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都有哪一些銀行
一、中國人民銀行
二、三大政策性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
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
四、股份制商業銀行
（一）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有：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發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恆豐銀行、浙商銀行、渤海銀行共12家。交通銀行現被銀監會歸為5家大型商業銀行之一。
（二）城市商業銀行有：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蘇州銀行、平安銀行（前身深圳市商業銀行）等共147家。
五、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六、農村信用合作社
七、村鎮銀行
八、中外合資銀行：四川美豐銀行 廈門國際銀行 廈門國際銀行 浙江商業銀行 中德住房儲蓄銀行 上海巴黎國際銀行(已轉為外資) 青島國際銀行 華一銀行（上海） 華商銀行（深圳）
九、中外合作銀行
十、外資銀行：花旗銀行、東亞銀行、恆生銀行、渣打銀行、美國銀行、匯豐銀行、華僑銀行、滿地可銀行。
② 劉航琛的工商界的木匠
劉航琛素來是要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經濟的發展。他充任劉湘的財政干員後，倚仗權勢，亦官亦商，開辦川康銀行，巧奪川鹽銀行，以兩行為支柱，大肆角逐，到處擴張，插手美豐，滲入聚興誠，硬卡重慶銀行，四處投資。他擔任銀行、工礦貿易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頭銜就有70多個，顯赫一時。與楊粲三、楊季謙、康心如、潘昌猷並列為重慶金融界大亨。劉航琛四處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們比之為「木匠」。 川康銀行初名川康殖業銀行，是1929年5月，劉航琛邀約盧作孚、何北衡等人發起的。最初由劉湘的副官長周見三臨時負責，營業地點設在重慶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業銀行取得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營業執照，遷入打銅街新建行址，正式營業。
為圖壓倒當時的商業行庄，虛張聲勢，擬定資本額為銀元400萬。實際上是劉航琛從禁煙款項下拿出60萬以劉湘名義入股，另加一點商股，只湊足100萬。1935年增資50萬。共為150萬元。
川康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時，劉湘親自出席，劉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長，盧作孚任總經理，周季悔任協理，湯壺嶠任經理。希圖借重這些商界聞人，以沖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川康的一切，由劉航琛代表劉湘主持。川康主要是為軍閥劉湘和劉航琛私人服務。因此，對於一般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如存、放、匯兌等，只不過聊備一格，並不重視，同聚興誠、美豐相比，這些業務的發展大為遜色。但是，劉航琛運用所掌握的地方軍閥財政大權，扶植川康，壯大經濟力量，則是一般商業銀行所望塵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軍總金庫收不抵支時，其經理兼收支組主任鄒汝百（一作鄒汝伯）發出大量期票（即「鄒票」），川康首先辦理「鄒票」貼現業務，帶動金融業相率經營，使軍費獲得暫時周轉；（二）二十一軍大量發行庫券、公債，川康帶頭認購，在重慶金融市場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二十一軍防區擴大到下川東沿江各縣，向省外采購軍火都由水道運輸，在申匯價高無劃時，川康就錁現到上海代劉湘交付軍火價款；（四）替劉湘部隊承匯轉發軍餉等等。這些方面部獲利豐碩，單就1933年結算來看，川康賺了54．6萬余元，其中利息和匯水收入就占收益額中的90%。此外，1931年劉航琛利用其財政大權，以「安定重慶金融」為理由，經劉湘批准，川康發行1元、5元、10元3種「無息存票」100萬元，在市面流通。這種「無息存票」，名為存款收據，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現金，其實就是變相發行鈔票。川康還用劉航琛的招牌，向各軍政機關吸收存款。這樣，川康的活動資金大量增加，對劉湘的財政周轉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戰爆發，全國和地方發行的公債暴跌，握存者無法拋售。重慶各銀行錢庄投資公債辦理押借的1200餘萬元，到期必須贖回。重慶利濟、安濟兩財團所出的7底期票340萬元。宣布延期兌付。中央銀行現鈔短缺，規定每戶存款取現500元。重慶7底、8半銀根相繼抽緊，整個金融市場，突然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川康殖業銀行歷年投資各企業和債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擔在手，積壓頭寸，出現緊張局面。但有劉航琛這塊招牌，東拉西扯，勉能應付。為要發展，必須改弦更張。當時重慶平民銀行由寧芷邨任總經理、劉航琛任董事，資本為100萬元，資金運轉比較靈活。四川商業銀行系范紹增任董事長、劉航琛為董事，資本為100萬元。投資公債數字雖小，但在上海賭公債多頭，行情吃虧，且難脫手，加以修建打銅街新行址，積壓了36萬元，以致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危機。劉航琛乃極力倡議三行合並經營，謀求發展。在進行磋商時，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劉航琛認為兼並平民、商業兩行後，資本共為350萬元，倘湊足400萬，就可超過聚興誠、美豐兩行資本的總和，而成為重慶最大的一家商業銀行，執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資金周轉方面，平民銀行資金是活動的，商業銀行資金雖暫有困難，但其新建行址和經營的四川飯店全部傢俱已商妥轉讓給交通銀行，可得 40萬元現金，三行合並後的資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寧芷邨考慮，重慶為抗戰後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動，資力有限，恐難支持，川康有劉湘作後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劉航琛共事有年，認為頗有應變之才，預計前途，合並有利。范紹增則想到商業銀行資負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業清理，有傷體面，只好承認出售新建行址，合並經營。在研究行名時，經過—番商量，為保留其遞嬗歷史，決定三行各取兩字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這樣大家心安理得，各無異議。最後於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並。
1937年10月12日召開三行合並後第一次股東大會，選出周見三、范紹增、夏仲實等15人為董事，甘典夔、湯壺嶠等5人為監事。董事會推出周見三、范紹增、羅震川、劉航琛、寧芷邨為常務董事，劉航琛為董事長；決定聘寧芷邨為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為協理，不久戴任銀行公會主席，改由范眾渠繼任，衷玉麟為渝行經理；確定資本為法幣400萬元，原川康殖業銀行佔200萬元（實際收足150萬元，余由劉航琛湊足），原重慶平民銀行、四川商業銀行各佔100萬元。
劉航琛擔任川康董事長後，即提出集中人力財力，整理內部和謀求對外發展的經營計劃。他口稱胸無成見，一秉「大公」，實則大搞排擠，獨攬大權。許多重大事件，如為了他個人政治目的的對外巨額投資，既不通過董事會，也不讓常務董事曉得，以致引起常務董事周見三憤而辭職。代表商業銀行大股東范紹增的范眾渠（范部軍需處長）出任川康協理，只能按月領工資，沒有實權。當時范紹增已投靠蔣介石任蔣軍第八十八軍軍長，住在重慶，由於開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劉卡住，造成隔閡。范部的編餘人員，要求在川康工作，劉也拒不接受。這樣加深了范、劉之間矛盾。范揚言：「我的錢是一槍一炮打出來的，劉航琛要我的錢，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由杜月笙、顧嘉棠出面，約集劉、范2人當面調解，協議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萬元退給17萬元計算，范將所退股金買了復華銀行，為該行董事長了事。劉航琛同寧芷邨兩人早在北京念書時相識，及至二十一、二十四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時，劉、寧關系更密。但由於劉航琛有獨霸川康野心。當川康增設天津、西安、衡陽各分行時，對經理人選，竟獨自決定，不僅未通過董事會，連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寧芷邨亦未預聞；劉航琛又好睹成性，隨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劉同杜月笙、顧嘉棠、康心如等賭牌九，一夜之間輸了10餘萬元，他開出墨條向川康支取，適因市場銀根甚緊，寧即拒付，以至劉、寧矛盾日益加深。抗戰勝利後，劉航琛把川康所存外匯美金30萬元投入利濟輪船公司，事前寧毫無所知，因而寧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險惡，職責所在，有拖累之虞。乃決意脫離川康。經王陵基出面調解，以范紹增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萬元退21萬計算，共約退法幣20多億元了結。
劉航琛排擠了商業、平民兩行的勢力，退掉了范、寧等人的股款，擴大了他的股權，就是以劉湘名義投資的股款，也七轉八轉的化為己有。隨著川康的不斷增資，到1949年，劉已攫取川康股額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鹽銀行前身是「重慶鹽業銀行」，一直是當時鹽運使王纘緒支撐的。1932年7月，經改組更名為重慶川鹽銀行，由吳受彤出任董事長，實行董事長制，大權獨攬。資本主要是鹽商籌集，資力較為雄厚。劉航琛對川鹽一向垂涎，他極力拉攏吳受彤，曾助吳投機印花煙酒庫券，使吳得利甚豐。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吳受彤當上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吳對劉亦十分欽佩。吳、劉2人平素間互相標榜，彼此賞識，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鹽選舉第二屆董事會之前，吳便拉了劉航琛和唐華、甘典夔等二十一軍財政干員入股，使劉得以當上川鹽銀行董事。1937年吳病危，他召見行內主要負責人再三囑咐：「劉航琛是個人才，辦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鹽董事長一職，非劉莫屬。」「託孤」後不久，吳病故，董事會即推舉劉航琛代理董事長職務，並由石竹軒、陳麗生、何說岩、曾子唯、馬紹周等人赴大溪別墅迎劉勸駕。劉是一個以擴經濟實力而發展政治勢力的野心家，對於這個已經打好基礎的川鹽銀行，覬覦已久，當然樂於接手。1938年春，董事會正式改選，劉即真除董事長。
川鹽向被王纘緒視為掌中之物，劉航琛奪得董事長，戰勝王纘緒，即以四川財政廳駐渝辦事處主任何九淵為川鹽董事會主任秘書，代行董事長職務，以田習之為川鹽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席文光為川鹽香港辦事處主任，牢牢控制著川鹽。隨後，劉航琛為王纘緒所迫，逃去香港時，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會臨時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淵聯絡渝幫股東，田習之聯絡江津幫股東，掌握實權，把王纘緒親信、西充幫的郭松年、楊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幫同江津幫聯合起來。以重慶警備副司令兼參謀長謝秉之（江津幫）代理董事長，保證「劉來謝走」。王纘緒仍未奪得董事長，憤而派人刺殺了何九淵。1940年1月，劉航琛由港返渝，謝秉之交卸，川鹽仍歸劉掌管。
1949年，劉先後收買了石竹軒、王纘緒、唐華、鄧宅華、郭松年、陳介生等人的股本。通過這次收買，劉航琛在川鹽的股權達資本總額70%。 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力，儼然是重慶金融界的巨頭。在工商各業四處插手，廣為投資，進行擴張，一時聲勢赫赫。
1930年，軍閥、鹽商曾子唯，挾持康心如，強迫美豐銀行退股。劉航琛藉此插手，以劉湘名義收購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為了投桃報李。送劉2萬元股本，並安為美豐銀行董事。從此，劉對美豐視同川康一樣，遇事都給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劉航琛主持的川康銀行力量，以加快美豐發展速度。而劉航琛則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濃厚，利用美豐的資力以鞏固川康。經康心如與劉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聯合公庫的先例，於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豐）聯合營業事務總所」，由兩行董事會推劉航琛任總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開辟業務，由總所派康心遠、胡浚泉分任美豐、川康成都分行經理，分工合作，統算盈虧。但辦了一年，在業務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發生問題，終以得不償失而解體。劉、康兩人關系卻始終拉得很緊。
楊粲三主持的聚興誠銀行，素稱殷實，劉航琛向欲染指。他組織川康殖業銀行時，便以聚興誠的楊粲三、張茂芹為董事。1931年申匯大跌期中，劉與楊合作，由川康、聚興誠兩行從上海錁回現洋八九百萬元，彼此分潤不少。1933年中匯大漲時，劉航琛又叫川康借給聚興誠銀元50萬元，並代為辦妥打錁護照，使聚行賺得一筆可觀匯水。但楊粲三對軍閥勢力素有戒心，盡管在1930年口頭上曾對劉航琛表示：「我們先訂合同，如果你將來下台，請到聚行擔任總經理。」實際上生怕軍閥勢力的滲入。1935年，聚行存戶陳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財政廳控告楊家經營的謙吉祥和外國貿易部虧折甚大，楊家人實際上已無條件再作無限責任股東，故須查帳等等。劉航琛抓住這一機會，以財政廳長身份密令重慶市長張必果到聚行查帳。將聚行的財產目錄、往來帳、房地產帳等提去。繼後又迭次派員到聚行索閱事務委員會、股東會的會議記錄、立案文件、資產負債表等。楊粲三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一時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詢情由並進行調解。這時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現。提出只要改組聚行公司組織，查帳問題即可解決。並還具體要求，要讓劉航琛及其相近的幾個人都參加聚行股份。楊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於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由揚永泰專電劉航琛謂：「……擱而言之，殊非善策，萬一因此而發生川省金融之劇變，則吾輩責任又不能避也。」囑對聚行查帳一事早作處理。結果迫使楊粲三於1937年將聚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接納劉航琛為常務董事，入股4萬元了結此案。
潘昌猷經營重慶商業銀行．倚仗其兄潘文華的勢力，在重慶金融界爭衡，同劉航琛素來不和。1936年，國民政府發行「統一公債」，規定公債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購進大量公債，進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全國各地金融市場掀起巨大風潮。銀根奇緊，公債狂跌，重慶銀行損失頗大，每天提存擠兌。吵鬧不休，出現嚴重危機，弄得潘昌猷焦頭爛額。劉航琛知道後，想趁機進行宰割。重慶銀行向四川省銀行借款應急，劉以省行總經理，斷然拒借，還煽起商界向重慶銀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時又以財政廳長身份去見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財政監理處處長關吉玉，主張在這次金融風潮中，關閉重慶銀行等幾家投機慘敗的銀行。以解救其他銀行渡過難關。經潘昌猷向顧祝同等亟力表白，顧、關考慮到潘文華的關系，乃沒有採納劉航琛的意見，並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銀行辦理抵押日拆，以應急需。劉航琛還是只同意辦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後由於楊粲三的主動支援，調撥頭寸，潘才渡過難關，沒被劉航琛卡死。
劉航琛以川康、川鹽兩行為支柱，大搞擴張，大量投資各工商企業，發展經濟勢力，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動創辦；有的是別人創辦約他參加，以壯聲勢；有的趁增資改組時打入；還有的是迫使企業請他參加。投資范圍，在工礦企業方面：有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大華生絲公司、川康興業公司、華西興業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潤記營造廠、平光機器廠、華源織造廠、西安益世印刷廠、四川絹紡廠、民生公司、利濟輪船公司等等；在商業方面：有中國國貨公司、和源豬鬃公司、重慶豬鬃公司、南洋煙草公司、中復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險方面：有重慶銀行、美豐銀行、聚興誠銀行、華康銀行、大夏銀行、和通銀行、興華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等等，還有新聞事業的《商務日報》、《新民報》、《益世報》等。他自己說：「除了沒有做大糞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資金融、保險、信託事業，是企圖利用資金滲入或加強聯系，俾能獲得巨額利潤分配；投資商業則主要是囤積投機，以圖暴利；投資新聞事業，是希圖成為他在政治經濟活動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資《益世報》（天主教主辦）完全是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於斌，另有所圖。他到處投資，大大擴張了個人實力。 1945年抗戰勝利了，劉航琛認為是發展個人野心的良好機會。他說：「抗戰期中，重慶是經營重心。抗戰勝利，上海是經營的前線，重慶是後方。將來紐約是經營的前線。上海是後方。」因此，他在重慶以川鹽、川康兩行聯合了寶元、沱江、渝新、電力、水泥、絲業、廣利、華西、滬西等公司、銀行、廠礦、行號共18家，設立了一個「聯合經濟研究室」，以劉正華為主任，撥資2萬美金．搜集有關經濟情報，打算發行《經濟通訊》月刊，以應各單位發展，業務之需。同時，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鹽銀行二樓成立了川鹽、川康、和源、利濟、電力公司等5單位的聯合辦事處，以塗重光任總秘書，以期實現他所渭的「使業務日臻現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總管理處遷到上海，並再度調整機構，在總管理處之下，劃上海、重慶兩個管理區。以漢口、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地分行屬上海區，成立上海區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處，屬重慶區，成立重慶區行。兩個區行的一切業務經營人權由劉航琛獨攬。
他把經營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後，於1946年，他夥同四川旅行社總經理汪代璽，拉上青幫頭子杜月笙、顧嘉棠積極籌辦利濟輪船公司，劉航琛任董事長，由其親信塗重光任總經理，汪代璽任協理。於斌答應把天津教區現有的一艘輪船交劉經營。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籌設一家海洋輪船公司（劉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筆外匯投資該公司），將來可交劉航琛辦理。劉滿以為有李、於的支撐，一定可以壓倒壟斷川江航運的民生公司。進而可以向海運事業發展。他為了開辦利濟輪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鹽兩行大量外匯作為投資，由汪代璽介紹收買了「利濟」、「利華」兩條破爛不堪，載重3000噸的海輪，花掉美金60萬，經過多次大小檢修，才勉強航行於津、滬、穗、港之間。公司計劃另訂新船兩艘，一艘取名「利鏞」（杜月笙名鏞），另一艘叫「利航」（劉航琛），准備航行國外，擴大海運事業。由於「利濟」、「利華」兩輪耗去的檢修費和遭受停航損失太大，連同購船價款，總計花了百萬美金以上，訂造新輪，還須另籌資金，乃未實現。 劉航琛野心勃勃，正圖力求一逞；國民黨政權由於發動全面內戰，受到致命打擊，也正在土崩瓦解，東逃西散，財政金融全面崩潰。在這樣情形下，劉航琛傾注全力經營的利濟輪船公司，李宗仁、於斌的許諾都未兌現，而海運業務清淡，本身人員臃腫，財力薄弱，經營不善，「利濟」、「利華」兩輪長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員工資發不出而罷工，汪代璽無法解決，最後由總經理塗重光親到香港把輪船賣掉遣散職工了事。利濟的破產，給川康、川鹽兩行帶來了重大災難。特別是川康，從1946年起，陸續投資利濟法幣439．85億元，1948年又增資金圓券9．6萬元。川鹽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劉航琛還挪用了川康美金30萬和川鹽美金25萬給利濟周轉。還把和源豬鬃公司外匯40萬美金，強作對利濟的投資。更妙的是杜月笙、顧嘉棠見勢不妙，將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逼著劉航琛以部分投資轉為川康借款。這樣，川康就為利濟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為川康破產的另一致命傷。
1949年10月，劉航琛攜眷逃竄香港後，川康銀行已面臨內外交困絕境，衷玉鱗出任董事長，當時川康急需解決的：一是對外負債中有部分系軍款，催提甚急；另一個是決定裁遣職工90餘人的遣散費和留行數百職工的生活費，需巨款應付。衷玉麟為此曾兩次飛香港要求劉航琛解決，劉不得已，先後交由他女兒劉敬蓉帶來黃金200餘兩，並挪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港幣200萬元匯渝，由川康和重慶豬鬃公司各用半數，終無濟於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對外負債尚有28萬銀元之巨。在重慶解放前夕，軍官們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趨嚴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經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劉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脫身之術，匆匆宣布川康停業，帶著被蓋到龍王廟警察所投案，藉以暫時獲得庇護至重慶解放。
1949年4月，川鹽銀行萬縣幫石竹軒掀起倒劉風波，劉航琛改組董監會，以何兆青任董事兼總管理處業務經理，准備整頓業務，終因蔣政權面臨覆滅，市場混亂，渝分行頭寸尚差黃金400餘兩，多方設法填補無著，情況極為窘迫，更由於劉航琛到處投資，把資金扼死在許多企業里，「搖得動，扯不出來」。只好自食惡果，被迫接受高利貸借款來維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額日增，差額更大，形成無法填補差額的嚴重局面。到6月8日川鹽已無力應付存戶的大量提存，只得關門暫時擱淺。一時聚集在行內數百戶存款人，要求償還本息，責罵不休。何兆青急電香港劉航琛請求接濟，劉派女兒劉敬蓉飛渝攜帶黃金400兩、美鈔2000元。繼後，川鹽又派張政績飛香港向劉取回黃金100餘兩。以這些金鈔掉換成銀元，陸續償付各存戶，8月中旬後業務逐漸恢復。不久國民政府發行銀元券當硬洋使用，不到兩月，貶值如廢紙，鬧得市面無市，許多商業銀行無形擱淺，川鹽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關門。解放後清理，資不抵債，宣告破產。
③ 美豐銀行的介紹
我國近代史上曾出現過3家中外合資美豐銀行，分別為上海美豐銀行、四川美豐銀行和福建美豐銀行。這3家銀行都是由中美商人合資創辦的，彼此存在淵源關系，並且都發行有以中國銀元為本位貨幣的銀行兌換券。
④ 美豐銀行的四川美豐銀行
四川美豐銀行由美國商人雷文聯合中國商人合資創辦，1922年2月在美國注冊，4月設總行於重慶新街口。額定資本250萬元，其中美方佔52%，中方佔48%。1927年，美方資本全部讓渡給中方，該行成為純粹的華資商業銀行。
⑤ 誰能來翻譯有點難度
On the whole, the regio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banking sector shows a disparity. Objectively speak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obvious shortcomings and can still be room for expansion. At present, banks in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Shanghai banking sector has been the foc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hot spots, of course, Shanghai under westerly winds US strongest storm of the infection, Shanghai,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in modern banking sector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ts other towns of the Financial radiation is unmatched by other parts of the banking instry for China's moder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proced a definite positive effect. Research Shanghai Banking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banks in China history, but also help to spy on moder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general appearance. However, the modern study of the banking instry is only limited to this, it is far from enough. Modern China is a ver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instry has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and internal features. Well-known historian Paul Cohen for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pointed out that "separation" (differenti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He stressed the need "to China by 'horizontal' broken down into regional, provincial, state, county and city, to expand a regional study of local history."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regional history and local history research in order to show a rich and complex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This problem has attracted the concern of academics, Sichuan, Guangdo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05 a 1935: Bank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tudies - in order to gather Shing Bank, HSBC, for example Sichuan America," through case studies on modern Sichu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banking instry has done a preliminary sort, although the relevant papers available in other regions, such as Jiangxi, local banks, local banks in Yunnan, Guizhou and local banks have scholars study, but space restrictions do not start a good discussion, we can say right place Banking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s still rare. I believe that the banks not only i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the history of space and time to inspect, but also to put it on the history of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es on the space-time perspective, while the regional and local banking sector is precisely the study will help We hav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modern Chinese banking sector to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 Bank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utlook and the general law. 【希望你把分給我！呵呵...】
⑥ 民國13年美豐銀行500美元
民國13年美豐銀行500美元，只有收藏價值。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美豐銀行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開幕典禮後，在重慶正式開業。但與這場排場浩大的開幕典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豐銀行在重慶的第一年過得並不是十分風光。由於管理層沒有經營這樣一個合資銀行的經驗，並且由於中美雙方人員在文化和經營理念上巨大的差異。使得這家在經營錢被人看好的銀行在第一年不但沒有賺到任何的錢，反而還虧損了三千多元，這可以說是美豐建行以後的一個污點。
一九二三年春，為了改變四川美豐銀行這種虧損的狀況，總經理雷文抵達重慶調整四川美豐銀行的經營班子，他將不得力的赫爾德從美豐銀行調走，改派來了一個叫鄂更斯的美國人赴渝，並重用了在美豐銀行成立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康心如，還特別叮囑鄂更斯上任後要「一切聽從康協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與康心如密切合作。雷文重用康心如的這一舉動迎來了回報，康心如首先緊緊抓住美豐系合資銀行的種種有利條件加以充分利用，並在此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拼力擴展銀行業務。他利用銀行的美資關系，首先將當時重慶的海關、郵局以及各個洋行的匯兌業務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時，他又竭力宣傳美豐銀行是重慶唯一一家可與美國各地直接通匯的銀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豐銀行的匯兌收益猛增至六萬二千餘元。康心如將合資銀行的有利條件用足並有所開發，這就使美豐銀行充分顯示了它獨有的優越性。在此基礎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慶商幫的市場習慣，開展了原先美豐銀行沒有的「比期存款」業務。美豐銀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盡管比市面上低，但由於人們相信康心如「美豐有洋商資本，不會有風險」的大規模宣傳，便也紛紛來存款。因而美豐銀行所吸引的「比期存款」逐年上升，自一九二二年六十多萬，很快增長到一九二四年的一百二十多萬，兩年翻了一倍，開始向銀行注冊的美國政府交納所得稅。當時美豐銀行的業務可算是蒸蒸日上了。隨著美豐卷的發行，美豐銀行達到了歷史上的一個頂峰。
時間轉眼到了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爆發了，國民革命軍約十萬人，分三路浩浩盪盪從廣州出師北伐，革命的目標是推翻軍閥統治、驅逐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這次革命，使得想美豐銀行這種中外合資的機構顯得十分的尷尬。同年九月五日，英國軍艦炮擊萬縣，打死打傷中國軍民近千人，焚毀房屋、商號近千家，「九五慘案」激發了全川、全國人民的反帝浪潮。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川各外國僑民接到撤離中國的通知。美方決定將美豐銀行的資金、賬冊、文件封存，待局勢平定再說。但如果美方這樣直接的撤離了，中國股東的權益，中國公民的存款怎麼辦呢。康心如不想這僅僅由中國人買單，他就像美方提出出資十三萬銀元買下美方全部股權的提議。美方雖然接受了這個協議，但十三萬銀元對於康心如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了這十三萬的華股，康心如真是絞盡腦汁，想來想去，康心如認為要迅速籌全資金，只有依靠當時重慶擁有最大勢力的軍閥劉湘了。只有劉湘出馬，籌齊十三萬現洋才有可能。他找曾為劉湘當副官長的周見三，去向時為四川政權的實際控制人劉湘游說。結果，劉湘認可了康心如的思路、設想，召集資金買下了美方全部股權。中美合資的歷史結束了，康心如成為美豐銀行的實權人物。
就這樣，擁有了劉湘這樣的政治靠山以後，美豐銀行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寬廣了，在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這段時間里，美豐銀行經營印花煙酒庫券，四川善後等多種債券業務，大獲厚利；從事申匯投機，成立重慶證券交易所，獲得巨大利益；經營統購鴉片煙生意，贏得巨額暴利。
中外著名的大銀行大都有設計宏偉豪華的大廈做為銀行行址的先例，業務蓬勃發展的美豐當然也當修建這樣一座大廈了，這樣就不僅能夠顯示出銀行的資力雄厚，以便膨脹美豐的信用，從氣勢上力壓群雄，同時，也是銀行的一個具有永久紀念意義的象徵。於是，美豐通過舉辦「美豐大樓紀念儲金」為修建大樓籌備資金。這一項籌資業務對儲戶的吸引力很大。儲期十年，十年後還本付息，而僅利息就將是儲蓄金額的三倍以上。美豐的招牌吸引了大批儲戶，人們紛紛踴躍將儲金送進美豐的櫃台。這一項活動僅開辦一周，就收儲了現洋二十二萬元之多，可見當時的人們對美豐銀行信任與支持。一九三五年八月美豐大樓正式落成剪綵，開始業務運營。整個美豐大樓建築從購買地皮到興建總共耗資四十九萬余元。這座七層高的美豐大樓在一九三五年的重慶是首屈一指的建築。它巍峨聳立，同山城的舊式建築及其因年深日久而變成黑色的石階形成鮮明的反差。人們對這棟大樓的氣魄與傑作都贊不絕口，美豐大樓甚至成了這個古老山城的一片嶄新而壯觀的風景。美豐大樓所顯示的不僅僅是美豐的實力，也是對作為美豐的一種升華。從此，美豐在金融界更加受人崇拜敬仰。
一九四九年底重慶解放，此時的美豐銀行風雨飄搖。一九五零年初，中國人民銀行西南區行經商定，決定由聚興誠銀行給美豐銀行透借20億元周轉。但時任董事長康心如認為，做下去肯定拖垮吃光，不如趁早關閉，還可留存部分私產。一九五零年年四月四日，美豐銀行自動宣告停業，退出活動了二十八年的歷史舞台。
⑦ 中外合資銀行有哪些
四川美豐銀行 廈門國際銀行 浙江商業銀行 中德住房儲蓄銀行
上海巴黎國際銀行(已轉為外資) 青島國際銀行 華一銀行（上海） 華商銀行（深圳）
⑧ 康心如的人物簡介
康心如（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年），祖籍陝西成固，生於四川綿陽；名寶恕，號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後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參與反袁世凱斗爭。
一九一九年開始經商，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一九二六年任經理；依靠劉湘主持，得以迅速發展；抗戰期間，自任重慶臨時參議會會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美豐銀行的奢華時光，在抗戰勝利後，漸漸不復存在；一九四五年後，美豐仍四處擴張分支機構，康心如還赴北美考察，但國共內戰日漸升級，國統區經濟一日不如一日；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美豐銀行內部匯兌業務亦受重創，在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都失敗後，重慶迎來了解放的一天。
一九五〇年，美豐銀行的經營已經無法維持，瀕於崩潰；康心如曾想將美豐大樓抵押，用以貸款，未能如願；這一年的四月三日下午，美豐銀行召開緊急行務會議，商討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無有效解決方案；康心如終於認識到，私營銀行業務在新中國已發生巨大變化；第二天，這家存活了二十八年歷史的銀行，宣告停業。
建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並參加了民主建國會；康心如在學習和逐步深入了解了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也曾非常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祖國效勞。特別是在安置批發商轉業的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並提出過籌集資金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其本意依然是無論誰掌政權，他康心如都希望這個政權能將經濟搞上去，從而徹底改變祖國貧窮的面貌。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間，戴著「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於北京；終年七十九歲。
二〇一〇年，康心如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重慶歷史名人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會，追思這個曾在中國金融界叱吒風雲，並為八年抗戰作出貢獻的大金融家。
⑨ 我國有哪些合資的商業銀行謝謝!
四川美豐銀行 廈門國際銀行 廈門國際銀行 浙江商業銀行 中德住房儲蓄銀行
上海巴黎國際銀行(已轉為外資) 青島國際銀行 華一銀行（上海） 華商銀行（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