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疑罪从无体现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疑罪从无体现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难以避免的常见现象。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确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它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它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故疑罪从无又别称为有利被告原则。
Ⅱ 疑罪从无的相关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又称“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由于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追诉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也不能完全排除被追诉被告人实施了被追诉犯罪行为的嫌疑，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从诉讼程序和法律上推定被追诉被告人无罪，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的法律原则。
Ⅲ 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是刑法的原则
至于你说的罚款，属于行政处罚，具有事后可救性，不适用。
可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Ⅳ 中国刑法是否疑罪从无的原则
中国刑法是疑罪从无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不但从法律上规定，近期不少案例都坚持疑罪从无。
Ⅳ 中国刑法可否疑罪从无的原则
疑罪从无，是指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Ⅵ 什么是疑罪从无原则
就是说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当刑事案件主要事实情节处于认定上的真伪不明状态，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其内涵在于：审判机关审理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指控的刑事犯罪案件，无法就指控提供的证据形成罪的确证，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疑问，不能认定犯罪成立与否，应当负有宣告并判定被告人无罪的义务和职责；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当被告人面对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犯罪指控，在审判机关无法就所指控提供的证据形成有罪确信时，应当享有被宣告并判定为无罪的权利。“疑罪从无”关系到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以及指导我们对待被指控人态度的刑事司法理念，其价值定位主要不在于发现犯罪事实，而是降低被告人因被戴上手铐、穿着囚服而在刑事审判中承担被定罪的巨大风险，保护其免受无尽的刑事追究，捍卫人权，是民主法治文明的必然产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而“疑罪从无”则体现了在渐进式民主法治进程中向“无罪推定”之人权保障目标的靠近。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使得“疑罪从无”在我国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其中，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定罪权专属于人民法院；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摒弃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确立了“疑罪从无”。同时，刑诉法第162条第3项又在通常的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外，增设了一种“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类型，即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经过审理终结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被视为我国“疑罪从无”的典型表述，也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朝着“无罪推定”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疑罪”从有、从无之争，集中表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保护社会机能之价值冲突。“疑罪”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无罪，“疑罪从无”有背“有罪必罚”，有放纵犯罪之虑，而“疑罪从有”却有“刑及无辜”，滥用刑罚之忧。“刑罚是两刃之剑。使用不当会两败惧伤”。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是当代法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疑罪”择其有，无疑是轻视人权，滥用刑罚权及社会本位的表现，与刑法的保障机能和现代刑事法制的根本精神相悖，“疑罪从无”则是其必然的结论。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利益，是通过对犯罪予以刑罚打击为手段的，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达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之效果。当嫌疑人是否犯罪存疑的情况下，采取“疑罪从有”原则，如果嫌疑人确属有罪，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处罚，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目的，但由于其罪存疑，难免有“滥施刑罚”之阴影，对犯罪者适用刑罚之功效将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嫌疑人无罪，“疑罪从有”，结果则是刑及无辜、刑罚权滥用、人权受到摧残，而同时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刑罚的适用则完全与刑法宗旨相背，刑罚之正义丧失贻尽，刑罚适用之功效等于负值，人民会因个人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而丧失对法律的归属之感，产生对司法人员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可见“疑罪从有”不仅无法实现刑法的保障机能，也不能使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得以圆满的实现，而且还构成了刑罚和犯罪对社会利益和公民人权的双重威胁。而“疑罪从无”在满足刑法保障机能要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保护机能的放弃。事实上，对有罪者因暂时不能确证而从无，只要将来能够予以完全确证，刑罚对于他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已被纳入刑事诉讼的程序之中，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他，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满足，刑罚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予以发挥。因此，“疑罪从无”可使刑法的各种价值尽可能的得以满足，其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
Ⅶ 什么是疑罪从无，有什么原则吗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
二、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这也是在审判阶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表现。“从无”即是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对成立犯罪具有专属的认定权，反之，认定无罪也是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权利（但并非是专属权利，检察机关也享有无罪认定权）。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阶段得到彻底地贯彻毫无疑问。
三、审查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享有的不起诉权即是无罪认定权，行使这项权利即是适用疑罪从无原则。须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里使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律发展对疑罪从无的原则的进一步肯定。
四、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依据是相对模糊的：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第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3）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 （4）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对于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上述众多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可以直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权利，但也未明文否定。从条文的相互关系中，我们是可以推理出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可行性的： 侦查机关终结案件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若证据不足则不得终结，不得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不能启动下一诉讼程序，则事实上是适用了疑罪从无原则。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理由是“发现对犯罪嫌疑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是指查明案件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存在犯罪事实”应是指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的规定，不应包括缺少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况。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证据不足”不属“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也就是说，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侦查机关一般不得直接撤销案件，而应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后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待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按自动撤销案件处理。最终结果是，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还是在侦查机关就已经终止。
五、上述推理说明的是，疑罪从无原则在侦查阶段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完全依赖于侦查或羁押的期限，故这种适用仅仅是被动适用，侦查机关不具有适用该原则的主动权。
Ⅷ 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三
发布：2013-06-28 14:57:41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 本社评论员 刘桂明 浏览：0次 【大 中 小】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
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当佘祥林被作为杀妻的犯罪嫌疑人而被侦查之时，当赵作海被作为杀害同村村民的犯罪嫌疑人而被起诉之时，当张高平叔侄被作为杀害搭车的同乡人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审理之时，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些案件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疑罪。面对类似的疑罪，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办呢？
对此，大多数机关基本上都是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一般来讲，疑罪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案件事实认定上的疑罪、犯罪性质认定上的疑罪、罪数与刑罚适用上的疑罪。对此，如果司法机关均以“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处置，自然是最保险乃至最保守的办法。但是，这对被告人来说可能却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办法。事实证明，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因为如此而造成的。那么，我们的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呢？
首先，“疑罪从无”原则本来就是一项众所周知的司法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疑罪从无”原则首先来自于“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曾经是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首先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随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最后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司法制度也开始将其吸收为一项重要司法原则。1996年我国首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并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疑罪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也就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从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裁决结果。
其次，“疑罪从无”原则应当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从轻处理或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如此修订规定，显然不仅确认“疑罪从无”原则既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根据这些规则规定，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为此，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裁定和处理，从而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不仅如此，还应当使其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正如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所言：我们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我们必须坚持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原则，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特别是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最后，“疑罪从无”原则能否造就一种崭新的司法环境。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了很多具体的规定，让法律人为之欢欣鼓舞。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性条款，从而切实让“疑罪从无”原则完全落到实处。也就是不仅要让司法人员在思想上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司法观念，也不仅要让“疑罪从无”原则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更重要的是要让“疑罪从无”原则真正造就一种全社会接受的司法环境。尽管“疑罪从无”原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对刑事司法中的定罪量刑乃至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已经逐渐被人接受。但是，这两个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乃至社会意义的理解上，未必已经达到全心全意的接受。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出现了疑难问题。对于这类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往往比较消极，社会各界往往比较被动。于是，有专家认为，只有在一个事实上犯了罪的人，因为 “疑罪从无”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暂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公众、社会舆论、被害人家属在揪心之余还能够理解并接受时，那才是 “疑罪从无”得以大行其道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杜绝像张氏叔侄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案的发生。
由此看来，“疑罪从无”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文化问题。因为所谓“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实认定问题，也可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法律评价与道德评判。
因为“疑罪从无”司法原则，不仅仅是一种为了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而且还是一种折射我们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能否接受事关每一位公民人权保障尤其是彰显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有利被告”的思想生命力。
Ⅸ 新刑事诉讼法中哪些法条体现了疑罪从无原则
审判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这也是在审判阶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表现。“从无”即是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对成立犯罪具有专属的认定权，反之，认定无罪也是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权利（但并非是专属权利，检察机关也享有无罪认定权）。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阶段得到彻底地贯彻毫无疑问。
审查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享有的不起诉权即是无罪认定权，行使这项权利即是适用疑罪从无原则。须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里使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律发展对疑罪从无的原则的进一步肯定。
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依据是相对模糊的：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第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3）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 （4）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对于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上述众多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可以直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权利，但也未明文否定。从条文的相互关系中，我们是可以推理出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可行性的： 侦查机关终结案件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若证据不足则不得终结，不得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不能启动下一诉讼程序，则事实上是适用了疑罪从无原则。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理由是“发现对犯罪嫌疑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是指查明案件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②] “不存在犯罪事实”应是指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的规定，不应包括缺少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况。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证据不足”不属“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也就是说，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侦查机关一般不得直接撤销案件，而应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后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待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按自动撤销案件处理。最终结果是，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还是在侦查机关就已经终止。上述推理说明的是，疑罪从无原则在侦查阶段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完全依赖于侦查或羁押的期限，故这种适用仅仅是被动适用，侦查机关不具有适用该原则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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