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歷史書上那個漢冶萍公司是什麼
[編輯本段]漢冶萍公司史話
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因督辦蘆漢鐵路（京漢鐵路），調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緒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蔡錫勇為總辦，廠址選定漢陽龜山山麓，1890年11月動工興建，光緒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緒二十年（1894年）6月投產。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辦」，委盛宣懷督辦漢陽鐵廠，走上「官督商辦」道路，由李維格任總稽查。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派德國技師在大冶附近勘察，發現鐵礦蘊藏豐富並露出地面，於是張之洞購機開采，光緒十七年（1891年）4月開始采礦，光緒十九年（1893年）鐵礦大規模開采，建成大型露天鐵礦大冶鐵礦，為漢陽鐵廠提供原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張之洞與盛宣懷合奏在江西萍鄉安源採煤煉焦，委張贊宸為萍鄉煤礦總局總辦。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懷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申請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並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
盛宣懷接辦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後多次向日商借款，因無力償還，日商的借款後來都變成了投資，宣統三年（1911年）起漢冶萍公司為日商控制，抗日戰爭勝利才由國民政府接收
[編輯本段]漢冶萍公司介紹
(3)對漢冶萍經營失敗原因的探尋
作為公司高層經營管理者的李維格對此問題見解獨到，他強調國家主權與行業標准對漢冶萍的負面影響。他認為任何國家的鋼鐵工業，都經歷了艱難起步到逐漸發展的過程，漢冶萍早期的經營失誤並不可怕，資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為懼，真正阻礙漢冶萍發展的原因是沒有國家的關稅保護和行業生產標准，「漢廠十數年來，坐此兩大原因，日在艱難困苦之中」。[38]
(3)中日合辦漢冶萍問題
辛亥革命後曾有中日合辦漢冶萍之議，後因舉國反對而作罷，但有關該事件的內幕，學術界討論十分熱烈。學界對日本政府借合辦以控制漢冶萍的意圖、日本在整個事件中所起的主導性作用以及盛宣懷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問題的看法沒有太大的分歧。對如何理解「合辦」事件中臨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評介「合辦」過程中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學術界的看法前後有所變化。
]此觀點雖然新穎，但多屬推論，缺乏史料支持，難免被譏為尊者諱。
(4)漢冶萍失敗的原因
漢冶萍公司爐倒火熄的結局，引起幾代學者的思索與探究。1949年以後，學界在認同前人的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礎上，將研究思路的重點放在探討漢冶萍失敗的根本原因上，並基本認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列強的壓制和掠奪，國家的積弱與動盪是漢冶萍失敗的根本原因，[60]但側重點及論證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學者強調日本以債務為手段的侵奪是公司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業關系』的貸款，逐步取得萍鄉煤礦、大冶鐵礦的『採掘權』，進而使『企業管理權歸於本邦之手』」；[61]「日本金融勢力多次利用漢冶萍公司運營資本拮據的困難，想方設法，滲透侵略力量，嚴重損害了公司獨立自主的地位，最後被迫降為日本勢力的附庸而無法自拔。一個經歷了千辛萬苦而已露發展前景的煤鐵聯合企業……反而以日益衰落敗壞作為自己的歷史結局。」[ 還有學者從中日經濟交往及漢冶萍公司產品銷售兩方面強調國家主權與公司經營失敗的關系。
② 江西萍鄉大型企業
萍鄉鋼鐵廠，安源煤礦，
③ 「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中的「漢冶萍」公司
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因督辦蘆漢鐵路（京漢鐵路），調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緒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蔡錫勇為總辦，廠址選定漢陽龜山山麓，1890年11月動工興建，光緒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緒二十年（1894年）6月投產。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辦」，委盛宣懷督辦漢陽鐵廠，走上「官督商辦」道路，由李維格任總稽查。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派德國技師在大冶附近勘察，發現鐵礦蘊藏豐富並露出地面，於是張之洞購機開采，光緒十七年（1891年）4月開始采礦，光緒十九年（1893年）鐵礦大規模開采，建成大型露天鐵礦大冶鐵礦，為漢陽鐵廠提供原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張之洞與盛宣懷合奏在江西萍鄉安源採煤煉焦，委張贊宸為萍鄉煤礦總局總辦。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懷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申請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並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 盛宣懷接辦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後多次向日商借款，因無力償還，日商的借款後來都變成了投資，宣統三年（1911年）起漢冶萍公司為日商控制，抗日戰爭勝利才由國民政府接收 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中專門提出由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什麼看中了漢冶萍公司呢？ 漢冶萍公司全稱「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三部分組成，是中國第一代新式鋼鐵聯合企業。1908年，盛宣懷奏請清政府批准合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而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由於漢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鋼鐵聯合企業，控制該公司實際上等於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業。 漢冶萍公司與日本商人早有貿易往來，並有大量借款，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該公司早有吞並之心。起初，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皆屬官辦，1895年清政府由於財政拮據，允許廠礦官督商辦，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預計招募商股1500萬元，結果只招到100萬元，於是依靠舉借外債來維持和擴建。盛宣懷向日本商人借款最多，1896年第一次借款，1898年開辦萍鄉煤礦又向日商借款，從1902年到1906年向日商借款約300多萬兩白銀（425萬日圓）。1908年三廠合並後，由於招募商股很不順利，又不得不向日商貸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權，但是袁世凱要將公司收歸國有，議不成。從190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漢冶萍公司借外債12次，其中借日本人的有6筆。到1911年。該公司總計用銀3200萬兩，除1000萬兩本金外，其餘2200萬兩都是貸款，日商佔大多數，日商的借款後來都變成了投資。日本商人在與漢冶萍公司借款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條件：借款以廠礦財產和鐵砂為擔保；期限為30年；鐵砂除漢陽鐵廠自用外，應盡先售與日本人；鐵砂售價由雙方議定，不受國際市場影響；日本八幡制鐵所可以預購。日本商人從1908年到1915年每年從大冶鐵礦運走鐵砂6～7萬噸，使漢冶萍公司在1911年實際上已經受制於日商。由於漢冶萍公司與日商聯系密切，盡管中國人民強烈要求廢除《二十一條》，但是該公司被日本商人控制的局面並未改變。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該公司又向日商借債17次，借款總額約3700萬日圓和262萬兩白銀，受日商控制更緊。到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該公司完全被日商所把持，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由國民政府接收，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恢復生產。
麻煩採納，謝謝!
④ 清朝洋務運動中創辦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現在，發展的怎樣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推開中國大門，太平天國風起雲涌引導百姓造反。清政府搖搖欲墜、土崩瓦解之際，一批封建官僚勢力展開了一場浩浩盪盪的洋務運動，主張創辦新式工業，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軍隊，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強。這場運動雖然依舊是在維護清王朝統治，但它的確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創辦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來的全都是世界500強。
寶鋼集團
寶鋼集團實力雄勁，曾經連續13年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名單，是中國第一家入圍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鋼鐵企業。2016年，武鋼集團和寶鋼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了寶武集團。重組後的寶武集團仍然獨領風騷，繼續入圍世界500強企業。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百年風雨早已褪去。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但是它的成果卻以另一種方式保留了下來，發光發熱為國奉獻，生生不息直至永遠。
⑤ 清代洋務運動中創辦的哪幾個公司，現在還有幾個
說起李鴻章，誰都不陌生，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但他在當時的確有著前瞻性的眼光，能夠擔大任、做大事，他所引導進行的洋務運動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延緩了清政府倒台的時間，使落後的清王朝有了一批近代化的工業，促進了經濟、軍事和教育的發展。
洋務運動時期開創了很多個第一，創辦了第一個大型的近現代軍工企業——江南製造總局，創辦了第一個中國的民族航運公司——輪船招商局，還創辦了第一個關於煤礦的中國企業——開平礦務局，此外還創辦了第一個通信公司天津電報總局等，可謂是功不可沒。除了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其他領袖比如曾國藩、張之洞也都創辦了很多軍用和民用企業，比如張之洞的漢陽鐵廠等等。
2019年，《財富》公布了世界500強榜單，招商局集團和旗下的招商銀行強勢入榜，其中招商局集團名列第244位，它的歷史超過了147多年，是500強中的常青樹、不老松。
它旗下的招商銀行連續第八次入圍，並且排在第188位，十分顯眼。此外，招商局旗下還有一個「半路出家」的子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安保險，是在1988年由招商局集團發起而成立的，也是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和招商銀行同源同宗。
漢陽鐵廠的前世今生：中國鋼鐵工業興衰史的見證
漢陽鐵廠的創立並不是李鴻章的功勞，而是由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一手創辦的。1893年的武漢，我國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即漢陽鐵廠正式建成，它的規模在亞洲排名第一，在世界是第二名；它的發展拉開了我國重工業發展的序幕；它的裝備領先於世界，有著「亞洲第一雄廠」之美譽。
當時張之洞准備把鐵廠建立在非常落後的小漁村蔣家墩，但是考慮蔣家墩在江邊但是沒有堤防，如果發了大水那麼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最終把工廠建在了漢陽的龜山腳下。選址確定後，就開始緊鑼密鼓的建設施工了，張之洞自豪的說到，他要建一個亞洲第一的鋼鐵廠，事實證明，他做到了。
後來海戰清政府戰敗，漢陽鐵廠也在不斷虧損，於是清政府決定把鐵廠改為官督商辦，由大清著名商人盛宣懷接管。盛宣懷也很懂得經營之道，在他的科學治理下，使得漢陽鐵廠改頭換面，成為了僅存的洋務運動果實之一，他將鐵廠改造成了近代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鋼鐵股份制的企業，就是大名鼎鼎的漢冶萍公司，改造後公司發展的如火如荼，一掃曾經官辦鐵廠的頹廢之勢。
清政府全面倒台之後，漢冶萍公司完全轉變為了商辦企業。後來日本在「二十一條」提出要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但是國人不會同意，漢冶萍公司的員工不會同意，在老百姓的堅決抵制之下，漢冶萍公司才沒有被日本插手，保住了純正的「中國血統」，由此可見漢冶萍公司在當時的聲譽、能力和利潤有多大。
軍閥混戰時期，北洋政府曾要求將公司收歸國有，遭到了公司的強烈反對，最後只好不了了之。漢冶萍公司逃過了日本人的威脅，逃過了北洋政府的國有化，卻沒有逃過國民政府的魔爪。
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威逼利誘，用兵工廠接收了漢冶萍公司。抗戰勝利後，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漢冶萍公司徹底走上了末路，被國民政府撤銷，成立了華中鋼鐵有限公司，於是漢冶萍公司又被華中鋼鐵公司取代了。
新中國成立後，在當年張之洞改棄的蔣家墩上興建的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是「武漢鋼鐵公司」。這家企業依舊以漢陽鐵廠為源頭，依舊傳承著漢陽鐵廠人不懈奮斗的精神，它的建設還承載著新中國的「鋼鐵夢」。
寶鋼集團實力雄勁，曾經連續13年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名單，是中國第一家入圍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鋼鐵企業。2016年，武鋼集團和寶鋼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了寶武集團。重組後的寶武集團仍然獨領風騷，繼續入圍世界500強企業。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百年風雨早已褪去。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但是它的成果卻以另一種方式保留了下來，發光發熱為國奉獻，生生不息直至永遠。
⑥ 當時洋務運動中創辦的企業，現在還有哪些呢
洋務運動是清朝的一次自強自救運動，晚清時期，由於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這讓大清遠遠落後於西方各國。同時，西方列強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大清國門，並逼迫大清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這讓大清成了供西方列強謀取利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面對國家的災難，不少有識之士開始覺醒，他們開始“睜眼看世界”，並想通過“師以夷長技以制夷”，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讓大清變富變強，所以大清從上到下開始了一場“洋務運動”。
⑦ 漢冶萍公司的社會評價
1949年以前，有關漢冶萍的文章數量不少，大致包括三種類型。一類是由公司的經營管理者撰寫，其中既有向社會介紹、宣傳漢冶萍經營隋況，意在提高企業知名度的宣傳性文章，也有對漢冶萍的經營得失進行反思、總結的理性之論。前者有漢冶萍公司自編的《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圖說》、《漢冶萍公司商辦歷史》；後者有李維格編著的《漢陽鐵廠調查本末》（清光緒年間刊印），內附李維格撰《出洋采辦機器稟》、《出洋采辦費用明細》以及張贊宸撰《萍鄉煤礦調查情形》）、《中國鋼鐵實業之將來》①，葉景葵撰《述漢冶萍產生之歷史》②等。第二類是關注中國工礦實業發展的有識之士（包括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料及調查所得，從不同角度撰文探討漢冶萍問題。舉其要者，有顧琅的《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上海商務1916年）、周澤南的《漢冶萍公司之內容》③、梁宗鼎《中國礦業參觀記》④、吳景超的《漢冶萍公司的覆轍》⑤、樵梅友的《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與漢冶萍的危機》⑥、胡庶華的《整理漢冶萍公司的意見書》和《再論漢冶萍公司的整理》⑦等等。第三類是一些擔心漢冶萍對中國乃至世界煤鐵市場發生影響從而損害自身利益的各國領事及其他外籍人員，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向西方世界傳遞有關漢冶萍的信息，希望引起西方鋼鐵界的重視。外籍人士專論漢冶萍的文章主要有：西澤（日）的《大冶鐵礦歷史談》⑧、馬而根（美）的《中國漢陽鋼鐵廠煤焦鐵礦制綱記略》⑨、（俟名）《論漢陽鐵廠裝運鋼鐵出口將為歐美二洲實在之中國黃禍》⑩等。此外一些通論性著作，如丁格蘭（美）的《中國鐵礦志》（1923年）、《中國鐵礦及鋼鐵工業》（1933年）、雷麥（美）的《外人在華投資》（1933年）等也有相當篇幅涉及漢冶萍。 1949年以前對漢冶萍歷史沿革的介紹較為簡單，主要圍繞漢冶萍的總體發展歷史、漢冶萍旗下各廠礦的發展史以及生產規模的發展與變遷等幾方面展開。
對於漢冶萍整體歷史發展演變的過程，時人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根據其所有權的更迭、經營管理的特點、生產條件的改善，將漢冶萍從創始到發展成煤鐵廠礦聯合公司的歷程分為「官辦、官督商辦、商辦」三個時期。「始為國有，繼為國與商共有，再為公司之所有。」⑾「官辦時期，創辦漢陽鐵廠。規模宏大、交通便利，然無上等煤焦以化鐵。遂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奏交盛宣懷招商承辦。官督商辦時期，自行開采萍礦，化鐵爐增加一座，煉鋼爐已造成五座，至用人行政悉本奏案辦理，均歸湖廣總督節制。商辦時期，迄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呈部注冊，遵照奏定商律辦理。」⑿此說對1908年以前漢冶萍公司歷史發展的分期簡捷而准確，學術界至今一直沿用此說，但對於辛亥革命以後漢冶萍的歷史則未予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人們對漢冶萍從官辦到官督商辦的原因認識也較為一致，大都認為是由於官力無以為繼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官力實在不繼，遂交盛公宣懷招商承辦」⒀；「心力交瘁、力不能繼，遂於光緒二十二年奏交盛宣懷招商承」⒁；「廠中……無煤可用、無鐵可煉，靡費又不知凡幾，官力斷斷不支，於是有招商承辦之議」⒂「溯自設廠以來，……歷時六七載，而鋼鐵之出品毫無，戶部詰責備至，於是有招商承辦之議」⒃；「漢冶萍公司，其初原屬官辦，嗣因營業蕭條、資本不繼，改為官督商辦」⒄。但對於漢冶萍的商辦、漢冶萍公司組建的原因則少有論及。
關於漢冶萍三大主要企業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創辦緣由及時間，一般認為，漢陽鐵廠於光緒十七年由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光緒二十二年由盛宣懷招商接辦，光緒三十四年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聯合，遵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之例，呈准農工商部注冊⒅。大冶鐵礦，由盛宣懷於光緒元年勘得⒆。萍煤采辦運濟鐵廠始於光緒十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由張之洞、盛宣懷合同奏准仿用西法，購買機器大舉開采，由張贊宸總辦其事。⒇
此外，對於各廠歷年出產情況也有不少人進行了統計。如大冶鐵礦的生產被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光緒年間，產品專供漢陽鐵廠自用，產量每年約10餘萬噸；第2期從宣統元年到民國9年，產品除供漢廠自用外，並遠銷日本，年產量由30萬噸增至80萬噸；第3期從民12至今（即1935年），由於漢冶兩鐵廠於民11相繼停工，國內對鋼鐵產品所用無多，產品專供日本，年產量維持在30萬噸以上。」[21]《中國之礦源及礦物》對漢陽鐵廠自1912年至1919年歷年產鋼數量進行了統計[22]；李維格對漢陽鐵廠自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元年歷年產量和耗能量進行了統計，截止宣統元年，基本達到煉鐵1噸，用炭亦1噸的能耗比。[23] 對漢冶萍經營情況的評價以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辛亥革命以前多正面肯定其未來的經濟效益及其在中國鋼鐵工業史上的意義，辛亥革命以後，則以批評、責難其經營管理上的失誤與失策為多。
辛亥革命以前，由於漢冶萍尚在發展變化之中，加上國人受「非鋼鐵不足以立國」思想的影響，自然對中國第一家煤鐵廠礦企業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首先，經營管理者肯定它有很高的經濟效益，可以挽回利權抵制洋貨。「自漢鐵暢行後，查閱海關造冊進口表，1906年，進口鐵106613擔，1907年驟縮至51614擔。可謂漢鐵抵制洋鐵之明效大驗」[24]。「不獨上海翻砂廠全用漢陽生鐵已無外鐵進口。且日本與美國太平洋一帶，亦喜用漢陽生鐵，每年出口於日本者為數尤巨。」[25]「今日漢冶萍三大業，即中國挽回利權抵制洋貨之根本也」[26]。「京漢路軌除廬保一段外，二千餘里，皆屬漢廠自造。雖不免虧折，數年之間得軌價四百數十萬。煉成一班工匠」[27]。以上褒溢之詞，雖不免有誇張的成份，但也反映了漢冶萍業務發展最好時的經營狀況，表明了時人對漢冶萍所寄予的期望。其二，部分研究者將它視為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起點。「夫中國數百年前即知冶煉鋼鐵，然墨守成規，數百年之中一無進步。世界需要用品，更無從應付。至今時方知仿照新法，煉鐵煉鋼，是漢廠歷史，即中國鋼鐵歷史起點」[28]。「漢陽鋼鐵廠為中國新法采鐵煉鐵之先導」。[29]其三，一些關注漢冶萍的外國人對漢冶萍的建設規模、產品質量、未來的發展前景給予了高度評價和預期。英國駐漢領事稱漢陽鐵廠「煙囪凸起，插入雲霄，屋脊縱橫，蓋於平野，化鐵爐之雄傑、碾軌機之森嚴，氣聲隆隆，錘聲叮叮，觸於眼簾、轟於耳鼓者，是為中華二十世紀雄廠耶。」[30]美國人馬而根介紹漢廠鋼鐵產品「所拉之軌，百分中有瑕疵者，惟五分而已。」[31]同時他們都預言漢冶萍有可能成為列強的威脅，「漢陽鐵廠之崛起於中國，大有振衣千仞一覽眾山之勢……中華鐵市將不脛而走各洋面，必與英美兩邦角勝於世界之商場，……此種之黃禍較之強兵勁旅，蹂躪老贏之軍隊，尢可慮也。」[32]1909年上海《時報》譯《泰晤士報》的文章稱：「（漢陽鐵廠）生鐵一日之間已製成鋼，製成鋼後又成種種鋼貨。中國現在誠如日本，為鋼鐵世界之大競爭家。……思之殊無法足阻中國漸進為鋼鐵大國耳。」[33]
辛亥革命以後，漢冶萍多年來積累的各種問題積重難返，以致經營難以為繼。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漢陽、大冶二處鋼鐵廠先後停工，人們早年對它所寄予的期望化為泡影，於是批評與責難之聲漸起。「自開辦至民國元年，16年間，既無統籌全局之計劃，又無專門知識之人才，用款至3600萬兩之多，前後所籌股本不及千萬，皆向外國銀行押借而來，目前債台高築，岌岌不可終日。」[34] 民國以後，面對漢冶萍「竭蹶復竭蹶，失敗復失敗」的經營局面，出現了一批對漢冶萍失敗原因進行理性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
多數研究者將漢冶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內部經營管理不善和國內局勢動盪。曾述啟在1914年的調查報告中將漢冶萍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地勢失敗（指鐵廠選址漢陽，距礦地
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用人失敗、經營失敗、組織失敗、際遇失敗」[35]。《漢冶萍公司紀略》認為漢冶萍公司無良好結果的原因在於「（一）辦理不得其法；（二）弊端甚大，廠礦人員無不舞弊者，董事無論矣；（三）前期鐵價低廉，且受日本牽制，今漲價所加有限。」[36]吳景超則認為漢冶萍失敗的原因在於「計劃不周、用人不當、管理不善、環境不良」。[37]顯然，三者都將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公司主觀方面。對客觀原因的分析如「際遇失敗」、「環境不良」主要指「內亂時時發生」的國內社會秩序以及當時各級執政當局「補助是少有的，而誅求卻無厭」。所論有一定根據也有一定道理，但其偏頗之處也顯而易見。
作為公司高層經營管理者的李維格對此問題見解獨到，他強調國家主權與行業標准對漢冶萍的負面影響。他認為任何國家的鋼鐵工業，都經歷了艱難起步到逐漸發展的過程，漢冶萍早期的經營失誤並不可怕，資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為懼，真正阻礙漢冶萍發展的原因是沒有國家的關稅保護和行業生產標准，「漢廠十數年來，坐此兩大原因，日在艱難困苦之中」。[38]
只有極少數人看到了帝國主義侵略與漢冶萍失敗之間的聯系，樵梅友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漢冶萍危機》一文中指出漢冶萍失敗原因是「辦理不善所至，兵事行動亦不能辭其咎……還有帝國主義侵略手段的辣而且毒」[39]
李維格、樵梅友二人一個看到了鋼鐵工業發展過程中國家主權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個注意到列強對中國近代工業的壓制，這在當時是最有見地的，但他們都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而未能進行深入的實證性的研究。 對於公司所借日債，社會公眾與公司管理者的反應迥然不同，這是由於他們各自思考問題的角度與立場不同決定的。
社會公眾對公司所借日債倍加關注，少數人單純注意公司資產負債比必將影響公司經營成本，[40]多數人從保護廠礦利權的角度看待公司所借日債，強調所借日債造成的利權損失。「是漢冶萍三廠，雖名系中國，實為日人也。三十年後，機器損壞，礦產告盡，中國之利權絲毫俱無。」[41]「日本所訂之借款合同，多方受其挾制，並須聘請日人為高等顧問，豈獨權利損失，即國際交涉上，將來亦難免不受其影響。」[42]此論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日本企圖通過借款控制漢冶萍的真實目的，在列強想盡一切辦法染指中國利權的歷史背景下，對於喚起更多民眾關心、支持民族企業，抗擊外國經濟侵略有著重要意義。但對於如何解決公司財政危機、謀求公司長遠發展卻並未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公司內部的主要管理者，從維持公司運轉、擴大生產規模以圖他日獲利的立場出發，認為只要注意借款策略，舉借外債是公司經營的「激進之策」。李維格1905年就說過「官款難籌，商本難集，舍此實無他策，」[43]。盛宣懷也認為盡管借債「固犯清議之忌，然試問中華今日上下財力，舍此恐必束手，吾不敢謂借款為上策，但勝於無策，但看如何借法。」[44]在資本嚴重潰乏以至於生產無以為繼而國內官款商本都無從籌集的背景下，在公司要麼停產倒閉、前期投入和努力全部付諸東流，要麼舉借外債或有振興之可能的現實情形中，企業管理者的這種認識是有理由的。如果能真正做到「權由我操」，舉借外債也是可以避免利權喪失的。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只能是一廂情願。
簡言之，在這一研究階段，盡管許多文章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著，但所涉及的都是重要問題，社會影響較大，反映了時人對漢冶萍問題的基本看法，是後人深入研究漢冶萍的基礎，其中的某些觀點和結論至今仍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⑧ 吳蘊初的個人簡歷
1891年9月29日 出生於上海市嘉定縣。
1911年 畢業於上海兵工學堂，主讀化學。
1913年 在漢口漢冶萍公司任漢陽鐵廠化驗師。
1916年 在漢口漢陽鐵廠任磚廠廠長。後在漢陽兵工廠任理化課課長及制葯課(制炸葯)課長。
1919年 在漢口任燮昌火柴廠工程師兼廠長。
1920年 在上海創辦熾昌牛皮膠廠任廠長。
1923年 成立天廚味精公司，任經理、技師。
1928年 當選為中華化學工業會副理事長。
1929年 成立上海天原電化廠股份有限公司，任總經理。
1939年，遷工廠赴重慶發展實業，任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和經濟部計劃委員會委員；被公推為中華工業協會理事長、遷川工廠聯合會副理事長。
1949年 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委員、上海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上海市化工原料工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
1953年 被選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副主任委員。
1953年10月15日 病逝於上海。
⑨ 大冶鐵礦對漢冶萍的意義..對大清朝的意義...寫論文 越具體越好....
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因督辦蘆漢鐵路（京漢鐵路），調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緒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蔡錫勇為總辦，廠址選定漢陽龜山山麓，1890年11月動工興建，光緒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緒二十年（1894年）6月投產。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辦」，委盛宣懷督辦漢陽鐵廠，走上「官督商辦」道路，由李維格任總稽查。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派德國技師在大冶附近勘察，發現鐵礦蘊藏豐富並露出地面，於是張之洞購機開采，光緒十七年（1891年）4月開始采礦，光緒十九年（1893年）鐵礦大規模開采，建成大型露天鐵礦大冶鐵礦，為漢陽鐵廠提供原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張之洞與盛宣懷合奏在江西萍鄉安源採煤煉焦，委張贊宸為萍鄉煤礦總局總辦。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懷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申請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並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
盛宣懷接辦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後多次向日商借款，因無力償還，日商的借款後來都變成了投資，宣統三年（1911年）起漢冶萍公司為日商控制，抗日戰爭勝利才由國民政府接收
[編輯本段]漢冶萍公司介紹
(3)對漢冶萍經營失敗原因的探尋
作為公司高層經營管理者的李維格對此問題見解獨到，他強調國家主權與行業標准對漢冶萍的負面影響。他認為任何國家的鋼鐵工業，都經歷了艱難起步到逐漸發展的過程，漢冶萍早期的經營失誤並不可怕，資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為懼，真正阻礙漢冶萍發展的原因是沒有國家的關稅保護和行業生產標准，「漢廠十數年來，坐此兩大原因，日在艱難困苦之中」。[38]
(3)中日合辦漢冶萍問題
辛亥革命後曾有中日合辦漢冶萍之議，後因舉國反對而作罷，但有關該事件的內幕，學術界討論十分熱烈。學界對日本政府借合辦以控制漢冶萍的意圖、日本在整個事件中所起的主導性作用以及盛宣懷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問題的看法沒有太大的分歧。對如何理解「合辦」事件中臨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評介「合辦」過程中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學術界的看法前後有所變化。
]此觀點雖然新穎，但多屬推論，缺乏史料支持，難免被譏為尊者諱。
(4)漢冶萍失敗的原因
漢冶萍公司爐倒火熄的結局，引起幾代學者的思索與探究。1949年以後，學界在認同前人的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礎上，將研究思路的重點放在探討漢冶萍失敗的根本原因上，並基本認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列強的壓制和掠奪，國家的積弱與動盪是漢冶萍失敗的根本原因，[60]但側重點及論證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學者強調日本以債務為手段的侵奪是公司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業關系』的貸款，逐步取得萍鄉煤礦、大冶鐵礦的『採掘權』，進而使『企業管理權歸於本邦之手』」；[61]「日本金融勢力多次利用漢冶萍公司運營資本拮據的困難，想方設法，滲透侵略力量，嚴重損害了公司獨立自主的地位，最後被迫降為日本勢力的附庸而無法自拔。一個經歷了千辛萬苦而已露發展前景的煤鐵聯合企業……反而以日益衰落敗壞作為自己的歷史結局。」[ 還有學者從中日經濟交往及漢冶萍公司產品銷售兩方面強調國家主權與公司經營失敗的關系。
⑩ 李維格的發展
1908年，李維格建議盛宣懷奏請清政府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並，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清政府議准。李維格與盛宣懷共同擬定了公司章程88節。由此漢陽鐵廠由官督商辦改為商辦的漢冶萍公司。於1909年第一屆股東會議上，李維格被推選為協理，兼漢陽鐵廠總辦。
為了發展漢陽鐵廠的生產，李維格還廣泛調查煤、鐵、錳等礦產資源，並開辦了湖南常耒錳礦。 1907年由商人宋煒臣、顧潤章集資銀40萬兩，並由漢陽鐵廠供給舊機器設備以及銀5萬兩作為資本，在李維格主持下，於漢口湛家磯創建了揚子機器製造廠。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李維格隨盛宣懷出走日本。盛宣懷為維護其本人及故舊僚屬的利益（漢冶萍公司共有股份743．6萬股，其中極大部分為盛宣懷及其故舊僚屬所有），決定與日本人合辦漢冶萍公司。李維格受盛宣懷的委派，於1912年2月在日本神戶與日本財團代表小田切會談，簽訂了《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草約。草約一出，全國嘩然，群起反對。漢冶萍公司股東會也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草約有損國權、商業」予以否決。同年5月，漢冶萍公司股東常會批准盛宣懷辭職，委任李維格、葉景葵為經理。 1913年5月，盛宣懷又被推選為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維格受到董事會和盛宣懷的責難，遂辭去經理職務，他的漢陽鐵廠坐辦（漢陽鐵廠總辦於1912年改稱坐辦）職務也由吳健接替。公司聘請他為高級顧問，並委派他參與籌建大冶鐵廠的工作。同年6月，李維格到漢陽、大冶、萍鄉等地考察，他分別與各廠、礦工程師商談，籌劃建廠方案。同時還到石灰窯鎮以上地區（今黃石市區）、石灰窯鎮以下袁家湖地區（今大冶鋼廠廠區）、石灰窯鎮車站（今黃石市上窯天橋處）等地考察，將三處地址作了比較，決定把新廠廠址設在石灰窯鎮以下1公里處的袁家湖地區。8月，李維格向漢冶萍公司董事會呈報了《籌建漢冶萍廠礦事宜請折》，建議在大冶新廠中建兩座日產250～300噸生鐵的新式煉鐵爐，並建議把廠址設在大冶縣袁家湖地區。公司批准了他的建議。
1916年9月，公司委任李維格為大冶鐵廠廠長，吳健為副廠長。翌年6月，李維格辭去了大冶鐵廠廠長職務，改任漢冶萍公司高級顧問，自此年老多病，遂齎志以沒，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