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台湾已经现代化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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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年代——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思
天涯才子
天涯才子 原创作者
2017.09.26 12:39 转帖发表在 猫眼看人
作者：郭岱君源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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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自2003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并开放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这批新档案问世，改变了中外对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的理解与评价，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内忧外患。党内一片衰败颓然，台湾当地经济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以今日的目光来看仍觉有不可思议及惊心动魄之处。我们不禁疑问：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在大陆惨败后的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对于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我们应有何反思？
1949年到1953年，是对台湾发展关键的年代。虽然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我想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故事，台湾过去所经历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共同反思，甚至进一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参考。
1949：风雨中飘摇的台湾
1949年，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1949年的台湾政经情势，可以说是在风雨中飘摇。过了今天可能没有明天，当时国际社会都不认为台湾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当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外汇短缺。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飞涨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52.6%，人民怎么生活？不但如此，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当时一共500多万人口，突然增加200多万人，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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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台湾当时整个农工生产是停滞的，因为台湾72%以上的产业是控制在统制经济的手里，也就是计划经济掌握了人民大多数的经济生活。很多人以为台湾一直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并非如此。1949年台湾是个十足的统制经济，国民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1949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停滞，政府也收不到税。当时银行利率已经高到125%，仍旧收不到钱怎么办？台湾银行就只好猛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上涨。台湾银行连50万美元的信用状都开不出来，国际社会不承认，当时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是崩溃的。
不但如此，为了应付解放军可能的攻击，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1949年的台湾是市场失衡、产销失灵的社会，整个经济的循环都无法运作。台湾经济原来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及服务链立刻瓦解了。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马上想到稳定统治，然后就是稳定经济，恢复农工生产。
怎么办？那就要进行改革。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
在1949-1953年这一关键年代，蒋介石做了这几件事。第一是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二是稳定社会。第三，重建台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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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改造最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另外设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1950年8月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挑选了16名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是他比较信赖的党员，彻底改造国民党，抛弃派系。蒋介石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原来国民党各派系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是有名无实。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这样的做法在大陆时行不通，但是到了台湾，这些人手下没有兵，也没有办法。
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员会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所谓的“二陈”）竟然没有在名单中。根据私人回忆，那一天CC要员看到名单，发现他们两个都没有上榜，简直是惊讶到不知所措。蒋介石决心对CC派开刀，杜绝党内的派系。
当时陈果夫已经病重，蒋介石认为陈果夫已不重要。至于陈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员会的名单上，而且蒋介石要陈立夫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的儿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那时他还是小孩子，跟邻居道别都来不及，匆匆忙忙就拉着箱子走了。根据蒋介石的日记，1950年7月17日，蒋介石告诉陈立夫，让他出国。陈立夫说不愿意出国，保证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陈立夫也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蒋介石就跟他讲，你可以不牵扯政治，但是你旁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们就会聚在你的周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陈立夫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陈立夫去看宋美龄，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希望你出去之后心平气和，每天读圣经。陈立夫很无奈，他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那个上帝都不管我了，这个上帝还管的了吗？可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陈立夫不走，CC系就还会继续作怪。我想在改革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说清是与非的问题
此后，陈诚开始铁腕改革，陈诚颁布戒严法，对出入境做严格的限制。蒋介石在下野之前让蒋经国等将国库的黄金运到台湾，陈诚的币制改革就是用这760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当时还在打仗，这个钱其实很快花完，台湾真正站起来不是靠这760万的黄金和美元。
决心推行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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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关于台湾的地方自治，根据一些档案和我做的口述历史（其中有一些是我两三个月之前才做的），我才知道这些事，对我也很震撼。蒋介石在1950年决心地方自治，1950年1月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湾实行直接选举的省议员、县市长等，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反对。反对的原因，第一，1950年初的台湾还在风雨飘摇中，站都站不稳，谈地方自治和选举实在不切实际。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85%，大陆来的人大概是13%，如果直接选举，那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那85%的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那国民党哪还有立足之地呢？
但蒋介石非常坚持，当时负责台湾地方自治的阮毅成，他儿子阮大仁亲口告诉我的，尽管面临党内反对，蒋介石排除万难实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规划，同时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
大家不要忘记了，1950年的台湾是怎样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1950年7月2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展开，国民党很谨慎，没有一次性选，而是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
接着选举县市长，地方首长当然比县议员更重要。国民党把选举分为八期办理，每一期两三个县市，因为这样比较好控制。这也顺利完成，然后是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也很顺利地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在两年内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我在三个月之前才在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这样的故事：1950年12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 1950年12月30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最后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失败了，第一届台中市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的人。我问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国民党到台湾，那么庞大的党政军力量一定是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却没想到第一届台中市市长不是国民党人！
最后选台北市市长，特别重要。可惜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人，叫吴三连，他们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统一集团，比杨基先还有影响力。国民党内各种想法都出来了，让他退选或是延后选举，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选举，吴三连最后高票当选。所以，第一届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人。我看到之后很感慨，我相信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领导，当时也不懂选举，他们只知道要民主，但并不知如何实行民主，他们都是在挣扎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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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主持土地改革
接下来是土地改革。陈诚在1949年1月3日上任，3个月后的4月14日就宣布实行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国民党在主观上，蒋介石、陈诚等领导人都知道在大陆没有做的民生主义、经济建设，在台湾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七五减租，当时台湾农民68.8%都是佃农，耕地都集中在30%的地主手里，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50%-60%，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有。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规定农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过37.5%.这个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下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了。当时很多地主都是省议员、世家子弟，在社会上有控制力，可是陈诚很坚决，他说很多地主反对，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我知道不要脸的人有，但是不要命的人没有。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再加上二二八事情过去没有多久，地主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等，因此三七五减租非常的顺利。
政府不但规定三七五减租，同时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员会，凡是地主和佃农有争议时，就由委员会协调，不必私下解决。多少年来台湾租佃的陋规很快改变，很多农民的生活立刻获得改善。1949-1950年时台湾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机”，为什么？就是以前买不起的，现在减租后农民存到一点钱，可以购买了，三七五减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阶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领。这个也并不难，政府将台湾岛上22%的公有耕地卖给佃农，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现款偿还，可以用耕作物来抵债，因此农民没有什么负担，只要每年缴交实物，十年付完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你的了。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规定，无息拿到土地，不能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万一农民付不出钱，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从1951年到1976年，政府先后九次、把13.9万公顷的公地出售给28.6万家农户。这等于是一二百万人，因为每个农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的最后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30%的地主手上，1953年政府还是非常穷，这时“陈诚是行政院院长”，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动脑筋想怎么办。根据我的口述访问，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将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钱。但另一派就认为，不能无偿征收土地，这样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兴。我们还是想办法找钱，向地主购买土地，或是其他比较和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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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时，提出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无偿征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陈诚很了不起，主张征收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蒋经国，陈诚居然敢跟蒋经国对着干，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采纳了萧铮、阮毅成等实际操作土地改革者的意见。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现在政府没有钱，但政府手里有很多公营企业，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十年偿还。这个换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执，因为这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大家要知道，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的原则是孙中山讲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而现在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那是地主拥有企业，就变成了私人资本了，这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吗？国民党内部立刻有很大的争执。当时负责做这件事的人每天都要说服国民党的立法代表，说你们不要担心，绝对不会让私人企业得利，我们会征税，整个社会还是公平合理的。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去讲。最后陈诚采纳了这个方式，1953年4月实施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可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的一律由政府收购，用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换地。政府拿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换地，再把土地出售给目前在这些田地上耕作的农民。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当时拿到台湾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湾水泥公司还是辜家的。台湾水泥公司很大，当时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很多人反对，说水泥是国防工业，怎么可以给民间做？可是问题是，政府必须拿好的工业跟地主换地，坏的人家不要。
拿到的土地就给农民，还是一样，十年无息贷款，如果农民十年都付了，最后土地就是他的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额手称庆，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对。 1953年时，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股票，觉得国民党用几张纸来骗他们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气，就将这些股票贴在墙上当壁纸。还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对政府，成为今天的“台独”的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地主还是选择跟政府合作，最后都成为台湾的巨富，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很有钱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涨了几百倍，辜振甫家里就是这样成为巨富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顺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很多不可思议的事，1949年风雨飘摇，就敢实行土改，而且在每一关口都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采取强制征收，采纳了用公营企业向地主换地。另外，国民党的运气很好，当它选择这样做时候，大部分的国民党领导没有想到，其实这已经在无意中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将资金往工商业挤。本来地主每天在家里没有事就喝茶喝酒、写写诗，但是没有想到给他们股票之后，要开始经营，这些地主就开始转为工商企业主。无形中，那么早就推动了台湾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这是很奇妙的事。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极少数，只有尹仲容等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国民党官员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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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富士康员工为什么会寻死
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http://www.cyol.net 2010-05-25 16:59:37
2010年4月6、7日连续发生的3起“坠楼”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扑朔迷离。
富士康旗下几十万名生产线工人，偶有突发事件，概率论上讲得通。但统计学规律同时也指出，3月份内3起员工跳楼重大死伤事件，4月上旬又是3起恶性死伤事件，企业或者深圳警方简单的一句“不属于刑事案件”，已很难让公众信服。
强势、专制如富士康和郭台铭，“低调”如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数月来始终未能向媒体敞开怀抱，“不接受采访”已成为口头禅；唯死伤者家属及媒体孜孜以求“真相”。
继本报1854期《富士康真相》报道推出后，各界反响强烈，本报记者也在就此事继续追踪采访。同时，也期待知情人反馈更多线索，为了正向的舆论认知，为了正向的还原事实！
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鸿飞千里，富士则康。
这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在台湾亦称“鸿海科技集团”)最常用来形容自己企业愿景的一句话。
但令人尴尬的是，数月来接二连三的员工“跳楼”死亡或重伤事件，让上述“愿景”更像是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的“愿景”。
“富士康的经验表明它的管理是能够带来效率的。其他企业理论上可以向它学习。但是，在员工构成不断变化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遭遇了挑战。很重要的原因是员工的诉求与企业的管理产生了矛盾，”张沈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个矛盾现在表现为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张沈伟是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下称“三星研究院”)战略组研究员。2008年6月24日，三星研究院通过调查撰写了一份名为《富士康的成长与管理模式》的报告(下称“模式报告”)，张沈伟是三名联合撰写研究员之一。
军事化VS“90后”
张沈伟所称的“一个企业”自然是指富士康，“一个阶层”则是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数十万名普通工人。据该模式报告称，2007年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有75万人之多；其中“75%具有中专左右学历，其年龄在16岁~24岁之间”。
也就是说，富士康生产线的普通员工75%以上是“80后”，甚至是年龄更小的“90后”。而这样的员工主体对富士康过于强调军事化和执行效率的管理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已经发生的重大死伤事件中，刘兵21岁，孙丹勇25岁，郑鑫崧23岁，马向前19岁，李姓员工20多岁，刘姓湖南娄底员工23岁……
“相对之前的员工，80后、90后可能本身面临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张沈伟分析说，比如，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民工，农村收入很低，富士康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他们来说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的压力让他们也比较容易服从，因而比较容易管理。但是，现在的80后农民工，温饱早已解决，父母也有收入，家庭的负担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重，他们不仅追求工资收入，还希望能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对时尚新潮的城市生活同样有追求。“他们的需求中，除了工资外，还包括精神上的很多需求。”
事实的确如此。在网络“富士康吧”，寻朋觅友、呼吁“改革”、“联合”甚至“罢工抗议”的帖子随处可见，富康人生活网等关涉富士康员工生活各方面的BBS社区亦有好几家。富士康的管理层似乎也注意到了员工工作之外的精神生活需求，通过企业内刊等加以调节。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截至本报发稿，该网站的“公司刊物”栏目中《鸿桥》杂志仅更新至2009年8月份的总第167期；而“通路服务”链接中的“活动资讯”(主要是推出的新产品)则已更新至2010年3月5日。而对于近期频发的“跳楼事件”，则无任何资料。
以“快速反应”著称的富士康生产线，最需要的是可以按部就班、“乐此不疲”的机械、重复劳作。每日12小时、13天休息1天的“无休止”工作，工作中互相不讲话，按秒完成工站上一道道最简单的工序。(详细报道参见本报4月5日1854期《一名青工和富士康“机器”》)
“我个人认为，80后、90后这些人本身是在相对开放平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更加叛逆和独立，对于军事化的层级制，可能天生很反感。”张沈伟称。
但军人出身的郭台铭，对富士康一直实行高压的军事化管理。
在富士康，员工需要遵守保密纪律，一旦机密泄漏，肇事员工以及其所在部门的全体人员都可能受到处分。譬如，在索尼产品生产车间工作的工人如果进入任天堂产品的车间，立刻就会被开除。2009年7月，员工孙丹勇弄丢了一部生产线上的苹果样机，在遭遇富士康保安各种审讯、甚至搜查其云南老家之后，孙丹勇选择以“跳楼自杀”方式对公司的不信任进行“抗议”。
针对富士康可能的潜在危机，张沈伟在模式报告中提出，富士康的底层员工中，存在极大的不满情绪；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该种不满情绪很容易通过网络、媒体为外界所知，并对富士康的企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传导变形VS疏导缺位
“对于一个像富士康这么大的企业来说，管理几十万人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事。采取层级制的、军事化的制度可能是必须的。”张沈伟认为，这里面的核心在于，郭台铭讲究“独裁为公”，对中层奖罚分明，这是一个团队管理的正确策略。不过，独裁为公、长官第一的思想到了中层与底层员工之间就存在传导变形的问题。
“高层是知道普通员工工作压力大的，2007年前后还特别设立了心理辅导室，但事实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一位富士康生产线储备干部透露，他在富士康工作两年多，每天压力都很大，但从来没去过心理辅导室。
来自《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社会及环境责任年报》(下称SER)显示，富士康为员工设立的沟通渠道包括总裁信箱、员工热线、工会联合会3种方式，其中“员工热线”又包括员工权益质询、投诉申报、心理辅导3个项目。“集团员工热线受理来电主要包括劳动关系、工作环境、餐饮食宿、管理体制等方面。2008年度，龙华工厂一处正式立案的案件即有509件。”SER中显示。但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员工约30万人推算，509起申诉，这一比率显然极低。
另外，由于压力过大、台湾籍干部(即“台干”)和内地籍干部(即“内干”)待遇不一样等问题，也使员工跳槽不断增加。富士康曾自称，公司已经有400多名中层干部跳槽至竞争对手比亚迪公司。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称，富士康是中国台湾地区薪酬待遇最好的IT企业之一，郭台铭为笼络其核心经理团队，除了给予丰厚的年薪外，每个入职的经理级管理人员都会获得相应的股权。每年富士康在中国台湾举行的年会上，郭台铭都会大手笔犒劳员工，压轴戏就是抽股票。2009年，富士康虽然增速放缓、利润降低，但2010年鸿海科技集团总计“抽奖”了市值高达5.24亿元的股票，创造千万富翁13人、百万富翁50人。
但“内干”显然没有这么好的福气。
“富士康在英国建厂，高管是当地人为主，而在内地，主要还是台湾人。”一位离开富士康的原课长称，郭台铭意识到了“台干”和“内干”的区别后，开始推行“138”激励政策，即针对服务公司时间达1年、3年、8年的核心干部员工执行奖金、补贴、住房等相关福利政策；工作满8年后的“内干”，可无偿获得公司补贴住房一套或等值的现金。但“内干”在公司管理团队的信任度、晋升空间以及股票期权的辐射度上，仍与“台干”相距甚远；更不要说底层员工。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金字塔状，居于“塔尖”的高管层制定好战略，中层负责高效地分配和监督任务的实施与完成，底层员工则面临的是高度分解的、专业化的、重复性很强的高强度劳动任务。
“在富士康工作，会‘混’很重要。能力一般不要紧，重要的是和主管领导搞好关系。”富士康前储备干部和已离职课长均对记者表明了在富士康生存的第一潜规则。
“我个人认为，军队的严格等级是军队的使命性质决定的。不等级化、严格服从化，就可能影响战斗力，最后危及的是自己的生命。但是企业与员工只是商业利益关系，而且底层员工获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同时这个利益本身对于员工的重要性可能也在降低，这就使员工与企业的利益高度不一致。”张沈伟认，员工的诉求与企业的管理产生了矛盾，靠企业自身来解决，恐怕有很大难度。
“我们应该研究政府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员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等，都需要政府来做。”张沈伟说。
员工“坠楼”与艰难的真相
“对于坠楼案件的处理，说富士康搞信息封锁是不对的，富士康做得很公开，两次新闻发布会，所有目击证人都叫到现场来让记者发问——但他们不能证明另有隐情。”深圳一名采访过马向前死亡案的记者道出了关键。
之后，富士康会将相关问题交由警方处理，警方态度是“经过勘查后排除他杀”，具体的勘查过程及案件细节，则秘而不宣。
现在，申请信息公开，似乎成为马家的最后一招。2010年4月6日，马向前家属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递交了《提供马向前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的申请》和《“马向前非正常死亡不立案”提出立案复议申请》两份文件，要求提供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以及要求撤消“深公宝不立字【2010】000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请求刑事立案。
“就算是政府信息公开，也不可能解释当前富士康频繁出现的‘坠楼’现象，因为企业的信息不公开。也正是这种保密制度泛化的结果，形成了监管的盲区。”关注此案的律师张仪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被“隔离”的家属
富士康3月份发生的3起被公开的死伤事故，以及4月6、7两日连续发生的3起“坠楼”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扑朔迷离。4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再次前往深圳市龙华及观澜进行了采访。
当日下午3：00时许，在龙华人民医院，记者再次遇到了富士康员工田玉的父亲和堂兄。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许，富士康女工田玉从宿舍楼跳下“坠伤”，记者3月29日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躺在龙华人民医院(下称“龙华医院”)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其父亲田建党告诉记者，女儿已于4月7日做过手术，目前正在住院部外五科进行康复治疗。记者进去时，田玉紧闭双眼，身上已装有物理固定装置，生命体征状况尚好。
“富士康一名姓宋的课长承诺说，医疗费他们会负担，到目前为止，也都是公司在承担医疗费。但田玉手术期间，公司的领导都没有过来。”田建党说，这让他觉得公司很没有人情味。
更让田建党迷惑不解的是，事件发生半个多月了，公司没有安排人来说明前因后果，公安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究竟因为什么而导致了这样的事情，仍然没有搞清楚。我们进不了工厂，甚至连田玉的厂牌、行李都没有见到过。”田建党希望等女儿意识清醒后，再慢慢将情况讲出来。
像田建党这样迷惑的家属并非个案。
4月8日晚上，记者辗转联系到3月29日“坠楼”死亡的刘志军的哥哥，对于刘志军的非正常死亡，家属也申请了尸检。期间，刘志军的哥哥也在旁边观看，他说，“比如体表皮肤上有伤痕，但这些问题法医都进行了解释，我们找不出可以推翻其结论的有力证据。暂时只能接受。”据刘志军的哥哥透露，刘志军的遗体4月9日进行火化，在此之前，富士康已经与家属达成了抚慰协议，不过，涉及到赔偿额等有关协议内容，刘志军的哥哥表示“不便透露”。
泛化的保密制度
除了家属不能获知内情，同一厂区的员工对“坠楼”事件也知之甚少。4月8日下午，《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进行采访时，对于6、7日两天的坠楼事件，其工厂员工绝大多数表示不知情，许多人称“在车间上班，根本没法听说外面的情况”。
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的厂门上的巨幅电子显示屏上，时而亮出红色的“遵守职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这句话。据了解，富士康与苹果签订的合同中一直都包括有保密条款，在协议签订后，苹果的管理人员还常常进行秘密的检查。这便是富士康实行全厂“信息戒严”制度的合理性依据。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厂区内的信息受到最大化控制，厂区内出现任何事件，现场都会迅速被“警卫”封锁，且不准员工围观。“上班时间是不准将头伸出窗外张望的，否则最严重的处罚可能就是被开除出厂。”富士康龙华厂区一名员工告诉记者。
3月31日，本报《富士康真相》报道出来后，许多富士康员工一度通过评论跟帖方式，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但数日之后，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一名目击过4月1日发生在富士康龙华工业区一起工伤事故(传言未获官方证实)的基层干部，该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所在部门的员工回复记者的话却是：“我有义务和责任为公司的一切进行保密。”
而另一位组长级的女员工给记者的说法是：就像气象局一样，知道有飓风又能怎样，难道告知社会？那样就会引来更大的恐惧。
富士康一名项目经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员工坠楼一事与客户保密协议并无关系，保密协议一般是针对产品的。言下之意，将产品保密协议推衍到整个公司的各个角落，有矫枉过正之嫌。
来源：中国经营报
㈣ 买股票新手入门，新手如何选股票
新手在前期对股市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在选股方面个人建议以稳重为主，不要太过于去追求短线利润，这个需要比较高的选股技巧。对于新手选股给出一下几点建议共参考学习。
首选成长股，即前途看好的股。这些公司的行业新、发展快，可能迅速成为企业明星。像这两年的网络股、科技股等。由于人们对其发展的预期非常看好，往往使它们的股价成倍地增长。
其次我们应该选择那些经营业绩好的公司的股票，它们能给股东带来较多的利益，通常人们称之为绩优股。只要时机合适，在一段时间内它们的涨幅都是很惊人的。与之相对的是垃圾股，指由于公司经营业绩差而无人过问的股，我们最好不要去碰。
即将送股配股的股票称为含权股，在股市上升的时候常常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是因为人们预期股票的价格会上升，所以股票增多当然是好事。而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则不受人们欢迎，因为容易贴权。所以在行情好时可以多关注含权股，行情不好时则可以不去管它。
热点是经常转移的，我们要善于捕捉热点，才能保证手中的股票能够不断升值。而不会指数上升了很多，你的股票还在原地踏步不动。
就给这些吧，说太多，太深奥也不定能记住。股市这条路很远，需要慢慢去摸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