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山東濟南的《中國學術研究》可信嗎審稿時間特別短，而且只能在龍源期刊網檢索到，學術含量是不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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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學術研究>這個雜志騙人嗎
《中國學術研究》是由中國學術研究協會、中國教育學會課程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全國學術研究綜合類優秀期刊，國際刊號ISSN1008-6812、國內刊號CN11-1297/Z,龍源期刊網綜合評價資料庫來源期刊，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全文收錄期刊，國內外統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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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中國學術研究的介紹
《中國學術研究》是由中國學術研究協會、中國教育學會課程研究會主辦的唯一綜合性理論月刊，國際刊號ISSN1008-6812、國內刊號CN11-1297/Z，國內外統一發行。
『肆』 楊志玖先生對中國學術研究有什麼貢獻
楊志玖先生對中國學術研究有什麼貢獻？
周村籍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嚴謹治學、科學客觀，一直是楊志玖教授的學術風范。他60餘年的學術研究，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關系史等諸多領域，其中傾注心血最多和成績最大的，當是馬可•波羅研究。
20世紀40年代以前，學術界一直未能在中國史書上發現有關馬可•波羅來華的可靠記載。1941年，楊志玖教授依據《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所錄《經世大典•站赤》的一段史料，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的論文，考證出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還訂正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說的1292年初。這一揭示迄今漢文記載中唯一可見的馬可•波羅在華活動的考證和研究，得到了學術界的很高評價。該文還被譯為英文，刊於1944年英國亞洲皇家學會學報孟加拉版第四卷上，美國哈佛大學《亞洲學報》1945年9月第九卷一期發表了該論文的摘要。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英、美、法等國的著名學者的認證和肯定。由此，楊志玖教授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對馬可•波羅來華的真實性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楊志玖教授與否定馬可•波羅來華論展開第一回合論戰和研究馬可•波羅問題繼續深入的時期。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翻檢《馬可•波羅游記》全文，發現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點，撰成《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問題》一文。該文認為，馬可•波羅只到過北京，他關於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載，都來自道聽途說。1982年，楊志玖教授連續發表了三篇論文，其中在《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一文中，他考訂《游記》所記馬可•波羅出使波斯、印度以及關於鎮江、福州、蘇州等城的描述，指出馬可•波羅不僅到過中國北方，也到過中國南方。在《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他又就過去引起爭論的馬可•波羅的語言文字能力、在華身份和相關漢籍史料等熱點，作了中肯而有說服力的論述。
1982年4月14日的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克雷格•克魯納斯的《探險家的足跡》一文，全面否定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事實，還指責《馬可•波羅游記》是主要采自波斯旅遊手冊的虛假報道。同年10月，楊志玖教授在《環球》雜志上發表《馬可•波羅與中國》一文，反駁克魯納斯的說法。他指出，《游記》中沒有提到茶和漢字，用波斯語稱呼中國地名等缺憾，只能說明馬可•波羅來華後仍然保持著本國的習俗文化，對漢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為在中國史書中沒有見到馬可•波羅的名字及《游記》記述中的缺點錯誤而否定其來華的無可置疑的事實。1988年，楊志玖教授又撰寫了《再論馬可•波羅的真偽問題———剖析懷疑論者的論據和心態》一文（刊於《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對「否定論」者的論點予以綜合性辯駁。
20世紀90年代末，楊志玖教授與英國學者伍德的論戰，最為精彩。1995年，伍德所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出版。該書集否定論之大成，社會反響較大。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視聽，楊志玖教授著手對伍德論著進行反駁。他首先撰寫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回答》一文（刊於《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1999年，楊志玖教授又出版了《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書，與伍德等開展新一輪論戰。楊志玖教授的此文和此書算得上「肯定論」的集大成者，而且更注重從邏輯上找出對方論證的漏洞，從而使立論反駁在資料與思辨上都顯示出其治學嚴謹、科學客觀的素養。
翌年夏，楊志玖教授不顧年邁體弱，發起和主持了「馬可•波羅與十三世紀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把伍德等請來天津，互相交流，推進研究。在這次會議上，伍德不再公開宣揚以往「否定論」的證據，只是著重談了《馬可•波羅游記》的版本問題。楊志玖教授以他精湛的研究，把馬可•波羅來華問題的研究在國際范圍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伍』 在《中國學術研究》上發表文章需要錢嗎
一般在刊物上發表文章都需要一定的版面費用，具體數額可以咨詢雜志社，論文發表方面的問題可以咨詢發表吧。
『陸』 中國學術研究都有什麼機構
叫獸圈
『柒』 簡述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影響
回顧20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歷程，應該說：這是一個豐收的世紀、創新的世紀、輝煌的世紀。一百年間，名家輩出，群星燦爛，成果豐碩，推陳出新。中國傳統的學術發生蛻變，西方學術大量引入中國，在中西方學術的交流、撞擊、融合中，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誕育，並迅速地茁壯成長。一百年內，各個學術領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進展，構建了完整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體系。回顧和總結20世紀的學術發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樁很有意義的工作，是為了推進21世紀的學術，進一步建構中國社會主義學術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驟。
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著璀璨的成果和豐厚的積累。它長期以來哺育了中華兒女、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與精神，在世界學術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從19世紀中葉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帶來了西方的學術文化。西學東漸，經歷了幾個階段，先是器物文明的傳播，其後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傳播，直到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西方的學術文化，涵蓋廣闊，影響深遠，進入中國後生根、開花、結果。它改變了中國學術思想界以至全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進步伐，中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跨進近代社會。其間，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發生了激烈斗爭和逐步融合。中國20世紀之學術即在這一斗爭和融合的再創造過程中呱呱墮地。
中國近現代學術肇始於嚴復翻譯西方的學術名著，19世紀末，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學說，使中國學術界的觀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後，他又陸續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學》，耶方斯的《名學淺說》，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學術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領域，中國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邏輯學得以借鑒，因之萌生。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說明近代歷史學與傳統歷史學之區別：「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他大聲疾呼，歷史學必須沖破傳統，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並認為這是有關國家興亡的大事，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此時，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我國第一部用章節體寫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國通史。其他學科也在20世紀之初相繼跨人近代時期，1910年沈家本創辦的法學會和《法學會雜志》可說是近代法學的萌芽；王國維、羅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說是近代考古學的濫觴；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學、王國維研究叔本華，開近代中國人研究外國哲學的先河；五四時代，陳獨秀、胡適鼓吹文學革命，中國近現代文學得以誕生，胡適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次用西方觀點對中國古代思想進行分析研究。至於自然科學，19世紀後期已由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翻譯了許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備。1915年，留美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創辦《科學雜志》，中國近代的自然科學研究也逐步展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是先進知識界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產物。西方的各派學說，眾多著作，像打開閘門的洪水一樣，沖進中國。中國學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進行選擇、甄別、吸收，創造適應於自己時代的學術文化。學者們，作為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在中國接受教育，必定會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
影響。20世紀的第一代學者，從舊時代過來，大都精通中國的傳統文化。五四時代激烈的反傳統文化的戰士們，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吳虞等，他們為了完成除舊創新的歷史使命，竭力反對舊傳統，要與舊傳統決裂，但實際上舊傳統已滲進他們的血液里，他們不可能完全斬斷傳統。真像他們自己所說：他們
是從舊營壘中沖殺出來，進行了反戈一擊。即使像陳序經那樣的「全盤西化論」者，也不可能擺脫舊傳統。只要你是中國人，曾受中國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擺脫中國學術文化的影響，「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盤反對和完全丟棄「昨日之我」。 同樣，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不管他的思想多麼保守、頑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對西方的學術文化。西方學術文化的先進性、優越性日益明顯，人們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盤反對和摒棄西
方學術文化的人也是沒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響，西服革履、西裝大菜、洋房高樓、汽車飛機，西方文明，無處不在，哪個人的生活能離開這些？茅盾在《子夜》中寫的吳老太爺頭腦冬烘，頑固不化，但從鄉下來到了上海，口誦《太上感應篇》，居住的卻是洋房，出門更非坐汽車不可。拖著辮子，倡導復古的辜鴻銘其實是受過西方完備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學者。20世紀的重大特點是中西文化從斗爭走向融合，人們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圍中成長。兩種異質文化的斗爭和融合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歷史上，佛教文化傳人中國，經歷了漢魏兩晉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間發生激烈斗爭和相互排拒，才逐漸地融合，產生了儒學化的佛學——禪宗，和佛學化的儒學——理學。明清之際，耶酥會士將西方文化帶來中國，雖有徐光啟、李之藻甚至順治帝、康熙帝等上層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學的頑強抵抗，經一、二百年之久而煙消雲散，並未能生根、開花、結果。可見異質文化之間的融合，尤其是要從融合中誕生出新的學術文化，是一個長期、緩慢而艱難的過程。 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這是歷史上異質文化第三次進入中國，其聲勢之大，影響之遠，大大超過了以前的兩次。由於西方學術文化的先進性，使中國傳統文化相形見絀，在上個世紀末，中學和西學的兩軍對戰中，中學已陣腳大亂，敗下陣來。必須吸取西學之長，「以洋為師」在中國學術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創造，才能重建中國的學術文化。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經過中國學人們不懈的努力，20世紀的中國學術得以孕育成形，脫穎而出，並顯示了嶄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大體上說，有以下特點： 一、以進化學說和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中國傳統學術贊美上古時代的制度和人物，頌先聖而薄後王，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視為道統所在，後世丟失了古代道統，故而欺凌爭斗，社會日益退步。19世紀末，嚴復翻譯《天演論》，社會進化的原理風靡全國，完全改變了陳腐觀念，中國人懂得了用進化史觀來觀察和研究人類社會，得出了與古人全然不同的結論。這樣，20世紀的學術文化拋棄了傳統觀念，樹立起近代新觀念。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掌握了科學的唯物史觀，進一步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主觀能動作用等等，把學術文化的研究置於唯物史觀和科學方法的指導之下。20世紀中國的學術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20世紀
的中國學人全都信從進化原理。而在1949年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佔有主導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誕育和成長了大批學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識分類體系。中國傳統學術，分成經、史、子、集，並不嚴格地建立在學科分類的基礎之上，其中經學特別重要，凌駕於上，且涵蓋一切。《易經》中包括數學、哲學、自然科學；《書經》中包括政治學、歷史學、地理學；《詩經》中包括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禮記》中包括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春秋》中包括歷史學、政治學。許多學科尚在幼年萌芽狀態，尚未從籠統的經學中分化獨立出來，學科之間的界線極為模糊。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茁壯成長、規模齊備，形成了新的知識分類體系。自然科學移植了西方幾百年積累的學術成果，獨立為一大學科。其中分門別類，學支林立，建立了數、理、化、生、農、工、醫等大學科，門類繁多、內容充實，洋洋大觀，達到了較高水平，且有裨於國計民生。而人文
和社會科學中，文史哲分離，形成各自的專業，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社會學、新聞學、政治學、心理學等新學科，紛紛誕生獨立。由於20世紀人類社會的飛速進步，人們對自然、社會、人類自身的認識更加深入，知識量、信息量巨大增長，學術文化的內容日益充實，范圍日益擴展，完全突破了傳統的經、史、子、集的舊框架，形成了近現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新的學科分類體系。
三、理性方法的運用。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不夠精密、邏輯不夠嚴謹，推理判斷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色彩。治學中帶有直觀感悟，冥心靜思，自省修養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測的、情緒的方法，只要能表達研究對象或真實、或虛幻的狀態，就能形成某種學術性的知識，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說，天人感應說，明心見性說。20世紀的中國學術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運用歸納和演繹，重視證據，「無征不信」、「孤證不立」，摒棄主觀成見，抱著冷靜、客觀的態度，以理性方法對確定的對象進行具體、准確的認知活動。在自然科學中運用顯微鏡、望遠鏡、以及其它科學儀器和實驗手段，在社會科學中則著重調查研究的方法，獲取第一手的實際材料。20世紀的學術文化追求的是精確而具體地把握現實世界的豐富多樣性，進而認識其本質和規律。近現代學術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權威。
四、高揚愛國主義精神。中國進入20世紀，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兇狠，封建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更加殘酷，內憂外患，民不聊生。20世紀的中國學者們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難，抱著無限的同情，喚起自己的責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為己任，在各個學術領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鑽研，目的就是為了救國。20世紀的中國學術是在風雨如磐的苦難歲月中誕生發育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是20世紀學者們共同的強烈願望。搞自然科學的希望科學救國，搞經濟學的希望實業救國，搞教育學的希望教育救國，搞政治學的希望國家繁榮昌盛，搞哲學的希望振興民族精神，搞歷史學的希望以歷史經驗教育和喚起民眾，搞文學的塑造了眾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伴隨中國的苦難而產生，它推動國家的前進、呼喚民族的奮起、激勵大眾的斗爭，因此，愛國主義滲透其中，成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紀的中國學術高揚著愛國主義的旗幟。
『捌』 目前中國管理學術研究有什麼典型的不足
國法庄嚴國法尊嚴
像美國專家和教授，把日本豐田汽車的班組生產提升現象，提升為，已經享譽全球的：精益生產。是管理科學，學術提升實踐範例的不二之選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玖』 如何看待中國學術研究現狀
我覺得中國學術研究正在往中國哲學方向走。因為現象學，特別是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改造之後，現象學已經開始讓人們意識到人類既沒有內部世界的確定性，也沒有外部世界的確定性，是一種關聯的關系，所以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西方傳統的哲學思維（具體說是本體論）的打破後，後現代的西方哲學才有與中國哲學交流的可能。所以慢慢的會往中國哲學走。像張祥龍、柯小剛，就是走的這條路。
『拾』 鮑吾剛的學術研究
鮑吾剛一生著有16部學術著作，論文達69篇，還有眾多的譯文。他長於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對中國文化的其它方面也十分精通。他與他老師福赫伯合譯的中國古典小說選集《金匱——二千年中國短篇小說選》（Die Goldere Truhe.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自1959年出版後在西方漢學界廣受好評，到1964年不僅出到第三版，而且有了英譯本。而像《中國戲劇》（Chinesisches Theater），《中國——從帝國到共產主義》(China 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等著作和論文使他在廣大民眾中有了廣泛的影響。他發表過一些道教論文，如《葛洪關於「知足」之理》。載《亞洲：傳統和進步》﹙維斯巴登，1971﹚；《老子》，載《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個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主持編纂了《<；國語>；詞語索引》兩大冊和《〈人物誌〉詞語索引》一冊，二書分別於1973年和1974年在台北出版。他領導過一個課題組，研究德國文化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和中國人關於德國的研究。領銜主編奠基性文獻《當代中國的德國形象——中國人研究德國論文索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60年代的西方漢學家一般都重考據而輕義理，而鮑吾剛深刻認識中國歷史精神價值。他在教學之餘用他那支妙筆寫下一系列專著，其中一些更早已列在德國漢學家必讀書目的首位。在鮑吾剛眾多的學術成果中，最受推崇、在學術界最有影響的著作當是以下三部學術專著：《中國人的命名――論名、字、小名的構造規則及內涵》（Dc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 Die Bilngsgesetze und Hauptinhalte von Ming，Tzu und Hsiao—ming.(Asiatische Foeschungen，Bd.4），1959）、《中國人的幸福觀――論中國思想史的天堂、空想和理想觀念》（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ck.Paradiese，Utopien，I der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s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1971）、《中國人的自我畫像――古今中國自傳體文學、文獻綜述》（Das Antlitz Chinas.Autobiographische Selbszeugnisse von den Anfangen bis.zur Gegenwart，1990），從思想內容角度來審視，此三部學術專著具有同一主線，內容互相關聯，由此構成鮑吾剛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尤其是後兩部著作，從准備到成書，寫了近30年，在長達幾十年的研究中，無論是從文獻的擁有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這兩部著作都是德國漢學界的經典之作，在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領域中，這兩部著作也佔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分別就這三部專著的學術背景、內容及特點作一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