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甲牛戰爭後,張謇創辦實業情況如何
興辦實業
張謇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20]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14]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向官府尋求援助。[20]
大祐墾植公司棉行舊址 (46張)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21-22]
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23-24]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庄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最後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里，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還略有結余。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25]
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與江蘇連雲港沈雲霈、贛榆許鼎霖並稱蘇北三大實業家。[26]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1898年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27]
張謇 (3張)
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26]
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28]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他曾是立憲派主要生力軍。
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
東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
黃金時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政治共舞
張謇塑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袁世凱並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條」），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來臨
張謇銅像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② 九三和農墾九三有什麼區別
農墾九三是一個集團，九三是下面的分公司。
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總公司九三分公司正式揭牌，標志著北大荒管理局層級改革實現了新突破。九三管理局成立於1949年9月3日，經過70年的發展創業，九三管理局累計為國家貢獻商品糧159億斤，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支援國家建設、維護邊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九三管理局已經形成了以綠色大豆全產業鏈發展為主導，以優質牧業多元化發展為支撐，以全域旅遊品牌化發展為特色的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成為中國綠色大豆之都和中國好大豆產地的代名詞。
農墾介紹：
農墾，指農業墾殖。也指開墾荒地，以便進行農業生產。農墾是一個有著1200萬人的經濟社會系統，由於歷史形成的體制上的原因，農墾的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沉重，每年全系統社會負擔達60多億元。
《鹽城史話·鹽城沿海廢灶興墾始末》：「 民國 21年（公元1932年），大豐公司辦了兩期農墾訓練班，培訓技術人員數十人，學制二年半。」《新華日報》1991.2.11：「農墾精神，集中表現為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創新。」
③ 如東文史
如東地處長江三角洲的東北側，位於東經120°42′—121°22′、北緯32°12′—32°26′之間，其東部、北部瀕臨黃海。史記春秋之前，長江河口的淤積，淺海沙洲逐步露出水面，形成河口沙洲，史稱扶海洲。隨著不斷的淤積，沙洲與大陸並接，人類的活動區域地不斷東移。至唐朝以前，如東地區已有移民。約至北宋，掘港、拼茶、馬塘已形成集鎮。如東的先民們為了生存抵禦持續不斷的海潮侵襲，開始圍築海堤。但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構築海堤受到地理條件、科學手段乃至地方官吏的割據等限制，圍築海堤只能是分段實施，抵禦海潮的效果也較差。隨著海岸線的推進，特別是在1128年黃河南遷至1855年黃河北歸的700多年內，海勢加速東移，地理環境、人口增長等都發生很大變化，對擋潮防汛的要求就更為提高。縱觀古代、近代、現代如東海堤的變遷史，實際上就是如東的一個演變史。本文對如東海堤的歷史作粗淺研究。 一、如東古海堤 1、關於范公堤——事實上范公堤建於鹽城境內，是在李堤的基礎上續建、改建而成。李堤是由唐代的淮南西道黜陡使李承主築、後由北宋王文祜續築，其主要堤段均在鹽城地區，史稱「常豐堰」《新唐書.李承傳》及《光緒.鹽城志》均有記載。約在公元780年築成。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來到東台西溪擔任鹽監官，將原有李堤改築、維修，史稱「捍海堰」，成堤時間在公元1024—1028年（唐天聖年間），起自大豐的白駒、草堰一帶至富安、李堡一帶《嘉慶.東台縣志》。范公堤也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范仲淹主築，第二階段由泰州知州張倫主持，見《晏溪志》中記載。根據《中國海塘工程史》記，范公堤高一丈五尺，底腳厚三丈，頂寬一丈，堤順水勢，彎彎曲曲。為了對堤外波浪消能，堤外斜坡較大，同時種上草皮，這也是最早的生物防護吧。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堤線均在高潮帶一線，不可能像現代技術可以在低潮灘築堤。後范仲淹官至宰相，後人為稱頌其功德，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思想又感人至深，於是蘇北、蘇中的古海堤慣稱為范公堤。 2、如東的古海堤——如東古海堤與如東沙洲群並陸有關。如東是由幾個沙洲並陸而成，扶海洲在掘港、豐利一帶，南沙在拼茶一帶，長沙在長沙鎮一帶。沙洲並陸時均遺留了古河汊潮汐河道和低地的地形，當時海堤很難修築，因此在唐朝時期只能分段分區修築散堤，當地群眾稱之為皇岸，也即是朝廷下令修築的堤岸。皇岸是由當時的地方官吏主築，主要是鹽官。如泰州知州徐子寅議請鹽場官吏分治其境。當時的皇岸堤走向從海安的海防—洋口—環港—長沙—掘港—勝利街—九總橋。之所以在長沙鎮轉彎，就是因為長沙洲後並到扶海洲上，海堤走其外緣，所以，苴鎮是如東最低的地區。王家潭附近的李家河就是沙洲並陸的退化潮水河，當時該段海堤（掘苴閘至長沙鎮）也是如東古海堤的險段，老堤1—2公里左右即有一凹形陡彎，堤內有一深塘遺跡，是歷史上缺口處，當地稱之龍潭，現已修海防公路，遺跡也難以找到。此外，在拼茶鎮外，皇岸內側約3—4里有一夾堤，史稱嵇公堤，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總河嵇曾筠主築，現已平整不復存在。 如東古皇岸目前在如環河西，環港海防公路南側，尚有一段遺跡。有興趣者不妨去現場察看一下古跡。 二、如東近代海堤的興築 1916年6月，清末實業家張謇集資150萬銀元，創辦大豫墾殖公司，自遙望港北起，圍墾大片灘塗，計劃48萬畝，後配套開墾13萬畝，聘請荷蘭水利工程師規劃、設計，墾區內河道由干河、匡河、橫河、明溝四級配套，形成匡田，分級控制，其遙望港、丁店河、兵房河、東凌港形成主要行洪排水河道，至今仍是現在的主幹行洪河道，同時相繼建造數十座控制閘。七十年代，筆者曾拆除、檢修、改建這些建築物，發現其結構的合理、鋼筋比率、混凝土的強度、地基的處理，其精妙准確，令人嘆服。 與張謇同時，浙江紹興邵明華集資34萬銀元，興建華豐墾殖公司；上海劉景德、如東豐利周柏英等人合資創辦益昌復記公司。至此，如東沿海廢灶興墾，種糧種棉，在東部、北部沿海灘塗快速發展，自遙望港至劉家埠子也形成了近代一道海堤線，目前，沿海公路大都沿此線修築。 三、如東現代海堤的構築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老海堤的建設標准均達不到應有的強度、高度、厚度，沒有科學的水文計算等分析。1949年7月台風海潮沒堤決口，北坎鎮5000多漁、鹽民嚴重遭災，海水倒灌。1951年，如東縣人民政府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工代賑興辦老北坎圍堤，圍堤長度7公里，至此興起了如東現代圍墾築堤高潮。據統計，自1951年至2007年的五十六年間，如東人民先後進行了18次大規模的圍墾築堤，這些堤防經過五十餘年的風風雨雨捍衛了如東百萬人民的安全，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載，一屆屆的老同志繼承了先輩與海爭地的光榮傳統，一代代的科技工作者風里來、雨里去，與海爭斗，不斷總結先人的經驗，提升圍墾築堤的水平。 四、洋口港海堤的興建開創了高新技術築堤的先河 2003年，作為江蘇沿海新一輪開發戰略的重點工程，洋口港正式開工。為了與港口腹地配套，洋口港基礎設施投資商——香港保華集團先後出資1.1 億元人民幣，在小洋口興建洋北二期圍堤，在長沙鎮所屬北坎外灘興建8公里臨港工業區海堤。為確保港口工業的安全, 建設單位在堤身的穩固、環境的保護等，進行了精心的論證、設計、施工，其建設標准達到百年一遇，其防護的標准等都是築堤史的一個飛躍。隨著洋口港人工島圍堤的成功，我們相信，如東沿海圍堤今後將進入更快、更高、更好的階段。 評價答案 您已經評價過！ 好:0 您已經評價過！ 一般:0 您已經評價過！ 不好:0 您已經評價過！ 原創:0 您已經評價過！ 非原創:0 ）￣ 若不離 回答採納率:11.1% 2010-08-20 08:35 我有更好的回答 收藏 轉載到QQ空間 --> 相關內容 •我想知道南通如東的一些歷史09.04.29•有誰知道南通如東的 介紹一下10.03.21•如東什麼時候能成為市?08.11.11•知道如東這個地方嗎 ？？08.12.29•現在如東的房子能買嗎？誰能告訴我呀？08.11.12 --> 其他答案 歷史 ◇公元838年（唐開成三年）七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圓仁大師（註：日本最澄法師弟子，最澄法師曾入唐師從行滿大師，後回國創建日本天台宗）隨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藤原常嗣來到中國，求法巡禮，在如東沿海擱淺，曾在如東一帶輾轉，途經掘港，拜謁國清寺，瞻禮道場，參拜祖師，在寺中住歇半月有餘。回國後，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書中多處提及掘港及國清寺。 ◇公元1645年（清世祖順治二年），如皋（當時如東屬如皋）的民眾反抗清朝的剃發令，陳君悅等人發動起義與清兵作戰，後被鎮壓。 ◇公元1938年，中共江北特委到如皋（東）何家灶，建立淮南鹽管地區第一支海上地方武裝：鹽民自衛隊。1941年4月，新四軍在何家灶創建海上武裝部隊：蘇中軍區海防大隊。1942年11月，建立蘇中軍區海防團，團長陶勇兼，團部設在何家灶。1943年11月蘇中海防團在何家灶發展壯大為蘇中海防縱隊，司令員陶勇兼。1945年10月海防縱隊組建為華中海防縱隊, 浙東海防大隊北撤蘇北後及蘇北鹽阜海防大隊先後歸華中海防縱隊領導。是為共和國海軍之發源。
④ 大豐為什麼叫大豐
大豐的歷史溯源 唐代，隸屬於揚州（曾名邗州）海陵縣。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隸屬於東都泰州海陵監（今大團以北隸鹽城監）。北宋時，沿海有紫庄、南八游、丁溪、竹溪等鹽場、隸屬於泰州。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黃河奪泗入淮，海岸向東淤漲，境域隨之東擴，今丁溪至大團一帶屬泰州，新斗龍港一線以北，則隸屬楚州鹽城縣。 元代兩淮設置29個鹽場。其中在大豐境內的有何垛場（北部）、丁溪場、小海場、草堰場、白駒場、伍佑場（東南部）等。白駒場、劉庄場隸屬揚州府興化縣；伍佑場隸屬淮安府鹽城縣；余均隸屬揚州府泰州海陵縣。 明洪武元年（1368年）設兩淮鹽運司泰州分司，始駐泰州，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移駐東台。何垛場、丁溪場、小海場、草堰場的鹽政歸其管轄。行政上除伍佑場外，其他六鹽場同屬於揚州府泰州東西鄉三十五都。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稍前，曾將白駒場、劉庄場的管轄權從泰州劃歸淮安府鹽城縣。不久，又從鹽城縣劃歸揚州府興化縣。 清乾隆元年（1736年）復改屬泰州分司，並將白駒場並入草堰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劉庄場也並入草堰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泰州東部析置東台縣，丁溪場、小海場、草堰場的地方行政改屬東台縣。白駒場、劉庄場的地方行政則隸屬於興化縣。 明國6年（1917年）南通張謇、張察創辦「淮南草堰場大豐鹽墾股份有限公司」，招南通、海門人來此廢灶興墾，開辟了大豐縣東部的廣大地區，種植棉花。民國18年（1929年）丁溪、小海、草堰諸場境域行政上均屬東台縣第九區。白駒、劉庄則屬興化縣第六區。 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在黃橋與國民黨頑固派決戰後乘勝北上，大豐地區獲得解放。 1941年5月將民國政府東台縣第九區分為小海區、墾區、西渣區，屬東台縣民主政府領導。 1941年10月，東台縣民主政府於原第九區境設置台北行署（縣政權機構的雛形，代替東台縣政府行使本地區的行政領導權）。 1942年5月，東台行署轄地由東台縣析出改置台北縣，隸屬於華中局蘇中第二分區。 1944年10月，於撤銷蘇中行政公署第二分區專員公署的同時，撤銷台北縣，並入東台縣，隸屬於蘇中行政公署第四分區。 1945年11月，恢復台北縣建制，隸屬於蘇皖邊區人民政府第一專署。 1949年4月，蘇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1949年5月15日，泰州專員公署成立，台北縣隸屬於泰州專員公署。 1950年，台北縣改隸屬於鹽城專員公署。 1951年8月，台北縣因與台灣省的台北市同名，乃取著名的大豐鹽墾公司中的大豐二字，定名大豐縣。 1953年1月，蘇北、蘇南兩行政區與南京市合並為江蘇省。大豐縣隸屬於江蘇省鹽城專區。 1983年3月，鹽城建市，大豐縣隸屬鹽城市。 1996年8月，經國務院批准撤消大豐縣，設立大豐市。
⑤ 張騫1876入了什麼幕府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 張謇
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編輯本段生平細述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 張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 張謇（前排右三）與暨南學生合影
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
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文革墓毀
⑥ 農墾 到底是什麼
基本解釋
開墾荒地,以便進行農業生產
農墾區
詳細解釋
農業墾殖。
《鹽城史話·鹽城沿海廢灶興墾始末》：「 民國 21年（公元1932年），大豐公司辦了兩期農墾訓練班，培訓技術人員數十人，學制二年半。」《新華日報》1991.2.11：「農墾精神，集中表現為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創新。」
基本概念
1.農業墾殖。
農墾，這支農業戰線的「國家隊」，代表著我國農業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可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以來，農墾一直在虧損的局面中「煎熬」。新年伊始，農墾戰線終於傳來了農墾人期待已久的喜報—全年實現盈利13.12億元，比上年增加 20.71億元，扭轉了連續5年虧損的困難局面。全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40億元，比上年增長8.5％；人均收入達3375元，比上年增長5.6％。
農業部農墾局局長魏克佳告訴記者：「扭虧盈利13億元，說明農墾經濟在戰略性調整中終於走出了低谷，探索出了農墾經濟發展的新路子。這背後孕育著在農墾新的戰略期和新的發展機遇期蓄勢待發的一股勁頭。」
農墾產業
老樹發新芽
近年來，農墾系統突出發展奶牛飼養業，畜牧業產銷兩旺，全面快速增長。特別是鮮奶市場消費的不斷擴大，對奶牛飼養產生了巨大的拉動作用，呈現出畜牧業投入增加、奶牛飼養向規模化和專業化發展、龍頭企業帶動優勢更加明顯等特點。全系統良種及改良種奶牛57.80萬頭，比上年同期增長9.77％。乳製品生產和加工業已成為部分墾區重點發展的產業，增長勢頭強勁。上海光明、黑龍江完達山、北京三元、沈陽輝山、天津海河、廣州燕塘等一批龍頭企業已成為農墾奶業發展的排頭兵。
農墾養殖業在努力提高競爭力的同時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目前，陝西的鴕鳥產業已成為墾區的經濟亮點；湖南、湖北、廣西、河南、山西等墾區的肉豬飼養也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水產養殖有了一定的增長，特種水產養殖逐步形成了多品種、規模化的新格局。黑龍江、北京、海南、遼寧、廣東、寧夏、甘肅、江蘇等墾區的產業化龍頭企業呈現了顯著的增長態勢。目前，農墾系統上市企業已達20多家，這些企業已成為帶動農墾經濟和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農墾改革
「四不像」開始冰雪消融
關於農墾，有一個「四不像」的說法：是農民吧，要入工會；是企業吧，要辦社會；是政府吧，要交稅；是部隊吧，沒有軍費。
農墾是一個有著1200萬人的經濟社會系統，由於歷史形成的體制上的原因，農墾的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沉重，每年全系統社會負擔達60多億元。農墾企業承擔了許多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性、行政性職能，使企業形成了難以承受的「雙重負擔」，影響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這是墾區長期虧損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年來，各墾區積極與地方政府協調，加大社會職能剝離力度。目前，上海、江蘇、浙江、沈陽等墾區企業所辦學校已基本移交完畢。廣西墾區已有57所學校、 40所醫院完成移交或內部分離。河南、山東、青海等墾區的部分農場已將所辦的醫院、中小學校和公安派出所移交給當地政府統一管理。湖南、湖北等墾區的當地政府在大農場設立了管理區並賦予財稅權力，作為市政府派出機構，負責管理區域內政治、經濟、社會事務。
「深化企業改革，不僅是剝離負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快企業改制步伐，同時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完善分配製度，促進改制企業規范運行。」魏克佳說。
近年來，農墾企業制度現代化明顯加快。通過產權改革，各墾區不僅盤活了存量資產，而且走上了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健康快速發展之路。
政策環境
舊「四個一」與新「四個一」
在風景秀麗的海南省，農墾人曾廣泛流傳著這樣一種「小康社會」的目標：「一片承包地，一群雞鴨鵝，一套房子，一點零花錢。」
海南省農墾總局局長邱國虎說，這「四個一」，早已經實現了。現在，我們又提出了新的「四個一」，就是「一份產業，一棟樓房，一筆存款，一輛小車。」
農業部農墾局副局長丁力從歷史方位的高度評說海南農墾人的小康目標：「一份產業」不僅是家庭產業，而是同農墾相連有競爭力的產業；「一棟樓房」是農墾人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一筆存款」不僅是存款，而是籌集社會資金，還是農墾人的社會保障；「一部小車」是農墾人生活和交際方式的改變。
小康目標的實現，須臾離不開農墾政策環境。政策環境不斷優化的結果，就是農墾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幾年來，按照整體推進、個別突破的思路，墾區不斷加強協調，爭取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經過努力，已有65％的在職職工和74％的離退休職工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墾區每年得到養老差額補貼達20億元；32％的在職職工和28％的離退休職工參加了醫療保險；47％的墾區人口納入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墾區的社會負擔。此外，一些墾區在化解由於政策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造成的歷史債務方面，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減輕了墾區發展的歷史債務包袱。
隨著農墾國有經濟進一步退出，職工自營經濟和其它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全面發展，產業層次和經營層次都有所提高，為搞活經濟、提高效益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數字農墾
農墾系統擁有400萬職工、1200萬人、470多萬公頃耕地；
農墾系統每年社會負擔達60多億元；
2002年，全國農墾盈利13.12億元，扭轉了連續5年虧損的局面
⑦ 大豐主要河道以卯酉來命名，有什麼緣由
看上去跟開挖的年代有關系
⑧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誰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中國近代實業家張謇。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在當時對南通的建設已經有很清晰而前衛的規劃理念，包括與西方建築理念相結合的花園城市。這些理念的實踐使得南通被現代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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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
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
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⑨ 2022年如東縣中考人數
摘要 親，您好2022年如東縣中考人數為6038人，比去年的5024人多了1014人
⑩ 大豐縣的追溯歷史
大豐縣人民的祖先一直從事鹽業生產。鹽民是勞動人民中最苦的一個階層，官府壓迫，鹽商剝削，「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燒灼熏蒸，蓬首垢面」，「病疫荒喪，尤不能堪」（見嘉靖《兩淮鹽法志》）。這樣非人的生活，造成他們強烈的反抗性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淮揚治水期間，督工於西團，寫成了《西團記》，其中記述了這里的民情：「居民煮鹽捕魚為業，然輕生嗜斗善逋國稅」。這種反抗性格早在元末明初張士誠率領的鹽民大起義中就有了鮮明的體現。張士誠於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與其弟等18名鹽民起事於草堰場界排頭河邊的十五里廟。經過14年的征戰，取得了南到杭州，北到山東，西到安徽，東到大海的方圓2000餘里的地盤，並據平江（蘇州）稱王，國號大周。盡管張士誠一度向元政府屈膝投降過，並且最後為朱元璋所消滅，但為我國沿海鹽民開了反抗封建壓迫的先聲，削弱了元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導致改朝換代，其功績還是不可磨滅的。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大豐地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的斗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烈士有504名，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有1227名，在以後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又有89名烈士光榮犧牲。
民國初，張謇來此創辦鹽墾公司，廢灶興墾，招來通、如、海、啟貧農墾荒植棉。其中以海門人為最多。在生產活動中，本地人與海門人友好相處，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促進了大豐生產力的發展。在生產上，本地人有吃苦耐勞的精神，但耕作粗放，生產工具落後。而海門人因故鄉人多地少，養成了精耕細作的習慣。在海門人來到之前，大豐西部地區也種有少量棉花，種植方法是在鹽分較重，不宜種糧的土地上撒上棉種，待雨水把棉種淋得粘在土上才出苗，然後除除草就行了。而海門人則用條播、點播的方法，出苗後又有間苗、施肥、整枝、摘心等一整套管理措施，所以棉花畝產量大大提高。海門人的植棉技術很快為本地人所接受、應用。再如海門人帶來的碗兒鍬、拉鍬、鐵錯等工具，設計合理，使用方便，也很快在農區推廣。在性格上本地人忠實敦厚，人際關系鬆散，海門人活潑開朗，注重相互團結。在生活上，本地人節儉簡朴，但不善於搞多種經營；而海門人卻捨得花錢，也善於搞錢。上述這些各自的優良傳統，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形成了大豐人民特有的性格和風貌。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豐縣社會風氣良好，群眾安居樂業。「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左」的影響，人際關系一度比較緊張，派性斗爭時有發生。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通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社會秩序趨於安定。1982年，中央發出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指示，規定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經過幾年的努力，社會風氣逐漸好轉。但在此期間，少數不法分子利用國家改革、開放之機，進行犯罪活動。1983年，全縣開展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經過3個戰役，摧毀了l0多個盜竊團伙，鞏固發展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由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得到貫徹落實，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出現了探索追求豐富的精神生活的新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