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卡扎菲為何幫阿明對抗坦尚尼亞及奧博特軍隊的攻擊
因為當時卡扎菲跟烏干達是屬於盟友。將烏干達的總統阿明是一個極其殘暴的獨裁者在，但是在當時兩個國家是利益相關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卡扎菲會幫助烏干達對抗坦尚尼亞以及奧博特軍隊的攻擊。但是卡扎菲當時沒有想到的是烏干達的總統阿明所帶的軍隊會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眼看坦軍形勢大好，28個烏干達反對派也正式組成「烏干達全國解放軍」，正式加入坦軍隊伍，組成聯軍，一路在烏干達境內攻城略地。到了3月，聯軍已經打到了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附近，阿明驚慌失措，不得不尋求盟友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支持。卡扎菲答應了阿明的請求，派遣了2500名士兵，帶著大量先進的蘇式武器，包括T-54和T-55坦克、BTR步兵戰車、喀秋莎火箭炮、米格-21戰斗機、Tu-22戰略轟炸機等。進入烏干達境內。
❷ 中國和坦尚尼亞和修的一條路叫什麼名字什麼時候的。有什麼用
中國援建坦贊鐵路
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分別於1961年和1964年獨立後，為了發展民族經濟，支持南部非洲地區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並為擺脫對受制於南非與南羅得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賴，迫切需要另闢一條新的運輸線。坦贊兩國首先尋求西方大國和當時的蘇聯幫助修建這條鐵路，但均遭拒絕。
1965年2月，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首次訪華，在同中方領導人晤談時，表達了請求中國援建坦桑至尚比亞的鐵路的願望。中國領導人從支持非洲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以及積極發展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的戰略高度出發，表示同意援建這條鐵路。1967年6月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期間，也同樣探詢了中國政府對修建坦贊鐵路的意見。中方明確表示，只要坦贊兩國總統下決心，中國願意承擔投資修建，並強調這是對廣大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斗爭的支持，也是幫助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卡翁達總統訪華後不久，坦贊兩國迅即組成政府代表團來華商談有關事宜。1967年9月，中、坦、贊三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並正式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尚比亞共和國政府關於修建坦尚尼亞?尚比亞鐵路的協定》。
坦贊鐵路是迄今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該鐵路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尚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1860公里，由中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勘測、考察、設計並幫助坦、贊兩國政府組織施工。該鐵路穿越坦贊部分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橋梁和隧道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群居出沒，全線工程浩大，技術復雜，施工條件異常困難。全線建橋梁320座，總延長米為16520米；遂道22座，總延長米8898米；興建車站93個；建設房屋總面積37.6萬平方米。該項目於1968年5月開始進行勘測設計，1970年10月正式開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為建設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共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6萬人，在工程修建及後來技術合作過程中，中方有64人為之獻出寶貴生命。鐵路建成後，交由坦贊兩國組成的鐵路局共管。其後，為保障鐵路的正常運營，中國繼續提供無息貸款，予以技術合作援助，並派出專家和技術人員參與管理或提供咨詢。截止1999年底，累計派出專家近3000人次。
坦贊鐵路建成後，成為把坦贊兩國連結在一起的一條主要交通干線，為尚比亞出口銅提供了一條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保證了尚比亞的主要收入來源。20多年來，坦贊鐵路促進了坦贊兩國經濟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鐵路沿線涌現了不少新興城鎮，成為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這條鐵路也為支援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爭發揮了積極作用。尼雷爾高度評價說：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是「對非洲人民的偉大貢獻」，「歷史上外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都是為掠奪非洲的財富，而中國人相反，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民族經濟。」卡翁達總統贊揚說：「患難知真友，當我們面臨最困難的時刻，是中國援助了我們。」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坦贊鐵路譽之為「自由之路」、 「南南合作的典範」。
❸ 烏坦戰爭的戰爭背景
阿明當政烏干達八年，烏干達經濟急速下滑，特別是1978年國際咖啡價格的驟降，重創了烏干達經濟命脈。而阿明卻一直以來窮奢極侈，大力打壓反對派和異見人士，屠殺蘭芝族（Langi）和阿哥利族（Acholi）平民，施行宗教迫害，軍隊高層亦腐化嚴重，導致民不聊生。外界一般認為阿明發動戰爭是為了轉移矛盾視線。
在軍隊內部，阿明和副總統穆斯特發·阿德里斯（Mustafa Adrisi）的矛盾日益突出。1978年5月，阿德里斯在一場「交通意外」中受重傷，雙腿癱瘓。阿明送阿德里斯到開羅治療，並乘機解除其所有職務。這一舉動遭到阿德里斯支持者的嚴重不滿，於是在9月爆發了全國規模的騷亂。阿明派遣軍隊趕赴北部城鎮古盧（Gulu）、東部城鎮托羅羅和西南部的恩巴臘臘（Mbarara）鎮壓，部分軍隊還越境到坦尚尼亞邊境打擊反對人士，但是由於軍隊的散漫和部分坦境內的烏干達反阿明難民加入戰斗，烏干達政府軍都分別被擊退。10月初，阿明在坎帕拉的寓所中遭刺殺，幸而躲在一輛直升機中逃過一劫。阿明於是將軍事上的失敗都歸咎與坦尚尼亞的奧博特和尼雷爾作祟。
10月30日，阿明對坦尚尼亞宣戰，下令軍隊入侵坦尚尼亞的卡蓋拉區，阿明還宣稱卡蓋拉區原本就屬於烏干達，聲稱較早前有1,000輛坦克侵入烏干達，因而其行動完全是自衛還擊。
❹ 坦尚尼亞軍隊當時是怎麼教訓卡扎菲的軍隊的
你們想像不到卡扎菲還被坦尚尼亞教訓過吧？當時這場戰爭其實和卡扎菲並沒有直接關系，是烏干達的內部政治斗爭，最終導致坦尚尼亞和烏干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場戰爭，戰爭耗時八年，卡扎菲也派兵三千出征，結果卻鎩羽而歸。
阿明吃不消，向一向交情不錯的卡扎菲求助，可能是雙方都是通過軍事政變上台，因而有些惺惺相惜，所以卡扎菲派出了三千士兵，並派出了大量的武器支援，什麼戰略轟炸機，火箭炮都有，不過因為坦尚尼亞士兵受到過zhong guo的訓練，因此士兵單兵素質不錯，利比亞派出2000多人的軍隊，裝備BM-21火箭炮、T-55坦克、BMP-1步兵戰車以及米格-21和圖-22轟炸機。，但是仍然被卡扎菲的士兵丟盔棄甲，坦尚尼亞士兵一路殺到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阿明帶著幾十個孩子和數個情婦逃離烏干達，投奔了卡扎菲。
❺ 哪位大神能給講講1987年烏干達入侵坦尚尼亞然後被坦反打臉的始末
1970年，烏干達強人阿明推翻了與中國和坦尚尼亞友好的奧博特政府。因為政變奪權,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在烏干達迅速開始了他的暴政。大肆屠殺冷吉族人，不顧國家的貧窮，花巨資在首都建立宏偉的清真寺和非洲團結組織會館，餘下的國庫內的錢全被他放入了自己的腰包。據統計，在阿明執政期間30萬烏干達人被殺害，還有近百萬人淪為難民逃到坦尚尼亞。阿明自上台第一天起，就與坦尚尼亞交惡。原因是，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與烏干達前總統奧博特是世交。阿明政變後，奧博特無處可去，尼雷爾容留了奧博特等阿明的反對派。奧博特的武裝經常越過坦尚尼亞邊境，襲擊阿明的軍隊。
阿明也與我國關系惡化。
中國和坦尚尼亞是傳統的友好國家。中國向坦尚尼亞軍隊派有軍事顧問，幫助援建坦贊鐵路。烏干達和坦尚尼亞關系緊張，也牽連到了中國。1971年7月和8月，阿明製造反華謠言。向中國政府進行攻擊。我國外交部對此兩次發出抗議。
因為阿明一直挑釁坦尚尼亞，中國的盟友坦尚尼亞和烏干達之間的戰爭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坦尚尼亞，軍隊實行預備役，平時正規軍人民國防軍1.5萬。烏干達軍隊則達到2萬。乍一看，烏干達軍隊實力占上峰。實則不然，坦尚尼亞總動員後，兵民、警察和後備役總兵力就達到10萬人。而且坦尚尼亞得到英國的資助，用英國的錢從中國和蘇聯購買武器。蘇聯武器有米格-21，T-55坦克。中國援助和出售的武器有62式輕型坦克和59式坦克，63式水陸兩棲坦克，殲七式戰斗機。
烏干達的軍隊，裝備的坦克較雜，有蘇聯的T-34，還有美國老式的M-4謝爾曼坦克。都是二戰的老坦克。烏干達的飛機主要是蘇聯進口的米格-21。1974年，烏干達和巴解組織劫持一架載有以色列人的法航客機到恩德培機場。結果以特種部隊營救人質成功，撤走前摧毀了11架烏干達米格-21和米格-17戰斗機，讓烏干達空軍損失一半。
1978年11月，烏干達參謀總長遭阿明手下行刺，參謀總長僥幸逃生到坦尚尼亞。忠於他的一個裝甲團也叛逃到坦尚尼亞。中國在坦尚尼亞的軍事顧問對這支部隊進行了整編和訓練。為他們配屬了新的59式坦克。這支部隊後來編為」烏干達民族解放聯合陣線「，參加了解放烏干達的戰爭。
阿明大為惱火。為了坦尚尼亞收留叛逃的烏干達裝甲團，他下令入侵坦尚尼亞。烏干達軍隊在坦尚尼亞屠殺了8000邊民。
坦尚尼亞軍隊佔領一個烏干達軍隊的機場，在大部分機場，烏干達空軍的米格-17和米格-21都被炸毀。但坦尚尼亞軍隊和中國顧問在恩德培機場發現了7架完好的烏干達空軍的米格-21MF
1978年12月，坦尚尼亞軍收復全部國土並打入烏干達境內。
1月，坦尚尼亞軍隊兩路大軍擊潰烏干達軍隊進逼烏干達首都坎帕拉。
戰斗中，坦尚尼亞軍隊根據中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穩扎穩打。進攻時，都是炮火進行地毯式炮擊，然後步兵跟在坦克和裝甲車後推進。為防裝甲車被敵軍擊毀造成車毀人亡，坦尚尼亞軍不坐裝甲車。而是躲在車後。盡管坦尚尼亞軍進展緩慢 但傷亡極少。
烏干達軍隊則是躲在車中或蝟集在車邊，往往成為坦尚尼亞軍反坦克導彈和反坦克炮的知靶。
阿明見前線失利。他又造謠說，中國軍人參加了坦尚尼亞軍隊的攻擊。還煞有其事地說，已經有一名中國軍事顧問的屍體落在了烏干達軍隊的手中。馬上就會在電視上展示。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駁斥了阿明的謠言。
阿明同時向利比亞總統卡扎菲求助。
利比亞軍隊共派出了2000多人的軍隊，他們裝備有蘇聯的」BM-21喀秋莎火箭炮「，T-55坦克和BMP-1步兵戰車。
在烏干達南部的沼澤地帶。裝備有中國62式輕型坦克和63式水陸坦克的坦尚尼亞裝甲部隊，和裝備有蘇聯T-55坦克和BMP-1裝甲車的利比亞軍隊展開坦克大戰。
坦尚尼亞軍隊的中國水陸坦克更適合於沼澤地和水網密集地區作戰。而利軍的蘇制裝甲車和坦克在沼澤地施展不開。結果，利軍大敗，丟棄全部重武器，逃入恩德培機場和烏干達第二大城市金賈。
坦尚尼亞軍趁勝推進，很快在4月佔領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隨著烏干達各地的機場淪陷。利比亞軍隊與國內的空中通道被斷絕。最後被困在烏干達的利軍全部在恩德培機場和金賈向坦尚尼亞軍投降。
阿明逃到利比亞後，不久與卡扎菲鬧翻，他經伊拉克躲入沙特避難。晚年，阿明將從國內捲走的公款全部揮霍一空。窮困撩倒，只好自己買汰燒。2003年病死於沙特吉達。
❻ 中國和非洲之間有什麼故事
中國派出的維和部隊到衣索比亞，海地
促進發展的事例更加數不勝數：中國為非洲的發展建設投入了大量資金，包括低息貸款，每年還大量的減免他們的債務
中國與非洲雖相距遙遠，但萬水千山並不能阻斷雙方的友誼與合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非高層互訪達800多起。迄今，中國已同48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從1955年萬隆會議新中國領導人同非洲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紀念萬隆會議50周年會議中國和亞非國家共同推動建立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從中國幫助非洲培訓爭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戰士」，到非洲國家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中非建設者們共同用血汗築就坦贊鐵路，到中非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深化拓展；從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論壇，到中非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系……50年的歷史見證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來，中非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在76個投贊成票的國家中有26個是非洲國家。中國11次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挫敗反華提案，13次在聯合國大會上挫敗台灣「重返聯合國」圖謀，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界博覽會，無一不得到非洲國家的鼎力支持。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重視非洲的和平與發展，支持非洲國家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支持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在安理會的代表性。
50年來，中非雙方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征程中攜手合作。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實意的幫助。它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據非洲國家的優先需要確定項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億美元，同比增長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國對非投資已達60多億美元，在非洲興辦了各類企業800多家，為促進非洲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現已成為中非集體對話的有效機制和務實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論壇框架內，中國免除了非洲31個國家欠華到期債務156筆，總金額約109億元人民幣；給予非洲一些最不發達國家190種輸華商品免關稅待遇；在3年前召開的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為非洲培訓1萬名各類人才；16個非洲國家成為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目的地國。50年來，中國為非洲援建了近900個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向非洲47個國家派出了1.5萬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陸救死扶傷；為非洲50個國家提供政府獎學金；共3000多名中國官兵先後前往非洲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成為非洲和平的「守護使者」。50年來，文化交流使中非關系更為豐富多彩，也增進了人民之間情感的交流與溝通。到2005年底，中國與非洲各國共簽訂了65個文化協定，已執行文化交流計劃151個。
大型文化活動也成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點。「中非文化主題年」活動於2004年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舉辦，非洲9個國家的藝術團和8個政府文化代表團來華訪問演出，中國也組織了4個藝術團和3個藝術展覽赴非洲16個國家和地區巡演、展覽，並在其中3個國家舉辦了中國藝術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50年來，真誠友好、平等互利、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成為中非交往與合作的原則，也是中非關系長盛不衰的動力。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項目建設、提供實物以及派遣專家等。自1978年起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非洲國家也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根據中非雙方各自情況出現的新變化，中國對非洲援助方式和項目形式開始出現多樣化，內容更加豐富，效果更加顯著。無償贈送、無息貸款、貼息貸款、技術援助、項目建設、直接建廠、專家指導、勞務服務、人員培養、技術培訓等逐漸成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項目援助主體和操作方式逐步分離，有實力、有信譽的企業成為項目實施的重要角色。中非雙方更加重視援助的經濟效益、援助在加強雙方經貿聯系中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推動實現援助綜合目標和保障機制不斷完善和鞏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術管理指導、優惠貸款提供、投資貿易促進中心建設、重債窮國債務減免、經貿官員培訓、自然災害緊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內容和加大力度。
與國際援助相比較，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無私真誠，不謀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國家施壓，從不對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某些西方國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於宣揚自身政治價值觀，甚至試圖主導受援國的內政外交。另外，中國向非洲提供援助在運作模式上以非貨幣交付援助佔主體，而西方國家的援助主要是貨幣交付援助。實踐證明，中國實業、實物、實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於緩解受援國的迫切需要和密切雙邊經貿關系。還有，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較顯著，其原因在於中國的援助為對方所急需，援助手續也相對簡便，非洲受援國家普遍給予好評。自2003年以來，馬達加斯加、厄利垂亞、盧安達等多個非洲國家政府首腦在眾多場合對中國的援助表示感謝和贊賞，而對一些西方國傢具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則頗有微詞，有的非洲國家領導人甚至呼籲拒絕這種援助。
「歷史上外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都是為掠奪非洲的財富，而中國人相反，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民族經濟。」尚比亞前總統尼雷爾是這樣稱贊中國人給予他的祖國的援助的。「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是對非洲人民的偉大貢獻。」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就認識到了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中國從1956年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學習蘇聯的援助模式幫助一些友好國家建設工廠、醫院和學校等基礎設施，在這些援建的設施中，最為國人熟悉的莫過於坦贊鐵路。坦贊鐵路於1968年開始進行勘測設計，1970年正式開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尚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1860公里，是迄今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該項目由中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勘測、考察、設計並組織施工，鐵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澤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出沒，全線工程浩大，技術復雜，施工條件困難。為建設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6萬人，在工程修建及後來技術合作過程中，中方有64人為之獻出寶貴生命。
坦贊鐵路為尚比亞出口銅提供了一條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成為坦贊兩國的主要交通干線。20多年來，坦贊鐵路促進了坦贊兩國經濟發展和城鄉物資交流，鐵路沿線涌現了不少新興城鎮，成為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卡翁達總統贊揚說：「患難知真友，當我們面臨最困難的時刻，是中國援助了我們。」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坦贊鐵路譽之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
幾乎在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人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為非洲人民無私援建的基礎設施，許多中國的援建項目已經成為非洲一些國家最壯觀輝煌的標志性建築。
近50年來，中國向非洲大陸的53個國家提供了各種經濟援助，為非洲國家設計並負責建設900多個成套項目，目前已建成700個。中國在非洲的援建項目涉及農牧漁業、水利電力、交通運輸、廣播電視、文教衛生、食品加工等領域，為促進非洲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提供成套項目援助外，中國還在援款項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物資和技術援助，為非洲國家培訓了大批技術人員。1985年至1999年底，中國共培訓了來自非洲46個國家的905名技術人員，培訓專業涉及水稻種植、蔬菜栽培、綜合養魚、肉製品加工、中醫針灸、農業機械、太陽能及氣象預報等。2000年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對非洲的技術人員的培訓，中方設立了「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在華舉辦了形式多樣的對非人才培訓班，為非洲培訓各類人員近7000名。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設立的「非洲能力建設基金」捐資，用於在非洲建設技術援助中心，並在多邊技術培訓（TCDC）項下開辦了近20個專門面向非洲學員的專業技術培訓班。在中國接受培訓的技術人員回國後對於非洲建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包括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在內的許多高級人才都曾經在中國接受過培訓，在一些非洲國家，我們經常可以遇到能夠說簡單中國話的司局級政府官員。
自1995年中國對援外方式進行改革後，政府積極推行優惠貸款和援外合資合作方式，進一步放寬優惠貸款條件，完善新形勢下對非援助機制，包括通過項目合作和技術合作等形式提供無償援助、優惠貸款援助和無息貸款援助。中國政府不僅增加了對非洲援助總額，而且不斷增加無償援助的比重，擴大贈與成分，並利用這些援助幫助非洲國家建設道路、供水、醫院等非洲國家急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項目。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所提供的援助數額雖然不大，但是由於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中國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間合作方式，資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有些西方國家的專家認為，西方提供的援助數額要超過數倍，才能使援助效果達到中國的水平。
中非合作論壇召開後，中國開始減除非洲國家拖欠中國的債務，這些債務主要是過去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無息和低息貸款，盡管中國也是凈債務國，而且經濟建設中需要大量資金，但是為了幫助非洲國家減輕沉重的債務負擔，中方在首屆論壇會議上承諾在兩年時間內減免非洲重債貧困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欠中國的到期債務100億元人民幣。中方重信守諾，在不到兩 年的時間內通過與非洲國家進行談判，減免了非洲31個國家對華債務105億元人民幣。中國對非洲國家減免債務的做法，讓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國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共同進步的決心，對於促進其他國家對非洲減債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
非洲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和非洲遠隔千山萬水，雖然古代歷史上也有鄭和船隊靠岸索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來雙方之間的聯系非常稀少。近代以來，中國和非洲共同走過了一段遭受西方國家奴役的歷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的戰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雙方之間結成了深厚的友誼，人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好感和認同意識。對當前的中國而言，非洲在經濟上與中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是中國市場多元化、開拓兩個市場和利用兩種資源的重要合作對象；在國際政治交往中，非洲國家長期以來與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中觀點相同或相近，是中國倡導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堅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對非工作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基礎和立足點，非洲國家在台灣和人權等眾多涉及中國人民利益的問題上給予中國重要支持，加強與非洲國家的團結合作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❼ 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的與中國關系
朱利葉斯·克·尼雷爾是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是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動家。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是東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它是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在1964年4月聯合組成的。中國和坦尚尼亞的友誼淵源流長。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兩國人民就有了友好往來。在坦噶尼喀獨立以前，尼雷爾就致力於增進中坦友誼。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一成立，中國政府就與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中坦兩國雖然相隔遙遠，但兩國人民都曾遭受過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在長期的反帝反殖民主義斗爭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結成了戰斗情誼，尤其是在坦尚尼亞人民希望能夠得到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合作，以便更快地建設祖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在自己國內也需要大量資金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卻無私地、不附加任何條件地向年輕的坦尚尼亞提供了無息貸款、合作與技術援助。因此，「相似的歷史遭遇以及目前面臨的建設自己家園的共同任務把兩國人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坦尚尼亞人民渴望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情況，希望從中國的經驗中得到益處。
尼雷爾總統正是基於這一目的多次訪問中國。第一次來華訪問，中國就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美好印象。
那是1965年2月17日，當他的總統專機在飄揚著中坦兩國國旗的北京首都機場上徐徐降落時，機場上響起了一片歡呼聲，樂隊高奏坦尚尼亞和中國國歌，禮炮齊鳴21響。尼雷爾總統由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陪同，檢閱了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少先隊員向全體貴賓獻了花。坦尚尼亞貴賓在一片鑼鼓聲和口號聲中繞場一周，同歡迎的群眾見面，在乘車從機場前往西郊迎賓館的路上，沿途受到了數十萬人的夾道歡迎。
毛澤東第一次會見尼雷爾總統就親切地說：「中國人民見到非洲的朋友很高興。我們很高興，因為是相互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打你們什麼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什麼主意。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心的。」尼雷爾總統頻頻點頭，表示完全同意。
尼雷爾第一次中國之行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國同意援建舉世聞名的坦贊鐵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革命家以非凡的魄力和遠見，從外交全局、從非洲形勢需要、從奠定中非友誼基礎出發，作出了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援建決策。坦贊鐵路被譽為「友誼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1968年，尼雷爾總統再次訪問中國，然而他與中國偉人鄧小平的第一次見面卻是在1974年3月24日。那天，首都北京洋溢著中坦兩國人民友誼的熱烈氣氛。當尼雷爾總統乘坐的專機在一片歡呼中降落時，我國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迎上前去，跟尼雷爾總統熱情握手，擁抱，這時，尼雷爾總統第一次認識了這位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個子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的中國副總理。在以後幾天訪問的日子裡，他在與周恩來總理的會談中，又見到了這位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地震」而被打倒七年，剛剛復出工作一年多的鄧小平。初次見面，鄧小平那堅定、穩重以及多年來的革命經歷與政治磨難使他煉就出的坦盪胸懷，給尼雷爾總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3月22日尼雷爾總統又一次訪問中國。促使他第4次來華的主要原因是，自1974年他訪問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他在前三次訪問中建立了深厚友誼的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都相繼過世。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次全會標志著中國的發展道路將發生重大的轉折。尼雷爾總統渴望同中國新領導人進行廣泛的接觸和交談，以便更直接地了解中國在新時期採取的與過去根本不同的新政策，因為他始終認為，中國的經驗對坦尚尼亞很重要，很實用。24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會見了尼雷爾及其主要隨行人員。他們互相握手問候，為再次見面而高興。鄧小平對尼雷爾說：「中國和坦尚尼亞建交以來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尼雷爾聽後高興地說：「我們同中國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系」。隨後鄧小平向尼雷爾介紹了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和實行的改革開放新政策。尼雷爾說，聽了你的介紹後，我更加了解你們了，我對你們所採取的政策很有信心。他認為中國在回顧總結過去所走過的路程，從中分析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然後選擇出好的發展政策。
在這次訪問期間，尼雷爾參觀了四季青公社。由於那年坦尚尼亞遭受了四十年來未有的大乾旱。尼雷爾對公社的水利設施特別感興趣。他詳細地詢問了這些水利設施的灌溉情況。他還參觀了公社的蔬菜溫室和幼兒園，並到社員家裡作客。另外他還到北京工業大學第一分校參觀了實驗工廠、電子計算機實驗室等。
這次訪問使尼雷爾親眼看到了中國發生的重大轉變，也使他親身感受到了中國人民對坦尚尼亞人民的情誼不但沒有變，反而有增無減。中國政策的變化對尼雷爾震動也很大。回國之後，在他的領導下，坦尚尼亞革命黨和政府在認真總結本國經驗教訓的同時，也採取了一系列的調整改革措施。
1985年8月19日，尼雷爾總統決定再次訪問中國，這是他任職二十三年以來最後一次以總統身份訪華。照他自己的說法，他這次來北京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要親自向我國致謝和告別。他要感謝在他任總統的整個期間，中國政府所給予的持續不斷的和慷慨的道義上的支持，特別是歷史使他有幸與二十世紀兩位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交談，使他從中獲益匪淺。尼雷爾認為，和中國相比，坦尚尼亞確實是一個很小的國家。然而，無論是在中國給予坦尚尼亞巨大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中，還是雙方在國際會議的交往中，中國從來沒有一絲一毫要左右坦尚尼亞政策或損害坦尚尼亞主權和尊嚴的企圖。中國為坦尚尼亞提供的雙邊援助怎麼形容都不過分。沒有中國的慷慨援助，就不會有坦贊鐵路，沒有中國的援助，他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時間可能會更長。中國幫助他們建立起了最大的水稻農場，中國派遣了成千上萬第一流的工程技術人員和醫務工作者跟坦桑人民並肩戰斗，為發展坦尚尼亞工農業生產作出了自己無私的奉獻。尼雷爾說，坦尚尼亞感謝中國，並不僅僅因為中國向坦尚尼亞提供了經濟援助，還因為中國一貫積極地實際地支持非洲為擺脫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取得徹底解放而進行的持續不斷的斗爭。他非常敬佩中國。
中國人民又一次熱情地歡迎了這位為實現整個非洲大陸的民族解放而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坦尚尼亞人民的傑出領袖。鄧小平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又一次會見了尼雷爾。在交談中鄧小平對尼雷爾說，「1981年你來北京時，我向你介紹了當時我國撥亂反正的情況，現在看來，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處理「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是做對了，取得了安定團結的局面。我們現在正在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進行經濟改革。通過改革，我們取得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局面。另一件事是把我們的幹部隊伍搞得更年輕一些，這一步走好了，就更能保證我們政策的連續性。」鄧小平對尼雷爾風趣地說：「你們最近也開了一個會議，作出了新的人事安排。我們想到一塊兒去了。」尼雷爾說，「今年10月坦尚尼亞舉行大選時，我將辭去總統職務，專任坦尚尼亞革命黨主席的職務，直到1987年。」鄧小平笑著說；「這樣做非常高明。這樣的事情在世界上並不多。」尼雷爾說：「我很高興你能理解我們的這一做法。」
在尼雷爾談到國際上對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議論時，鄧小平說：「世界上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兩種評論。有些評論家認為改革會使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另一些評論家則認為中國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後一種看法比較有眼光。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他還說：「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已經寫進中國的憲法。問題是怎麼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窮落後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改革就是選擇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鄧小平說，我們的改革只是一種試驗，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
尼雷爾總統說：「我相信你是正確的。我也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採取靈活的辦法。」他認為，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強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強大。中國的改革成功了，就可以對國際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他誠懇地表示坦尚尼亞人民熱切希望學習和借鑒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新經驗。
鄧小平熱情地說：再過三年，中國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總統可以經常來中國看看，作為朋友總是常來常往好。
尼雷爾說：「我辭去總統職務後，有更多的時間，就可以常到中國來，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
從那以後，尼雷爾確實不辭勞苦又多次來到中國，又多次見到鄧小平。
1987年4月，身為南方委員會主席的尼雷爾來到北京，在他來訪的第二天，鄧小平就又會見了他。老朋友見面分外親切。尼雷爾向鄧小平介紹了南方委員會的工作。鄧小平十分贊賞尼雷爾所從事的工作。他說，中國積極支持南方委員會的成立，從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尼雷爾說，這個委員會需要第三世界的支持，特別是中國的支持。
在他們談到南北關系時，鄧小平對尼雷爾說，發展中國家不擺脫貧困，發達國家要發展也會受到障礙。解決的辦法是南南之間發展合作，加強南北對話。同時，只有在南方國家自己發展的基礎上，這種對話才比較容易。鄧小平認為，「目前世界上帶全局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戰爭與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現在和平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制止戰爭的力量在增長，制止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第三世界。但是，人類要發展，不解決南北問題是不行的。」尼雷爾贊同鄧小平對國際問題的精闢分析。
尼雷爾於1965年2月、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1985年8月、1987年4月、1989年11月、1990年8月、1991年7月和1993年訪問中國。1995年9月來北京參加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1996年第十二次訪問中國。1997年7月1日作為特邀嘉賓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
❽ 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的與世長辭
坦尚尼亞開國元首、前總統尼雷爾於1998年8月被確診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惡化，於24日住進英國倫敦聖托馬斯醫院治療。10月14日，坦尚尼亞總統姆卡帕宣布，尼雷爾於當天上午在倫敦逝世，享年77歲。
尼雷爾去世後，姆卡帕總統發表講話說，坦尚尼亞失去了一位重要領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鎮定，繼承尼雷爾的遺志，捍衛祖國的統一。坦尚尼亞總統府隨後發表一份聲明說，尼雷爾的遺體將運回國內，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尼雷爾的靈柩18日運抵坦尚尼亞，在接受公眾瞻仰之後，安葬在其家鄉布蒂亞馬。坦尚尼亞總統姆卡帕下令全國哀悼30天。
尼雷爾出生在一個酋長家庭，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獲得文科碩士學位。回國後在英殖民統治下的坦噶尼喀教書，隨後投入政壇。1964年，尼雷爾推動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實現統一，建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尼雷爾是坦尚尼亞的國父、南方國家委員會主席，但人們更喜歡親切地稱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為「姆瓦利姆」（老師），這倒不完全因為尼雷爾年輕時當過老師，獨立後又長期兼任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校長，而是因為他對整個民族作出的獨特貢獻。
作為國家總統，出門坐車理所當然，但尼雷爾卻有徒步下鄉的習慣。穿上休閑服，戴上太陽帽，蹬上長筒雨靴，下鄉了解民情，一走就是幾十公里。他和農民親如一家，一起吃飯，晚上同睡在一張牛皮上。他沒有像其他非洲國家領導人那樣的高薪，沒有國外存款，1981年獲得「第三世界基金獎」10萬美元，也全部獻出來建了國家圖書館。他沒有高級別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裡。房子與普通村居沒什麼兩樣，擺設和窗簾舊不堪言，颳起風來沙塵飄揚。尼雷爾卸職時政府要給他在老家建一處住宅，也被他嚴詞拒絕。
尼雷爾從不迴避自己的錯誤，甚至是很大的錯誤，包括某些政策失誤。他常常為沒把國家帶出貧困而自責。但他胸襟坦盪、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品質始終為世人所稱道，直到暮年他仍然為國事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進步而奔波。尼雷爾曾長期擔任非統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作為前線國家的坦尚尼亞則成為南部非洲國家民族解放的堡壘。
非洲戰亂不斷，坦尚尼亞卻始終保持著少有的和平與穩定，被稱為非洲的和平之島，尼雷爾在其中起著最關鍵的作用。年富力強時主動讓賢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閃光的部分，不僅人民和執政黨稱他為國父，反對黨也稱他為國父，這在非洲是罕見的。尼雷爾並不欣賞什麼多黨制，當坦尚尼亞在西方壓力下實行多黨制時，尼雷爾警告說：你們願意多黨，我也就不反對了，但有一條，誰把國家搞亂了，我就領著群眾上街示威！
尼雷爾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元老之一，享有極高的國際聲望。也正因為如此，大湖地區才推舉他作為蒲隆地部族沖突國際調解人，以促進蒲隆地國內和解。但對於一位古稀老人來講，要解決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多年恩怨談何容易！尼雷爾既要苦口婆心地說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爾基金會的名義籌集資金。蒲隆地談判讓他心力交瘁，加速了這場疾病的提前爆發。據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醫生發現尼雷爾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過多症，根據情況暫無需治療，但1999年7月舉行的關於蒲隆地問題的談判讓這位和善的長者頗為窩火。用他的話說談判是胡攪蠻纏，一片混亂。當晚尼雷爾便發現腰部出現帶狀皰疹，經查白細胞驟然增多，但他仍堅持參加完阿爾及利亞非洲首腦會議。隨後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於8月30日啟程去英國就醫。
尼雷爾是中國人民熟悉的老朋友，為加強中坦友誼作出了重大貢獻，一直為中國人民所敬重。他曾先後13次訪問中國，幾乎每次訪華後都要說，來中國能學到很多新東西，還不止一次地強調：事實已經證明中國是可信賴的，它的確是在為第三世界國家說話。
作為中坦兩國關系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尼雷爾把建立中坦友誼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頁。坦尚尼亞是接受中國援建項目最多的非洲國家之一，尼雷爾在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前夕作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舉動：對他在任期間中國援建的項目統統視察了一遍。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尼雷爾滿懷感情地回顧說：1965年我去中國訪問時談到希望中國能幫助坦尚尼亞建一個紡織廠，當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後來工廠建成後，我們建議取名為毛澤東紡織廠或周恩來紡織廠，但中國表示沒有以人命名的習慣，想來想去就叫友誼紡織廠，這個名字很貼切！我知道那時中國並不富裕，會談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項目，可劉少奇主席卻問我：除了紡織廠，就沒有別的了？這時我才提到坦贊鐵路。劉少奇主席聽了後說：如果需要，我們就干！你們聽到了嗎？如果需要，我們就干！這個項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當時西方說中國是在紙上談兵，可事實上中國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國在國外最大的援助項目，這是我們的光榮！20世紀90年代初在坦尚尼亞推行私有化的過程中，有人建議把友誼廠賣掉，尼雷爾聞訊大為光火，他一語雙關地說：出賣友誼就是出賣朋友，中坦友誼是不能出賣的！
❾ 尋求名詞解釋——原教旨主義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當代伊斯蘭教復興運動中出現的一股主要思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基礎來源於18世紀中葉，以阿拉伯半島的宗教改革領袖阿卜杜勒·瓦哈比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及其所領導的瓦哈比運動（即復古主義運動）為主。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1、宣揚伊斯蘭原教是一種包容一切的宗教，是「理想的社會制度，完備的思想體系和廣泛的生活法典」。伊斯蘭的文明和精神價值是永恆的，它適用於一切時代，可以解決時代提出的一切問題。穆斯林應珍惜伊斯蘭文化遺產和傳統並以此來解決各種現實問題。2、主張恢復早期的伊斯蘭神權政體，建立公正、聖潔的伊斯蘭社會。3、要求採取一切措施，純潔和凈化伊斯蘭信仰，確立以《古蘭經》和《聖訓》為基礎的伊斯蘭法典至高無上的地位。70年代以來，以伊朗伊斯蘭革命為主導，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了一場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為主要傾向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穆斯林國家的原教旨主義者追求的具體目標不同，斗爭手段氛圍暴力和和平兩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出現反映了廣大穆斯林國家和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維護伊斯蘭國家獨立的願望以及穆斯林群眾對本國政局動亂、經濟困難、貧富懸殊現狀的不滿；試圖從伊斯蘭教內部探索新的「倫理、道德價值」，希望藉助伊斯蘭教古老的教義來解決現代的社會、經濟問題，尋求新的出路和思想傾向。
❿ 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的人物傳記
1922年4月13日生於坦噶尼喀大陸馬拉省首府穆索馬布蒂亞馬村扎納吉部族的酋長家庭。家境貧窮，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進穆索馬的教會學校學習，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幾年後進入塔波拉唯一的中學，1942年皈依天主教。
1943——1945年在烏干達東非大學馬凱雷雷學院（今馬凱雷雷大學）就讀，讀書期間，參加了「天主教忠誠會」，並組建坦噶尼喀學生聯合會——噶尼喀非洲人協會的支部。1945年回國後在天主教會辦的聖瑪利亞學院教書三年，組織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塔波拉支部，任書記。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英國殖民地部策劃建立的由肯亞白人移民占統治地位的東非聯邦（包括肯亞、坦噶尼喀和烏干達）。
1949——1952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研修經濟學和歷史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留學期間，尼雷爾經常與非洲各國的民族主義者討論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立志要消滅非洲大陸的殖民制度。與英國工黨成員交往，受到他們宣揚的費邊社會主義思想影響。
1952年，尼雷爾回國，在達累斯薩拉姆附近的聖弗朗西斯學院執教。1953年4月被選為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適應反殖斗爭需要的協會改組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簡稱坦盟），當選為主席。主張採用非暴力的斗爭方式，通過內部自治、分階段實現民族獨立。希冀建立一個非洲人、亞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並存的國家。1955年2月代表坦盟去聯合國就獨立問題向託管理事會陳述意見。回國後辭去教師職務，周遊內地宣傳坦盟通過非暴力方式分階段獨立的主張。1956年再次赴聯合國作獨立請願講演，揭露殖民主義殘酷掠奪、血腥鎮壓非洲人民，提出獨立要求。
1957年8月作為坦盟代表被英國殖民當局任命為立法議會議員。但四個月後即辭職，以抗議英國遲遲不讓坦噶尼喀獨立。1958年在東方省重新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1960年1月獲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勝，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議會的全部席位，尼雷爾受命組成責任政府，1960年9月2日——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長。利用合法權能加緊爭取獨立的斗爭，並贏得亞洲人和歐洲人的諒解與合作，迫使英國允許坦噶尼喀提前獨立。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實行「內部自治」後，任自治政府總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獨立，繼續任總理。1962年1月22日辭去總理職務，全力從事坦盟的領導工作，爭取國家的完全獨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國，廢除英國總督，在97%選民的擁戴下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宣布斷絕與英國王室的一切聯系，英國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國家元首。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軍隊發生兵變，要求實現武裝部隊非洲化（獨立後坦軍司令官和各級軍官仍由英國人擔任）和改善待遇，並准備接管政府，這場兵變還在烏干達和肯亞引起連鎖反應，震撼東非政局。在尼雷爾的請求下，英國出兵干預，才將東非三國的兵變鎮壓下去。同時，嘩變軍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烏合之眾，始終沒有確切的政治目標，也提不出政治綱領，他們既反對現政府，又不接管政權。而且兵變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也是兵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後，尼雷爾政府對嘩變士兵和反對派（反對派頭面人物在兵變期間與嘩變者接觸，教唆兵變領導人推翻尼雷爾政府和建立一個新政權）的處置採取了慎重和寬大的政策，沒有一人被處決，既有利於政局穩定，也提高了尼雷爾的威望。在軍事上，尼雷爾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這支無文化的、沒有政治思想的軍隊，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聯盟」（即坦盟青年團）成員為核心的新軍——人民國防軍，使武裝部隊的組成發生了根性的變化，成為一支由執政黨領導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軍隊，即一支政治化的軍隊。在軍事方面比較徹底地肅清殖民主義的殘余。武裝部隊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為執政黨貫徹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爾利用兵變事件進一步打擊反對派力量，消滅了所有存在的反對派，使坦噶尼喀成為名副其實的一黨專政的國家。
1964年4月訪問新成立的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會晤桑給巴爾總統謝赫·阿貝德·阿馬尼·卡魯姆，就兩國聯合成一個主權國家達成協議。同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為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尼雷爾當選為聯合共和國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長）。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連任總統。1975年建議坦盟與桑給巴爾和本巴非洲-設拉子黨（桑給巴爾執政黨）合並，以鞏固聯合、加強統一領導。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和非洲設拉子黨合並成坦尚尼亞革命黨，尼雷爾當選為革命黨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繼續當選為黨主席。
坦尚尼亞獨立後，尼雷爾著意發展經濟，注意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作用，經濟持續增長，政府財政收支年年盈餘。1967年2月5日發表《阿魯沙宣言》，宣布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國家發展的指導方針是自力更生，強調發展農業。將大中型工礦企業、貿易商行和金融機構收歸國有，有計劃地建立一批國營企業和准國營企業；限制民族資本發展，以防止財富過分集中和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建立了聯絡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鐵路、公路系統，實現了公共企事業的非洲化。在農村大規模建立（一度採取強制措施）烏賈馬村，修建學校、飲水和醫療衛生設施。希圖通過恢復農村傳統社會共同佔有土地、集體勞動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樹立非洲社會主義的樣板，建成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認識到方針政策有失誤，70年代中期以後強調發展生產，放寬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重視發展農業，恢復烏賈馬村運動以前的農村合作社；調整國營企業、外資、外援等等經濟政策。
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支持未獨立地區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的斗爭。1965年12月為抗議英國庇護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南羅得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而與之斷交。尼雷爾長期擔任非洲統一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非洲前線國家首腦會議主席、對南部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游擊戰士設立訓練營地，為未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組織提供立足點和辦公處所；盡管是聯合國宣布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還為非洲民族解放事業慷慨解囊，並中斷了向南非提供勞工的協議，蒙受外匯收入減少的損失。奉行不結盟政策，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國集團第四次部長會議上倡議第三世界加強團結與合作，用一個聲音同發達國家談判改革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1973年被授予「尼赫魯促進國際理解獎」。1981年獲第三世界社會和經濟研究基金會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獎」。1983年在日內瓦領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授予的「南森難民獎」。1984年11月當選為非洲統一組織第二十屆首腦會議執行主席，敦促非洲國家利用債務武器，拒絕償還欠西方國家的貸款。1985年7月獲衣索比亞授予的「社會主義衣索比亞民族大勛章」。1986年被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授予塞雷茨·卡馬爵士勛章。1987年榮獲蘇聯授予的國際列寧和平獎。1987年12月又獲非洲統一組織的金質獎章，以表彰他為非洲解放和統一事業作出的貢獻。1986年榮獲辛巴威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同年8月當選為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經濟南方委員會（現改名為南方中心）主席，為促進第三世界國家間更廣泛的合作，推動發展中國家和北方發達國家間的對話奔忙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各國。1988年被授予約里奧-居里金質和平獎章。1992年被授予國際西蒙·玻利瓦爾獎。1995年12月獲「國際甘地和平獎」。
尼雷爾平易近人，有時徒步下鄉視察，廉潔奉公，坦尚尼亞人尊稱他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語意為「老師」，人們稱頌他為「非洲賢人」。為打破總統職務終身制，1984年3月宣布不再擔任下屆總統，1985年10月懇求辭去了總統職務，將總統權力交給他的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維尼。專任執政黨坦尚尼亞革命黨主席。1990年8月又明智地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退出國家政治第一線。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爾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
1999年10月14日，尼雷爾因病情惡化，在英國倫敦逝世，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