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李約瑟難題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李約瑟問題其實是：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歐洲經歷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時期，希臘、羅馬的古代典籍也被歐洲中世紀的焚書毀滅，歐洲從阿拉伯帝國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籍復興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同時消化吸收了中華文明的科技與產業、體制與文藝等成就，從而誕生了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
㈡ 什麼是李約瑟難題
古代中華文明領先於世，工業革命卻在西方爆發，致使近代西方後來居上，這是為什麼?
以上便是李約瑟難題。時間已過了半個多世紀，尚無明確、完整答案。其實，盡管是一道難題，總不至於把人難倒。這樣的話，就太小看人類智慧了。答案在《大命共慧》一書中可以找到。下面，將書中解答概括如下:
讓東西方人各寫一個『人』字，得到「人」和「MEN」兩種。前者象形，後者拼音。象形字靠意念抉擇，拼音字由音節合成。意念來自精神，聲音源於物質。精神決策，東方文字務虛而成;物質決策，西方文字務實而成。其實，日常生活中，東西方這務虛務實差異何止表現於文字創造。如在健康作為方面，東方中醫以實務虛、氣功以虛務虛，西方西醫以實務實、心理療法以虛務實。而在社會發展領域，東方擅長自上而下的精神集中;西方擅長自下而上的物質民主。總之，人所在方位不同，其思想觀念有別。這里，不同思想觀念對應不同時期有不同發展作用。作用不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東西方行為便交替領先。行為交替，便東方古代領先於世，西方近代則後來居上。東方古代領先，究其原因，便是由於其擅長務虛。西方後來居上，究其原因，則是由於其擅長務實。那麼，務虛務實不同這何以能造就人類社會的古今之別呢?人類東西之別，一個從精神到物質，一個由物質去精神。擅長精神作為，東方得事物宏觀抽象;擅長物質作為，西方得事物微觀具體。宏觀抽象強調局部服從整體，故東方人集中意識濃厚;微觀具體強調整體依靠局部，故西方人民主觀念強烈。這樣，當社會矛盾適宜由極權解套，人類東方先進西方落後。當社會矛盾適宜以民主解套，人類西方先進東方落後。當然，兩種方法均有不足。克服不足，東西合璧，故人為全球化乃大勢所趨。然而，全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達成目標，在社會上層建築方面，這要經歷其集權、民主兩個精神行為階段;在社會經濟基礎方面，這要經歷其不足、過剩兩個物質行為階段。試想，東西方都想取得物質繁榮。在奴隸封建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個體行為難與集體抗衡。而集中為東方見長，故誰比誰繁榮不言而喻。可是，到了資本主義時期，生產力水平提高，個體行為的作用增強，而民主有利於激發個體的勞動熱情。於是，工業革命就在西方爆發，進而使西方社會後來居上。以上，我們看到，風水輪流致人類進步。事到如今，東方再度崛起，人類從資本主義跨入了社會主義行為年代。在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人類物質生產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物資豐富。豐富多彩，何必相爭?排除了物質相爭必要，人為就抵達了其下一個矛盾區域，即面對人與自然的行為沖突。這樣一來，人類走社會主義道路便是要在資本主義「繁榮富強」的基礎上產生其「繁榮富好」行為狀態。社會主義繁榮不為富強而為富好，何謂其好?直到資本主義前期，人類都在因物資不足相互競爭。到了後期產能過剩，致使競爭造成揮霍。人為浪費，自然遭殃。人肥地瘦，且肥的愈肥，瘦的愈瘦，這結果可想而知。所以，人類可持續發展是其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課題。事到如今，人類已走過了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行為里程。往後發展，欲適者生存當以強扶弱。以使生產力的提高惠及全人類。與此同時，還要讓人類生存狀態與自然和睦相處。如此這般，社會主義便取得了其繁榮富好行為狀態。以上答題簡單為之。作全面、系統了解，需參閱《大命共慧》。
㈢ 什麼是李約瑟難題,怎樣解答它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解答：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3)李約瑟難題擴展閱讀：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發明外，其他科學發明和發現也有不少。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的思潮是把科學僅僅視為知識，在一個自主的封閉體系中去探討科學的發生和發展，這就是所謂「內在論」或「內部主義」的思潮。但是，李約瑟通過對中國古代技術的長期研究，發現僅僅用內在論去研究李約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從外部，即外在的影響如社會經濟，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影響。
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說過：「把科學實體作為知識體系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內部方法』，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學家的活動作為一個更大文化范圍中的社會集團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外部方法』，這是『內部方法』最新的對立面。怎樣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也許就是這個學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現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決跡象。」
㈣ 李約瑟難題解答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長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14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技術方面遠遠勝過歐洲，可是為什麼近代科學，以及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註定會成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名之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曾從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和文化等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較近，也有部分學者開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考慮這一問題。
一、李約瑟難題由來
對「李約瑟難題」追本溯源，我們會得知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相類似的問題。早在十七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就己經注意到中國科學的「落後問題」。早期的傳教士利瑪竇（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是繼西班牙作者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以後首部系統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著作。[1]利瑪竇之後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後問題」的第一人。由傳教士們對中國的介紹，以及他們關於「中國科學落後問題』的評論，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甚至掀起了一場研究中國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如波義耳、萊布尼茨、卡悉尼、伏爾泰、奎斯勒、休謨、狄德羅和孟德斯鳩等都對中國科學技術給予過關注。
二十世紀初，當中國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時，「落後問題」也成為中國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1915年，任鴻雋（1886一1961），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的創始人，在1915年《科學》雜志第一卷上發表了題為《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的文章。此後，許多中國學者加入了對這問題的討論。如梁啟超和馮友蘭都對這類問題發表過意見。
1944年，值中國科學社慶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李約瑟曾出席在貴州湄潭舉行的年會，並發表《科學與中國文化》的演講。在演講中，他首次批評了一些西方和中國學者此前提出的關於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論證。他說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接近於科學解釋，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代實驗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體系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里，李約瑟實際上已經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後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談到「李約瑟難題」時說到，李約瑟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過去2000年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是：中國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發展科技。在這方面，中國比羅馬帝國衰亡後直至近代的歐洲具有明顯優勢。負面效應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而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技術開發領域存在著較強的竟爭。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部分地區由於不同諸侯國之間的竟爭，使得整個中國產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總之，李約瑟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主要是從社會制度方面考慮的。
二、中國古代知識產權制度狀況
（一）著作權制度
著作權觀念在我國產生很早。春秋戰國以來的古典文獻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學派始祖姓名作為名稱，剽竊抄襲者受到社會譴責，這說明我國古代文人已意識到作者的署名權等人身權利， 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權利的尊重，體現了朦朧的著作權利意識。當 然，這種權利意識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沒有財產權的內容。
我國古代，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憑借口述、手抄方式傳播，著作很難成為商品。隨著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著作物得以廣泛流傳，出版商獲取到利益。這些商人為了制止他人冒名盜印,開始尋求法律保護。據有關資料，宋代已有保護出版權的記載。如南宋咸淳年間，兩浙為保護《方輿勝覽》等四部書的權益而專發榜文。在五代後唐長興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國子監主持校正《九經》，並「刻板印賣」，這是官府刻書之始，可謂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以出售為目的大規模印製圖書的「出版社」。為保護《九經》藍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這本書，從而保護國子監對《九經》出版的專有權，這相當於後來歐洲出現的特許制度。這些均可為我國著作權保護的萌芽。
從宋代以後，我國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關文件，保護作者、編者及出版者的權益，禁止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復制權」的例子很多。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權保護所代替，即沒有建立過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二）專利制度
據《韓非子》記載，古代有一個世代以洗染為業的家族研製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從此故事可知，遠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對知識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就有認識，把它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於1859年總管朝政後，在他的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具體專利形式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光緒年間。1881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10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年5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這里的專利權實質上是專營權，與現行專利權的含義是不同的。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我國專利制度的建立與形成，嚴格地講是從辛亥革命以後開始的。1912年12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三）商標制度
商標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志。在自然經濟初期即使有的產品上加了一些銘文、年號，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權、裝飾或紀念的作用。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出現和發展，有些標記起到了區別產品生產者的作用。從出土的陶體看來，雖然其口沿、底部的符號的意義目前還不十分清楚，但是與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圖像相比，不管從美工技巧，還是從所附部位來說，都不能認為它們具有觀賞等意義。相反，此後的歷史證明，它們只能作為區別器物所有人、製造人標記的解釋。這種只具有區別生產者的單一屬性，不具有宣傳產品和提供質量保證功能的標記，雖然不能算作現代意義的商標，但可以說是現代商標的雛形。
據先秦《韓非子》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春秋戰國時期的商品交換和市場發展，為我國古代商標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漢、唐時期，商品上使用標記也較為普遍。隨著商業的發展，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最早較為完整的商標，是北宋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使用了圖文並茂的「認門前白兔兒為記」商標，印製「白兔兒」商標的銅版現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自鴉片戰爭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出現了許多洋貨和洋商標。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出現了許多商標，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規——《商標注冊試辦章程》。
三、從產權制度觀點見識李約瑟難題解答
上節表明，在古代中國曾經出現了知識產權制度的萌芽。那麼，中國的這種知識產權狀況對回答李約瑟難題會給出何種提示？
鄭成思先生認為，「無論東、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都無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進而，鄭先生認為，「如果版權確實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它就應當最早出現在我國。」[3]但是，時間順序上的先後並不代表邏輯意義上的原因和結果。事實上，盡管我國有千年科技領先史，並且最早將活字印刷投入生產實踐，但是，我國並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科技是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般認為，「知識產權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民事權利，也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財產權。它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4]在這一點上，我國有著和西方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起源地同樣的、甚至可能還要早的所謂「起點」。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雖然我國有著類似的封建特權，這一封建特權最終並沒有轉化為「私權」。雖然同時可以認為，在我國「古代『帝國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權法律「客觀」上「保護了某些私權」。[5]
作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諾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演進，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來的崛起，是因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產權和無形產權的制度，使得交易費用大幅下降，鼓勵了商品生產和智力的投資。有學者認為，「在諾斯之前，現代史的理論的主流學說對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引發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基本上是基於科學發現（如牛頓力學的出現）、技術創新、發明浪潮、教育和資本的積累——但這種理論事實上經不起推敲。一個致命的批評是，在14世紀中葉，當時居於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的中華帝國無論是在科技水平還是教育和資本積累方面，都達到了西歐工業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實上，催生西歐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基本上都來自中國。」[6]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史學家提出，中國所以在技術高度積累條件下未能出現工業革命，主要是中國缺乏一個企業家階層。而諾斯認為，「一個社會要涌現出企業家階層並使其不斷發展壯大的條件是社會需要創造出一種支撐企業家階層的制度。」這一制度正是知識產權制度。「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諾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國和荷蘭兩國，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專利權和版權制度最先得以創立和發展，其他歐陸國家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也正好是因為它們在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7]
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孕育。在社會轉型的激烈變革中，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或構成了這一新興制度賴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這一新興權利的動力。首先，是新工藝學出現。從15世紀起，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歐洲各國出現了採用先進技術，製造和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各種機器的社會需求，促使工藝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最大的進步體現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紡織、采礦、冶金和化學等部門中。[8]在科學技術運用於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開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義。這些工藝學上的進步為工業文明的出現以及以保護工業文明為使命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是新文化價值觀確立。從14到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激勵人們改造現世，研究自然，重視實際有用的知識。文藝復興中提出的這種新的文化價值理念，為資產階級一手將科學技術作為物質武器，一手將私權制度作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備。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從霍布斯、米爾頓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主權在民，倡導平等自由，強調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洛克的著作闡明了資產階級關於財產和政權的原則，概括了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17世紀關於財產與政權的爭議。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體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為歐洲各國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備。最後，是羅馬法復興。自12世紀起，歐洲開始了羅馬法復興的運動。馬克思經典作家指出：「當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發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訂的羅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復並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羅馬雖無知識產權制度，但是知識產權與羅馬人關於無形財產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論、物體物的轉讓與侵害的學說，與著作權以至知識產權的財產歸屬性、公共領域、產權貿易、無形侵害等法律原則與規則有著源與流的關系。羅馬私法的復興，為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制定貢獻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總結起來可以說，諾斯對西方近代以來加速發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釋對准確回答李約瑟難題提供的啟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兩個方面。基本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引導我們關注知識生產的傳統非正式規約向正式規約演化的歷史條件，因為如文中表明的，與科技發展相適應，中國古代並不缺乏非正式的規約。延伸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示範了一個綜合從產權、政治、意識形態到文化信仰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這一方案提供的綜合由於切實以產權與制度分析為依據，因而解釋效力完全不同於在解答李約瑟難題時出現的那些關於上述諸方面因素的泛泛綜合。
㈤ 李約瑟難題是什麼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㈥ 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是英國學者李約瑟所提出的，其內容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對此問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李約瑟難題無疑是李氏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他提出了：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他個人見解是中國長久沒有發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要為生存而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國實現首次統一後（可能指的是秦的統一），他所謂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實行中央指導性政策。所謂「封建」是指中央集權，所謂「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員，地方行政只對朝廷負責。官僚思想深刻地滲透到整個中國人的復雜思想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也充滿了這種思想。科舉制度也鼓吹這種「封建官僚制度」。
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加上科舉制度的選拔，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鑒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
但這種「封建官僚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應星在參加科舉失敗後撰寫《天工開物》，但他認為不會有官員讀這本書。
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系，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在中國，反對此種科技的發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發展卻能沖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比如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歐洲在中國火葯的基礎上發明並改良火葯武器。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另外他補充到：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尤其是黃河）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
最後他做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其實李約瑟一直強調其問題是把雙刃的劍，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麼近代科學，關於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於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了這一問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志《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麼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另外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轉述了李約瑟臨終前的觀點：「李約瑟先生透過他多年來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了解，他確信中國能夠再度崛起，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文化的國家，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人民的國家，必將對世界文明再次做出偉大貢獻。」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爭論和見解一直都比較多，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等到一個完整的答案。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106444.htm
㈦ 李約瑟難題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你好，編輯本段難題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編輯本段李約瑟本人的努力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編輯本段解答
世界歷史的發展永遠是必然性大於偶然性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不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瑪雅文明永遠會比舊大陸文明要落後一樣，這是不可能改變的歷史事實。中國在近代會落後於西方，這也同樣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不可能說假設沒有滿清或者沒有什麼其他因素中國就會先進，而且這種假設也沒有必要。歷史不是假設出來的，它是必然的。中國之所以必然要落後於西方，那是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而西歐是工商業文明。單說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明指南針——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紙張——方便朝政——利於統治——安定社會——發展農業；發明火葯——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印刷術——方便寫書——利於農學傳播——發展農業。當然四大發明並不完全為了發展農業，但是看問題要看主體，要看重點，重點即偏向——四大發明主要還是發展了我國的農業。
請看下列例證。
《墨子》書中的數學概念定義的嚴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維的深度。可惜的是，書中的數學理論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同時代歐幾里德著的《幾何原本》中，涵蓋了定義、公式和各種命題，是一部幾何學專著。從動機上講，墨子寫書是為其政治思想服務的，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國所有學者們寫書的共同目的；歐幾里德寫書是為總結前人的經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發展自己的幾何學說。在內容上，《墨子》共有十餘條命題加定理，而《幾何原本》全書總共十三卷，有上百個命題，僅第一卷就有23個定義之多。從兩本著作的社會影響來講，研究《墨子》的學者偏重書中宣揚的社會觀，而研究《幾何原本》的則是為了學數學。
《周髀算經》還算不上一部數學方面的專業著作，但其對於勾股定理的描述、運用以及對復雜分數的計算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周髀算經》中，作者僅總結出了一個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術》是算學上的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計算方法，包括乘積、比例、乘方、方程等幾大類。《九章算術》的成書意在培養人們的計算能力，僅此而已。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雖廣，但是其中每一本書都是單就一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的，因而其專業性、目標性很強。阿基米德更是專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單獨論述一種學科中的一個小點，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論都是相當嚴謹縝密的。阿基米德計算了大量復雜幾何圖形的各種數值，比如拋物線幾何體、圓形、橢圓形體、螺線等等，並在物理學領域總結出了杠桿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義的這些圖形中，諸如拋物線等形狀，中國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別提古代了。古中國人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數學與西方是不同的，我們的數學集中在丈量土地、計算日程、貿易往來和天文歷法等方面，所以在實際測量計算中是不可能出現螺旋形、甚至拋物線的。作個比方吧，彈簧肯定不會出自古代中國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沒有打擾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影響過我們，我們肯定至今都不會使用彈簧。
前面舉了物理數學的例子，然而在絕大部分領域，古代中國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遠遠少於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突破無一不是建立在嚴密的科學理論之上的，而一個不善於總結公式的農業社會又怎麼有能力自主地跨進近代科技的大門呢？
這個問題還牽涉到了我們的文字。試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還是用希臘字母方便些呢？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不僅是這么一個定律，我們今天在數學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決定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就影響到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熱愛我們自己的民族傳統或者我們獨特的、美麗的、偉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說，漢字與其他文字一樣，畢竟也是普通人發明的，畢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們要正視這些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各種刊物、科學著作中廣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們不可以固執地為了捍衛傳統文化的「純潔」而去抵制一切外來文化，這是有悖歷史客觀發展的。還是那句老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揚長以避短。當然，這扯遠了，但這是筆者的一點心聲。
回到主題。中國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國家，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除了事農以外，並不利於其他如海外貿易之類的行業生存。因此，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都是圍繞農業而生的。中國的一切科學發明、技術創造，無一不與農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社會上一切脫離生產實際、與農業無關的動作或革新就都被視為無用乃至錯誤之舉。比如明清時期打壓行會。古代中國有很多表面上與農業無關的階層，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實際上也都是間接在為農業而操勞。農業是中國萬事之本，古代中國的農業一旦癱瘓，整個國家社會就將徹底崩潰瓦解，這與歐洲是很不同的。
中國是農耕文明國家。古代中國人的發明都屬於技術革新，甚至可以說，都是農業技術革新；我們沒有什麼從技術之中脫穎而出並獨立於技術之上的理論、公式。沒有一些可以在實踐中套用的公式，就決定了我們沒有獨自發展出繁榮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換句話講，古中國要想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全獨立地自己發展到近現代社會，那就不是多花個幾百幾千年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編輯本段借鑒與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占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復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了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杠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27065希望對你有幫助！
㈧ 對「李約瑟難題」的各種解釋
1.為什麼說固守濃耕經濟藩籬會阻礙了近代科學技術發展？
2.科舉制度扼制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嗎？
3.什麼是李約瑟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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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才是應該放在第一個的吧。。。。。
1 農耕經濟的特點是自給自足，只需要少量生活必須品的交換，所以無法形成統一市場，阻礙了各個地方之間的交流，所以也無法產生近代科學技術的交流。而且農耕經濟無法積攢大量剩餘財富，導致沒有足夠的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
2 科舉制度一來鞏固了農耕經濟社會體制，和1一樣的原因。二來將社會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了科舉道路上，使得沒人關系其他實用學問，阻礙了實用科學的發展，所以也扼制了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3 李約瑟難題就是說中國古代有豐碩的科技成就，為什麼在近代科學上被西方超越了。其實很多人不認為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問題，我也是這么認為的，因為其前提條件不成立，中國古代的豐碩的科學成就，其實多是實用技術而且缺乏科學精神，所以後來整個社會輕實用而重禮教之後，實用技術還是緩慢發展中的，不過西方科學大發展，自然會趕超上來。
簡單說了下，這個問題還是很復雜的，資料也很多。
㈨ 李約瑟難題的介紹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約瑟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對此問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中國著名科學泰斗錢學森曾提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與李約瑟難題同是對中國科學技術的關懷。
㈩ 「李約瑟難題」的答案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關鍵就在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一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典型例證。分析其原因，可以設想一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於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一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歸納起來，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反之，市場經濟就不同了：第一，產品要通過市場銷售，這就需要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測；第二，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方式配置的，這就要求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動機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經濟的主角是廠商，廠商有足夠的資金與實力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並在生產實踐中廣泛應用各種科學研究成果；第五，由於廠商經營規模很大，一項新技術的採納，即使產量僅僅增加1%，也會帶來相當豐厚的利潤。總之，科學化是市場化的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科學化。 答案補充 1.2.5 雙方文化核心的差別
台灣周哲水在[9]認為， 雙方文化核心的差別，則可能是始自一萬年前含有具體思維的文化期間。當時，東西方人類思維都是屬於類似「具體運思」不過，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徑。於是，雙方便在舊大陸的兩端各建構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雙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會開始，東西方就處於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答案補充 1.2.6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
林鴻偉的[10]認為，邏輯思想是整個文明與科學的極其重要的理論基礎。1，東方思維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維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統鍛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維則不同，他們固然注意術的研究，注意思維手段及其他手段運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統的鍛造。2，東方思維方式在思維活動中往往表現出較強的功利主義，很少進行枯燥的純理論研究。其功利主義太強，並和特定的政治倫理觀點結合太緊密。而西方思維方式則相反。3，東方思維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經驗的簡單總結和事物表面相似點的類比，而忽視了演繹和因果關系的探求、西方思維方式同樣與之相反。二者顯示了不同思維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東方思維方式由於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的控制，往往注重於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詮釋，而缺乏理性的創新精神。西方思維方式表現出較多的沖破框框的創新精神，他們較少有以權威為當然依據的思維定勢，而較多有對權威的懷疑和挑戰精神。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差別，使得西方的新科學層出不窮，而東方總是在西方的後面模仿學習。 答案補充 1.2.7 文字的邏輯性的缺失
中國的文字相對於拉丁語系來說，缺少了邏輯性，並且在中國的古代，我國的古文對於科學的描述又無法彌補的缺陷，無法做出准確的定義和演繹，所以中國的古代文字系統對於科學的發展造成了很大阻礙。
1.3 科學本身所需的角度
1.3.1 純科學真空和連續性破壞（兩因論」）。 [11]
1.3.2 中國古代文明的特徵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國古代的技術基本上都是經驗技術，屬於工匠文明，並且形成了強大的慣性，成為了一個無法逾越的文化形態。沒有系統理論和基礎學科支撐的民間發明很難發展成為近現代科學。
1.3.3 科技結構自身缺陷制約著中國科技的發展。
中國古代科技過分強調實用性，很少理論探討，沒有嚴密的邏輯體系，科技的傳播和發展是封閉的， 答案補充 1.3.4 經驗技術相對於科學技術的嚴重不足 各種的
錢兆華的[12]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個內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由於科學與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因而它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而技術則不然；以經驗為基礎的經驗技術與以科學為基礎的科學技術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重大差異。近代科學的誕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紀，由於與科學結合在一起的西方技術在整個世界顯示出了強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們中國人最終拋棄了我們傳統的科學，而全盤接受了西方的科學。那麼為什麼近代技術設有誕生在中國，而且一向先進的中國技術為什麼又突然落後了呢？技術有兩個來源：經驗和科學。西方的近代技術是以實證知識的科學作為基礎的，它們之間的結合是由它們各自的本質所決定的。是一種必然趨勢。近代中國既然沒有出現實證知識的科學，當然也就不會出現以它為基礎的技術——科學技術。由於近代以來西方的科學技術是一種前生技術、多生技術、知識技術和突變技術，因而其發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趨勢，這樣一來，它在很短的時間里超過中國緩慢發展的傳統經驗技術 答案補充 1.3.5 數學的不足
我國古代沒有能夠對自然數學化，並且只把數學當作一門功利性的技巧，而並非一門學科來看，沒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經驗發現和積累，更加不會用數學來對自然進行研究，所以我國古代對於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於定性分析，或是憑空捏造一個理論來符合有機的宇宙觀，不能對事物進行定量分析。
1.3.6 科學的兩種基本元素的缺失
愛因斯坦曾指出近現代科學的兩個基礎是形式邏輯體系和通過科學實驗發現因果關系，我國古代在這個方面處於完全缺失的狀態，所以，近現代科學不會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在古希臘，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發明了三段論等的形式邏輯，歐幾里得發明了歐式幾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邏輯之上的。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的「實驗乃是確實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認識到並且開始時用實驗的手段去發現驗證因果關系。到了伽利略時代，偉大的伽利略結合了形式邏輯和實驗手段兩方面的利器，終於開創了近代科學的先河，在他的基礎上，之後的牛頓將這兩個基礎繼續發揚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頓經典力學。 答案補充 對於李約瑟問題的回答作以下匯總和分類
一、政治，體質，經濟角度
1封建社會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統治對科技的束縛愈來愈嚴重
2缺乏持續性發展
3缺乏專利與股份
4缺乏交流與交通
5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知識分子結構的不合理
6熵增原理的解釋
二、思想，文化，哲學角度
1缺乏古希臘科學哲學思想
2缺乏解放普通勞動者的發明思想
3迷信落後和重文輕技思想阻礙了科技發展
4古代中國和希臘的自然哲學的不同
5雙方文化核心的差別
6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
7文字的邏輯性的缺失
三、科學本身所需的角度
1純科學真空和連續性破壞（兩因論」）
2中國古代文明的特徵主要是工匠文明
3科技結構自身缺陷制
4經驗技術相對於科學技術的嚴重不足
5數學的不足
6科學的兩種基本元素的缺失
2. 對於李約瑟問題本身的質疑和討論 答案補充 2.1近現代科學的基礎
愛因斯坦[13]在1953 年給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這樣寫的：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以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從這里我們能都看到愛因斯坦對近現代科學的兩個基礎的定義，即形式邏輯體系和通過科學實驗發現因果關系。
這其實是我們在討論李約瑟問題時所要注意到的一個前提。
2.2 科學，技術和經驗
之前我已經引用了愛因斯坦對於近現代科學的兩個基礎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古代中國是不具備這兩個基礎的，所以在古代中國沒有產生近現代科學，所以我國古代的一切技術只能歸結為經驗技術，而非科學技術，所以李約瑟問題中的討論涉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可以說是不夠准確的，應該說這些都是我國古代的經驗技術，而且，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我國的經驗技術在世界上是遠遠領先的。這是對李約瑟問題本身的一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