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放緩，一些人開始對中國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產生焦慮。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國發展要解決好創新問題、增長問題，也面臨來自國際秩序動盪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於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後，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後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盪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准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在許多時候代表著虛無。
四是「人口陷阱」。後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經濟自主，它是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就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波札那（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平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數和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後，發展狀況更為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頻波動、匯率震盪、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甦，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熱錢「全球漫遊」，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幾乎失去一代人的財富。目前，游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後果難以想像。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負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落後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扎實地推進。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為鏡，明確未來。
㈡ 中國中等收入陷阱
什麼時候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貧富差距是否縮小，公共服務得到基本保障，那麼中國不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且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也指日可待。
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用驚人的速度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盡管如今中國的GDP已經超越許多發達國家，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眾多，它在近階段也是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位置。
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大概值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據目前統計，大部分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來自於拉丁美洲，比如，巴西，智利，和委內瑞拉等。
中國將邁入高收入國家
林毅夫
2020年9月14日，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廈洽會發表了一篇《林毅夫：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文章闡述了他的觀點，在林毅夫先生看來，根據各種預測，中國大陸應在2025年之前可跨過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門檻，變成高收入經濟體。屆時，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從現在只佔全世界人口16%，大幅提升至34%。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培林則表示，在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規劃期間，中國將由一個中等收入偏上的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李培林表示：「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左右，按照現在的人口增長、匯率變化，以及經濟增長的態勢，預計在2021-2025年的五年期間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將跨過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12600多美元）高收入國家的一個門檻。李培林指出：「我們一般說的發達國家是指經合組織三十多個國家，這三十多個國家的人均GDP低的2.5萬，高的大概8萬多，所以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也不能輕言，跨過這個坎以後就認為我們跨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長期徘徊的情況也是發生過的。
不難發現，中國終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似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規避轉型期間可能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的經濟學家和學者或是迴避或是閃爍其詞，並不願意主動觸及這個問題，作為從事信息分析27年的獨立智庫，安邦從2009年開始著手分析這個問題，並不斷預警，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不能低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技術持續進步、產業高端化等條件對中國而言都絕非易事。
實際上，對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決策層的看法有時比學者觀點更直白，也更客觀。早在2014年11月10日，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曾經表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領導人表示，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政府的表態給出了兩個信息
（1）中國現在仍處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今後肯定會邁過去；
（2）即使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也存在以後如何向前發展的問題。
這意味著，跨越之後並不是萬事大吉，正如有些學者所言，在高收入階段也會陷入停滯的陷阱。
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看來，從歷史來看，世界上有多個國家曾經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大部分國家都失敗了。
戰後可以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並不多見，雖然從技術層面來講共有11個國家（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模里西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先後進入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但其中大多數國家隨後的表現並不穩定，真正穩居高收入國家的只有四個——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韓國。
其他全球上百個國家經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努力，始終都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國家即使僥幸暫時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壇」，被打回原形。
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數十年裡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研究顯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其跨越過程中都出現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吸收，以及隨之產生的產業高端化升級。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四個國家都是美國進行技術轉移的受益國。如果中國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迴避吸收技術轉移升級、產業高端化的過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並非易事，有如下因素需要考慮：
（1）人均國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緩。按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1.2萬美元左右的標准，中國如果維持2017年的增速，大約在2022年將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均國民收入的達標時間也會變長。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中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實現人均收入達標的時間可能更長。
（2）中國的技術提升並不那麼順利。要成為發達國家，技術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別仍然較大，要追上較高水平並以科技來支持經濟，這一跨越並不容易實現。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國獲得技術轉移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3）中國需要進行持續有效的制度改革。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最終都要看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各種紅利因素消退之後，新的發展動力往往來自製度改革。客觀來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存在滯後的問題。
㈢ 中國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3000至5000美元後，人均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而遲遲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現象。一般認為，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智利可能是個例外）、東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東歐一些轉軌國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是持續增長而轉變為發達國家，還是會步拉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後塵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問題。
一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即當一國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後，該國能否繼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用生產函數的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一個典型的生產函數是指，一國人均收入的增長，主要由資本、勞動力與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大因素決定，其中勞動力又分為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素質（即人力資本）。
用這個框架來分析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大傳統動力：首先，在資本方面，中國的高儲蓄率支撐了投資率的不斷上升，而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之一；其次，在勞動力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一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撫養比率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占總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雙重人口紅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與全球化紅利一起塑造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再次，中國經濟在如下兩個層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其一，過去30年的每個十年間，中國都出現了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革，包括1980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國入世，這三次制度變革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著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謂的後發優勢，即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外國科學技術而實現本國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目前都呈現出衰竭之勢。這也是為什麼市場擔憂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從資本因素來看，一方面，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率已經接近50%，繼續上升的空間有限，且中國目前很多製造業部門與局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部門都已經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繼續擴大投資的潛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將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從而難以繼續為高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其次，從勞動力因素來看，計劃生育的正面效應正讓位於負面效應，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已經開始面臨供給端約束；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其一，隨著經濟改革從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進，重大制度變革越來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要取得進展非常困難；其二，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科技方面能夠享受的後發優勢已經相當有限，且發達國家已經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頻繁向中國發難。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中國經濟傳統增長動力日益衰竭之勢，如何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進而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筆者還是試圖從生產函數框架來尋找對策。
首先，從資本層面來看，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已經相當之高，然而在提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方面，中國還至少有兩方面潛力可挖。一方面，中國經濟目前存在著製造業過度發展、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通過調整激勵機制來刺激服務業投資的發展，不但有助於緩解製造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助於提高居民部門的相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一般來講，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通常低於民營企業。因此，通過降低民營企業的市場准入門檻、向民營企業提供更多市場化的資金支持，中國政府可以通過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來提高整體投資收益率。更進一步講，考慮到目前很多高利潤率的服務業部門都處於國有企業壟斷之下，因此，提高中國投資效率的關鍵，在於打破國有企業對特定服務業部門的壟斷，真正向民營企業開放這些部門。
其次，從勞動力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從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與提高勞動力素質兩方面下功夫。在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方面，中國政府應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也可以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沖擊。提高勞動力素質意味著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中國政府應進一步完善中國教育體系，尤其是應該重視職業教育與在職培訓體系的發展。為了激勵中國居民擴大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收益率），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另一方面應該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並通過各種措施努力降低個人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難度。
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中國政府至少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提高中國居民與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一，中國政府應努力提高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佔比率；第二，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對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增強個人與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動力；第三，中國政府應進一步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中小板市場、主板市場在內的一系列直接融資體系，為國內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市場化融資支持；第四，中國政府應保持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從國外引入新的科學技術，並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來增強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㈣ 中等收入陷阱是什麼意思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2.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4)中國中等收入陷阱擴展閱讀：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㈤ 中國為什麼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戰以後，先後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也就是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於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並躋身於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於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於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於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後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並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台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於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採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製造提升到高端製造，更加註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緻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於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於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准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准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路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抵制經濟泡沫的干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製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服務的。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的理念和政策導向。對於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的行業，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現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把資源盡可能引導到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幹部隊伍激勵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幹部隊伍的精神狀態至關重要。應乘勢前進，持續優化政治生態，在「關後門」「堵歪門」的同時「開前門」，探索符合國情和現代治理要求的長效機制。應給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基層試驗可以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於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
因此根據中國當前的現狀而言，並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㈥ 中國會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01
中國人均GDP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還是比較高的，高達人均8000美元，預計五年之後中國就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02
需求過度、供給不足的矛盾基本解決
目前我國的需求過度、供給不足的矛盾基本解決，那麼就不存在著什麼重大的矛盾需要去解決，處於穩步發展的階段，基本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小，除非出現明顯的需求過度、供給不足才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顯然，不太可能發生。
03
高達6.9%的年經濟增長率
目前中國經濟年增長率高達6.9%，是非常高的，依照這個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還是強勁的，並沒有表現出疲軟的現象，所以根本不太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04
近年來沒有全面演化成現實的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阻礙，例如：貨幣供應量的增速過高、大宗商品供求關系失衡等，但都沒有全面演化成現實的經濟危機，也就是說，並沒有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阻礙，所以根本不太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㈦ 中國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3000至5000美元後，人均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而遲遲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現象。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是持續增長而轉變為發達國家，還是會步拉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後塵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問題。
中國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首先，從資本層面來看，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已經相當之高，然而在提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方面，中國還至少有兩方面潛力可挖。一方面，中國經濟目前存在著製造業過度發展、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通過調整激勵機制來刺激服務業投資的發展，不但有助於緩解製造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助於提高居民部門的相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
其次，從勞動力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從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與提高勞動力素質兩方面下功夫。在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方面，中國政府應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也可以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沖擊。
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中國政府至少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提高中國居民與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一，中國政府應努力提高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佔比率；第二，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對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增強個人與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動力；第三，中國政府應進一步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中小板市場、主板市場在內的一系列直接融資體系，為國內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市場化融資支持；第四，中國政府應保持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從國外引入新的科學技術，並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來增強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