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㈠ 李约瑟难题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

㈡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古代中华文明领先于世，工业革命却在西方爆发，致使近代西方后来居上，这是为什么?

以上便是李约瑟难题。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尚无明确、完整答案。其实，尽管是一道难题，总不至于把人难倒。这样的话，就太小看人类智慧了。答案在《大命共慧》一书中可以找到。下面，将书中解答概括如下:

让东西方人各写一个‘人’字，得到“人”和“MEN”两种。前者象形，后者拼音。象形字靠意念抉择，拼音字由音节合成。意念来自精神，声音源于物质。精神决策，东方文字务虚而成;物质决策，西方文字务实而成。其实，日常生活中，东西方这务虚务实差异何止表现于文字创造。如在健康作为方面，东方中医以实务虚、气功以虚务虚，西方西医以实务实、心理疗法以虚务实。而在社会发展领域，东方擅长自上而下的精神集中;西方擅长自下而上的物质民主。总之，人所在方位不同，其思想观念有别。这里，不同思想观念对应不同时期有不同发展作用。作用不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东西方行为便交替领先。行为交替，便东方古代领先于世，西方近代则后来居上。东方古代领先，究其原因，便是由于其擅长务虚。西方后来居上，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其擅长务实。那么，务虚务实不同这何以能造就人类社会的古今之别呢?人类东西之别，一个从精神到物质，一个由物质去精神。擅长精神作为，东方得事物宏观抽象;擅长物质作为，西方得事物微观具体。宏观抽象强调局部服从整体，故东方人集中意识浓厚;微观具体强调整体依靠局部，故西方人民主观念强烈。这样，当社会矛盾适宜由极权解套，人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当社会矛盾适宜以民主解套，人类西方先进东方落后。当然，两种方法均有不足。克服不足，东西合璧，故人为全球化乃大势所趋。然而，全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达成目标，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这要经历其集权、民主两个精神行为阶段;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这要经历其不足、过剩两个物质行为阶段。试想，东西方都想取得物质繁荣。在奴隶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体行为难与集体抗衡。而集中为东方见长，故谁比谁繁荣不言而喻。可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行为的作用增强，而民主有利于激发个体的劳动热情。于是，工业革命就在西方爆发，进而使西方社会后来居上。以上，我们看到，风水轮流致人类进步。事到如今，东方再度崛起，人类从资本主义跨入了社会主义行为年代。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类物质生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物资丰富。丰富多彩，何必相争?排除了物质相争必要，人为就抵达了其下一个矛盾区域，即面对人与自然的行为冲突。这样一来，人类走社会主义道路便是要在资本主义“繁荣富强”的基础上产生其“繁荣富好”行为状态。社会主义繁荣不为富强而为富好，何谓其好?直到资本主义前期，人类都在因物资不足相互竞争。到了后期产能过剩，致使竞争造成挥霍。人为浪费，自然遭殃。人肥地瘦，且肥的愈肥，瘦的愈瘦，这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是其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课题。事到如今，人类已走过了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行为里程。往后发展，欲适者生存当以强扶弱。以使生产力的提高惠及全人类。与此同时，还要让人类生存状态与自然和睦相处。如此这般，社会主义便取得了其繁荣富好行为状态。以上答题简单为之。作全面、系统了解，需参阅《大命共慧》。

㈢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怎样解答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解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3)李约瑟难题扩展阅读：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㈣ 李约瑟难题解答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文化等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较近，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由来

对“李约瑟难题”追本溯源，我们会得知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相类似的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己经注意到中国科学的“落后问题”。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是继西班牙作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后首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1]利玛窦之后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后问题”的第一人。由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介绍，以及他们关于“中国科学落后问题’的评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波义耳、莱布尼茨、卡悉尼、伏尔泰、奎斯勒、休谟、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都对中国科学技术给予过关注。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时，“落后问题”也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1915年，任鸿隽（1886一1961），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始人，在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文章。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加入了对这问题的讨论。如梁启超和冯友兰都对这类问题发表过意见。

1944年，值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约瑟曾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并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里，李约瑟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谈到“李约瑟难题”时说到，李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总之，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考虑的。

二、中国古代知识产权制度状况

（一）著作权制度

著作权观念在我国产生很早。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典文献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姓名作为名称，剽窃抄袭者受到社会谴责，这说明我国古代文人已意识到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朦胧的著作权利意识。当 然，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没有财产权的内容。

我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凭借口述、手抄方式传播，著作很难成为商品。随着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著作物得以广泛流传，出版商获取到利益。这些商人为了制止他人冒名盗印,开始寻求法律保护。据有关资料，宋代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如南宋咸淳年间，两浙为保护《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的权益而专发榜文。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并“刻板印卖”，这是官府刻书之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以出售为目的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这本书，从而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出版的专有权，这相当于后来欧洲出现的特许制度。这些均可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的萌芽。

从宋代以后，我国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保护作者、编者及出版者的权益，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复制权”的例子很多。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权保护所代替，即没有建立过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二）专利制度

据《韩非子》记载，古代有一个世代以洗染为业的家族研制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从此故事可知，远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有认识，把它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于1859年总管朝政后，在他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具体专利形式的出现则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81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10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5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里的专利权实质上是专营权，与现行专利权的含义是不同的。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12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三）商标制度

商标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志。在自然经济初期即使有的产品上加了一些铭文、年号，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装饰或纪念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出现和发展，有些标记起到了区别产品生产者的作用。从出土的陶体看来，虽然其口沿、底部的符号的意义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与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图像相比，不管从美工技巧，还是从所附部位来说，都不能认为它们具有观赏等意义。相反，此后的历史证明，它们只能作为区别器物所有人、制造人标记的解释。这种只具有区别生产者的单一属性，不具有宣传产品和提供质量保证功能的标记，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商标，但可以说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据先秦《韩非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为我国古代商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唐时期，商品上使用标记也较为普遍。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最早较为完整的商标，是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图文并茂的“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印制“白兔儿”商标的铜版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许多洋货和洋商标。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商标，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三、从产权制度观点见识李约瑟难题解答

上节表明，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萌芽。那么，中国的这种知识产权状况对回答李约瑟难题会给出何种提示？

郑成思先生认为，“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学者，都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进而，郑先生认为，“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在我国。”[3]但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并不代表逻辑意义上的原因和结果。事实上，尽管我国有千年科技领先史，并且最早将活字印刷投入生产实践，但是，我国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4]在这一点上，我国有着和西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同样的、甚至可能还要早的所谓“起点”。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虽然我国有着类似的封建特权，这一封建特权最终并没有转化为“私权”。虽然同时可以认为，在我国“古代‘帝国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权法律“客观”上“保护了某些私权”。[5]

作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演进，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的制度，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下降，鼓励了商品生产和智力的投资。有学者认为，“在诺斯之前，现代史的理论的主流学说对于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引发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科学发现（如牛顿力学的出现）、技术创新、发明浪潮、教育和资本的积累——但这种理论事实上经不起推敲。一个致命的批评是，在14世纪中叶，当时居于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中华帝国无论是在科技水平还是教育和资本积累方面，都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实上，催生西欧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中国。”[6]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史学家提出，中国所以在技术高度积累条件下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主要是中国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而诺斯认为，“一个社会要涌现出企业家阶层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是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支撑企业家阶层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诺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国和荷兰两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专利权和版权制度最先得以创立和发展，其他欧陆国家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也正好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7]

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孕育。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或构成了这一新兴制度赖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这一新兴权利的动力。首先，是新工艺学出现。从15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采用先进技术，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器的社会需求，促使工艺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体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纺织、采矿、冶金和化学等部门中。[8]在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开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义。这些工艺学上的进步为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以保护工业文明为使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是新文化价值观确立。从14到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文艺复兴中提出的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为资产阶级一手将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武器，一手将私权制度作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备。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从霍布斯、米尔顿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洛克的著作阐明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和政权的原则，概括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17世纪关于财产与政权的争议。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欧洲各国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备。最后，是罗马法复兴。自12世纪起，欧洲开始了罗马法复兴的运动。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出：“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订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罗马虽无知识产权制度，但是知识产权与罗马人关于无形财产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论、物体物的转让与侵害的学说，与著作权以至知识产权的财产归属性、公共领域、产权贸易、无形侵害等法律原则与规则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罗马私法的复兴，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制定贡献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总结起来可以说，诺斯对西方近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释对准确回答李约瑟难题提供的启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两个方面。基本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引导我们关注知识生产的传统非正式规约向正式规约演化的历史条件，因为如文中表明的，与科技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并不缺乏非正式的规约。延伸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示范了一个综合从产权、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信仰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这一方案提供的综合由于切实以产权与制度分析为依据，因而解释效力完全不同于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出现的那些关于上述诸方面因素的泛泛综合。

㈤ 李约瑟难题是什么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㈥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106444.htm

㈦ 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你好，编辑本段难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编辑本段解答
世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必然性大于偶然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玛雅文明永远会比旧大陆文明要落后一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于西方，这也同样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能说假设没有满清或者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中国就会先进，而且这种假设也没有必要。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它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必然要落后于西方，那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而西欧是工商业文明。单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明指南针——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纸张——方便朝政——利于统治——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发明火药——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印刷术——方便写书——利于农学传播——发展农业。当然四大发明并不完全为了发展农业，但是看问题要看主体，要看重点，重点即偏向——四大发明主要还是发展了我国的农业。
请看下列例证。
《墨子》书中的数学概念定义的严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维的深度。可惜的是，书中的数学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代欧几里德著的《几何原本》中，涵盖了定义、公式和各种命题，是一部几何学专著。从动机上讲，墨子写书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所有学者们写书的共同目的；欧几里德写书是为总结前人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发展自己的几何学说。在内容上，《墨子》共有十余条命题加定理，而《几何原本》全书总共十三卷，有上百个命题，仅第一卷就有23个定义之多。从两本著作的社会影响来讲，研究《墨子》的学者偏重书中宣扬的社会观，而研究《几何原本》的则是为了学数学。
《周髀算经》还算不上一部数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但其对于勾股定理的描述、运用以及对复杂分数的计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周髀算经》中，作者仅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术》是算学上的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计算方法，包括乘积、比例、乘方、方程等几大类。《九章算术》的成书意在培养人们的计算能力，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虽广，但是其中每一本书都是单就一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的，因而其专业性、目标性很强。阿基米德更是专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单独论述一种学科中的一个小点，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论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阿基米德计算了大量复杂几何图形的各种数值，比如抛物线几何体、圆形、椭圆形体、螺线等等，并在物理学领域总结出了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义的这些图形中，诸如抛物线等形状，中国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别提古代了。古中国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数学集中在丈量土地、计算日程、贸易往来和天文历法等方面，所以在实际测量计算中是不可能出现螺旋形、甚至抛物线的。作个比方吧，弹簧肯定不会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没有打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影响过我们，我们肯定至今都不会使用弹簧。
前面举了物理数学的例子，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域，古代中国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远远少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突破无一不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理论之上的，而一个不善于总结公式的农业社会又怎么有能力自主地跨进近代科技的大门呢？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我们的文字。试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还是用希腊字母方便些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是这么一个定律，我们今天在数学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就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我们独特的、美丽的、伟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说，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毕竟也是普通人发明的，毕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要正视这些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刊物、科学著作中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们不可以固执地为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而去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有悖历史客观发展的。还是那句老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扬长以避短。当然，这扯远了，但这是笔者的一点心声。
回到主题。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了事农以外，并不利于其他如海外贸易之类的行业生存。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围绕农业而生的。中国的一切科学发明、技术创造，无一不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社会上一切脱离生产实际、与农业无关的动作或革新就都被视为无用乃至错误之举。比如明清时期打压行会。古代中国有很多表面上与农业无关的阶层，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实际上也都是间接在为农业而操劳。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古代中国的农业一旦瘫痪，整个国家社会就将彻底崩溃瓦解，这与欧洲是很不同的。
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我们没有什么从技术之中脱颖而出并独立于技术之上的理论、公式。没有一些可以在实践中套用的公式，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独自发展出繁荣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古中国要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地自己发展到近现代社会，那就不是多花个几百几千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27065希望对你有帮助！

㈧ 对“李约瑟难题”的各种解释

1.为什么说固守浓耕经济藩篱会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
2.科举制度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吗？
3.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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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才是应该放在第一个的吧。。。。。

1 农耕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只需要少量生活必须品的交换，所以无法形成统一市场，阻碍了各个地方之间的交流，所以也无法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且农耕经济无法积攒大量剩余财富，导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
2 科举制度一来巩固了农耕经济社会体制，和1一样的原因。二来将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了科举道路上，使得没人关系其他实用学问，阻碍了实用科学的发展，所以也扼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3 李约瑟难题就是说中国古代有丰硕的科技成就，为什么在近代科学上被西方超越了。其实很多人不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问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其前提条件不成立，中国古代的丰硕的科学成就，其实多是实用技术而且缺乏科学精神，所以后来整个社会轻实用而重礼教之后，实用技术还是缓慢发展中的，不过西方科学大发展，自然会赶超上来。

简单说了下，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资料也很多。

㈨ 李约瑟难题的介绍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㈩ “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答案补充 1.2.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在[9]认为，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答案补充 1.2.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的[10]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答案补充 1.2.7 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我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1.3 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3.1 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11]
1.3.2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1.3.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答案补充 1.3.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各种的
钱兆华的[12]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答案补充 1.3.5 数学的不足
我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我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1.3.6 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我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答案补充 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作以下汇总和分类
一、政治，体质，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缺乏持续性发展
3缺乏专利与股份
4缺乏交流与交通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6熵增原理的解释
二、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2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3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4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5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6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三、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3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
4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5数学的不足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2. 对于李约瑟问题本身的质疑和讨论 答案补充 2.1近现代科学的基础
爱因斯坦[13]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从这里我们能都看到爱因斯坦对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的定义，即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
这其实是我们在讨论李约瑟问题时所要注意到的一个前提。
2.2 科学，技术和经验
之前我已经引用了爱因斯坦对于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我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我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