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族复兴大业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监测求解答
杨宜勇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已经完成了大概62%。秋风先生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方法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当中存在科学主义的弊端，“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偏颇”，这种偏颇是“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02对杨宜勇先生的研究结论，我也存疑，但对秋风先生对其问题的分析和诊断，我更不能苟同。02综观全世界，社会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科学化，而一切问题科学化的基础就是数据。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为核心的思潮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问题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评估不再是拍脑袋的简单过程，也不是“伟、正、光”的宏观大论、更不是“红、厚、黑”的权谋学，而是立足数据、着眼细节，运用统计学、运筹学、博弈论、管理学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推演的过程。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库的发展，我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在真实世界的社会行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这种记录的细度很小、频度很高，为社会问题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举个例子，政治新闻的跟帖、视频网站的下载记录、微博平台的互动记录等都为政治从众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因为能测量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正在全面兴起。02在这种趋势和大潮之下，我认为，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恰恰不是科学主义导致的偏颇、不是数据迷信，而是科学主义严重不足、缺乏用数据来说话的理性精神。02我们不妨从秋风先生为了证明“数据迷信”列举的案例说起。他认为，地方政府强调GDP增长，不顾环境污染，坚持引进一些项目，最终引发了新近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GDP在数据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对于民众的影响难以量化。02我认为这个例子是不成立的。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环境污染同样可以通过空气、水、土壤、森林、噪声等各式各样的指标进行量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结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GDP数据得到了决策者更大的加权，而污染指标却被忽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过程科学性不够、理性不足，远远谈不上迷信“理性和数据”。相反，现实情况往往是，决策者没有合理使用数据，同时又受制于错综复杂的理念和利益之争，从而罔顾事实，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02回到民族复兴大业的命题。我认为，通过制定科学的指标，这项宏伟浩大的工程是可以量化也是可以监测的，这对现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根本不是难事。秋风先生在文章中指出，62%的比例引起了民众的哄笑，原因在于，有一些指标如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开放性等“简直没有办法测量，即便测量，也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实一份设计合理、取样科学的调查问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项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毕竟，公不公平，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秤，为政者，是要善于去“读”出它的刻度，这也正是民意调查的价值所在。我们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需要在决策制定和政策评估的各个环节，推行民意调查的科学方法。02至于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开放，那指标就更多了。不妨设想，当我们能够每年向全世界输出10部票房大片的时候，当我们能每年向全世界哪怕贡献一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也拥有苹果、谷歌之类的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时候，我相信，不仅中国人会认同这种复兴，在这些指标和数据面前，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会朝我们竖起拇指。02面对“62%”的结论，民众哄笑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数据和个人感受相差太远，这是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如秋风先生所言，是过度迷信理智和数据而造成的偏颇。民众的哄笑，也可能说明大众对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推进科学的评估方法还相当陌生甚至无知。考虑到我们长期重理念、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传统，这并不意外。这又证明，中国社会其实非常需要在社会治理中普及科学的评估知识和数据的应用。这是一种启蒙，这种启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B. 祖国近五年的成就。急用！！！
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7秒，在全国人民的翘首盼望与热切注视下，“嫦娥二号”冲破夜空成功发射，从而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拉开了序幕。那一瞬间，对于钱卫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心中奔涌的不仅仅是欣慰与自豪，更多的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2007年“嫦娥一号”、2008年载人飞船以及如今“嫦娥二号”任务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在“十一五”期间的飞速发展。而这不过是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中国工业实现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收获这些成就的同时，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或者超额实现了。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取得高增长，非常不简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价说。
可以说，“十一五”的五年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
奋进的五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跨越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的对比——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年均增长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虽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国GDP已实现年均增长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个百分点，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长。专家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应不低于9.5%，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速超过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将超额实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高速增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及国内一连串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涝灾害等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令经济运行一次次承受严峻的考验。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重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实现8.7%的增幅，超额完成“保8”目标。在世界经济一片惨淡之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进入2010年，这一格局再次被重写：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从而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种工业产品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世界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对挑战和考验，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节能减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有望全部实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粗放式发展也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并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并明确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标之具体、约束性之强在以往10个五年规划中不曾有过。这些指标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对增长的质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政府对由量到质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总结和介绍“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情况时表示，为实现“十一五”目标，我国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
对此，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一五’各项任务中，节能减排应该是最难的。但是通过加强约束，这个目标也实现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传统工业国家、“世界加工工厂”，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尽管节能减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五年内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此期间投资200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工程，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而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5%的基础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累计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3.14%，为实现全国完成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四项指标中后三个到年底经过努力都能实现，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解振华说。但他同时表示，“一定会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推进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
“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也被誉为‘民生五年’。”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时说。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越来越充分地得以体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从此走上减负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财政拿出1859亿元投向困难群体。此后，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递增，2008年突破万亿元，2010年更是超出1.6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8年起覆盖到了全国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此外，“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新医改方案惠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全国92%以上的人口。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断发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农村，汽车已经快步走进家庭，电脑、手机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4.6106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这一切都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加大，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也正因为此，对于即将来到的“十二五”，我们充满着深切的期待，也怀有一份强烈的责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还需奋力前行。
C. 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D. 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十一五计划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同理，十二五计划则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均是对不同五年计划的简称。
二者的区别在于面临的发展需求及问题不同，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十一五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十二五计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2015年结束，国家的十三五计划正在实施中。
(4)杨宜勇事件是什么扩展阅读：
五年计划的实施意义
1、对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标对公共部门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国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对人民：国家五年规划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是提高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规划，指导全体人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