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浦薛凤回忆录 全三册怎么样
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浦薛凤回忆录》披露的史料和细节 ■刘宜庆 《浦薛凤回忆录》首次在中国内地出版，关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好，欣喜如何？笔者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时，尚未有缘读到《万里家山一梦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三册回忆录，但在《万象》杂志已经读到部分节选——《蒙自百日》。心怀期待的阅读，有偿还夙愿的感觉，但更多的是沉浸在《浦薛凤回忆录》披露的史料和细节之中。 今天的读者，对于浦薛凤有点陌生，这可能与1948年秋天浦薛凤就已到台湾省政府任秘书长有关，他身栖政治和教育两界。1958年，梅贻琦在台湾任“教育部长”时，由于感念师恩，浦薛凤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辅助其师梅贻琦。1962年，浦薛凤应邀到美国讲学，此后12年，桃李春风海外栽，1997年逝世。浦薛凤的人生经历和顾毓琇类似，两人都以高寿终，晚年享誉学界，桃李满天下，又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擅长古典诗词创作。 浦薛凤生于1900年，此为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学于民初北洋军阀割据称雄之时，受过科举时代教育之流风余韵，考取清华学校，兼习法文德文。浦薛凤和闻一多、罗隆基、吴泽霖、吴国桢等同班，1921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哲学。1926年，留学回国先后执教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浦薛凤从政，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参加过重要的国际会议。诚如浦薛凤在自序中所说：“曾家居在或旅游过帝制、割据内战、独裁集权、训政、宪政、民主等等国家之中，又曾确实经历农业、工业、商业、乃至物物交换（云南蒙自乡村）之不同社会。”浦薛凤的一生遭际和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研究清华学者历史命运的一个标本，也是考察清华学者从政的一个切口。 到了晚年，浦薛凤记忆还那么清晰，旧雨淅淅，往事历历，跃然纸上。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中，浦薛凤描摹虞山福地常熟的名胜古迹和民风习俗，笔墨蕴含乡思之情，饶有趣味，类似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对苏州的描写。当然，这些只是一位学者“青灯有味忆儿时”的童年印象，《浦薛凤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为史料价值，二为生活细节。二者交融在一起，构成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关于早期的清华教育细节和清华学生留美生活，许多传记作品中语焉不详，笔者觉得，《浦薛凤回忆录》的出版，为增订《闻一多年谱长编》以及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人的传记带来可能。 浦薛凤的回忆录为研究西南联大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史料，比如联大遭日军空袭，就笔者寓目的史料来看，浦薛凤的回忆更为翔实，填补了现有联大著述的空白。《太虚空里一游尘》是浦薛凤当时记下的随笔，类似日记，可谓第一手史料。 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太虚空里一游尘》中详细地描写了跑警报归来，目睹之惨状： 两位联大校工，即今早为犹为我开饭冲茶者，均已罹难。集训大队长则炸成三段，下半身段尚在墙里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闻所携小孩两名，一同遭劫。会所前及图书馆后之楼房屋顶，亦曾落弹，死联大学生二人。 予推进自己卧室，房门已成两片，室内灰尘厚积，棋子圆厘之两厘盖，均飞地上，窗上铁键已断，天花板亦落一两块，肥皂两块如投泥土。当时心理极难形容。（浦）江清本住会所，整座塌倒，箱笼物件，尽埋木片瓦砾之中。……旋偕（王）化成出城到凤翥街（街上店铺门面均毁）马约翰先生寓所。细察落弹情况，真是间不容发，如天之福。盖警报发后，马家不以为意，尚在楼上早餐。及后闻第一次炸声，急由楼屋内奔伏楼廊下，人甫离席，楼顶天花板立即倒下。予审视一桌杯碟匙碗，均已粉碎，飞扬地上。而全家绝无发肤之伤。奇哉！运哉！ 在此之前，浦薛凤已用摄像机一般的文笔记录下，日军轰炸长沙火车站和临时大学校址韭菜园。“可可园一座楼房轰塌。北大物理系饶毓泰太太甫至楼下，而楼已经倒，玻璃擦破一腿而已。真是间不容发。” 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联大教授的一饮一啄，一言一行都值得关注。浦薛凤记录下的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场景，跑警报，打桥牌，下围棋，打网球，看京戏，无关历史的宏旨，可是若没有这些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我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史亦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浦薛凤笔下呈现联大教授生活群像，尤其是他们面对时局的态度和判断，值得关注。《浦薛凤回忆录》也为当今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学者带来不同的观察视角，它和《梅贻琦日记》《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可组合出完整的西南联大的历史全景。 《浦薛凤回忆录》虽然是非虚构的个人作品，但感染力很强，三校学者南渡西迁，颠沛流离的旅途记录，在抗战时代的个人遭遇，读来有小说的意味，恍惚之间，历史与现实的阻隔消逝，仿佛沉浸在阅读宗璞《南渡记》和鹿桥《未央歌》的体验中。自传作品，句句写实，能给读者奇妙的阅读，这有赖于浦薛凤的文笔，既简约又细腻，叙事饶有情味。浦薛凤认为，以一人遭受的痛苦，折射战时千千万万同胞之共同遭受：“拙稿反复吐露各种天真情绪，尤其是别离滋味与缱绻相思。”七七事变后，浦薛凤南下时，北平沦陷，妻子儿女在日本的铁骑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寄往北平的家书要被日寇检查。关山的隔阻，战事的变化，亲人的安危，无不揪心，浦薛凤在长沙等待妻子和亲人的家书，寝食难安，那种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很能打动读者。 读过《吴宓日记》和钱穆《师友杂记·湖上闲思录》的朋友，肯定会对《浦薛凤回忆录》半文半白的行文风格，感到亲切。从大处讲，那一代学人的回忆录，写的是家国命运、时代变迁和历史沧桑；从小处讲，写的是个人的时代之浮沉、战时之悲喜和迁徙之行踪。 浦薛凤虽然是治政治学专业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审美意趣仍然是传统文人的路子，《浦薛凤回忆录》深得古代笔记体的真传。他将迁移路途上的见闻、感受、思考，俱摄笔端，饱满的细节，有的具沉痛的意味，有的含孤寂的伤感。 浦薛凤在长沙时，读不到英文报纸，以不能读路透社原电为苦，听无线电，拨到旧都，听新新等戏院上广播的京剧。刹那间，浦薛凤百感交集：“身在四面楚歌之湘垣，耳在早已沦异域之故都。处腥血扑鼻炸声雷动之环境中，忽而静聆听丝竹管弦，与夫名伶之金喉婉转，真不知人生竟可有此等矛盾！而今日北平广播台之女报员，大抵亦是昔日之广播员。能不令人生今昔之感！”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浦薛凤在长沙，获悉故乡常熟沦陷，亲人的安危令他心情一片黯淡，但在江边的橘子洲头，看到金色的橘子，照亮他的双眼；在蒙自，浦薛凤赴清华历史系王信忠的婚宴，驻足庭中一株白玉兰下，绿叶层中藏玉簪无数，芳香四溢，扑人眉毛宇；在蒙自，浦薛凤和陈寅恪、郑天挺、陈岱孙等人游览黑龙潭，一路蝴蝶无数，色泽鲜艳美丽；十年前，浦薛凤曾在昆明东陆大学（后更名为云南大学）任教，今番重来，神州陆沉，客居西南，感慨良多，向浦江清借阅李白杜甫诗集，反映国难之吟什，更饶深味。1938年9月28日，日军空袭昆明联大校舍后，浦薛凤疏散到禄丰山居，赋诗山居杂兴，吟哦之中，关注的还是时局，时常与朋友“重与细论文”。 浦薛凤和陈寅恪、郑之蕃、箫公权、朱自清等人在南岳、香港、蒙自、昆明写的古体诗，彼此唱和，更不容忽略。按照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以诗证史、以诗释史治学之路，浦薛凤所写的古体诗，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气象，不可一跳而过，细细品味，有一代学人的情感和态度，也有国难当头的哀伤。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生活经历相似，人生的选择和归宿殊异。大致分为两种：1949年前后去台湾或者海外，1949年天玄地黄之时，选择留在大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浦薛凤、钱穆、陈雪屏、毛子水、查良钊等属于前者，冯友兰、梁思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属于后者。20世纪的历史，波谲云诡，两种选择，两种命运。不管是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参政，还是被政治浪潮卷入，都很难逃脱他们的宿命。历史留给我们不少遗憾。浦薛凤出入风波里，从政而能全身而退，有未进入权力中心的因素，也有个人志趣的因素。《浦薛凤回忆录》埋藏着一些有意思的话题，需后人破解。 -------------------------------------------------------------------------------- 《浦薛凤回忆录》（三册）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一版，65.00元
② 历史上哪位富家千金嫁给清华校长，最后却靠摆地摊为生
提到中国的顶级学府，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大家都能想到两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③ 同窗2年，陈寅恪为什么却一直对鲁迅只字不提呢
一位是贡献了无数课文人称"鲁教材"的鲁迅，另一位，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他出身世家、治学严谨，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中四大哲人，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
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正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都成为一代文化大师，一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一为旧文化输血续命，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为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而尽力。
④ 富豪女嫁给校长后为何会落魄到摆摊为生
富豪女本来就落魄，虽然后来稍微有钱点，但也并不算富豪了。她嫁给清华校长后，校长忙着自己的事业，作为贤内助，她要撑起这个家，不得已出去摆摊了。
⑤ 宁可放弃中国国籍，也要帮美国研制导弹的清华天才，如今过得如何
复杂的国际形势，“留学生”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群体。随着各类相关新闻的刊发，他们身上复杂的侧面也一点点被揭开。
其实，在当今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生”早就不是一个自带光环的身份了。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留学生的身影。他们中，有德才兼备的出色人才，也有混吃等死，靠父母荫蔽的“混世魔王”；有心系祖国，为理想而奋斗的爱国者，也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游走在国与国的边界之间，汲取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养分，也面临着比一般人更多的，跨文化背景下的压力。有的人，能够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奋勇争先，为国争光；有的人，则在压力下溃不成军，失去了底线，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这些压力和选择，在“留学生”这个群体出现在中国近代史当中时，就注定了伴随他们左右，成为他们人生中必须要面对的一部分。
而林烨，则有天才之名，却无天才之实。一个人人生的厚度，不取决于他的脑筋有多灵活，他的知识有多丰富，而取决于，他是不是一个，在走过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之后，可以无愧于心地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无悔”二字的人。
晚年的林烨说，自己思念故乡，但“故乡”本身，代表着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情感和责任的寄托，在他造出导弹，指向自己的祖国时，这位天才，就注定已经是一个失去故乡的人了，他也注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⑥ 历史上富家千金嫁给清华校长，落魄到靠摆地摊为生
千金小姐嫁给了清华校长，曾落魄到靠摆地摊为生，活了100多岁
提到中国的顶级学府，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大家都能想到两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960年6月，梅贻琦患上了癌症，一生都在为清华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他，还是积劳成疾，最终一病不起。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73岁，梅贻琦故去后，韩咏华随长女梅祖彬移居到了美国居住，1977年落叶归根，回到了大陆安度晚年，于1993年8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⑦ 陈寅恪的生卒年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人物简介
生前经历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签名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凄惨离世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当原中南第一书记、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自然受到株连，遭受更残酷的批判。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加以介绍）
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应了他十几年的悲怆预言，做了“共产之鬼”。[2-3]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被誉为“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撒手人寰。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艰难归葬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墓
”（原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题）。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三十四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⑧ 为什么有人说林语堂晚节不保
因为林语堂晚年很贪腐，所以高晓松用晚节不保来形容他。
林语堂违背南洋大学创办本质的消息，事情越闹越大，企业家的资金也迟迟不到位，所以最后迫不得已林语堂拿了南洋大学的遣散费辞了校长一职。也是因为南洋大学的事件导致了林语堂晚节不保的传言。
国人眼中的大师级人物，却非常贪婪，晚年担任南洋大学的时候，把自己的亲戚都安排了学校要职。当和学校翻脸的时候，他请来律师要告学校董事会，结果律师都感觉到林语堂做的有点过份。
提到林语堂，人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等，人们眼中的国际大师。这个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
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台北阳明山，1976年3月26日去世。
(8)梅贻琦晚年凄惨扩展阅读：
林语堂早年已立志发明“中文打字机”。当时科学严谨的汉字检索系统仍未建立起来；又由于汉字本身是符号文字而非字母文字，长期以来人们对制成中文打字机的可能性多持怀疑态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林语堂在数十年间不断研究探索，自斥资金，购置设备，一再尝试。
以致一度倾尽家财、负债累累，终于成功发明 了“明快中文打字机”，于1946年在美国申请专利。1952年，取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打字机以“明快”命名，乃取其明易快捷之意，寄托了他希望人人都能顺利操作使用的心愿。
除开“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另有若干项小发明亦获得专利，其中一件就是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