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历史书上那个汉冶萍公司是什么
[编辑本段]汉冶萍公司史话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投产。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李维格任总稽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开始采矿，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矿大规模开采，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
盛宣怀接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多次向日商借款，因无力偿还，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宣统三年（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
[编辑本段]汉冶萍公司介绍
(3)对汉冶萍经营失败原因的探寻
作为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李维格对此问题见解独到，他强调国家主权与行业标准对汉冶萍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都经历了艰难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冶萍早期的经营失误并不可怕，资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为惧，真正阻碍汉冶萍发展的原因是没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和行业生产标准，“汉厂十数年来，坐此两大原因，日在艰难困苦之中”。[38]
(3)中日合办汉冶萍问题
辛亥革命后曾有中日合办汉冶萍之议，后因举国反对而作罢，但有关该事件的内幕，学术界讨论十分热烈。学界对日本政府借合办以控制汉冶萍的意图、日本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盛宣怀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分歧。对如何理解“合办”事件中临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评介“合办”过程中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学术界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
]此观点虽然新颖，但多属推论，缺乏史料支持，难免被讥为尊者讳。
(4)汉冶萍失败的原因
汉冶萍公司炉倒火熄的结局，引起几代学者的思索与探究。1949年以后，学界在认同前人的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将研究思路的重点放在探讨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上，并基本认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列强的压制和掠夺，国家的积弱与动荡是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60]但侧重点及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强调日本以债务为手段的侵夺是公司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业关系’的贷款，逐步取得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的‘采掘权’，进而使‘企业管理权归于本邦之手’”；[61]“日本金融势力多次利用汉冶萍公司运营资本拮据的困难，想方设法，渗透侵略力量，严重损害了公司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被迫降为日本势力的附庸而无法自拔。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已露发展前景的煤铁联合企业……反而以日益衰落败坏作为自己的历史结局。”[ 还有学者从中日经济交往及汉冶萍公司产品销售两方面强调国家主权与公司经营失败的关系。
② 江西萍乡大型企业
萍乡钢铁厂，安源煤矿，
③ “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中的“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投产。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李维格任总稽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开始采矿，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矿大规模开采，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 盛宣怀接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多次向日商借款，因无力偿还，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宣统三年（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专门提出由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看中了汉冶萍公司呢？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控制该公司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商人早有贸易往来，并有大量借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公司早有吞并之心。起初，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皆属官办，1895年清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允许厂矿官督商办，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预计招募商股1500万元，结果只招到100万元，于是依靠举借外债来维持和扩建。盛宣怀向日本商人借款最多，1896年第一次借款，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又向日商借款，从1902年到1906年向日商借款约300多万两白银（425万日圆）。1908年三厂合并后，由于招募商股很不顺利，又不得不向日商贷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但是袁世凯要将公司收归国有，议不成。从190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借外债12次，其中借日本人的有6笔。到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3200万两，除1000万两本金外，其余2200万两都是贷款，日商占大多数，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日本商人在与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条件：借款以厂矿财产和铁砂为担保；期限为30年；铁砂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应尽先售与日本人；铁砂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八幡制铁所可以预购。日本商人从1908年到1915年每年从大冶铁矿运走铁砂6～7万吨，使汉冶萍公司在1911年实际上已经受制于日商。由于汉冶萍公司与日商联系密切，尽管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但是该公司被日本商人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变。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该公司又向日商借债17次，借款总额约3700万日圆和262万两白银，受日商控制更紧。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该公司完全被日商所把持，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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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清朝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现在，发展的怎样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推开中国大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引导百姓造反。清政府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一批封建官僚势力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主张创办新式工业，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这场运动虽然依旧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它的确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创办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来的全都是世界500强。
宝钢集团
宝钢集团实力雄劲，曾经连续13年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是中国第一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钢铁企业。2016年，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了宝武集团。重组后的宝武集团仍然独领风骚，继续入围世界500强企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百年风雨早已褪去。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但是它的成果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发光发热为国奉献，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⑤ 清代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哪几个公司，现在还有几个
说起李鸿章，谁都不陌生，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但他在当时的确有着前瞻性的眼光，能够担大任、做大事，他所引导进行的洋务运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延缓了清政府倒台的时间，使落后的清王朝有了一批近代化的工业，促进了经济、军事和教育的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开创了很多个第一，创办了第一个大型的近现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了第一个中国的民族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还创办了第一个关于煤矿的中国企业——开平矿务局，此外还创办了第一个通信公司天津电报总局等，可谓是功不可没。除了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其他领袖比如曾国藩、张之洞也都创办了很多军用和民用企业，比如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等等。
2019年，《财富》公布了世界500强榜单，招商局集团和旗下的招商银行强势入榜，其中招商局集团名列第244位，它的历史超过了147多年，是500强中的常青树、不老松。
它旗下的招商银行连续第八次入围，并且排在第188位，十分显眼。此外，招商局旗下还有一个“半路出家”的子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安保险，是在1988年由招商局集团发起而成立的，也是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和招商银行同源同宗。
汉阳铁厂的前世今生：中国钢铁工业兴衰史的见证
汉阳铁厂的创立并不是李鸿章的功劳，而是由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手创办的。1893年的武汉，我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即汉阳铁厂正式建成，它的规模在亚洲排名第一，在世界是第二名；它的发展拉开了我国重工业发展的序幕；它的装备领先于世界，有着“亚洲第一雄厂”之美誉。
当时张之洞准备把铁厂建立在非常落后的小渔村蒋家墩，但是考虑蒋家墩在江边但是没有堤防，如果发了大水那么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最终把工厂建在了汉阳的龟山脚下。选址确定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建设施工了，张之洞自豪的说到，他要建一个亚洲第一的钢铁厂，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后来海战清政府战败，汉阳铁厂也在不断亏损，于是清政府决定把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大清著名商人盛宣怀接管。盛宣怀也很懂得经营之道，在他的科学治理下，使得汉阳铁厂改头换面，成为了仅存的洋务运动果实之一，他将铁厂改造成了近代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钢铁股份制的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冶萍公司，改造后公司发展的如火如荼，一扫曾经官办铁厂的颓废之势。
清政府全面倒台之后，汉冶萍公司完全转变为了商办企业。后来日本在“二十一条”提出要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但是国人不会同意，汉冶萍公司的员工不会同意，在老百姓的坚决抵制之下，汉冶萍公司才没有被日本插手，保住了纯正的“中国血统”，由此可见汉冶萍公司在当时的声誉、能力和利润有多大。
军阀混战时期，北洋政府曾要求将公司收归国有，遭到了公司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汉冶萍公司逃过了日本人的威胁，逃过了北洋政府的国有化，却没有逃过国民政府的魔爪。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威逼利诱，用兵工厂接收了汉冶萍公司。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汉冶萍公司彻底走上了末路，被国民政府撤销，成立了华中钢铁有限公司，于是汉冶萍公司又被华中钢铁公司取代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年张之洞改弃的蒋家墩上兴建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是“武汉钢铁公司”。这家企业依旧以汉阳铁厂为源头，依旧传承着汉阳铁厂人不懈奋斗的精神，它的建设还承载着新中国的“钢铁梦”。
宝钢集团实力雄劲，曾经连续13年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是中国第一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钢铁企业。2016年，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了宝武集团。重组后的宝武集团仍然独领风骚，继续入围世界500强企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百年风雨早已褪去。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但是它的成果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发光发热为国奉献，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⑥ 当时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企业，现在还有哪些呢
洋务运动是清朝的一次自强自救运动，晚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这让大清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同时，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国门，并逼迫大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让大清成了供西方列强谋取利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面对国家的灾难，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想通过“师以夷长技以制夷”，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让大清变富变强，所以大清从上到下开始了一场“洋务运动”。
⑦ 汉冶萍公司的社会评价
1949年以前，有关汉冶萍的文章数量不少，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撰写，其中既有向社会介绍、宣传汉冶萍经营隋况，意在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宣传性文章，也有对汉冶萍的经营得失进行反思、总结的理性之论。前者有汉冶萍公司自编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图说》、《汉冶萍公司商办历史》；后者有李维格编著的《汉阳铁厂调查本末》（清光绪年间刊印），内附李维格撰《出洋采办机器禀》、《出洋采办费用明细》以及张赞宸撰《萍乡煤矿调查情形》）、《中国钢铁实业之将来》①，叶景葵撰《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②等。第二类是关注中国工矿实业发展的有识之士（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及调查所得，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汉冶萍问题。举其要者，有顾琅的《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上海商务1916年）、周泽南的《汉冶萍公司之内容》③、梁宗鼎《中国矿业参观记》④、吴景超的《汉冶萍公司的覆辙》⑤、樵梅友的《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与汉冶萍的危机》⑥、胡庶华的《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意见书》和《再论汉冶萍公司的整理》⑦等等。第三类是一些担心汉冶萍对中国乃至世界煤铁市场发生影响从而损害自身利益的各国领事及其他外籍人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世界传递有关汉冶萍的信息，希望引起西方钢铁界的重视。外籍人士专论汉冶萍的文章主要有：西泽（日）的《大冶铁矿历史谈》⑧、马而根（美）的《中国汉阳钢铁厂煤焦铁矿制纲记略》⑨、（俟名）《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黄祸》⑩等。此外一些通论性著作，如丁格兰（美）的《中国铁矿志》（1923年）、《中国铁矿及钢铁工业》（1933年）、雷麦（美）的《外人在华投资》（1933年）等也有相当篇幅涉及汉冶萍。 1949年以前对汉冶萍历史沿革的介绍较为简单，主要围绕汉冶萍的总体发展历史、汉冶萍旗下各厂矿的发展史以及生产规模的发展与变迁等几方面展开。
对于汉冶萍整体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时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根据其所有权的更迭、经营管理的特点、生产条件的改善，将汉冶萍从创始到发展成煤铁厂矿联合公司的历程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个时期。“始为国有，继为国与商共有，再为公司之所有。”⑾“官办时期，创办汉阳铁厂。规模宏大、交通便利，然无上等煤焦以化铁。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交盛宣怀招商承办。官督商办时期，自行开采萍矿，化铁炉增加一座，炼钢炉已造成五座，至用人行政悉本奏案办理，均归湖广总督节制。商办时期，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呈部注册，遵照奏定商律办理。”⑿此说对1908年以前汉冶萍公司历史发展的分期简捷而准确，学术界至今一直沿用此说，但对于辛亥革命以后汉冶萍的历史则未予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对汉冶萍从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原因认识也较为一致，大都认为是由于官力无以为继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官力实在不继，遂交盛公宣怀招商承办”⒀；“心力交瘁、力不能继，遂于光绪二十二年奏交盛宣怀招商承”⒁；“厂中……无煤可用、无铁可炼，靡费又不知凡几，官力断断不支，于是有招商承办之议”⒂“溯自设厂以来，……历时六七载，而钢铁之出品毫无，户部诘责备至，于是有招商承办之议”⒃；“汉冶萍公司，其初原属官办，嗣因营业萧条、资本不继，改为官督商办”⒄。但对于汉冶萍的商办、汉冶萍公司组建的原因则少有论及。
关于汉冶萍三大主要企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创办缘由及时间，一般认为，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光绪二十二年由盛宣怀招商接办，光绪三十四年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遵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之例，呈准农工商部注册⒅。大冶铁矿，由盛宣怀于光绪元年勘得⒆。萍煤采办运济铁厂始于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由张之洞、盛宣怀合同奏准仿用西法，购买机器大举开采，由张赞宸总办其事。⒇
此外，对于各厂历年出产情况也有不少人进行了统计。如大冶铁矿的生产被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光绪年间，产品专供汉阳铁厂自用，产量每年约10余万吨；第2期从宣统元年到民国9年，产品除供汉厂自用外，并远销日本，年产量由30万吨增至80万吨；第3期从民12至今（即1935年），由于汉冶两铁厂于民11相继停工，国内对钢铁产品所用无多，产品专供日本，年产量维持在30万吨以上。”[21]《中国之矿源及矿物》对汉阳铁厂自1912年至1919年历年产钢数量进行了统计[22]；李维格对汉阳铁厂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元年历年产量和耗能量进行了统计，截止宣统元年，基本达到炼铁1吨，用炭亦1吨的能耗比。[23] 对汉冶萍经营情况的评价以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前多正面肯定其未来的经济效益及其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的意义，辛亥革命以后，则以批评、责难其经营管理上的失误与失策为多。
辛亥革命以前，由于汉冶萍尚在发展变化之中，加上国人受“非钢铁不足以立国”思想的影响，自然对中国第一家煤铁厂矿企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首先，经营管理者肯定它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可以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自汉铁畅行后，查阅海关造册进口表，1906年，进口铁106613担，1907年骤缩至51614担。可谓汉铁抵制洋铁之明效大验”[24]。“不独上海翻砂厂全用汉阳生铁已无外铁进口。且日本与美国太平洋一带，亦喜用汉阳生铁，每年出口于日本者为数尤巨。”[25]“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26]。“京汉路轨除庐保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虽不免亏折，数年之间得轨价四百数十万。炼成一班工匠”[27]。以上褒溢之词，虽不免有夸张的成份，但也反映了汉冶萍业务发展最好时的经营状况，表明了时人对汉冶萍所寄予的期望。其二，部分研究者将它视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点。“夫中国数百年前即知冶炼钢铁，然墨守成规，数百年之中一无进步。世界需要用品，更无从应付。至今时方知仿照新法，炼铁炼钢，是汉厂历史，即中国钢铁历史起点”[28]。“汉阳钢铁厂为中国新法采铁炼铁之先导”。[29]其三，一些关注汉冶萍的外国人对汉冶萍的建设规模、产品质量、未来的发展前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预期。英国驻汉领事称汉阳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碾轨机之森严，气声隆隆，锤声叮叮，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中华二十世纪雄厂耶。”[30]美国人马而根介绍汉厂钢铁产品“所拉之轨，百分中有瑕疵者，惟五分而已。”[31]同时他们都预言汉冶萍有可能成为列强的威胁，“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尢可虑也。”[32]1909年上海《时报》译《泰晤士报》的文章称：“（汉阳铁厂）生铁一日之间已制成钢，制成钢后又成种种钢货。中国现在诚如日本，为钢铁世界之大竞争家。……思之殊无法足阻中国渐进为钢铁大国耳。”[33]
辛亥革命以后，汉冶萍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以致经营难以为继。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汉阳、大冶二处钢铁厂先后停工，人们早年对它所寄予的期望化为泡影，于是批评与责难之声渐起。“自开办至民国元年，16年间，既无统筹全局之计划，又无专门知识之人才，用款至3600万两之多，前后所筹股本不及千万，皆向外国银行押借而来，目前债台高筑，岌岌不可终日。”[34] 民国以后，面对汉冶萍“竭蹶复竭蹶，失败复失败”的经营局面，出现了一批对汉冶萍失败原因进行理性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多数研究者将汉冶萍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和国内局势动荡。曾述启在1914年的调查报告中将汉冶萍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地势失败（指铁厂选址汉阳，距矿地
太远、交通不便、运费高昂）、用人失败、经营失败、组织失败、际遇失败”[35]。《汉冶萍公司纪略》认为汉冶萍公司无良好结果的原因在于“（一）办理不得其法；（二）弊端甚大，厂矿人员无不舞弊者，董事无论矣；（三）前期铁价低廉，且受日本牵制，今涨价所加有限。”[36]吴景超则认为汉冶萍失败的原因在于“计划不周、用人不当、管理不善、环境不良”。[37]显然，三者都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公司主观方面。对客观原因的分析如“际遇失败”、“环境不良”主要指“内乱时时发生”的国内社会秩序以及当时各级执政当局“补助是少有的，而诛求却无厌”。所论有一定根据也有一定道理，但其偏颇之处也显而易见。
作为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李维格对此问题见解独到，他强调国家主权与行业标准对汉冶萍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都经历了艰难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冶萍早期的经营失误并不可怕，资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为惧，真正阻碍汉冶萍发展的原因是没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和行业生产标准，“汉厂十数年来，坐此两大原因，日在艰难困苦之中”。[38]
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汉冶萍失败之间的联系，樵梅友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汉冶萍危机》一文中指出汉冶萍失败原因是“办理不善所至，兵事行动亦不能辞其咎……还有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辣而且毒”[39]
李维格、樵梅友二人一个看到了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国家主权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个注意到列强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压制，这在当时是最有见地的，但他们都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未能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 对于公司所借日债，社会公众与公司管理者的反应迥然不同，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立场不同决定的。
社会公众对公司所借日债倍加关注，少数人单纯注意公司资产负债比必将影响公司经营成本，[40]多数人从保护厂矿利权的角度看待公司所借日债，强调所借日债造成的利权损失。“是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三十年后，机器损坏，矿产告尽，中国之利权丝毫俱无。”[41]“日本所订之借款合同，多方受其挟制，并须聘请日人为高等顾问，岂独权利损失，即国际交涉上，将来亦难免不受其影响。”[42]此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企图通过借款控制汉冶萍的真实目的，在列强想尽一切办法染指中国利权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唤起更多民众关心、支持民族企业，抗击外国经济侵略有着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解决公司财政危机、谋求公司长远发展却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公司内部的主要管理者，从维持公司运转、扩大生产规模以图他日获利的立场出发，认为只要注意借款策略，举借外债是公司经营的“激进之策”。李维格1905年就说过“官款难筹，商本难集，舍此实无他策，”[43]。盛宣怀也认为尽管借债“固犯清议之忌，然试问中华今日上下财力，舍此恐必束手，吾不敢谓借款为上策，但胜于无策，但看如何借法。”[44]在资本严重溃乏以至于生产无以为继而国内官款商本都无从筹集的背景下，在公司要么停产倒闭、前期投入和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要么举借外债或有振兴之可能的现实情形中，企业管理者的这种认识是有理由的。如果能真正做到“权由我操”，举借外债也是可以避免利权丧失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简言之，在这一研究阶段，尽管许多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所涉及的都是重要问题，社会影响较大，反映了时人对汉冶萍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后人深入研究汉冶萍的基础，其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⑧ 吴蕴初的个人简历
1891年9月29日 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
1911年 毕业于上海兵工学堂，主读化学。
1913年 在汉口汉冶萍公司任汉阳铁厂化验师。
1916年 在汉口汉阳铁厂任砖厂厂长。后在汉阳兵工厂任理化课课长及制药课(制炸药)课长。
1919年 在汉口任燮昌火柴厂工程师兼厂长。
1920年 在上海创办炽昌牛皮胶厂任厂长。
1923年 成立天厨味精公司，任经理、技师。
1928年 当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理事长。
1929年 成立上海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1939年，迁工厂赴重庆发展实业，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被公推为中华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副理事长。
1949年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委员、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上海市化工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953年 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0月15日 病逝于上海。
⑨ 大冶铁矿对汉冶萍的意义..对大清朝的意义...写论文 越具体越好....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投产。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李维格任总稽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开始采矿，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矿大规模开采，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
盛宣怀接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多次向日商借款，因无力偿还，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宣统三年（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
[编辑本段]汉冶萍公司介绍
(3)对汉冶萍经营失败原因的探寻
作为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李维格对此问题见解独到，他强调国家主权与行业标准对汉冶萍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都经历了艰难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冶萍早期的经营失误并不可怕，资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为惧，真正阻碍汉冶萍发展的原因是没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和行业生产标准，“汉厂十数年来，坐此两大原因，日在艰难困苦之中”。[38]
(3)中日合办汉冶萍问题
辛亥革命后曾有中日合办汉冶萍之议，后因举国反对而作罢，但有关该事件的内幕，学术界讨论十分热烈。学界对日本政府借合办以控制汉冶萍的意图、日本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盛宣怀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分歧。对如何理解“合办”事件中临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评介“合办”过程中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学术界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
]此观点虽然新颖，但多属推论，缺乏史料支持，难免被讥为尊者讳。
(4)汉冶萍失败的原因
汉冶萍公司炉倒火熄的结局，引起几代学者的思索与探究。1949年以后，学界在认同前人的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将研究思路的重点放在探讨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上，并基本认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列强的压制和掠夺，国家的积弱与动荡是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60]但侧重点及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强调日本以债务为手段的侵夺是公司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业关系’的贷款，逐步取得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的‘采掘权’，进而使‘企业管理权归于本邦之手’”；[61]“日本金融势力多次利用汉冶萍公司运营资本拮据的困难，想方设法，渗透侵略力量，严重损害了公司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被迫降为日本势力的附庸而无法自拔。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已露发展前景的煤铁联合企业……反而以日益衰落败坏作为自己的历史结局。”[ 还有学者从中日经济交往及汉冶萍公司产品销售两方面强调国家主权与公司经营失败的关系。
⑩ 李维格的发展
1908年，李维格建议盛宣怀奏请清政府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清政府议准。李维格与盛宣怀共同拟定了公司章程88节。由此汉阳铁厂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于1909年第一届股东会议上，李维格被推选为协理，兼汉阳铁厂总办。
为了发展汉阳铁厂的生产，李维格还广泛调查煤、铁、锰等矿产资源，并开办了湖南常耒锰矿。 1907年由商人宋炜臣、顾润章集资银40万两，并由汉阳铁厂供给旧机器设备以及银5万两作为资本，在李维格主持下，于汉口湛家矶创建了扬子机器制造厂。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维格随盛宣怀出走日本。盛宣怀为维护其本人及故旧僚属的利益（汉冶萍公司共有股份743．6万股，其中极大部分为盛宣怀及其故旧僚属所有），决定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李维格受盛宣怀的委派，于1912年2月在日本神户与日本财团代表小田切会谈，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草约一出，全国哗然，群起反对。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也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有损国权、商业”予以否决。同年5月，汉冶萍公司股东常会批准盛宣怀辞职，委任李维格、叶景葵为经理。 1913年5月，盛宣怀又被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维格受到董事会和盛宣怀的责难，遂辞去经理职务，他的汉阳铁厂坐办（汉阳铁厂总办于1912年改称坐办）职务也由吴健接替。公司聘请他为高级顾问，并委派他参与筹建大冶铁厂的工作。同年6月，李维格到汉阳、大冶、萍乡等地考察，他分别与各厂、矿工程师商谈，筹划建厂方案。同时还到石灰窑镇以上地区（今黄石市区）、石灰窑镇以下袁家湖地区（今大冶钢厂厂区）、石灰窑镇车站（今黄石市上窑天桥处）等地考察，将三处地址作了比较，决定把新厂厂址设在石灰窑镇以下1公里处的袁家湖地区。8月，李维格向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呈报了《筹建汉冶萍厂矿事宜请折》，建议在大冶新厂中建两座日产250～300吨生铁的新式炼铁炉，并建议把厂址设在大冶县袁家湖地区。公司批准了他的建议。
1916年9月，公司委任李维格为大冶铁厂厂长，吴健为副厂长。翌年6月，李维格辞去了大冶铁厂厂长职务，改任汉冶萍公司高级顾问，自此年老多病，遂赍志以没，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