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新中国成立后特赦的有哪些人,这些人后来怎样
最著名的特赦罪犯有：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还有部分日本战犯。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② 新中国七次特赦都赦了哪些人
总体上来说，特赦的都是国民党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详细如下：
第一次特赦发生在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分别发生在1960年11月19日和1961年12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十七次会议分别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6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从1963年3月30日到1966年3月29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的2次常委会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作出了3次特赦，特赦对象为“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63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4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6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此后直到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参考资料：http://bj.bendibao.com/zffw/2015824/199375.shtm
③ 建国后有几次刑事案件特赦
建国后已经发生过7次特赦，目前正在拟定的是第8次。
建国以来，从1959年到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先后实行过7次特赦。
第一次是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12月4日首批特赦释放33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溥仪、宋希濂、曾扩情等人。
1959年，中央决定以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共释放战犯556名，另有90名获减刑。
距离这次特赦最近的是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2月27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
④ 新中国七次特赦都赦了哪些名人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第一次特赦人员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图为1948年，蒋介石与杜聿明。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包括爱新觉罗·溥杰，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林伟俦、王凌云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四次特赦人员康泽，曾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五次特赦人员王陵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六次特赦人员甘珠尔扎布，曾任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第七次特赦人员黄维，曾任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
⑤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他们都被安排了什么工作
经过解放战争四大战役之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一部分随蒋介石前赴台湾，一部分逃亡国外，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俘虏，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文强、郑庭笈等。那么，这些曾经辉煌的国军高级将领、新中国的战犯们，开国之后去了哪里？
杜聿明乃是黄埔一期生，曾任过第五军军长，前半生可谓叱诧风云，他表示自己会木工活，也曾修理过卡车，今后可以揽一些木工活。杨伯涛曾担任过第十八军军长，他认为自己以前是农民出身，如今“尘归尘，土归土”，不如返璞归真，余生做一名农民。
此后，分批特赦的战犯们，一些进入国家文史机构，一些则被分配到地方文史机构。事实上，他们在整理史料上也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揭示、纠正、澄清了大量的战争史实，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⑥ 建国后七次特赦除了溥仪还放过哪些名人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陈长捷和廖耀湘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实施了七次特赦，分别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
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中国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并将大赦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决定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大赦令和特赦令由国家主席发布。
(6)历届特赦战犯扩展阅读
第1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经过长时间的劳动改造，对确实弃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的刑事罪犯进行特赦，这次共释放反革命罪犯以及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了伪满洲国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及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比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人。
第2~3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和1961年12月25日，经过对罪犯的长时间的改造，对那些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以及伪满洲国的一些战争罪犯，实行了特赦，两次共释放了11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范汉杰、李仙洲、廖耀湘、杜建时等。
第4~6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一些战争罪犯，又一次实行了特赦，这三次共释放了145名“战争罪犯”。
第7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了特赦释放，并给予了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⑦ 解放后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有谁
为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
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庆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辉煌成就，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7)历届特赦战犯扩展阅读：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的相关情况：
1、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2、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3、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⑧ 1959特赦名单都有谁
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一 共有50名 ,其中有六位是国民党中将级别的将领,包括王耀武、卢浚泉、郑庭笈、杜聿明、陈长捷、宋稀濂,今天主要介绍下这六位将领的情况。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48年在建安战役中被俘。1959年王耀武是第一-批被特赦的成员,特赦后的王耀武前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1968年王耀武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4岁。
卢浚泉:毕业于黄埔军校轮训班,1948年在辽沈战役被俘。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获得释放,前后担任云南政协秘书处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在云南昆明病逝,享年80岁。
郑庭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被俘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1996年郑庭笈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被俘于1948年淮海战役,1959年被特赦后获得新生。1981年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院，被俘于1948年的平津战役。因为受到冲击,在1968年自杀,享年72
岁。
宋稀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1949年的西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特赦后获得新生,后来移居美国和子女在一起安度晚年，于1993年在纽约病逝,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