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南京有望重返直辖市吗
我们国家有大大小小660多个城市，为了能够方便区分，我国从经济还有政治划分为了不同等级的城市，其中，从经济上面也就是一二三线城市，我们国家的一线城市不多只有四个，分别是北上广深，而从政治划分也就是每个省份的省会。
南京本身作为直辖市是没有任何人有意义的，毕竟曾经是“六朝古都”，但是奈何当时的江苏并没有一个十分拿得出手的城市作为省会，只好让南京直辖市与江苏省归并，南京也就从直辖市变成了省会。
失去了直辖市名城的南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平平无奇，反倒发展也不曾落下一点，据悉，南京在2019年的生产总值就已经高达1.4万亿元，虽然说不如隔壁的苏州多，但是也排在了全国的第十一位，并且，人均的GDP也已经高达15.28万元，在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省会城市排名第一。
不仅在经济方面，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同样位列全国前列，去过南京的驴友也清楚，南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实施了生活垃圾分类，并且当地人的素质是十分的高，在南京的旅游途中，尤其是当地的地铁，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某些素质十分高的国家。
也因此，在近些年对下一个直辖市的设立话题当中，南京的呼声是最高的，作为曾经的直辖市之一的南京，是完全有能力去成为下一个直辖市的，但是有能力和会不会是两码事，在更多人看来，南京如今的现状是最好的，作为省会的它，既能够做足榜样，也能够带领江苏一起走向繁荣，最为重要的是，即便是要设立第五个直辖市，也不可能是离上海那么近的南京，直辖市，长江经济圈在短时间之内也是不可能会再设立多一个直辖市的了。
Ⅱ “北上广深”为什么变成了“上北深广”
自从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以来，一线城市的位次三年来首次发生变化，北京不再稳占城市榜单的第一位，上海首次超越北京成为最有商业魅力城市。内在的原因是，上海的商业资源聚集度大幅领先于北京，而且北京的城市人活跃度指数也比去年下降了一位；虽然在代表着城市人才吸引力与创新程度的未来可塑性方面，北京依旧排名第一，但是综合整体5个维度，上海以商业魅力指数188.55的优势超过北京的186.62，首次超过了北京排在首位。上海长久保持着中国GDP第一城的位置，也是中国经济头号发动机，但是2017年的GDP数据表明，北京和上海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小了，GDP已经达到了上海的92.92%，而且这个占比基本上是逐年增加。北京抓住了中国科技创新和互联网的机遇，相对于上海的领先项目几乎全为第三产业，特别是在IT、互联网等领域，对于上海完全处于碾压状态。上海的优势是工业基础雄厚，不管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都远超北京40%以上，另外上海在贸易上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最大的海港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的集装箱吞吐量。北京、上海各有所强，各自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下一次也许就会是北京重新超越上海重返第一，未来可能会是相互超越更替的一个状态。深圳的商业魅力指数以0.3的微弱优势超过广州（深圳指数119.97，广州指数119.67），成为榜单的第三名。此次深圳商业魅力指数超过广州可以说并不是太意外，2017年深圳GDP达到22286亿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突破2.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另外截至2016年年底，深圳拥有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PCT专利6万多件，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这一领域表明深圳的未来可塑性比广州更高。广州作为历史名城有着自己的产业基础，作为区域综合性工业制造中心，近20年来，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工业、石油化工一直是广州规模最大的三大支柱产业，在传统行业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但是深圳作为一个创新城市，政府大力支持 IT 高新科技产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深圳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新型产业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并促进经济总量提升，2017年深圳GDP为22286亿元，超过了广州的21500亿元。
Ⅲ 逃离北上广的逃离之难
逃离之后再逃回
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小地方 靠拼爹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Ⅳ Hometown grads return to cities 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
两所学校通信实力都很强，不过华科在全国来说综合名气要大过华工，而华工是在珠三角特有名气，所以在北京上海来说肯定华科有优势，但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
Ⅳ 广州GDP还能重返中国第三位吗
可能性不大。因为不远就是深圳，地理位置上优越性不如。
就像南京不错，但是赶不上上海一样
Ⅵ 90后成返乡置业主力，他们还会重回北上广深吗
还会回去。大部分九零后回老家买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未来是要回老家发展的，所以会提前买房，但是在买房以后他们依然会重新回到北上广工作，因为他们想趁着年轻的时候多赚一些钱。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非常清醒的，虽然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北上广深发展了，但是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未来有一天还是会回到老家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户口落到北上广深，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安家立业，他们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打拼在老了以后回到家乡。每年的房价都有波动，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等房子掉价，他们只想在自己有钱的时候直接交房子的首付或者全款买房。这些年轻人在考虑结婚问题的时候也会很慎重，他们很难在北上广深结婚，所以会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对于还没有结婚的九零后来说，即使买了房子也不会安安稳稳地留在老家，因为他们对未来还充满着梦想，他们还想去大城市多呆几年，感受一下快节奏的生活。
Ⅶ 逃离北上广逃离之难的介绍
逃离之后再逃回 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小地方 靠拼爹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Ⅷ 城市，我曾刻意远离
城市，我曾刻意远离，但最终又回来了
告别之后：他们也都回来了
重返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被迫逃离的人身上，在实现财务自由的主动告别人群中，重返的趋势也同样愈发明显。
那些旅游和回乡创业的人们，同样在经历一开始的兴奋之后，回归平静，最终变成索然无味。
那些搬到近郊别墅的人们，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好：曾经24小时掰着花的生活，现在还要匀出两小时来给交通出行。半夜应酬疲惫不堪却还要开一小时车才能到家，早上出门时间提前，晚上的休息自然不够。最终，花开在门前却没有入眼，草长在庭中但从未踏足。
对于家人来说，生活的不便尤为明显。老人买个菜、妻子逛个街要开大半个小时的车回城，孩子读个好点的补习班也得开车回城市，来来回回，自己、家人都嫌累。曾经期待的安逸，只剩下生活的不便。
逃离变逃回：是趋势更是人性
每一次与“逃离北上广”同样甚嚣尘上的，必定是“逃回北上广”，城市化到逆城市化，再到城市回归趋势，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这是必然要面临的阶段。美国用了40年时间完成了从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城市化的过程，而在今年，我们也已经迈入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里程，再城市化也在不断演进中愈发明显。
当然，，两种趋势，是选择，更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永远是社会性的动物，血液里天生带着好奇、探索的基因，精神上总是对社会价值、存在感、事业有着永不疲惫的追求。逃离，是压力的驱使，是安逸的惰性，但去经历、去创造、去实现才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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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离开北上广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80后，曾经为了飘渺虚无的理想到了深圳。13年初离开深圳时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变大的年龄和漂泊的妻女！事实证明到二线城市无比正确，这6年把深圳时没干成的事都干了，但逝去的青春补不回来了！
Ⅹ 北上广按的地理位置叫的
不是按照地理位置叫的，北上广指的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在中国大陆城市中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相对处于最领先的层次，又被称作一线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还具有繁华、美丽的夜景，极为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
现在还有一个深圳，叫北上广深。2018年最新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沿用了上一年的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并维持了原有的算法框架：一级指数的权重以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打分的方式计入，二级指数以下的数据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以此综合计算得到的结果是，四个一线城市在各自的两个梯次中调换了位置——由“北上广深”变为“上北深广”。15个“新一线”城市的席次也有一些改变，依次是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
自《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以来，一线城市的位次三年来首次发生了变化，北京不再稳占城市榜单的第一位。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与创新程度的未来可塑性指数中，北京依旧排名第一，但北京的城市人活跃度指数却比去年下降了一位。
深圳的商业魅力指数在今年超越了广州，成为榜单的第三名。除了专利数量连年居首，GDP也在2017年突破2万亿元，深圳的城市包容度以及所培育出的创新土壤，使得它持久向上的生长力在中国一线城市梯队中更加突显出来。
在新一线城市中，无锡经过一年的蛰伏重返新一线；重庆、苏州、郑州是位次连续3年上升的3个城市。而东北城市持续衰落，沈阳的排名下降了1位，大连已经跌出新一线城市名单，落到昆明之后的第21位。
越来越多城市都充分意识到，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今年年初，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和武汉等新一线城市都相继出台人才新政，吸引高校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落户。这是一场“人才争夺战”，更是城市发展核心要素的抢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