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第一，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來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1)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擴展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
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貳』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如何避免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歷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製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盡管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於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但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最現實最直接的動力應該是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積累的生產能力已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現已到了必須調整經濟結構的時候。如果今後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麼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託，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叄』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肆』 簡述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並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奉行GDP增長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由於道德淪喪、法治崩潰、坑蒙拐騙黑橫行、假冒偽劣毒充斥、腐敗與兩極分化嚴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並使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壟斷國家資源、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掌握國家大部分財富，造成國內市場萎縮、產業升級乏力、增長停滯不前、民族主體性削弱、經濟對外依賴性增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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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和定義我國該怎麼避免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並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託，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陸』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即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風險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雖然在官方數據上中國還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增長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導的鐵公機與房地產構成，如今這兩個推動機已臨近崩潰。當支撐經濟發展的土地資源消耗一空，人口紅利逼近零點，中國拿什麼來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國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包括經濟、社會、政府和政治幾個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經濟領域的改革重點有三：
一是打破壟斷，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
三是加強金融體系建設，解決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並存的問題。 社會領域的改革重點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兩極分化；
二是放權於社會，加快社會組織的建設與發展； 三是廢除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破除階層流動障礙；
四是強化社會參與。
政府的改革重點有二：
一是限權和放權，減少對經濟和社會的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讓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爭在反腐敗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會觸及到政治改革。
事實上，發展經濟僅僅是治標，政治轉型才是治本。發展中國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於實現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
因此，推進公平正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而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的問題。
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必須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啟動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改革，社會將會積累更大的風險和危機，這對新領導的權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當前國民已不再滿足於「麵包時代」，能否讓每個國民過得有尊嚴、活得踏實，對執政者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但同時也是個足以名垂千古的機會
『柒』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具體解釋一下!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長出現停滯徘徊，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跨過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門檻。
按照世界銀行標准，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間是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也有人用相對收入距離來度量中等收入。以美國為100，能夠達到它的55%，就算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在美國的25%到55%之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階段。現在中國佔比可能只有20%左右，按這個算還沒有進入中等收入階段。
對中國來說，根本就是能不能保持應有的增長速度。我們並不追求回到2012年之前的兩位數的增長，但是也不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回歸」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3%左右。因為那樣的話，我們跨越的時間就會大大推後，也就增加了不能跨越的風險。
『捌』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什麼
據報道，目前有關中國經濟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聲音不時響起，專家表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中等收入國家發展可能面臨一些特殊困難。
據悉中等收入陷阱具體面臨的問題可概括為，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本具有優勢的低端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創新能力不足，發展動力減弱，收入不平等加劇，經濟活力下降。
分析人士表示，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阻礙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甚至使其長期陷於發展停滯。
『玖』 簡述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並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界銀行的歸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間，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為14477美元，智利顯然已可以被認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仍然不是發達國家。
經濟學家認為擺在東亞國家面前的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東亞許多國家，近幾十年來飛速發展，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為什麼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
巴西聖保羅的貧民窟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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