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南昌大学的哪些专业比较好
作为一名南昌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要说南昌大学什么专业最值得读，那我肯定要推荐临床医学专业了。
南昌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21年，1953年更名为江西医学院，2014年对外冠名为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南昌大学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在海内外建功立业，涌现出了赵白鸽、饶毅、丁健、梅林等一批杰出校友。
南昌大学医学院有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4个，江西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9个，江西省高校高水平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4个，江西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6个，校级独立建制研究院2个。我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还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的新技术，让我们扩宽的视野，接触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欢迎报考南昌大学医学院！
② 王思聪手撕“连花清瘟”，这次你站谁
熟悉王思聪的人都知道，王思聪历来都以快人快语闻名网络，而这一次，王思聪把舆论矛头对准了连花清瘟这款药物，王思聪之所以会质疑连花清瘟，是因为王思聪觉得连花清瘟的药效，存在着过分夸大的情况。
总结
在官方层面，连花清瘟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稳定的，而王思聪等只会逐利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却表达对于莲花清瘟的质疑，很显然这些商人在立场问题上是非常模糊的，如果让这些不站在老百姓角度看事情的商人取得了胜利，那么将会导致老百姓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场景中。
③ 方舟子的涉嫌诈骗
针对方舟子打假基金会的运用，中国民间另一打假人士罗永浩提出质疑：
1.如果没有注册、没有资质的公募基金，就可以到民政部门举报。但方舟子的基金网站上这是由个人发起的捐赠行为，是“资金”而不是“基金”，所以在民政部门的举报会有难度。不过也有律师指出，用于公益目的的资金，如打假是不能由个人发起和收受的，所以这个“资金”也是有问题的。
2.如果打假的钱不是公募基金，那大家捐钱的行为就是个人捐赠。但大家捐赠给了彭律师，彭律师又捐助给方舟子花，那两次转手都需要交很高的个人所得税，我怀疑他们没交税，所以要去税务部门举报。3.发起公募基金或者资金募集时发起人承诺过账目会有监督，但现在方舟子和彭律师拒绝公布账目明细，捐款人有理由据此怀疑方舟子和彭律师搞欺诈，那就可以报警处理。 2015年12月30日，方舟子被央视记者王志安在网上实名曝光其伙同律师涉嫌“诈骗”网友钱财，再陷入非议。
方舟子2010年遭遇袭击事件后，其律师彭剑成立了“安保资金”，吸纳网友捐款，意图保护方舟子。但王志安声称，安保资金成立后，方舟子律师彭剑却从中贪污挪用买车买房。
12月27日，王志安在微博撰写长文，揭方舟子律师彭剑是如何挪用公众捐款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买车的。29日，更是详尽描述了买车的整个过程。
目前，方舟子并没有否认其律师利用“安保资金”买车的事实。
王志安认为方舟子的安保基金涉嫌诈骗有以下几个主要证据：
彭剑在网上多次声称，捐款资金的账户有专人管理，即便是他，动款也并不容易，银行卡，存折由专人管理。但这个不在他手上的的银行卡却神奇般地可以刷卡为自己的私人律所买车。这说明彭剑在捐款账户的管理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在欺骗捐款人。
证据显示，数千名善良网友捐助的安保资金善款，被管理人彭剑直接贪污购车。就是这样一个人，方舟子却一直为其拍胸脯担保背书，说彭剑不会动用安保资金一分钱，动机可疑。
彭剑发起成立安保资金是2010年8月31日，买车日期是9月20日，网友捐款不过二十天。而此时和此后，方舟子和彭剑还在网上不断号召网友们为安保资金捐款，王志安认为这是彭剑和方舟子一口咬定安保资金的支出不能公开的原因
彭剑购买的车开具的是北京市华欢律师事务所的发票。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是私人，所有人是彭剑个人，但这张发票可以抵扣华欢律师事务所应缴纳的税款。彭剑这种行为是否涉嫌有意偷税尚未得到专业人士鉴定。 除了方舟子打假基金，方舟子还运营了另一个基金会，即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
2009年11月16日，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发布通告称，将拿出12万元人民币用于“肖氏手术”受害者诉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虚假宣传纠纷共同诉讼案。
这笔钱是彭剑代表“肖氏手术”受害者提交的，资助用途只限于法院案件受理费、调查取证费用和办案差旅费，并无律师代理费。
根据通告的描述，40位当事人平均案件受理费为2000元、平均调查取证费用300元、平均办案差旅费700元，总金额合计人民币12万元人民币。
基金会还决定“设立‘扶助学术不端受害人专项基金’发起募捐，对上述申请项目分阶段予以资助，第一期资助额3000美元”。
15个月后的2011年2月20日，基金会再次发布一则彭剑提交申请资助的通告。
该笔资金用于资助肖传国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方是民名誉权纠纷案执行阶段方是民赔款项目，用于资助执行阶段的赔款。
这个资助赔偿源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在执行该案时，从方舟子妻子刘菊花的账号中划走了4万元人民币。
按照方舟子在接受CCTV《大家看法》节目采访时的说法，“就是利息还加上执行费。划走了，我们也都不知道。”
而此次彭剑申请基金会的40750.6元人民币资助，就是填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划走刘菊花账上的那笔钱。
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11月14日，此前由10名志愿者在美国筹备了近3个月，初衷是接受海内外捐款用于“科研打假”。
就在方舟子被肖传国控告败诉后，基金会筹备小组也表明，(方是民)方舟子先生及其领导的新语丝网站是中国科技打假的主力军之一，也是主要的受资助方之一。
但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
方舟子随后在其官方博客发布通告表示，基金会只接受来自海外(含香港、澳门、台湾)的捐款，但申请本基金会的资助不受此限。
截至2012年2月9日，基金会共得到捐款79259.36美元，仅2007年2月7日一天就收到香港的6笔1000美元的匿名捐款，其中单笔最大捐款是2008年4月4日的一笔匿名捐款4000美元。
基金会的账目显示，除基金会开张的第一个月外，这几年的捐赠额呈现过四个高峰，分别发生在2007年2-3月，2008年3-4月，2009年底和2010年9-10月。
关注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亦明(原名葛莘)曾对基金会公开表示质疑，在这个基金会获得的300多笔捐赠中，那几笔大额匿名捐赠显得特别刺眼。
亦明认为它们的捐赠日期很蹊跷，因为就在基金会收入跌至谷底的2007年2月初，有6笔来自香港的匿名捐款同日到达。
除了外界的质疑声不断，亦明也批评这个基金会的实质就是洗钱。
从基金会成立开始，基金会一共资助了4个项目，分别是对方舟子的4个诉讼和饶毅的一个诉讼资助。
除上述彭剑单独申请的两个资助项目外，还有他与方舟子共同提交了一笔38108.2元人民币资助申请和邓自闲代表新语丝中华文化社与饶毅提交了11200美元资助申请。
④ 戴非凡的创业实践
怀揣梦想一路前行 创业脚步永不停歇
年仅22岁的他，已有7年创业史。初三开始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先后做过大中专院校招生宣传、推销高考复习资料等，高中毕业时已有存款万余元。进入大学后，先后创立了“百万大学生创业联盟”团队，开办“学子之家”DIY餐厅、烧烤店等。
2011年5月，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2010“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7月被共青团湖北省委授予 “湖北青年创业榜样”称号，8月又被第26届世界大运会执行局、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联合授予“世界大运会校园传播大使”“世界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称号。
网络收录他的名字，媒体记者总能嗅到他的踪迹，两年来，他先后代表湖北大学生、学校赴北京、深圳、香港、澳门、武汉、湖南、陕西等地同全国大学生交流学习。个人事迹被光明网、人民网、湖北日报等全国各级媒体争相报道数十次。
他，就是长江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戴非凡。学建筑，懂媒体，爱实践，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15岁尝试创业：摸爬滚打，高中毕业存款过万
2005年6月，中考结束。想磨炼一下自己的戴非凡，背着父母独自一人赴黄州主动为几所高职院校、中专技校做招生宣传。从业务不熟到背下宣传要点，从不敢开口到在考生和家长面前应答自如。一个暑期，收入逾5千元。 那一年是他第一次挣钱，也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同年春节，当同龄孩子都吵着要父母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他用自己挣来的钱分别给父母买了新衣。“爸妈，我长大了，我可以是你们的依靠了。”
创业信念，自此蓬勃而起。高中阶段，了解到学校周边书店的高考复习资料经常脱销，他就和朋友一起前往武汉图书城批发，带到学校各毕业班级推销，通常是供不应求。每年开学，他还给当地某保险公司做代理。此外，还卖过复读机，摆过地摊、发过传单等。2009年高中毕业时，已有3.5万元存款。
创业经历丰富：创建团队，开办DIY自助餐厅
2009年9月，戴非凡被长江大学录取，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从此，他的梦想，开始更自由地飞翔。
2009年10月，刚在大学里安顿下来的戴非凡，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百万大学生创业联盟”，成员一度多达百余人。创业联盟创立不久，多次开展“创业论坛”，在当地风头甚劲，以致外地高校创业爱好者都主动联系戴非凡，希望他授权建立分团队，很多小型企业也都主动联系团队开展业务往来。然而，“活动开销，需要用自己的钱买单。”入不敷出让他意识到，“没有实体的创业只是空口号。”他说他需要一笔资金，他想做实业。
春节过后，戴非凡退出创业联盟，拿出自己的积蓄与几个高年级同学合伙，开办DIY餐厅，命名为“学子之家”。大学生可以来这个“家”，自己买菜做饭，另设有电视、电脑、棋牌等设施供大家娱乐，收取场地费。由于当代大学生在家很少做饭，大学聚会一般在餐馆、KTV度过，“学子之家”的创意一时间在大学城引发热议。部分当地媒体也纷纷围观此事，称其想法很低碳，既节约了聚会的开支，又可以使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长。
然而，外人不知道的是，店铺虽然开起来了，但是房租水电都得支出，很长一段时间砸钱进去看不到回音。几个月后，合伙人离开的离开，毕业的毕业，最后只剩下戴非凡一个人。甚至有一次社会混混来店内擂肥。一个个不如意都在拷问着他是否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失落的他去拜访了一些创业前辈，最后他选择了坚持，他告诉自己：”创业就要经得住风雨，现在放弃就会将前面的努力付诸东流，坚持也许就是一块试金石”。于是，他又对店子进行装修，加大宣传力度。“很多事只能一个人扛着”。“现在，店子走上正轨，月净入两千余元”。
一次在和顾客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荆州市北京中路地下商城刚建好已经在招租。通过朋友找到了该商业街的“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后，他和几个朋友合计了一下，又有了新的计划：在美食城开一家烧烤店。
门面签完合同后，就遇到很多问题了。父母反对，很多人不理解；到处找加盟的品牌，找联系方式，找门路；忙着办卫生许可证，健康体检；找人装修，找师傅。一切都没有签合同前想得那么简单。最让他难受的是，找住房，找了四天，打了三四十个电话，总算在红门路车站后面找到房子，有三站路，开始每天背着四五十斤的货物去店子，“当着健身吧！”，这样一忙，2010年也就画上了句号。
“实现了高中时给自己定下的心愿，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奖学金和店子的盈利已经够他大学所有的开销，“每个月还能向存折上加一点。”
慧眼巧识商机：出版报纸，大街上叫卖砂锅煲
2010年的寒假，戴非凡发现小区网吧有做夜宵的商机，就和父母“约定”：自己到网吧叫卖砂锅煲所赚的钱归他所有。“上岗”的第一天，他穿着做饭的围裙，走进了汉口堤角小区附近一家网吧。他从一楼走到二楼，又从二楼走到一楼，但怎么也开不了口。眼看吃饭时间就要过了，无奈之下，他学着那些大妈的口吻正式叫卖了。“那天，我卖出了10个砂锅煲”。在网吧叫卖时，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叫他“师傅”，这让他心里很是别扭。但是为了实现再次给父母买新衣、实体创业的心愿，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上午9时起床，次日凌晨3时收摊。腊月二十八那天，戴非凡用自己在网吧叫卖砂锅煲的收入，给父亲买了一条78元的裤子，给母亲买了一条66元的裤子，实现了自己为父母买新衣的愿望。《长江日报》对戴非凡社会实践孝敬父母一事进行了报道，大楚网调查显示2100多名网友中，91%的人都被戴非凡的行为所感动。
2011年7月，戴非凡想到学校周边的各商家很看好开学经济，便想在新生开始的时候策划出版《新生周末》，为商家提供刊登广告宣传服务。在拉广告的日子里，戴非凡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挨家挨户”的跑商家，请他们刊登广告。中午烈日炎炎，没睡好又吃不好的他常常感到犯困，有时坐在商家的沙发上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最后只赚了1600元，”戴非凡说，“但是，我觉得他的价值远不止一万六，编辑出版是我大学两年来学到的知识，这些知识今天变成了现金。”
积累创业资源：深谙媒体，制作个人杂志推销自己
2011年5月，对戴非凡来说是丰收的季节，他先后被第26届世界大运会执行局、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联合授予“世界大运会校园传播大使”“世界大运会注册大学生记者”称号。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2010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为了更好的在世界的舞台发出湖北人的声音，大运之行，戴非凡做了充足的准备。
2011年8月，微博上，广泛传播着一本《非凡青春》的珍藏集，32开全彩铜版纸制作的精美杂志里面，有主人的大幅图片，主人成长中的故事，也有主人获得的荣誉。该珍藏集的主人正是戴非凡。这是他带到深圳大运会上的个人创意名片。
该珍藏集分为“网络：戴非凡”，“非凡人非凡事”，“他与大运会的约定”等7个部分，共16页，详细记述了戴非凡所走的校媒之路以及他的创业历程。“大运会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想借此多结识一些朋友。采访期间，我会把珍藏集赠送给遇到的重要人士，顺便推销一下自己，增加日后就业机会或者为今后创业积累人脉。”戴非凡说，珍藏集共印刷了200本，所需费用近800元均为自己创业所挣。他制作了《非凡青春》，以便更好地在大运会上交流学习。
“记者可以与很多人打交道，扩展人脉。”戴非凡也深谙新闻，对话过新东方董事长总裁俞敏洪、世界著名钢琴家朗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徐文新、中国科学工程院院士饶毅、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员教练等名人大师。两年的学生记者生涯，在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各级媒体发表作品百余篇。是中国（湖北）高校传媒协会带头人之一，成功参与组织过“首届湖北高校媒体高峰论坛”，发起并组织过“2010湖北（荆州）校媒年会”“湖北（荆州）校媒讲坛”等活动。
坚定创业梦想：我正年轻，我一直在路上
戴非凡很欣赏马云，俞敏洪等人的人生创业经历，前人的经验和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他的创业信念。“曾考虑大四注册一家公司。”如今，他改变了主意，“自己没有资金和经验，还需要积淀，我还要去学习。”毕业之后，他想去做企宣，时机成熟后，他将注册自己的公司，更高层次地创业。
2011年8月29日，“湖北省青联第十二届一次全会暨湖北省学联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武汉洪山礼堂开幕。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国生为戴非凡颁发了“中国自强之星”荣誉证书，并鼓励他“发挥青年不怕吃苦敢于奋斗的精神，立足专业勇担责任积极创业报国。”会后，戴非凡还主动向通过创业成功，并成为湖北新首富、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请教大学生创业方面的问题，并赠送给他一本《非凡青春》。
“一个人，一个梦，一个抉择，一个微笑，今天又是有意义的一天。”在戴非凡的床头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话。22岁的他，怀揣着美好的希望、带着满腔的激情，依然走在前进的路上。
⑤ 我为什么要反对转基因
转摘：
开宗明义：
1、粮食安全，是所有政治议题中的核心议题!
2、粮食安全，是天字一号民生议题!
3、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前途、民族复兴、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前途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粮食安全，民族复兴永远是一句口号;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形同湮灭在荒山野岭中的万里长城!
谨以此文，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2016两会参政议政壮行!
大约在2013年10月左右，朋友告诉我，崔永元在微博里揭批骗子方舟子。因我曾被方舟子的粉丝恶意攻击过，其粉丝毁掉了我的创作计划《望字生义》，我对这个打着科学旗号的邪教是深恶痛绝，于是决定学上微博，为打骗子尽一份力。
上得微博来，我发现，崔永元不仅在揭批骗子，也在“反转”。我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转基因”这个词汇，我孤陋寡闻了。非是我的世界不能与时俱进，我实在是那种标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工具书”书虫，中国所有的汉字工具书里，都没有录入“转基因”一词。我不知转基因谓何物，也不知转基因的科学价值，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阐述转基因的科学原理，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学与我人生规划无关的知识，人生苦短。
出于对崔永元人品的信任，我当初也曾转发过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微博，多不作评论，纯粹是因信任而转发。甚至关于农业部幼儿园禁止转基因食品、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禁止转基因食品、农业部新疆有机食品特供基地、省部级领导特供食品都是有机食品等新闻，也引不起我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我觉得也许因为有机食品比转基因食品口感更好，司空见惯的吃点、喝点、微不足道的、寻常的权力腐败而已。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腐败事例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上述“嘴馋”腐败。
真正让我陡起警惕之心的是三件事：
1、东方电视台于2014年2月16日组织崔永元、佟屏亚、顾秀林、柴卫东座谈的转基因节目。节目中，崔永元例举了大量美国采访的转基因资料，特别是柴卫东的反问：“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显示，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高产，你们可以问问挺转人士，他们说的转基因作物更高产，高产的证据在哪里?有一例吗?”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低产，低产为什么还要强行推广呢?
2、崔永元于2014年3月1日发出的美国转基因采访视频《转基因报告：崔永元美国转基因调查记录片》。挺转人士信誓旦旦地说转基因全世界毫无争议(后来逐步修改为“转基因科学界毫无争议”、“转基因主流科学界无争议”)，而崔永元的纪录片明明白白地显示，不仅美国民众和科学界之间有分歧，美国科学界内部分歧也是十分严重。纪录片更是显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未得到实验确认、美国人稀里糊涂地吃了二十年的转基因食物。安全性不明确的食物，挺转人士为何要强行加进我们的饭碗中呢?
3、2014年3月初，反转前辈陈一文老师告诉我，崔永元在2013年8月宣布自费去美国调研转基因后，有人给崔永元开出条件，许诺每年给崔永元2000万元，连续支付十年，总额两亿，条件是放弃去美国调研且从此不谈转基因。此事属实，我已得到崔永元老师的确认。此事给我的刺激非同小可，若非崔永元不贪财，转基因的丑闻怎能大白于天下?一个被中国挺转人士美化到比传统食品更安全、可彻底解决中国粮食缺口问题的转基因食物，为何如此怕崔永元去美国调研呢?他们到底怕什么?
疑问，如磐石一般压得我难以喘息。我隐隐觉得，转基因问题恐远非寻常腐败可比，其内定有天大隐情。
我于是开始细心阅读反转、挺转两方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以崔永元为首的反转方完全正确，以农业部为后台的挺转方恶意造假。转基因争议，不是文科与理科的论战，也不是人文与科学的辩论，这是真实与谎言的较量，更是人与兽的角逐：
一：关于产量
我曾仔细搜索过挺转方关于转基因产量的论述，结果发现所有挺转人士包括转基因网、科学公园网站、果壳网都表述得极其暧昧，没有人敢直言“转基因高产”。只有两个人(姑且称之为人)的表述接近确认：方舟子、饶毅。
方舟子倒也直接，用了三个字：“更高产”，但只敢说过一次。这个言辄以“科学”做遮羞布的网络搜索工作者，除了“更高产”三个字外，用以佐证的“科学”论文和数据一概不提。当反转方索要“更高产”的证据时，他以装死明志。
饶毅2013年10月6日接受凤凰电视台采访，以“转基因可解决人类食品饥荒”为转基因“高产”正名。2015年2月7日，饶毅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再次以“(不推广转基因)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挨饿”痛斥反转人士“误国误民”，我于当日曾写有《为饶毅央视说谎点赞》，责问饶毅为什么说谎?转基因到底是增产还是低产?此文被崔永元转发后，饶毅从此禁声，挺转人士从此集体不提转基因增产话题。
转基因低产，是个不争的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转基因科学家发表过转基因作物增产的实验报告。在转基因低产的事实背景之下，强行推广、违法滥种转基因作物，是违背常理的反智商行为，更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转基因低产，一群挺转败类却强行鼓噪转基因，其后有着怎样的惊人秘密?
二、关于安全性
我宁愿相信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强迫半转基因半传统食物掺着吃许多年了。如果方舟子们所说的“转基因食物比传统食物更安全”是真的，可说明现在的癌症爆发率高企，和转基因食物并无关联，该有多好?
论转基因食物的安全，当分为两部分：转基因食物本身、草甘膦残留。
转基因食物是不是安全，不是大大小小的方是民张开臭嘴一忽悠就可以安全了的，是需要通过安全、可靠的实验来验证的。关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毒理实验，我得到并可确认无误的信息如下：
1、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做过一次为期两年的转基因毒理实验，得出实验小白鼠全部患癌的结果。
2、孟山都等转基因商业公司都做过为期三个月的转基因毒理实验。
3、美国农业部、中国农业部都没做过独立的毒理实验。
4、中国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团队的稻米毒理学实验涉嫌造假，被安徽中医药大学毒理学教授周建理公开举报。
5、中国其他转基因研究团队也有做过转基因毒理实验的，但均是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实验，且无一将实验报告公诸于众。
2015年5月7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转基因作物伴生的农药草甘膦评估为致癌物质。而挺转流氓方舟子认为草甘膦的毒性比食盐还低，另一个为老不尊的败类王大元认为草甘膦毒性比葡萄美酒还低，中国农业部配合美国孟山都拒不提供草甘膦毒理学报告，被北京市民告到法庭上，仍以“商业机密”为由搪塞。
草甘膦是转基因作物必须依傍的伴生农药，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草甘膦残留严重超标，这些大豆以饲料的名义进口，实际上大多转化成大豆制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的饭碗。更不用提我国滥种的转基因大米、转基因小麦、转基因玉米中的草甘膦残留了，不要忘记了，我国是世界上草甘膦生产第一大国!仅草甘膦残留一项，转基因食物已难言安全。更何况，长期的转基因毒理学实验，我国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做过。所有的挺转败类口吻都一致，认为转基因食物无需再做任何毒理学实验，这是一种怎样的“科学”精神?
转基因食物安全吗?让我们如何去相信?
关于转基因，还有滥种的违法犯罪问题。两湖的水稻、东北的大豆、河南的小麦、广西的玉米等等，均以被转基因科学商人转基因了。违反犯罪无人去管，一恶!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田块，四周均有法定隔离带保护非转基因种植田块，而我国的违法滥种并无保护措施，转基因作物的花粉飘离污染了传统作物。二恶!草甘膦的大量使用，使得田鼠减少、麻雀减少、蜜蜂受到严重威胁，爱因斯坦曾预言：“假如蜜蜂消失，人类生存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年了。”草甘膦使得农业益虫受损，三恶!草甘膦还催生大量超级杂草，或使得土地沙化，严重破坏生态。四恶!挺转败类屡屡声称，转基因食物更营养，在传统作物里植入营养素，那是药品不是食品。往老百姓饭碗里强行转入药品，五恶!俄罗斯、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明确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作物的进口，而我国农业部在此背景之下反其道而行之，六恶!转基因作物的始作俑国美国，都在发起转基因作物标识、质疑运动，而我国农业部竟然出台文件阻止食物的转基因成分标识、封杀崔永元。七恶!......
崔永元对中国的转基因推广，有一个精准的定位：中国科学史上的最大丑闻!但对于农业部而言，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泛滥成灾，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头号丑闻!历朝历代，哪怕是先秦之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未曾有过一国任一府院敢拿粮食问题开玩笑的。古人尚知“民以食为天”，开化至今的中国农业部，竟然敢对安全性不明确的转基因食物流入市场而无动于衷，真是亘古未闻!
转基因推广的谎言是如此显而易见，农业部看不见吗?国务院看不见吗?
当初我以为，转基因问题不过是寻常腐败。如今看来，转基因推广的性质恶劣程度，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隐患。我甚至认为，转基因之恶积祸盈，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中央政府和中央政法委正在全力整治的官员贪腐问题。官员贪腐，侵浊的是体制，危害的是法制。而转基因问题，不仅危害体制和法制，更让人恐惧的是，转基因正在威胁到民族之根本、国家之基石!
转基因带来的不是食品安全，而是食品这一大民生议题上的风险。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前途、民族复兴、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前途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粮食安全，民族复兴永远是一句口号;没有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形同湮灭在荒山野岭中的万里长城!
粮食安全，该当是所有政治议题中的重中之重!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有正常主权的国家部门，会完全听命于他国摆布。而我国的农业部，居然完全听命于美国的几个商业公司，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妓女遭遇强奸，也会挣扎几下吧?当转基因科学家全部变成商人，当农业部官员公开为转基因叫卖，当中国的农业系统沦为转基因的话语天下，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当转基因科学界为种子控制权获取利润而努力，当农业部对美国商业公司控制中国转基因种子源视而不见，这个国家，还需要努力建设国防吗?
沉重的话题只需重复一下：转基因正在威胁到民族之根本、国家之基石!
所以，我参与反转!至死不悔。
⑥ 如何评价屠呦呦
屠呦呦因为“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即青蒿素）”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本土科学家终于获得了国人盼望已久的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举国轰动，微博、微信都因此被刷屏，刷来刷去，主要是刷两点，有人把屠呦呦的获奖当成了中医药获得承认，感叹中医药终于走向世界，也有人因为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科研体制。这些感叹、批评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疟疾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它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非常流行，全世界每年有接近4亿人会得疟疾，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抗疟疾的药物因为使用的时间太长了，疟原虫普遍对这些药物产生了抗药性，那么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就变成了一个很迫切的任务；而且那个时候爆发了越南战争，抗疟疾的药物就变成了一种战备必须品。为此，1967年5月23日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的500多名研究人员要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这项工作后来就取了一个代号，叫“523”项目。由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都靠边站了，挑大梁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也参与了“523”项目，担任一个研究小组的组长。
当时确立了几个寻找抗疟疾药物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从中草药当中寻找。各地的研究人员搜集了一万来个民间药方，筛查了五千多种中草药和四万种化合物，结果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是有效的。屠呦呦研究小组也收集到六百多个号称能够用来治疗疟疾的中药药方，对其中的200余种中草药、380种的提取物进行了筛查，通过动物试验，看看这些药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抗疟疾的作用，结果发现都不能抗疟疾。青蒿就是屠呦呦小组研究的众多草药中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发现青蒿的水煎剂不能抑制疟原虫，其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抑制率不高。屠呦呦就提出了用乙醚来提取青蒿里的有效成分，1971年证明了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力居然达到了100%。紧接着屠呦呦小组的其他人很快就分离出了青蒿当中的有效成分，也就是青蒿素。之后云南药物所的研究小组最先用临床试验证明了青蒿素对疟疾患者有疗效。
把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当成中医药获得世界承认，是天大的误会。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误把青蒿素当成了中药。其实青蒿素是从植物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中国药监局给它的是化学药准字号，国外也都认为它是西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麻黄碱、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而且国外早就认可青蒿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已把青蒿素的衍生物列为基本药物清单中。实际上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在诺贝尔奖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诺贝尔奖不是在奖励中药，而是奖励对一种药物的医学研究，最多只能说该研究受到了中药的“启发”。因为青蒿素是在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后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到了中药的“启发”。而其实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中药几乎没有关系。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缺乏植物学知识，经常把相似的植物混用。黄花蒿有时也会被当成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才想到要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其实，我国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对生药的提取有了“水-酒-醚”一整套标准程序，用乙醚提取是常规方法。在屠呦呦之前，其同事已经发现黄花蒿的水煎剂不能抗疟原虫，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尝试乙醚提取物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对学习、研究生药制剂的屠呦呦应该是常识，和《肘后备急方》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个从《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的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600多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当年毛委员在苏区得了疟疾，就是靠让人专门去上海买了奎宁治好的。
所以，借屠呦呦的获奖来力挺中医药，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能借此批评中国科研体制吗？屠呦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似乎在中国很不受重视，获得国外大奖显得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前两无是历史造成的，她那个年龄段的中国大陆科学家都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不该以此说事。她三次评院士评不上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原因是青蒿素是个集体大项目，参与的人众多，院士们对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争议。另一个原因是参与青蒿素研究的很多人都对屠呦呦的学术和学风评价不高，特别是她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例如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甚至会去篡改引用文献的署名。她因此备受其同事、同行诟病，每次选院士都有很多人告状。几年前饶毅写文章论证屠呦呦是青蒿素发现的最关键人物，并组织给她颁发了由葛兰素史克赞助的一个奖，之后屠呦呦的国际荣誉接踵而来，所以饶毅对屠呦呦最终获诺贝尔奖功不可没。在以前，即使国外要奖励青蒿素的发现，也不知道该奖励谁。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搞出来的，屠呦呦在其中做出了关键发现，是主要功臣之一。青蒿素的发现得诺贝尔医学奖没有问题，是否由屠呦呦一人代表那么多参与者获奖会有争议，但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则大可不必。那只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就。我们总不能说那个时候的科研体制比现在还好吧？
没人否认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这说明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其实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说明这种研究新药的方法效率非常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人类已经告别了盲目寻找药物的阶段，现在研发新药的主流是理性设计药物，即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机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出药物，然后据此合成一系列化合物进行筛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研发新药的主流，而不是把财力、人力浪费在期盼奇迹的出现。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不是指导科研方向。千万别因为屠呦呦的获奖就又要像四十多年前那样搞全国会战想再从草药里挖掘重大成果。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对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在自力更生的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卓绝地做出科研成果的表彰，值得为此自豪，但不应做过多的联想。
⑦ 理工科生语文素养堪忧 大学语文该不该开引争议
理工科语文素养堪忧 大学语文该不该开？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药学院副院长贾伟教授在评论张海霞教授提出的语文教育问题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段时间，他评审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项目，其中有个项目他感觉不错，给了高分，但他发现有个评委给了很低的分数，“主要理由竟然是标书内容有多处拼写、语法错误，还有语句重复”。
他说，就这样，“人家一个五年500万美元的项目八成就要泡汤了”。
事实上，理工科学生的语文素养问题在科研界已被讨论过一段时间。
2009年，上海交大教授杨汝清和北京大学[微博]生命科学院原院长饶毅就分别发表过相关文章。饶毅直言，“我的语文差，词不达意的时候不少”，杨汝清则认为，“‘语文’不单是属于文科的，也是理工科的必需”。
南开大学[微博]常务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的陈洪教授指出，目前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是：该不该开？开了开什么？
饶毅认为，当代的理工科大学生不用增加语文教学，中学的就够用了。他对记者指出，“自然科学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再花时间用于学语文可能得不偿失”。
不少人认为，语文教育的重心在中小学[微博]，如果从小没有得到好的语文学习，大学阶段语文教育也起不到太大作用。陈洪不同意这类说法，他觉得大学语文不可替代，他还给大学语文教育喊了两句口号：“大学语文要姓大！”“大学语文要姓文，核心是要好文章！”他指出，大学语文并不是中小学语文的延伸。
此前，苏步青曾表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语文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
李淼是一位热爱写诗的物理学家，他目前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在微博上写诗，最近又开始写故事。“我自己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但到了大学还是把主要的时间放在数学和物理上”。谈到现在理工科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他并不悲观，“不能说他们语言能力差，我觉得主要是缺乏训练，和平时少写有关”。
李淼觉得，“大学语文是很土的课”，“语文课肯定是要有的，应作为选修课，而不是变成必修课，比如说开设为理工科学生量身定制的西方文学、现代文学课程”。
第二个层面，主要是针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具体定位。
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还是培养学生使用语言工具的能力为主，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权重在高校语文教育中一直难以厘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曹文[微博]轩教授曾指，“目前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的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说，“引导多读书，是大学语文的定位，也是这门课的基本功能”，“现代的大学普遍要求能尽快解决读写能力的问题，这不切实际，大学语文的定位不宜太实，不要设计为‘补课’，因为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读写能力，是不切实际的。当然定位也不宜太虚，不笼统讲人文性，如果脱离了‘语文’，以大而化之的人文教育取代语文课，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温儒敏同意“语文基础论”，他认为语文素养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素养，包括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其所体现的学识、文风、情趣等人格涵养。“语文的目标是打好‘三个基础’：为提升综合素养，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陈洪提到，大学语文的最高层次是“优雅的母语教育”，“中国文化的第一载体就是语言文字，对于母语的态度，能够体现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