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卡扎菲为何帮阿明对抗坦桑尼亚及奥博特军队的攻击
因为当时卡扎菲跟乌干达是属于盟友。将乌干达的总统阿明是一个极其残暴的独裁者在，但是在当时两个国家是利益相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卡扎菲会帮助乌干达对抗坦桑尼亚以及奥博特军队的攻击。但是卡扎菲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乌干达的总统阿明所带的军队会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眼看坦军形势大好，28个乌干达反对派也正式组成“乌干达全国解放军”，正式加入坦军队伍，组成联军，一路在乌干达境内攻城略地。到了3月，联军已经打到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附近，阿明惊慌失措，不得不寻求盟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支持。卡扎菲答应了阿明的请求，派遣了2500名士兵，带着大量先进的苏式武器，包括T-54和T-55坦克、BTR步兵战车、喀秋莎火箭炮、米格-21战斗机、Tu-22战略轰炸机等。进入乌干达境内。
❷ 中国和坦桑尼亚和修的一条路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的。有什么用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摆脱对受制于南非与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赖，迫切需要另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两国首先寻求西方大国和当时的苏联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但均遭拒绝。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在同中方领导人晤谈时，表达了请求中国援建坦桑至赞比亚的铁路的愿望。中国领导人从支持非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积极发展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表示同意援建这条铁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期间，也同样探询了中国政府对修建坦赞铁路的意见。中方明确表示，只要坦赞两国总统下决心，中国愿意承担投资修建，并强调这是对广大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也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卡翁达总统访华后不久，坦赞两国迅即组成政府代表团来华商谈有关事宜。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该铁路穿越坦赞部分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全线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遂道22座，总延长米8898米；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总面积37.6万平方米。该项目于1968年5月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管理或提供咨询。截止1999年底，累计派出专家近3000人次。
坦赞铁路建成后，成为把坦赞两国连结在一起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保证了赞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这条铁路也为支援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尼雷尔高度评价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 “南南合作的典范”。
❸ 乌坦战争的战争背景
阿明当政乌干达八年，乌干达经济急速下滑，特别是1978年国际咖啡价格的骤降，重创了乌干达经济命脉。而阿明却一直以来穷奢极侈，大力打压反对派和异见人士，屠杀兰芝族（Langi）和阿哥利族（Acholi）平民，施行宗教迫害，军队高层亦腐化严重，导致民不聊生。外界一般认为阿明发动战争是为了转移矛盾视线。
在军队内部，阿明和副总统穆斯特发·阿德里斯（Mustafa Adrisi）的矛盾日益突出。1978年5月，阿德里斯在一场“交通意外”中受重伤，双腿瘫痪。阿明送阿德里斯到开罗治疗，并乘机解除其所有职务。这一举动遭到阿德里斯支持者的严重不满，于是在9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骚乱。阿明派遣军队赶赴北部城镇古卢（Gulu）、东部城镇托罗罗和西南部的恩巴腊腊（Mbarara）镇压，部分军队还越境到坦桑尼亚边境打击反对人士，但是由于军队的散漫和部分坦境内的乌干达反阿明难民加入战斗，乌干达政府军都分别被击退。10月初，阿明在坎帕拉的寓所中遭刺杀，幸而躲在一辆直升机中逃过一劫。阿明于是将军事上的失败都归咎与坦桑尼亚的奥博特和尼雷尔作祟。
10月30日，阿明对坦桑尼亚宣战，下令军队入侵坦桑尼亚的卡盖拉区，阿明还宣称卡盖拉区原本就属于乌干达，声称较早前有1,000辆坦克侵入乌干达，因而其行动完全是自卫还击。
❹ 坦桑尼亚军队当时是怎么教训卡扎菲的军队的
你们想象不到卡扎菲还被坦桑尼亚教训过吧？当时这场战争其实和卡扎菲并没有直接关系，是乌干达的内部政治斗争，最终导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战争，战争耗时八年，卡扎菲也派兵三千出征，结果却铩羽而归。
阿明吃不消，向一向交情不错的卡扎菲求助，可能是双方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因而有些惺惺相惜，所以卡扎菲派出了三千士兵，并派出了大量的武器支援，什么战略轰炸机，火箭炮都有，不过因为坦桑尼亚士兵受到过zhong guo的训练，因此士兵单兵素质不错，利比亚派出2000多人的军队，装备BM-21火箭炮、T-55坦克、BMP-1步兵战车以及米格-21和图-22轰炸机。，但是仍然被卡扎菲的士兵丢盔弃甲，坦桑尼亚士兵一路杀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阿明带着几十个孩子和数个情妇逃离乌干达，投奔了卡扎菲。
❺ 哪位大神能给讲讲1987年乌干达入侵坦桑尼亚然后被坦反打脸的始末
1970年，乌干达强人阿明推翻了与中国和坦桑尼亚友好的奥博特政府。因为政变夺权,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在乌干达迅速开始了他的暴政。大肆屠杀冷吉族人，不顾国家的贫穷，花巨资在首都建立宏伟的清真寺和非洲团结组织会馆，余下的国库内的钱全被他放入了自己的腰包。据统计，在阿明执政期间30万乌干达人被杀害，还有近百万人沦为难民逃到坦桑尼亚。阿明自上台第一天起，就与坦桑尼亚交恶。原因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乌干达前总统奥博特是世交。阿明政变后，奥博特无处可去，尼雷尔容留了奥博特等阿明的反对派。奥博特的武装经常越过坦桑尼亚边境，袭击阿明的军队。
阿明也与我国关系恶化。
中国和坦桑尼亚是传统的友好国家。中国向坦桑尼亚军队派有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坦赞铁路。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关系紧张，也牵连到了中国。1971年7月和8月，阿明制造反华谣言。向中国政府进行攻击。我国外交部对此两次发出抗议。
因为阿明一直挑衅坦桑尼亚，中国的盟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坦桑尼亚，军队实行预备役，平时正规军人民国防军1.5万。乌干达军队则达到2万。乍一看，乌干达军队实力占上峰。实则不然，坦桑尼亚总动员后，兵民、警察和后备役总兵力就达到10万人。而且坦桑尼亚得到英国的资助，用英国的钱从中国和苏联购买武器。苏联武器有米格-21，T-55坦克。中国援助和出售的武器有62式轻型坦克和59式坦克，63式水陆两栖坦克，歼七式战斗机。
乌干达的军队，装备的坦克较杂，有苏联的T-34，还有美国老式的M-4谢尔曼坦克。都是二战的老坦克。乌干达的飞机主要是苏联进口的米格-21。1974年，乌干达和巴解组织劫持一架载有以色列人的法航客机到恩德培机场。结果以特种部队营救人质成功，撤走前摧毁了11架乌干达米格-21和米格-17战斗机，让乌干达空军损失一半。
1978年11月，乌干达参谋总长遭阿明手下行刺，参谋总长侥幸逃生到坦桑尼亚。忠于他的一个装甲团也叛逃到坦桑尼亚。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军事顾问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训练。为他们配属了新的59式坦克。这支部队后来编为”乌干达民族解放联合阵线“，参加了解放乌干达的战争。
阿明大为恼火。为了坦桑尼亚收留叛逃的乌干达装甲团，他下令入侵坦桑尼亚。乌干达军队在坦桑尼亚屠杀了8000边民。
坦桑尼亚军队占领一个乌干达军队的机场，在大部分机场，乌干达空军的米格-17和米格-21都被炸毁。但坦桑尼亚军队和中国顾问在恩德培机场发现了7架完好的乌干达空军的米格-21MF
1978年12月，坦桑尼亚军收复全部国土并打入乌干达境内。
1月，坦桑尼亚军队两路大军击溃乌干达军队进逼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战斗中，坦桑尼亚军队根据中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进攻时，都是炮火进行地毯式炮击，然后步兵跟在坦克和装甲车后推进。为防装甲车被敌军击毁造成车毁人亡，坦桑尼亚军不坐装甲车。而是躲在车后。尽管坦桑尼亚军进展缓慢 但伤亡极少。
乌干达军队则是躲在车中或猬集在车边，往往成为坦桑尼亚军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炮的知靶。
阿明见前线失利。他又造谣说，中国军人参加了坦桑尼亚军队的攻击。还煞有其事地说，已经有一名中国军事顾问的尸体落在了乌干达军队的手中。马上就会在电视上展示。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驳斥了阿明的谣言。
阿明同时向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求助。
利比亚军队共派出了2000多人的军队，他们装备有苏联的”BM-21喀秋莎火箭炮“，T-55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
在乌干达南部的沼泽地带。装备有中国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水陆坦克的坦桑尼亚装甲部队，和装备有苏联T-55坦克和BMP-1装甲车的利比亚军队展开坦克大战。
坦桑尼亚军队的中国水陆坦克更适合于沼泽地和水网密集地区作战。而利军的苏制装甲车和坦克在沼泽地施展不开。结果，利军大败，丢弃全部重武器，逃入恩德培机场和乌干达第二大城市金贾。
坦桑尼亚军趁胜推进，很快在4月占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随着乌干达各地的机场沦陷。利比亚军队与国内的空中通道被断绝。最后被困在乌干达的利军全部在恩德培机场和金贾向坦桑尼亚军投降。
阿明逃到利比亚后，不久与卡扎菲闹翻，他经伊拉克躲入沙特避难。晚年，阿明将从国内卷走的公款全部挥霍一空。穷困撩倒，只好自己买汰烧。2003年病死于沙特吉达。
❻ 中国和非洲之间有什么故事
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到埃塞俄比亚，海地
促进发展的事例更加数不胜数：中国为非洲的发展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低息贷款，每年还大量的减免他们的债务
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万水千山并不能阻断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互访达800多起。迄今，中国已同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会议中国和亚非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争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战士”，到非洲国家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中非建设者们共同用血汗筑就坦赞铁路，到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从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到中非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5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来，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在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支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
50年来，中非双方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征程中携手合作。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实意的帮助。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据非洲国家的优先需要确定项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亿美元，同比增长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在非洲兴办了各类企业800多家，为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现已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在3年前召开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16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50年来，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近90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向非洲47个国家派出了1.5万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陆救死扶伤；为非洲50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共3000多名中国官兵先后前往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成为非洲和平的“守护使者”。50年来，文化交流使中非关系更为丰富多彩，也增进了人民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到2005年底，中国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
大型文化活动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点。“中非文化主题年”活动于200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举办，非洲9个国家的艺术团和8个政府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国也组织了4个艺术团和3个艺术展览赴非洲16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展览，并在其中3个国家举办了中国艺术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50年来，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以及派遣专家等。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非洲国家也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根据中非双方各自情况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和项目形式开始出现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显著。无偿赠送、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技术援助、项目建设、直接建厂、专家指导、劳务服务、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逐渐成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项目援助主体和操作方式逐步分离，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成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角色。中非双方更加重视援助的经济效益、援助在加强双方经贸联系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实现援助综合目标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和巩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术管理指导、优惠贷款提供、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建设、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经贸官员培训、自然灾害紧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内容和加大力度。
与国际援助相比较，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无私真诚，不谋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从不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某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宣扬自身政治价值观，甚至试图主导受援国的内政外交。另外，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在运作模式上以非货币交付援助占主体，而西方国家的援助主要是货币交付援助。实践证明，中国实业、实物、实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于缓解受援国的迫切需要和密切双边经贸关系。还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较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为对方所急需，援助手续也相对简便，非洲受援国家普遍给予好评。自200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等多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在众多场合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赞赏，而对一些西方国家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则颇有微词，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呼吁拒绝这种援助。
“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赞比亚前总统尼雷尔是这样称赞中国人给予他的祖国的援助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学习苏联的援助模式帮助一些友好国家建设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援建的设施中，最为国人熟悉的莫过于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于1968年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正式开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组织施工，铁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泽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困难。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
坦赞铁路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成为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几乎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为非洲人民无私援建的基础设施，许多中国的援建项目已经成为非洲一些国家最壮观辉煌的标志性建筑。
近50年来，中国向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为非洲国家设计并负责建设900多个成套项目，目前已建成700个。中国在非洲的援建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为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1985年至1999年底，中国共培训了来自非洲46个国家的905名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2000年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非洲的技术人员的培训，中方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在华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对非人才培训班，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近7000名。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设立的“非洲能力建设基金”捐资，用于在非洲建设技术援助中心，并在多边技术培训（TCDC）项下开办了近20个专门面向非洲学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对于非洲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包括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高级人才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过培训，在一些非洲国家，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能够说简单中国话的司局级政府官员。
自1995年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后，政府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进一步放宽优惠贷款条件，完善新形势下对非援助机制，包括通过项目合作和技术合作等形式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中国政府不仅增加了对非洲援助总额，而且不断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扩大赠与成分，并利用这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供水、医院等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所提供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大，但是由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中国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间合作方式，资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有些西方国家的专家认为，西方提供的援助数额要超过数倍，才能使援助效果达到中国的水平。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开始减除非洲国家拖欠中国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过去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尽管中国也是净债务国，而且经济建设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方在首届论坛会议上承诺在两年时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困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中方重信守诺，在不到两 年的时间内通过与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的做法，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决心，对于促进其他国家对非洲减债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和非洲远隔千山万水，虽然古代历史上也有郑和船队靠岸索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来双方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共同走过了一段遭受西方国家奴役的历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双方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好感和认同意识。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非洲在经济上与中国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是中国市场多元化、开拓两个市场和利用两种资源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国际政治交往中，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观点相同或相近，是中国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对非工作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和立足点，非洲国家在台湾和人权等众多涉及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国重要支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❼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的与中国关系
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是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东非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是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1964年4月联合组成的。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友谊渊源流长。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两国人民就有了友好往来。在坦噶尼喀独立以前，尼雷尔就致力于增进中坦友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成立，中国政府就与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坦两国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人民都曾遭受过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在长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战斗情谊，尤其是在坦桑尼亚人民希望能够得到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合作，以便更快地建设祖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内也需要大量资金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却无私地、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向年轻的坦桑尼亚提供了无息贷款、合作与技术援助。因此，“相似的历史遭遇以及目前面临的建设自己家园的共同任务把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坦桑尼亚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希望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益处。
尼雷尔总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多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来华访问，中国就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
那是1965年2月17日，当他的总统专机在飘扬着中坦两国国旗的北京首都机场上徐徐降落时，机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乐队高奏坦桑尼亚和中国国歌，礼炮齐鸣21响。尼雷尔总统由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少先队员向全体贵宾献了花。坦桑尼亚贵宾在一片锣鼓声和口号声中绕场一周，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在乘车从机场前往西郊迎宾馆的路上，沿途受到了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
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雷尔总统就亲切地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尼雷尔总统频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尼雷尔第一次中国之行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同意援建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从外交全局、从非洲形势需要、从奠定中非友谊基础出发，作出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援建决策。坦赞铁路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1968年，尼雷尔总统再次访问中国，然而他与中国伟人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74年3月24日。那天，首都北京洋溢着中坦两国人民友谊的热烈气氛。当尼雷尔总统乘坐的专机在一片欢呼中降落时，我国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迎上前去，跟尼雷尔总统热情握手，拥抱，这时，尼雷尔总统第一次认识了这位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个子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的中国副总理。在以后几天访问的日子里，他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又见到了这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地震”而被打倒七年，刚刚复出工作一年多的邓小平。初次见面，邓小平那坚定、稳重以及多年来的革命经历与政治磨难使他炼就出的坦荡胸怀，给尼雷尔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3月22日尼雷尔总统又一次访问中国。促使他第4次来华的主要原因是，自1974年他访问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他在前三次访问中建立了深厚友谊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都相继过世。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尼雷尔总统渴望同中国新领导人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以便更直接地了解中国在新时期采取的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新政策，因为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经验对坦桑尼亚很重要，很实用。24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会见了尼雷尔及其主要随行人员。他们互相握手问候，为再次见面而高兴。邓小平对尼雷尔说：“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以来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尼雷尔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同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随后邓小平向尼雷尔介绍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实行的改革开放新政策。尼雷尔说，听了你的介绍后，我更加了解你们了，我对你们所采取的政策很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在回顾总结过去所走过的路程，从中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选择出好的发展政策。
在这次访问期间，尼雷尔参观了四季青公社。由于那年坦桑尼亚遭受了四十年来未有的大干旱。尼雷尔对公社的水利设施特别感兴趣。他详细地询问了这些水利设施的灌溉情况。他还参观了公社的蔬菜温室和幼儿园，并到社员家里作客。另外他还到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参观了实验工厂、电子计算机实验室等。
这次访问使尼雷尔亲眼看到了中国发生的重大转变，也使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坦桑尼亚人民的情谊不但没有变，反而有增无减。中国政策的变化对尼雷尔震动也很大。回国之后，在他的领导下，坦桑尼亚革命党和政府在认真总结本国经验教训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措施。
1985年8月19日，尼雷尔总统决定再次访问中国，这是他任职二十三年以来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次来北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亲自向我国致谢和告别。他要感谢在他任总统的整个期间，中国政府所给予的持续不断的和慷慨的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历史使他有幸与二十世纪两位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交谈，使他从中获益匪浅。尼雷尔认为，和中国相比，坦桑尼亚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然而，无论是在中国给予坦桑尼亚巨大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中，还是双方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坦桑尼亚政策或损害坦桑尼亚主权和尊严的企图。中国为坦桑尼亚提供的双边援助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没有中国的慷慨援助，就不会有坦赞铁路，没有中国的援助，他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中国帮助他们建立起了最大的水稻农场，中国派遣了成千上万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医务工作者跟坦桑人民并肩战斗，为发展坦桑尼亚工农业生产作出了自己无私的奉献。尼雷尔说，坦桑尼亚感谢中国，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因为中国一贯积极地实际地支持非洲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取得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他非常敬佩中国。
中国人民又一次热情地欢迎了这位为实现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而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坦桑尼亚人民的杰出领袖。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又一次会见了尼雷尔。在交谈中邓小平对尼雷尔说，“1981年你来北京时，我向你介绍了当时我国拨乱反正的情况，现在看来，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做对了，取得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现在正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进行经济改革。通过改革，我们取得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另一件事是把我们的干部队伍搞得更年轻一些，这一步走好了，就更能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对尼雷尔风趣地说：“你们最近也开了一个会议，作出了新的人事安排。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尼雷尔说，“今年10月坦桑尼亚举行大选时，我将辞去总统职务，专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的职务，直到1987年。”邓小平笑着说；“这样做非常高明。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并不多。”尼雷尔说：“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我们的这一做法。”
在尼雷尔谈到国际上对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议论时，邓小平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他还说：“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只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尼雷尔总统说：“我相信你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灵活的办法。”他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强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强大。中国的改革成功了，就可以对国际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诚恳地表示坦桑尼亚人民热切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新经验。
邓小平热情地说：再过三年，中国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总统可以经常来中国看看，作为朋友总是常来常往好。
尼雷尔说：“我辞去总统职务后，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常到中国来，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
从那以后，尼雷尔确实不辞劳苦又多次来到中国，又多次见到邓小平。
1987年4月，身为南方委员会主席的尼雷尔来到北京，在他来访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又会见了他。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尼雷尔向邓小平介绍了南方委员会的工作。邓小平十分赞赏尼雷尔所从事的工作。他说，中国积极支持南方委员会的成立，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尼雷尔说，这个委员会需要第三世界的支持，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在他们谈到南北关系时，邓小平对尼雷尔说，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受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同时，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邓小平认为，“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现在和平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制止战争的力量在增长，制止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第三世界。但是，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是不行的。”尼雷尔赞同邓小平对国际问题的精辟分析。
尼雷尔于1965年2月、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1985年8月、1987年4月、1989年11月、1990年8月、1991年7月和1993年访问中国。1995年9月来北京参加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1996年第十二次访问中国。1997年7月1日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❽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的与世长辞
坦桑尼亚开国元首、前总统尼雷尔于1998年8月被确诊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恶化，于24日住进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治疗。10月14日，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宣布，尼雷尔于当天上午在伦敦逝世，享年77岁。
尼雷尔去世后，姆卡帕总统发表讲话说，坦桑尼亚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镇定，继承尼雷尔的遗志，捍卫祖国的统一。坦桑尼亚总统府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尼雷尔的遗体将运回国内，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尼雷尔的灵柩18日运抵坦桑尼亚，在接受公众瞻仰之后，安葬在其家乡布蒂亚马。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下令全国哀悼30天。
尼雷尔出生在一个酋长家庭，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在英殖民统治下的坦噶尼喀教书，随后投入政坛。1964年，尼雷尔推动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实现统一，建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是坦桑尼亚的国父、南方国家委员会主席，但人们更喜欢亲切地称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为“姆瓦利姆”（老师），这倒不完全因为尼雷尔年轻时当过老师，独立后又长期兼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而是因为他对整个民族作出的独特贡献。
作为国家总统，出门坐车理所当然，但尼雷尔却有徒步下乡的习惯。穿上休闲服，戴上太阳帽，蹬上长筒雨靴，下乡了解民情，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他和农民亲如一家，一起吃饭，晚上同睡在一张牛皮上。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那样的高薪，没有国外存款，1981年获得“第三世界基金奖”10万美元，也全部献出来建了国家图书馆。他没有高级别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里。房子与普通村居没什么两样，摆设和窗帘旧不堪言，刮起风来沙尘飘扬。尼雷尔卸职时政府要给他在老家建一处住宅，也被他严词拒绝。
尼雷尔从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包括某些政策失误。他常常为没把国家带出贫困而自责。但他胸襟坦荡、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品质始终为世人所称道，直到暮年他仍然为国事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进步而奔波。尼雷尔曾长期担任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作为前线国家的坦桑尼亚则成为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的堡垒。
非洲战乱不断，坦桑尼亚却始终保持着少有的和平与稳定，被称为非洲的和平之岛，尼雷尔在其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年富力强时主动让贤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闪光的部分，不仅人民和执政党称他为国父，反对党也称他为国父，这在非洲是罕见的。尼雷尔并不欣赏什么多党制，当坦桑尼亚在西方压力下实行多党制时，尼雷尔警告说：你们愿意多党，我也就不反对了，但有一条，谁把国家搞乱了，我就领着群众上街示威！
尼雷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也正因为如此，大湖地区才推举他作为布隆迪部族冲突国际调解人，以促进布隆迪国内和解。但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讲，要解决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多年恩怨谈何容易！尼雷尔既要苦口婆心地说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尔基金会的名义筹集资金。布隆迪谈判让他心力交瘁，加速了这场疾病的提前爆发。据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医生发现尼雷尔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过多症，根据情况暂无需治疗，但1999年7月举行的关于布隆迪问题的谈判让这位和善的长者颇为窝火。用他的话说谈判是胡搅蛮缠，一片混乱。当晚尼雷尔便发现腰部出现带状疱疹，经查白细胞骤然增多，但他仍坚持参加完阿尔及利亚非洲首脑会议。随后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于8月30日启程去英国就医。
尼雷尔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为加强中坦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重。他曾先后13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访华后都要说，来中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是可信赖的，它的确是在为第三世界国家说话。
作为中坦两国关系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尼雷尔把建立中坦友谊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页。坦桑尼亚是接受中国援建项目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尼雷尔在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前夕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对他在任期间中国援建的项目统统视察了一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尼雷尔满怀感情地回顾说：1965年我去中国访问时谈到希望中国能帮助坦桑尼亚建一个纺织厂，当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后来工厂建成后，我们建议取名为毛泽东纺织厂或周恩来纺织厂，但中国表示没有以人命名的习惯，想来想去就叫友谊纺织厂，这个名字很贴切！我知道那时中国并不富裕，会谈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项目，可刘少奇主席却问我：除了纺织厂，就没有别的了？这时我才提到坦赞铁路。刘少奇主席听了后说：如果需要，我们就干！你们听到了吗？如果需要，我们就干！这个项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当时西方说中国是在纸上谈兵，可事实上中国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国在国外最大的援助项目，这是我们的光荣！20世纪9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有人建议把友谊厂卖掉，尼雷尔闻讯大为光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出卖友谊就是出卖朋友，中坦友谊是不能出卖的！
❾ 寻求名词解释——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出现的一股主要思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基础来源于18世纪中叶，以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改革领袖阿卜杜勒·瓦哈比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及其所领导的瓦哈比运动（即复古主义运动）为主。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宣扬伊斯兰原教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宗教，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完备的思想体系和广泛的生活法典”。伊斯兰的文明和精神价值是永恒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可以解决时代提出的一切问题。穆斯林应珍惜伊斯兰文化遗产和传统并以此来解决各种现实问题。2、主张恢复早期的伊斯兰神权政体，建立公正、圣洁的伊斯兰社会。3、要求采取一切措施，纯洁和净化伊斯兰信仰，确立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的伊斯兰法典至高无上的地位。70年代以来，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主导，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了一场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为主要倾向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穆斯林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斗争手段氛围暴力和和平两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广大穆斯林国家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伊斯兰国家独立的愿望以及穆斯林群众对本国政局动乱、经济困难、贫富悬殊现状的不满；试图从伊斯兰教内部探索新的“伦理、道德价值”，希望借助伊斯兰教古老的教义来解决现代的社会、经济问题，寻求新的出路和思想倾向。
❿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的人物传记
1922年4月13日生于坦噶尼喀大陆马拉省首府穆索马布蒂亚马村扎纳吉部族的酋长家庭。家境贫穷，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进穆索马的教会学校学习，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几年后进入塔波拉唯一的中学，1942年皈依天主教。
1943——1945年在乌干达东非大学马凯雷雷学院（今马凯雷雷大学）就读，读书期间，参加了“天主教忠诚会”，并组建坦噶尼喀学生联合会——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支部。1945年回国后在天主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学院教书三年，组织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塔波拉支部，任书记。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英国殖民地部策划建立的由肯尼亚白人移民占统治地位的东非联邦（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
1949——195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研修经济学和历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尼雷尔经常与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讨论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立志要消灭非洲大陆的殖民制度。与英国工党成员交往，受到他们宣扬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1952年，尼雷尔回国，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圣弗朗西斯学院执教。1953年4月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适应反殖斗争需要的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当选为主席。主张采用非暴力的斗争方式，通过内部自治、分阶段实现民族独立。希冀建立一个非洲人、亚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并存的国家。1955年2月代表坦盟去联合国就独立问题向托管理事会陈述意见。回国后辞去教师职务，周游内地宣传坦盟通过非暴力方式分阶段独立的主张。1956年再次赴联合国作独立请愿讲演，揭露殖民主义残酷掠夺、血腥镇压非洲人民，提出独立要求。
1957年8月作为坦盟代表被英国殖民当局任命为立法议会议员。但四个月后即辞职，以抗议英国迟迟不让坦噶尼喀独立。1958年在东方省重新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60年1月获美国杜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议会的全部席位，尼雷尔受命组成责任政府，1960年9月2日——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长。利用合法权能加紧争取独立的斗争，并赢得亚洲人和欧洲人的谅解与合作，迫使英国允许坦噶尼喀提前独立。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后，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独立，继续任总理。1962年1月22日辞去总理职务，全力从事坦盟的领导工作，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废除英国总督，在97%选民的拥戴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宣布断绝与英国王室的一切联系，英国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国家元首。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发生兵变，要求实现武装部队非洲化（独立后坦军司令官和各级军官仍由英国人担任）和改善待遇，并准备接管政府，这场兵变还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引起连锁反应，震撼东非政局。在尼雷尔的请求下，英国出兵干预，才将东非三国的兵变镇压下去。同时，哗变军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乌合之众，始终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也提不出政治纲领，他们既反对现政府，又不接管政权。而且兵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后，尼雷尔政府对哗变士兵和反对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在兵变期间与哗变者接触，教唆兵变领导人推翻尼雷尔政府和建立一个新政权）的处置采取了慎重和宽大的政策，没有一人被处决，既有利于政局稳定，也提高了尼雷尔的威望。在军事上，尼雷尔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这支无文化的、没有政治思想的军队，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联盟”（即坦盟青年团）成员为核心的新军——人民国防军，使武装部队的组成发生了根性的变化，成为一支由执政党领导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军队，即一支政治化的军队。在军事方面比较彻底地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武装部队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为执政党贯彻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尔利用兵变事件进一步打击反对派力量，消灭了所有存在的反对派，使坦噶尼喀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
1964年4月访问新成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会晤桑给巴尔总统谢赫·阿贝德·阿马尼·卡鲁姆，就两国联合成一个主权国家达成协议。同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当选为联合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长）。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连任总统。1975年建议坦盟与桑给巴尔和本巴非洲-设拉子党（桑给巴尔执政党）合并，以巩固联合、加强统一领导。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坦桑尼亚革命党，尼雷尔当选为革命党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继续当选为党主席。
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着意发展经济，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经济持续增长，政府财政收支年年盈余。1967年2月5日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强调发展农业。将大中型工矿企业、贸易商行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限制民族资本发展，以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和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了联络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铁路、公路系统，实现了公共企事业的非洲化。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一度采取强制措施）乌贾马村，修建学校、饮水和医疗卫生设施。希图通过恢复农村传统社会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树立非洲社会主义的样板，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认识到方针政策有失误，7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发展生产，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重视发展农业，恢复乌贾马村运动以前的农村合作社；调整国营企业、外资、外援等等经济政策。
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未独立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1965年12月为抗议英国庇护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而与之断交。尼雷尔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对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游击战士设立训练营地，为未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提供立足点和办公处所；尽管是联合国宣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还为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慷慨解囊，并中断了向南非提供劳工的协议，蒙受外汇收入减少的损失。奉行不结盟政策，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上倡议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用一个声音同发达国家谈判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1973年被授予“尼赫鲁促进国际理解奖”。1981年获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研究基金会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奖”。1983年在日内瓦领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授予的“南森难民奖”。1984年11月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届首脑会议执行主席，敦促非洲国家利用债务武器，拒绝偿还欠西方国家的贷款。1985年7月获埃塞俄比亚授予的“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民族大勋章”。1986年被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授予塞雷茨·卡马爵士勋章。1987年荣获苏联授予的国际列宁和平奖。1987年12月又获非洲统一组织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非洲解放和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1986年荣获津巴布韦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当选为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经济南方委员会（现改名为南方中心）主席，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间的对话奔忙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1988年被授予约里奥-居里金质和平奖章。1992年被授予国际西蒙·玻利瓦尔奖。1995年12月获“国际甘地和平奖”。
尼雷尔平易近人，有时徒步下乡视察，廉洁奉公，坦桑尼亚人尊称他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语意为“老师”，人们称颂他为“非洲贤人”。为打破总统职务终身制，1984年3月宣布不再担任下届总统，1985年10月恳求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总统权力交给他的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维尼。专任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1990年8月又明智地辞去革命党主席职务，退出国家政治第一线。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尔基金会信托委员会主席。
1999年10月14日，尼雷尔因病情恶化，在英国伦敦逝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