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姓薛的历史名人有哪些
1999版《辞海》收录薛氏25例，《中国人名大辞典》
收录薛氏224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收录285例。薛姓的历史名人战国时宋国有薛居州；汉代有隐士薛公，又有薛宣，郯人，长安令；隋代有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唐代有名将薛仁贵，龙门人，封平阳郡公，宰相薛元超，著名女诗人薛涛；宋代有宰相薛绍彭，又有薛居正，监修《五代史》；明代有薛王宣，河津人，理学家。
从西汉开始，薛氏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千余年，长盛不衰，历代被封为王、公、侯爵的17人，县伯、子、男爵的5人，任朝廷文官宰相的3人，各部尚书、侍郎、御史的68人；武官任大将军的6人，任将军的9人；地方封疆大吏中任总管、节度使的15人，任州刺吏、郡太守的83人，任州、郡副职文武官员43人。其中著名人物有后魏镇南将军、河东康王薛安都；隋末西秦霸王薛举；唐初四大书画家之一的薛稷，唐右威大将军兼安东都护平阳郡公薛礼（又名薛仁贵），薛礼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军中有“将军三箭定天山之歌”，妇孺皆知。薛礼征东，曾路过枣庄开发区石沟营村，此村即是薛礼路过扎营之地。宋司空《五代史》监修薛居正，宋学者官至大理正的薛季宣；明医学家薛立斋；清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清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薛福成，清刑部尚书薛允升；当代教育家薛迅，政治家薛子正，艺术家薛觉先等人，都是影响较大的薛姓名人。
薛岳
抗日战争的名将，长沙保卫战天炉战法大量杀伤了日军
『贰』 历届北京市副市长名字
徐 冰(1949.1--1949.5) 张友渔(1949.5--1958.8)
吴 晗(1949.11--1966.5)
王昆仑 (1955.2--1966.5)
薛子正 (1955.2--1957.8)
冯基平 (1955.2--1964.9)
程宏毅(1955.2--1965.1)
贾庭三(1955.2--1965.2, 1979.5--1979.12)
乐松生 (1955.2--1966.5)
万 里 (1958.8--1966.5)
王 纯(1960.6--1966.5, 1977.11--1983.3)
赵鹏飞(满族,1960.6--1964.9, 1977.11--1979.12)
赵 凡(1964.9--1966.5)
范 瑾(女, 1964.9--1966.5) 崔月犁(1964.9--1966.5)
牛连壁(1966.6--1967.4)
高 修 (1966.6--1967.4)
杨寿山(1966.6--1967.4, 1973.5--1978.5)
谢北一 (1966.6--1967.4)
杨少桥(1966.6--1967.4)
吴 德(1967.4--1972.5) 郑维山(1967.4--1970.12) 聂元梓(女, 1967.4--1971.1)
温玉成(1968.3--1970.5)
杨俊生(1968.10--1976.10)
吴 忠(1973.5--1977.9) 黄作珍(1973.5--1978.5) 刘绍文(1973.5--1977.11)
丁国钰(1973.5--1977.11) 刘锡昌(1973.5--1977.11) 倪志福(1973.5--1979.12) 谢静宜(女,1973.5--1976.10)
万 里(1973.5--1975.1)
王 磊(1973.5--1977.11, 1977.11--1979.12)
贾 汀(1976.10--1978.5) 徐运北(1976.10--1978.5)
赵俊祯(女,1976.10--1977.11)
郑天翔(1977.11--1978.5)
吴 烈(1977.11--1979.12)
王 宪(1977.11--1979.12)
毛联珏(1977.11--1979.12)
王笑一(1977.11--1983.3)
刘坚夫(1977.11--1983.3)
叶 林 (1977.11--1983.3)
郭献瑞 (1977.11--1983.3)
李立功(1977.11--1979.12)
李巧云(女, 1977.11--1979.12)
白介夫(1979.5--1984.7)
叶子龙(1979.12--1983.3)
雷洁琼(女, 1979.12--1983.3)
陆 禹 (1979.12--1983.3)
苏 展 (1979.12--1983.3)
张 彭 (1979.12--1984.7)
陈希同 (1979.12--1983.3)
安 林(1981.4--1984.7)
韩伯平(1983.3--1988.1)
张百发(1983.3--1998.1)
孙孚凌(1983.3--1988.1)
张健民(满族,1984.8--1993.2) 封明为(1984.8--1988.1)
陈昊苏(1984.8--1987.8) 黄 超(1984.8--1993.2)
吴 仪(女, 1988.1--1991.6) 苏仲祥(1988.1--1993.2)
陆宇澄(1988.1--1998.1)
何鲁丽(女, 1988.1--1996.12)
王宝森(1991.6--1995.4)
李润五(1993.2--1995.11) 胡昭广(1993.2--1998.1) 孟学农(1993.2--2003.1) 段 强(1993.2--1998.1)
金人庆(1995.11--1998.4)
阳安江(1996.1--1998.1) 林文漪(女,1996.11--2003.1)
岳福洪(1997.6--2001.8)
汪光焘(1998.1--2001.11) 刘海燕(1998.1--2003.1)
刘敬民 (1998.1--) 张茅(1998.1--2006.7)
刘淇(1998.5--1999.2)
张福森(1998.5--1999.2)
翟鸿祥(女,1999.3--2007.5) 刘志华(1999.7--2006.6)
孙安民(2003.1--)
范伯元(2003.1--2006.3) 牛有成(2003.1--)
陆 昊(2003.1--)
吉 林(2004.4.20--)
赵凤桐(2006.3.28--)
丁向阳(2006.10--) 陈刚(2006.10--)
『叁』 孙起孟的追忆伟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当时34岁的孙起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等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1948年9月以后，孙起孟受民建中央委托，与章乃器、施复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
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当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孙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并出任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亲身经历了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进入1949年的9月，召开人民政协的锣鼓敲打得越来越紧密了。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开幕词是由毛泽东同志作的。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讲话!我记得，当他讲到‘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表露了中国人民对埋葬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无比高昂情绪。我看见邻座有几位年时较高的代表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使劲地拍掌，我自己也是这样。”
“9月30日夜，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地闭幕了，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全体青年代表们全部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饮。在宴会进行中间，毛主席叫我去找致公党主席陈尤金，说是有事要和他谈。后来听说，是关于人事安排的问题。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人事安排，对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物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这件事做得本来已相当妥善，可是听到陈尤金的一点反映，毛泽东同志还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与他促膝谈心，解决问题。这种赤诚协商的精神和作风确实为后人树立了值得学习再学习的楷模。” “在这个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过量的酒，回到勤政殿办公室已经醉得有点不大清醒了。鉴于齐燕铭经常熬夜，但那晚实在有点支持不下去的样子。估计开国大典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我才建议他去睡个整觉，由我来值班。当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凌晨。倦意加醉意，几乎驱使我进入梦乡。
正在有点朦胧之际，忽然听得有人进屋的轻微声响。猛然抬头一看，周恩来同志已经坐在我的面前。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来同志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此期间，我直接、间接地知道他总是工作在我们之前，休息在我们之后，不眠之夜对他来说是常事，新政协的任何一件比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想不到在这时候，他还是精神抖擞地亲临总值班室来检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来同志不会没发现我的倦态和窘状，但他对我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我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叮嘱我务必检查清楚开会通知是否准时送达每个政府委员的手里，因为看来是细节，但这是建国后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初办没有经验，无论如何出不得差错。他还给我讲了开会时与会同志所乘汽车进入天安门的行驶路线，至今我还有幸保存着当时恩来同志画下的路线图，图上有他亲笔写的‘东掖门’、‘西掖门’字样。记不准是他亲自打电话还是让我通知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奇清同志(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把政府委员的用车事宜安排、检查好。在向我交待了几件事情之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当时在天安门上负责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逐项查问了天安门上有关举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来同志在与子正同志通话时提高了嗓门，语气也十分严厉，要他无论如何把有关工作细节一环一环地检查清楚，不得发生任何纰漏。他还要我转告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李广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一些事情。当他交待检查完事情离开总值班室时，天已经开始发亮，迎来了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0年的发展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而已。斗转星移，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机关的领导大都先后谢世，而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孙起孟对于50年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孙起孟来说，当然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
1954年9月15日，孙起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孙老说:“毛主席的著名论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那个开幕词中讲的。”
大会第一天，选举出了由毛泽东同志等97人组成的主席团；通过了包括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等项议程。下午，主席团推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还决定了包括孙起孟在内的11人为大会副秘书长……
孙老回忆一届人大常委会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相同，79个常委中，40人是中共党员，39人是党外的。周恩来同志解释拟提名人选的情况并作说明时说，名单取得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在主席团扩大会上提出后在小组会讨论。他还说，除了各代表组讨论外，各民主党派自己开会讨论也是允许的……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当时常委会的领导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那时人大工作相当活跃，立法、监督和代表视察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给孙老留下印象较深的就是“人大把统战工作作为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一届人大常委会中，党外各界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那时，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特别重视党外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肆』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是什么呀是谁写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简介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心。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碑身高37.94米。碑座分为两层，四周环有汉白玉栏杆，四面有台阶与天安门广场地面相通。底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为50.44米，南北长61.5米；上层座为方形。承托碑身的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腰部收束，四面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是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百万大军胜利渡长江。浮雕高2米，宽2—6.4米，总长40.68米，共雕刻有170多个人物，形象、概括地表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上层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中国人民所喜爱的菊花、百合花、荷花、牡丹等组成的八个花环。碑心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约110吨的巨石，其正面（北面）刻有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碑心背面（南面）是周恩来题写的碑文。碑身两侧用由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花环浮雕装饰。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偏南部，北面正对天安门，显得十分雄伟壮观。
纪念碑奠基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夕，举国上下都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而欢欣鼓舞。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全体政协委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仪式，并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到1951年，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纳杓品桨负蜕杓菩薷姆桨福ń刂棺詈蠖ò甘惫彩盏?40多件）。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做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周恩来总理书写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还藏有另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原词中删去“纪念碑奠基典礼”几个字，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改后的碑文深邃精辟，气势磅礴，情感深沉，表达出对先烈的敬仰。
（北京档案馆）
纪念碑石料采运资料
纪念碑用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为紫灰色的花岗石，浮雕和栏杆为汉白玉，两层月台面铺着青色花岗石，周围的甬路为橙黄蓊花岗石。石料来自北京房山和山东泰安，其中碑心石出自青岛浮山。
采自青岛浮山的纪念碑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花岗石。石坯长14.4米，宽2.72米，厚3米，重达320吨以上。浮雕石料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筑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用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雄伟壮观、庄严肃穆。
（北京档案馆）
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花絮
整块吊装百吨碑身
1953年春天，在青岛浮山开凿碑心大石料，加工后的净重有103吨，由鞍钢调用起重技术和工具，运往火车站。东北电业管理局调用了90吨的平台，石景山钢铁厂帮助检修了两台起重吊杆，每台可以安全起重50吨、起高40米。整块百吨大石的吊装方法，一度成为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反复研究的项目之一。
毛泽东题字
碑的造型确定以后，毛泽东于1955年6月9日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文。
市政府领导将毛泽东手书真迹交兴建委员会并转交给设计组时，大家欣喜万分，争先恐后一睹领袖真迹。没想到毛泽东共写了两幅，大家被毛泽东流畅的书法艺术所折服。毛泽东的真迹是写在中式宣纸信笺上的，竖行自右向左排列，每个字大小约8至9厘米左右。
要使书写的字迹能符合施工要求，这就需要做选字、放大等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工作。当时决定由解长贺负责此项工作。接受任务后，首先就是确定选用哪一幅的问题。经与有关同志研究，除原作两幅外，还选用两幅中比较完美的字拼成一幅，这样就有了3个方案。随着施工的进展，必须早日选定方案。经领导与有关同志反复研究，并请来书法家魏长青先生参加讨论。魏先生提出，书法是一门艺术，一个字、一个条幅的字体是具有其气韵、笔势和连贯性的，因此不能拆开拼用。最后确定其中的一幅即现在已安装的那一幅。
碑文方案确定后，如何按照碑身尺寸放大成实样就提上了日程。以“永”字为例，碑身上是2.2米高，原作为9.5厘米，即需放大23倍才能符合设计要求。为此，解长贺他们到幻灯社，又到当时北京摄影技术水平较高的大北照相馆与技师共同探讨碑文的放大问题。最终发现，按当时的技术条件要想保证准确无误地放大，他们都不能完成此项任务。一时间字体放大成了难题。
铸字耗金132两
此后碑文实样解决后，以何种笔法镌刻的问题又摆到了面前。按照中国传统，有阳文、阴文和其他多种形式。解长贺他们查阅了多种文史资料，并到北海、颐和园等地做了实地考察，最后总结出还是用阴文为佳。其优点是：容易雕刻，阴文阴影自然形成立体感，同时金字也便于安装。经领导同意，决定采取阴文，并决定笔道呈“V”型。8个大字都做了足尺模型，为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字是纪念碑的主题，要求在施工时必须高标准，要做到万无一失。施工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石工师傅们在北京市第一刻字生产合作社、北京市第一五金生产合作社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雕刻字槽、制作字胎、镏金、安装和压光等多道工序。全部金字共用黄金132两。
碑顶由后辈完成
据当年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的高级建筑工程师解长贺老先生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过程中，碑顶的设计工作曾一度成了难题，焦点主要集中在碑顶的形式上。按当时提出的构想，有人主张在碑顶上设置中国古式宝顶，有人主张设置雕像，也有人主张设置红宝石五角星……意见不统一。
1951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奠基地点上陈列了几个宝顶模型，公开征求群众意见。
为了早日确定碑顶的形式，北京市委领导邀请了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和其他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座谈之后，周总理作出决定，既然碑顶的形式不好统一，就不要宝顶了。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那就让后辈子孙去完成碑顶的造型吧！这样，纪念碑的碑顶就留下了一个约两米见方的平台。可以说纪念碑的造型是个未完成的杰作。
碑向转了180度
关于纪念碑正向朝向的确定，按照中国的传统，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向即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原设计在南面。
在建设过程中有人提出，人们从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应面对纪念碑正面，建议正面应朝北。根据群众意见报请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经过认真的思索后确定，北面为纪念碑正面。这样，纪念碑就旋转了180度，施工过程中“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也就镶嵌在了纪念碑的北面。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小记
在党中央及北京市委领导下成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主任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根据政协第一次会议决议精神，组织了解放后第一次国内大型美术创作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面浮雕创作。经过雕刻家、画家、史学家、建筑家及广大石刻艺人的共同努力，历经六年时间完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第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工程。三十年后此项工程在全国第一次城市雕塑评奖活动中获得最佳作品奖。
1952年下半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部分教师、学生开始为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做准备工作。一方面从北京、曲阳等地请来了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石刻艺人，在美术学院为他们开办了学习班，提高艺术修养，并学习使用点线机及刻划写实性的石雕作品方法：一方面从各地调集人员，组织一些史学家、画家、雕刻家开始探讨、研究。根据政协通过的碑文内容，拟定十面浮雕的题材和内容。经过学习、访问、社会调查等一系列工作，初步提出了十几个主题设计方案，向各界领导及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在刘开渠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反复研讨，重新调整了题材、构图，确定了正面为“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主题，由刘开渠先生主稿；西侧为“抗日游击战”，由张松鹤先生主稿；“八一南昌起义”由萧传玖先生主稿；背后“五卅运动”由王临乙先生主稿；“五四运动”由滑田友先生主稿；“武昌起义”由傅天仇先生主稿；东侧“金田起义”由王丙召先生主稿；“焚烧鸦片”由曾竹韶先生主稿。题材确定后即着手塑造1/4小稿工作，走访各界，搜集形象素材，同时开始对石料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采取了先进行碑座施工，后安装石雕浮雕的方案。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将小稿送市委讨论并报中央批准，还将小稿陈列在北海公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1/2稿的塑造工作。并组织老专家们在国内各大石窟进行参观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资料，翻制大量实物。经过对古今中外许多浮雕进行的分析研究，确定了现今作品的风格，即浮雕人物比例适当，场面宏伟、生动、活泼，表现的内容深刻；与广场其它建筑不仅在色彩上，而且在比例上、体量上均比较协调，成为歌颂英雄、教育人民的很好的形象教材。
在当时的创作过程中，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几个需要统一的问题，即关于画面是否出现具体人物形象问题，是否出现反面人物问题，是否通过暴露敌人的残酷来歌颂英雄的问题，等等。经过上上下下交换意见，最后确立了不出现具体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画面更多的概括表现人民英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形象，不去过多地暴露敌人残酷的一面。至于构图，当时不仅有可供参考的希腊巴底农式表现方式，也有中国礼佛图式的构图方法，更有在当时新出现的苏联大透视的“宣誓”的构图。经过研究讨论，确定了现在的构图方法，它不拘泥于平行构图，每幅构图从内容出发，尽量使其表现充分，注意互相呼应，保持了与建筑的和谐。
先后参加这一创作活动的有数十位同志，根据本人回忆，记述如下，欢迎当年的共事者补充、修正。
领导及主要过程设计负责人有薛子正、贾国聊、梁思成、郑振铎、刘开渠、阮志大、梁思思敬、凌徽因、华克专。
参加筹备和最后完成的雕塑家及青年助手有刘开渠、张松鹤、萧传玖、王临乙、滑田友、傅天仇、王丙召、曾竹韶、刘士铭、邹佩珠、王卓予、王殿臣、谢加声、沈海驹、陈天夏、肖敏、王鹏、陈淑光、吴汝剑、李祯祥、祖文轩、王万景；先学石刻，后作助手的有李唐寿、胡博闻、关玉璋、秦宗一、韦植叶等。
画家有吴作人、古元、艾中信、彦涵、冯法、董希文、李宗津、王琦、王式廓及青年张文新。
当时参加碑身花纹设计的有工艺美术家邱陵、罗天勉，参加花纹雕塑的有张开先、黄少军、周西珍等人。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通过生动的浮雕画面，使人民了解了近百年来人民英雄创造的血与火的历史。浮雕客观地评价了历史，歌颂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永恒的主题。
纪念碑浮雕创作集体，不计报酬，不图名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同时还培养了大批人材，并对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世界五大洲的朋友到中国访问，都要到这座纪念碑前肃立瞻仰，敬献花圈。这个集体先后接待了保加利亚著名雕塑家，苏联著名雕塑大师马尼泽尔，日本画家山口逢春等国际友人的来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附：部分石雕艺人名单
冉景文、刘润芳、王二生、高生元、刘志丰、刘艺民、刘兰星、王胜洁、刘秉杰、曹学静、刘进声、杨志卿、杨志金、刘典术、刘志惠、刘志杰、高玉彦、曹邦玉、刘银奇、刘印登、刘纪银等。 （文·李祯祥）
『伍』 薛子正其人简历
薛子正，多用于中国人名，最为知名者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薛子正（1905—1980），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人；上海大学肄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任团长兼团政委；1936年后，任闽北军区司令员、闽赣军区副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军事组组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晋察冀军政大学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0年7月在北京去世，[1]享年75岁。 http://ke..com/link?url=
『陆』 历史上姓薛的名人有哪些 上姓薛的名人分布
薛姓的历史名人战国时宋国有薛居州；汉代有隐士薛公，又有薛宣，郯人，长安令；隋代有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唐代有名将薛仁贵，龙门人，封平阳郡公，宰相薛元超，著名女诗人薛涛；宋代有宰相薛绍彭，又有薛居正，监修《五代史》；明代有薛王宣，河津人，理学家。
从西汉开始，薛氏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千余年，长盛不衰，历代被封为王、公、侯爵的17人，县伯、子、男爵的5人，任朝廷文官宰相的3人，各部尚书、侍郎、御史的68人；武官任大将军的6人，任将军的9人。
地方封疆大吏中任总管、节度使的15人，任州刺吏、郡太守的83人，任州、郡副职文武官员43人。其中著名人物有后魏镇南将军、河东康王薛安都；隋末西秦霸王薛举。
唐初四大书画家之一的薛稷，唐右威大将军兼安东都护平阳郡公薛礼（又名薛仁贵），薛礼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军中有“将军三箭定天山之歌”，妇孺皆知。薛礼征东，曾路过枣庄开发区石沟营村，此村即是薛礼路过扎营之地。
宋司空《五代史》监修薛居正，宋学者官至大理正的薛季宣；明医学家薛立斋；清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清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薛福成，清刑部尚书薛允升；当代教育家薛迅，政治家薛子正，艺术家薛觉先等人，都是影响较大的薛姓名人。
(6)薛子正扩展阅读：
知名人物
1、薛举
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人，隋大业三年（公元617年）曾与其子仁果举兵，自称西秦霸王，据陇西之地，率众三十万，不久称帝，迁都天水。后其子继位，兵败降唐。
2、薛稷
蒲州汾阴人，唐朝大臣、书画家。曾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善画人物、鸟兽，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他的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唐初四大家”。
3、薛涛
字洪度（770-832），一作宏度，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唐代女诗人，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父早亡，沦为歌妓。善歌舞、工诗词，曾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明人辑有《薛涛诗》。
4、薛温
字尼卿，道衡兄，河东汾阴（今山西宝鼎）人。仕周至燕都太守。宣政元年（五七八）赐爵齐安县子。博览古典，尤善隶书。
5、薛仁贵
薛仁贵 薛礼（614－683年3月24日），字仁贵，汉族，山西绛州龙门修村人（今山西河津市城东十里之遥的修村），唐朝名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道教传其为白虎星君下凡。
随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创造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诸方面在军事、政治上的赫赫功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薛姓
『柒』 薛蛮子的父亲是谁 薛蛮子简历 薛蛮子的儿子图片(3)
薛蛮子的父亲薛子正，1925年参加革命，后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市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曾经协助周恩来在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事务，重庆的著名革命圣地曾家岩的周公馆的碑牌上也有薛蛮子父亲的大名。
『捌』 薛子正是谁
薛子正，多用于中国人名，最为知名者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薛子正（1905—1980），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人；上海大学肄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任团长兼团政委；1936年后，任闽北军区司令员、闽赣军区副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军事组组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晋察冀军政大学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0年7月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
薛子正是一个政治、军事理论家，他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发表过《论运动战》、《论太平洋战局》、《从大陆上击败日本》、《红军英勇战斗的一年》等文章。
1939年，他随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衡阳、衡山一带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上校教官。无论是课堂理论教学，还是野外训练，他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和雷厉风行、纪律严明的教学方法和工作作风，受到学员和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1940年5月，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6年党安排薛子正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任调解处处长、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志揭露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做出卓著的成绩，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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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权威回顾
吴良镛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1951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奠基地点，陈列了三个模型：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小的大模型，另两个是有坡顶及有群像的小模型。图为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资料图片）
1950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项。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197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20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成就——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于《建筑学报》1978年第2期），时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说，可谓“近史钩沉”。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竹韶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2012年3月12日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共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碑建设过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参加薛子正秘书长召开的不定时的工作会议。一、两次会后，莫先生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并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参会。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和雕塑家联系，讨论一些设计细则，不时去参观他们的创作，增长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修养，终身受益，同时我也与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刘开渠先生邀请我参加城市雕塑委员会，其实渊源于此。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共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拾』 我们都知道北京八宝山，那么它是怎么由来的
北京八宝山我们都很了解了，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是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八宝山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海拔最高处为一百多米，八宝山的山势比较低缓，它最早起源于明朝，原名延寿寺，后来改名为褒忠护国寺，是当时明清时期文武百官退休养老的地方后来被征用改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70年代又改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现在又增加了八宝山人民公墓。
其实，关于八宝山的“八宝”，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就是老两口种丝瓜然后被人骗，说要用丝瓜救孩子的命，实则是想拿到山里的宝贝，山里一共有八种宝贝，所以也就叫八宝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