听到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英国WPP集团总裁彼得•托利尔在世界经济论坛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参会者的高度投入、举办方的尽心尽力,使得这次年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到对下一次会议的期待,希望这种以新领军者为主题的年会能够有更多中国新领军者的声音。
他说,人们一般对知名度高的企业和人更感兴趣,但是给予新名字更多的关注同样重要。“像今天的发布会就应该邀请更多新领军者企业代表参加。”托利尔说。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毛里斯•莱维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大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已经很难再超越,无论是交通、酒店,还是会场,都非常棒,但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对话。
据介绍,全球有5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此次年会,其中约25%来自中国。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参加了8日的发布会。他表示,无论是大连的环境,还是会议的组织,此次年会都非常好,比在达沃斯的感觉不差。年会不但让中国企业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企业了解了中国。
不过,企业家们认为,会议可以增加更加互动环节,这么多的全球企业领袖聚集在一起,机会难得,会议可以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举行,让参与者有更多沟通的机会。世界经济论坛以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命名的夏季年会于6日至8日在中国大连举行,下一届年会将于2008年9月在中国天津举行。
(2)樊纲:特别国债可惠及个人投资者 发表评论:
樊先生不愧是精英,“抛开食品以及房租上涨”谈通胀更是精英理论!
对基层老百姓来讲,还有比食品和房租更迫切的消费需求吗?
对于某个阶层:食品和房子在他们的消费中无足轻重,因此可以抛开。樊先生代表的是这些人吧。
(3)虽然夏季达沃斯明天就要在大连开幕,虽然众多企业家明星如潘石屹等多次在博客里介绍达沃斯,虽然达沃斯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化符号,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达沃斯仍然有其鲜为人知的一面:
1、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
2、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再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
3、达沃斯注册的是非盈利性基金会,但其商业运作却非常完备。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千万瑞士法郎,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262名,来自52个国家。
4、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5、顶级企业家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快乐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更为重要的是,达沃斯上还有一个非会员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行业会议,很多企业家都是受益于这个行业会议。芮成钢甚至说,每年达沃斯论坛有相当多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CEO。到达沃斯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在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这些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
6、达沃斯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办公室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7、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8、颇有性格的施瓦布,施瓦布是达沃斯的幕后推手。尽管已年近七旬,施瓦布没有流露出任何退下来的意思。他对西方媒体表示,“我认为只要我能够从心理和生理上合理地锻炼各种功能,就没有必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