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甲牛战争后,张謇创办实业情况如何
兴办实业
张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20]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1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20]
大祐垦植公司棉行旧址 (46张)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21-22]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23-2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25]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26]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27]
张謇 (3张)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26]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28]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东台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
张謇塑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
张謇铜像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② 九三和农垦九三有什么区别
农垦九三是一个集团，九三是下面的分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九三分公司正式揭牌，标志着北大荒管理局层级改革实现了新突破。九三管理局成立于1949年9月3日，经过70年的发展创业，九三管理局累计为国家贡献商品粮159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护边境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九三管理局已经形成了以绿色大豆全产业链发展为主导，以优质牧业多元化发展为支撑，以全域旅游品牌化发展为特色的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成为中国绿色大豆之都和中国好大豆产地的代名词。
农垦介绍：
农垦，指农业垦殖。也指开垦荒地，以便进行农业生产。农垦是一个有着1200万人的经济社会系统，由于历史形成的体制上的原因，农垦的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沉重，每年全系统社会负担达60多亿元。
《盐城史话·盐城沿海废灶兴垦始末》：“ 民国 21年（公元1932年），大丰公司办了两期农垦训练班，培训技术人员数十人，学制二年半。”《新华日报》1991.2.11：“农垦精神，集中表现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③ 如东文史
如东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北侧，位于东经120°42′—121°22′、北纬32°12′—32°26′之间，其东部、北部濒临黄海。史记春秋之前，长江河口的淤积，浅海沙洲逐步露出水面，形成河口沙洲，史称扶海洲。随着不断的淤积，沙洲与大陆并接，人类的活动区域地不断东移。至唐朝以前，如东地区已有移民。约至北宋，掘港、拼茶、马塘已形成集镇。如东的先民们为了生存抵御持续不断的海潮侵袭，开始围筑海堤。但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构筑海堤受到地理条件、科学手段乃至地方官吏的割据等限制，围筑海堤只能是分段实施，抵御海潮的效果也较差。随着海岸线的推进，特别是在1128年黄河南迁至1855年黄河北归的700多年内，海势加速东移，地理环境、人口增长等都发生很大变化，对挡潮防汛的要求就更为提高。纵观古代、近代、现代如东海堤的变迁史，实际上就是如东的一个演变史。本文对如东海堤的历史作粗浅研究。 一、如东古海堤 1、关于范公堤——事实上范公堤建于盐城境内，是在李堤的基础上续建、改建而成。李堤是由唐代的淮南西道黜陡使李承主筑、后由北宋王文祜续筑，其主要堤段均在盐城地区，史称“常丰堰”《新唐书.李承传》及《光绪.盐城志》均有记载。约在公元780年筑成。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东台西溪担任盐监官，将原有李堤改筑、维修，史称“捍海堰”，成堤时间在公元1024—1028年（唐天圣年间），起自大丰的白驹、草堰一带至富安、李堡一带《嘉庆.东台县志》。范公堤也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范仲淹主筑，第二阶段由泰州知州张伦主持，见《晏溪志》中记载。根据《中国海塘工程史》记，范公堤高一丈五尺，底脚厚三丈，顶宽一丈，堤顺水势，弯弯曲曲。为了对堤外波浪消能，堤外斜坡较大，同时种上草皮，这也是最早的生物防护吧。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堤线均在高潮带一线，不可能像现代技术可以在低潮滩筑堤。后范仲淹官至宰相，后人为称颂其功德，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又感人至深，于是苏北、苏中的古海堤惯称为范公堤。 2、如东的古海堤——如东古海堤与如东沙洲群并陆有关。如东是由几个沙洲并陆而成，扶海洲在掘港、丰利一带，南沙在拼茶一带，长沙在长沙镇一带。沙洲并陆时均遗留了古河汊潮汐河道和低地的地形，当时海堤很难修筑，因此在唐朝时期只能分段分区修筑散堤，当地群众称之为皇岸，也即是朝廷下令修筑的堤岸。皇岸是由当时的地方官吏主筑，主要是盐官。如泰州知州徐子寅议请盐场官吏分治其境。当时的皇岸堤走向从海安的海防—洋口—环港—长沙—掘港—胜利街—九总桥。之所以在长沙镇转弯，就是因为长沙洲后并到扶海洲上，海堤走其外缘，所以，苴镇是如东最低的地区。王家潭附近的李家河就是沙洲并陆的退化潮水河，当时该段海堤（掘苴闸至长沙镇）也是如东古海堤的险段，老堤1—2公里左右即有一凹形陡弯，堤内有一深塘遗迹，是历史上缺口处，当地称之龙潭，现已修海防公路，遗迹也难以找到。此外，在拼茶镇外，皇岸内侧约3—4里有一夹堤，史称嵇公堤，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总河嵇曾筠主筑，现已平整不复存在。 如东古皇岸目前在如环河西，环港海防公路南侧，尚有一段遗迹。有兴趣者不妨去现场察看一下古迹。 二、如东近代海堤的兴筑 1916年6月，清末实业家张謇集资150万银元，创办大豫垦殖公司，自遥望港北起，围垦大片滩涂，计划48万亩，后配套开垦13万亩，聘请荷兰水利工程师规划、设计，垦区内河道由干河、匡河、横河、明沟四级配套，形成匡田，分级控制，其遥望港、丁店河、兵房河、东凌港形成主要行洪排水河道，至今仍是现在的主干行洪河道，同时相继建造数十座控制闸。七十年代，笔者曾拆除、检修、改建这些建筑物，发现其结构的合理、钢筋比率、混凝土的强度、地基的处理，其精妙准确，令人叹服。 与张謇同时，浙江绍兴邵明华集资34万银元，兴建华丰垦殖公司；上海刘景德、如东丰利周柏英等人合资创办益昌复记公司。至此，如东沿海废灶兴垦，种粮种棉，在东部、北部沿海滩涂快速发展，自遥望港至刘家埠子也形成了近代一道海堤线，目前，沿海公路大都沿此线修筑。 三、如东现代海堤的构筑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老海堤的建设标准均达不到应有的强度、高度、厚度，没有科学的水文计算等分析。1949年7月台风海潮没堤决口，北坎镇5000多渔、盐民严重遭灾，海水倒灌。1951年，如东县人民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工代赈兴办老北坎围堤，围堤长度7公里，至此兴起了如东现代围垦筑堤高潮。据统计，自1951年至2007年的五十六年间，如东人民先后进行了18次大规模的围垦筑堤，这些堤防经过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捍卫了如东百万人民的安全，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载，一届届的老同志继承了先辈与海争地的光荣传统，一代代的科技工作者风里来、雨里去，与海争斗，不断总结先人的经验，提升围垦筑堤的水平。 四、洋口港海堤的兴建开创了高新技术筑堤的先河 2003年，作为江苏沿海新一轮开发战略的重点工程，洋口港正式开工。为了与港口腹地配套，洋口港基础设施投资商——香港保华集团先后出资1.1 亿元人民币，在小洋口兴建洋北二期围堤，在长沙镇所属北坎外滩兴建8公里临港工业区海堤。为确保港口工业的安全, 建设单位在堤身的稳固、环境的保护等，进行了精心的论证、设计、施工，其建设标准达到百年一遇，其防护的标准等都是筑堤史的一个飞跃。随着洋口港人工岛围堤的成功，我们相信，如东沿海围堤今后将进入更快、更高、更好的阶段。 评价答案 您已经评价过！ 好:0 您已经评价过！ 一般:0 您已经评价过！ 不好:0 您已经评价过！ 原创:0 您已经评价过！ 非原创:0 ）￣ 若不离 回答采纳率:11.1% 2010-08-20 08:35 我有更好的回答 收藏 转载到QQ空间 --> 相关内容 •我想知道南通如东的一些历史09.04.29•有谁知道南通如东的 介绍一下10.03.21•如东什么时候能成为市?08.11.11•知道如东这个地方吗 ？？08.12.29•现在如东的房子能买吗？谁能告诉我呀？08.11.12 --> 其他答案 历史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七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大师（注：日本最澄法师弟子，最澄法师曾入唐师从行满大师，后回国创建日本天台宗）随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藤原常嗣来到中国，求法巡礼，在如东沿海搁浅，曾在如东一带辗转，途经掘港，拜谒国清寺，瞻礼道场，参拜祖师，在寺中住歇半月有余。回国后，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多处提及掘港及国清寺。 ◇公元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如皋（当时如东属如皋）的民众反抗清朝的剃发令，陈君悦等人发动起义与清兵作战，后被镇压。 ◇公元1938年，中共江北特委到如皋（东）何家灶，建立淮南盐管地区第一支海上地方武装：盐民自卫队。1941年4月，新四军在何家灶创建海上武装部队：苏中军区海防大队。1942年11月，建立苏中军区海防团，团长陶勇兼，团部设在何家灶。1943年11月苏中海防团在何家灶发展壮大为苏中海防纵队，司令员陶勇兼。1945年10月海防纵队组建为华中海防纵队, 浙东海防大队北撤苏北后及苏北盐阜海防大队先后归华中海防纵队领导。是为共和国海军之发源。
④ 大丰为什么叫大丰
大丰的历史溯源 唐代，隶属于扬州（曾名邗州）海陵县。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隶属于东都泰州海陵监（今大团以北隶盐城监）。北宋时，沿海有紫庄、南八游、丁溪、竹溪等盐场、隶属于泰州。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海岸向东淤涨，境域随之东扩，今丁溪至大团一带属泰州，新斗龙港一线以北，则隶属楚州盐城县。 元代两淮设置29个盐场。其中在大丰境内的有何垛场（北部）、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白驹场、伍佑场（东南部）等。白驹场、刘庄场隶属扬州府兴化县；伍佑场隶属淮安府盐城县；余均隶属扬州府泰州海陵县。 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两淮盐运司泰州分司，始驻泰州，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移驻东台。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的盐政归其管辖。行政上除伍佑场外，其他六盐场同属于扬州府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稍前，曾将白驹场、刘庄场的管辖权从泰州划归淮安府盐城县。不久，又从盐城县划归扬州府兴化县。 清乾隆元年（1736年）复改属泰州分司，并将白驹场并入草堰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刘庄场也并入草堰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泰州东部析置东台县，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的地方行政改属东台县。白驹场、刘庄场的地方行政则隶属于兴化县。 明国6年（1917年）南通张謇、张察创办“淮南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招南通、海门人来此废灶兴垦，开辟了大丰县东部的广大地区，种植棉花。民国18年（1929年）丁溪、小海、草堰诸场境域行政上均属东台县第九区。白驹、刘庄则属兴化县第六区。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黄桥与国民党顽固派决战后乘胜北上，大丰地区获得解放。 1941年5月将民国政府东台县第九区分为小海区、垦区、西渣区，属东台县民主政府领导。 1941年10月，东台县民主政府于原第九区境设置台北行署（县政权机构的雏形，代替东台县政府行使本地区的行政领导权）。 1942年5月，东台行署辖地由东台县析出改置台北县，隶属于华中局苏中第二分区。 1944年10月，于撤销苏中行政公署第二分区专员公署的同时，撤销台北县，并入东台县，隶属于苏中行政公署第四分区。 1945年11月，恢复台北县建制，隶属于苏皖边区人民政府第一专署。 1949年4月，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1949年5月15日，泰州专员公署成立，台北县隶属于泰州专员公署。 1950年，台北县改隶属于盐城专员公署。 1951年8月，台北县因与台湾省的台北市同名，乃取著名的大丰盐垦公司中的大丰二字，定名大丰县。 1953年1月，苏北、苏南两行政区与南京市合并为江苏省。大丰县隶属于江苏省盐城专区。 1983年3月，盐城建市，大丰县隶属盐城市。 199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大丰县，设立大丰市。
⑤ 张骞1876入了什么幕府
张謇[jiǎn]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科举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孙云锦。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 张謇
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编辑本段生平细述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 张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 张謇（前排右三）与暨南学生合影
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终于来临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 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 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教育为民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
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张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文革墓毁
⑥ 农垦 到底是什么
基本解释
开垦荒地,以便进行农业生产
农垦区
详细解释
农业垦殖。
《盐城史话·盐城沿海废灶兴垦始末》：“ 民国 21年（公元1932年），大丰公司办了两期农垦训练班，培训技术人员数十人，学制二年半。”《新华日报》1991.2.11：“农垦精神，集中表现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基本概念
1.农业垦殖。
农垦，这支农业战线的“国家队”，代表着我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农垦一直在亏损的局面中“煎熬”。新年伊始，农垦战线终于传来了农垦人期待已久的喜报—全年实现盈利13.12亿元，比上年增加 20.71亿元，扭转了连续5年亏损的困难局面。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40亿元，比上年增长8.5％；人均收入达3375元，比上年增长5.6％。
农业部农垦局局长魏克佳告诉记者：“扭亏盈利13亿元，说明农垦经济在战略性调整中终于走出了低谷，探索出了农垦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背后孕育着在农垦新的战略期和新的发展机遇期蓄势待发的一股劲头。”
农垦产业
老树发新芽
近年来，农垦系统突出发展奶牛饲养业，畜牧业产销两旺，全面快速增长。特别是鲜奶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大，对奶牛饲养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呈现出畜牧业投入增加、奶牛饲养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优势更加明显等特点。全系统良种及改良种奶牛57.80万头，比上年同期增长9.77％。乳制品生产和加工业已成为部分垦区重点发展的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上海光明、黑龙江完达山、北京三元、沈阳辉山、天津海河、广州燕塘等一批龙头企业已成为农垦奶业发展的排头兵。
农垦养殖业在努力提高竞争力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陕西的鸵鸟产业已成为垦区的经济亮点；湖南、湖北、广西、河南、山西等垦区的肉猪饲养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水产养殖有了一定的增长，特种水产养殖逐步形成了多品种、规模化的新格局。黑龙江、北京、海南、辽宁、广东、宁夏、甘肃、江苏等垦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呈现了显著的增长态势。目前，农垦系统上市企业已达20多家，这些企业已成为带动农垦经济和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垦改革
“四不像”开始冰雪消融
关于农垦，有一个“四不像”的说法：是农民吧，要入工会；是企业吧，要办社会；是政府吧，要交税；是部队吧，没有军费。
农垦是一个有着1200万人的经济社会系统，由于历史形成的体制上的原因，农垦的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沉重，每年全系统社会负担达60多亿元。农垦企业承担了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性、行政性职能，使企业形成了难以承受的“双重负担”，影响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是垦区长期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各垦区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加大社会职能剥离力度。目前，上海、江苏、浙江、沈阳等垦区企业所办学校已基本移交完毕。广西垦区已有57所学校、 40所医院完成移交或内部分离。河南、山东、青海等垦区的部分农场已将所办的医院、中小学校和公安派出所移交给当地政府统一管理。湖南、湖北等垦区的当地政府在大农场设立了管理区并赋予财税权力，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事务。
“深化企业改革，不仅是剥离负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企业改制步伐，同时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改制企业规范运行。”魏克佳说。
近年来，农垦企业制度现代化明显加快。通过产权改革，各垦区不仅盘活了存量资产，而且走上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快速发展之路。
政策环境
旧“四个一”与新“四个一”
在风景秀丽的海南省，农垦人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小康社会”的目标：“一片承包地，一群鸡鸭鹅，一套房子，一点零花钱。”
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邱国虎说，这“四个一”，早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又提出了新的“四个一”，就是“一份产业，一栋楼房，一笔存款，一辆小车。”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从历史方位的高度评说海南农垦人的小康目标：“一份产业”不仅是家庭产业，而是同农垦相连有竞争力的产业；“一栋楼房”是农垦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一笔存款”不仅是存款，而是筹集社会资金，还是农垦人的社会保障；“一部小车”是农垦人生活和交际方式的改变。
小康目标的实现，须臾离不开农垦政策环境。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结果，就是农垦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几年来，按照整体推进、个别突破的思路，垦区不断加强协调，争取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经过努力，已有65％的在职职工和74％的离退休职工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垦区每年得到养老差额补贴达20亿元；32％的在职职工和28％的离退休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47％的垦区人口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垦区的社会负担。此外，一些垦区在化解由于政策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历史债务方面，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减轻了垦区发展的历史债务包袱。
随着农垦国有经济进一步退出，职工自营经济和其它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产业层次和经营层次都有所提高，为搞活经济、提高效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数字农垦
农垦系统拥有400万职工、1200万人、470多万公顷耕地；
农垦系统每年社会负担达60多亿元；
2002年，全国农垦盈利13.12亿元，扭转了连续5年亏损的局面
⑦ 大丰主要河道以卯酉来命名，有什么缘由
看上去跟开挖的年代有关系
⑧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企业家是谁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在当时对南通的建设已经有很清晰而前卫的规划理念，包括与西方建筑理念相结合的花园城市。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得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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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
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
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⑨ 2022年如东县中考人数
摘要 亲，您好2022年如东县中考人数为6038人，比去年的5024人多了1014人
⑩ 大丰县的追溯历史
大丰县人民的祖先一直从事盐业生产。盐民是劳动人民中最苦的一个阶层，官府压迫，盐商剥削，“小屋数椽，不蔽风雨，脱粟粝饭，不能饱餐”，“烧灼熏蒸，蓬首垢面”，“病疫荒丧，尤不能堪”（见嘉靖《两淮盐法志》）。这样非人的生活，造成他们强烈的反抗性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淮扬治水期间，督工于西团，写成了《西团记》，其中记述了这里的民情：“居民煮盐捕鱼为业，然轻生嗜斗善逋国税”。这种反抗性格早在元末明初张士诚率领的盐民大起义中就有了鲜明的体现。张士诚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其弟等18名盐民起事于草堰场界排头河边的十五里庙。经过14年的征战，取得了南到杭州，北到山东，西到安徽，东到大海的方圆2000余里的地盘，并据平江（苏州）称王，国号大周。尽管张士诚一度向元政府屈膝投降过，并且最后为朱元璋所消灭，但为我国沿海盐民开了反抗封建压迫的先声，削弱了元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导致改朝换代，其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丰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的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有50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有1227名，在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又有89名烈士光荣牺牲。
民国初，张謇来此创办盐垦公司，废灶兴垦，招来通、如、海、启贫农垦荒植棉。其中以海门人为最多。在生产活动中，本地人与海门人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大丰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上，本地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但耕作粗放，生产工具落后。而海门人因故乡人多地少，养成了精耕细作的习惯。在海门人来到之前，大丰西部地区也种有少量棉花，种植方法是在盐分较重，不宜种粮的土地上撒上棉种，待雨水把棉种淋得粘在土上才出苗，然后除除草就行了。而海门人则用条播、点播的方法，出苗后又有间苗、施肥、整枝、摘心等一整套管理措施，所以棉花亩产量大大提高。海门人的植棉技术很快为本地人所接受、应用。再如海门人带来的碗儿锹、拉锹、铁错等工具，设计合理，使用方便，也很快在农区推广。在性格上本地人忠实敦厚，人际关系松散，海门人活泼开朗，注重相互团结。在生活上，本地人节俭简朴，但不善于搞多种经营；而海门人却舍得花钱，也善于搞钱。上述这些各自的优良传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大丰人民特有的性格和风貌。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丰县社会风气良好，群众安居乐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影响，人际关系一度比较紧张，派性斗争时有发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社会秩序趋于安定。1982年，中央发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指示，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经过几年的努力，社会风气逐渐好转。但在此期间，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国家改革、开放之机，进行犯罪活动。1983年，全县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经过3个战役，摧毁了l0多个盗窃团伙，巩固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出现了探索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新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