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1. 朱大可的相關言論

1關於文物市場的言論
2011年6月，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稱，眼下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賭場效應製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鑒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 朱大可認為，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
2關於魯迅的言論
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朱大可寫到：「魯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這一『遺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寫就，與其說是向家人作告別演說，不如說是他的最高宣言。魯迅利用這個言說時機進行了最後的審判--判處這個骯臟的殖民地烏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於這份『遺言』的出現，一種我稱之為『仇恨政治學』的意識形態誕生了，並對中國的二十世紀政治運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我看來，魯迅提前公布他的『遺言』，是企圖將『個人事務』或『家族事務』公共化，也就是試圖將其轉換成一個重大的政治綱領。它表明，在經歷了長期的搖擺之後，魯迅終於置棄了已經殘剩無幾的愛語（這種充滿絕望的愛語在『野草時代』曾是魯迅的基本話語姿態），也就是徹底置棄了愛的情感及其倫理，成為一個純粹的仇恨主義者。耐人尋味的是，由於利用『個人遺言』的話語策略，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文獻中，魯迅巧妙地規避了他過去一直贊同的共產主義運動（許多魯迅研究者都在竭力迴避這一事實）。顯然，任何對以愛恨交織並飽含著人本主義色彩的馬克思學說的愛戴，都將令魯迅從這種極端和無愛的仇恨立場後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訪談《我就是魯迅的孩子》中說：反思魯迅，是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整體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堅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魯迅和晚期的上海魯迅分開。北京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傑出的作家，他的《吶喊》《彷徨》《野草》《墳》和《故事新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但上海魯迅卻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愛，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學被人利用，成為歷史暴力的話語源泉。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魯迅本是復雜的人性組合體，他的單一造型誤導了民眾。應當把魯迅還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剛神像。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訓。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斷自我調試——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擊。這是一種平衡游戲。我時常感覺自己像一個體操運動員，艱難地行走在話語的鋼絲上。魯迅和胡適都是傑出的原創者，而不是守望者。還原和重新認識魯迅，就是要正確地清理他的話語遺產，過濾掉不健康的部分，復興他所發動的文學事業。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論
關於寶劍：這真是英雄輩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劍客在江湖中誕生和死亡，他們的鮮血譜寫了古典劍學 的瑰麗篇章。最不可思議的暴力，與愛情、友誼、勇氣和終極關懷一同生長。眉間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獨的小樹，卻成為一座堅實的紀念碑，向我們昭示生命擴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堅硬的事物與最柔弱的生命，結成了神聖同盟。（摘自《寶劍：站在利刃上的精靈》）
關於銅鼎：王室對民間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斂，加劇了社會沖突，一種叫做「銅鼎綜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開始蔓延，又隨著「九鼎」傳染給周人，並且在周幽王那裡再次惡性發作，導致西周帝國的敗亡。沉重的銅鼎改變了湯人的廣闊戰地，使之被迫徹底放棄游牧的習俗。經過數百年的農業馴化，彪悍的獵人變得無限溫存起來，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這樣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襲擊。銅鼎與其說是社稷穩定和諧的象徵，不如說是國家災難和病變的徵兆。但隨著鐵器時代的成熟，皇帝跟民眾的分歧日益嚴重。就在武帝統治的時代，規模巨大的民用鐵器托拉斯已經形成，少數鐵器製造商壟斷了整個遠東地區的生產和銷售，而鐵器成了農業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體支架再度出現，鼎的支足淪為畫蛇添足的累贅。八千年前的鍋子獲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質已由陶土變成了生鐵。鐵鍋徹底取代銅鼎，成為百姓灶台上的主體。在歷經近千年的「銅鼎綜合症」苦難之後，鼎器黯然退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鍋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來就是人民的器皿，從屬於柴米油鹽之類的平凡事物。由於鍋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為統治者和貴族所專有，而是成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發出美妙的世俗氣息。而鼎則變成一種美妙的帝國記憶，它時常閃現在皇帝的夢里，展示著昔日政治筵席的浮華場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關於靈玉：玉的道德化完成於春秋儒家集團。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學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學家團隊，他們的贊美驚天動地，把玉推舉到道德象徵的高度。他們描述玉的質地堅硬慎密，色澤皎潔冰瑩，性情溫澤細潤、聲音清越舒遠。這是罕見的譽辭，儒學和玉學就此結成了堅固的聯盟。他們的作為，為玉學在歷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樣本。玉所承載的世俗倫理語義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無限驚喜。我們被告知，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恭敬謹慎地拿著玉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栗的樣子，步子很小，彷彿沿著一條直線往前走。這不是出自對王權的敬畏，而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諭儒家和玉的生命聯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員，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與器物的嶄新關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靈魂的凝結物，散發著士人知識分子德行的濃郁香氣。越過玉的形態和氣質，儒生看見了自身的端莊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礦物上的偉大鏡像。

2.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話語的革命
——略述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文/魏英傑

這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化史稿。書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於朱大可對新時期以來文化生態的精闢分析。作為 1980年代迄今中國文化嬗變的在場者與「他者」，朱大可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話語創造力，勾勒出這一場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文化劇變的清晰脈絡及其後果。

一

與大多數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開創性地構建了一套廣義流氓學體系，藉此進入文化堡壘的核心，對現行文化研究體系進行顛覆性重構。

所謂廣義流氓學，建立在對流氓、流氓主義以及流氓話語的重新定義基礎上。在朱大可的話語體系中，「流氓」並非傳統理論給定的狹隘對象，而是擁有身份危機、異鄉情結和精神焦慮三種識別標記的個體，從而大大擴大了「流氓」這一詞語的內涵。由此，在身份危機的語境中，以異鄉情結、焦慮心理和反叛立場為精神特徵的流氓意識形態，形成了朱大可所謂的「流氓主義」。而流氓主義的自我敘寫，相應地被稱為「流氓話語」。

這是廣義流氓學的幾個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發站。

作為一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將重點放在對流氓話語的文化闡釋上。在他的視域中，流氓話語並不僅存在於文學領域，除了小說、詩歌等文學體裁外，影視、音樂、建築乃至新近勃興的網路話語，均為流氓話語強有力的載體和表現形式。學科邊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嶄新的流氓文化學版圖便清晰地呈現眼前。

簡單來說，廣義流氓主義以國家主義的「反諷性鏡像」破空而出，理所當然，流氓話語也是別於國家話語的另一套話語體系。但流氓話語既是解構國家話語的一種力量，卻也具有重大建構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說：「如果沒有流氓話語，中國現代藝術和文學都將面臨枯竭和死亡的危機。」

從這樣的視域來看，長久以來的國家主義文化理論的致命傷一目瞭然。比如，缺乏流氓學維度的當代文學史，不僅對 1980年代以「非非主義」、「莽漢主義」等面孔出現的先鋒詩歌流派茫然無措，對於「下半身」、「口語詩」等流氓主義詩歌，更擺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調。即便同樣屬於國家話語體系的「朦朧詩」，也一度遭遇國家主義理論家們的攻訐。在正統文學史教科書中，「流氓寫作」不可能得到應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為正諭（典）話語的陪襯或對立面，輕描淡寫地提上一筆。

但在朱大可筆下，流氓話語儼然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不可忽略的的敘事譜系。從魯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於流氓主義的話語事業，對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生態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流氓主義不僅是國家主義的「反題」，也和國家主義「正題」一起構成總體意識形態的「合題」。

按照傳統的理論，流氓是國家永不饒恕的敵人，而在朱大可的話語體系中，流氓主義不失為國家主義的「對偶」。或者說，流氓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將之排斥在總體意識形態之外的話，它就將成為國家主義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構中的建構性元素」，流氓主義便將給僵硬的正典話語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鮮血液。畢竟，「流氓主義不是指向未來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個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無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正因如此，朱大可這本書不僅是對既有文化理論的顛覆，更是還原現當代中國文化史真實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將長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話語英雄們，一一請進文化的歷史序列，恢復了他 /她們本該擁有的名譽。毫無疑問，這一舉動不啻為一場「話語的革命」。

二

當然，朱大可的雄心並不僅在於尋覓文化史上的失蹤者，並將這些流氓英雄抬上文化神位。朱大可繪制這幅文化地圖的宏旨，更是為了揭示一個長期以來為正典史綱所忽略的事實——流氓話語對社會文化的顛覆性重構作用。

在市場主義大行其道的商業時代，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一直在激烈地進行著。流氓話語作為國家主義的「對偶」，一直肩負著顛覆與消解國家主義話語權威的重任，從而使國家主義話語不至於徹底走向專制、壟斷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就是「話語的革命」的第二重涵義。

在朱大可的流氓話語譜系中，本土流氓話語的崛起以1980年代崔健的「紅布敘事」開始。那首曾經在中國大地的上空回盪的《一無所有》，可以視作新時期文化領域「流氓歸來」的宣言。「《一無所有》是一個在身份（財務、道德和社會尊嚴）上『一無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義的誕生。」與此相呼應的是崔健在演唱時經常用來蒙住雙眼的那一塊紅布。在朱大可看來，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意識形態隱喻」：「『紅布』和眼睛的反諷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它象徵人民所遭受的文化專制與文化蒙昧。」

流氓話語與國家主義話語的對抗，由此成為新時期文化的重要命題。這不獨表現在搖滾音樂方面，在同一時期的詩歌、小說、電影等美學領域，都可以看到流氓主義的詭異笑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小說——流氓敘事的覺醒。小說的大規模話語反叛始於1985年。這一年，「那個叫作馬原的漢人」發表了中篇小說《虛構》，音樂學院女生劉索拉發表了處女作《你別無選擇》，而在烤鴨店裡當清潔工的徐星發表了《無主題變奏》。這三篇小說共同構成了當代流氓敘事的復興前奏——馬原是新時期國家主義話語「第一個真正的語言槌擊者」，但他僅僅撕開了國家主義話語的一道裂縫；劉索拉「率先展開了大規模的反諷」，「卻最終站回到了秩序一邊」，是一部未完成的流氓敘事；而徐星以其「更逼近反叛的本質」，成為「當代流氓小說的真正先驅」。

緊接徐星等人之後，王朔以更加無畏的流氓精神登上了當代流氓敘事舞台。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使其兼具國家主義與流氓主義雙重特徵，而當他成為國家主義棄兒之後，便徹底轉向流氓主義。正是這種雙重身份，使王朔既熟諳正典話語體系，又操著流利的流氓話語，進而老練地利用正諭話語進行多重反諷。國家主義話語堡壘，由此在其內部被撕裂開來，「悄然崩潰了」。

從此，民間的流氓話語大規模湧入文學，揭開當代流氓主義的狂歡序幕。這一場「話語的革命」，最終以網路話語——整蠱主義的興起為標志，達到了高潮。

朱大可正是這一場「話語的革命」的目擊者和講述者。

三

但這一場「話語的革命」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嬗變——在當前語境下，流氓話語逐漸喪失了建構精神，越發展露其具有強大顛覆作用的背面。這或許將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朱大可指出，流氓話語在消解、顛覆國家主義話語的同時，也向後者提供了新的資源，使其實現自我更新。流氓話語的涌現「改變了國家主義的單調面容，這種情形最終形成了『流氓國家主義』的新話語格局，也就是國家話語大量租借流氓話語，並從中獲得新的說服力和威權」。在這方面，金庸小說是一個典型案例，張藝謀從流氓主義電影積極分子到國家主義電影「首席旗手」的轉變，又是一個顯例。

另一方面，朱大可也指出，流氓話語的顛覆、破壞特性在消費主義時代已經泛濫成災。「在晚期資本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的消費理念的全力支持下，流氓主義的表情已經深入人心，它熱烈（反諷地）擁抱著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並且堅持要為它的亡靈送葬。」「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變得像今天這樣街痞化、厚黑化與整蠱化。」

從下半身詩歌的肉身敘事到行為藝術的「暴力競賽」，從「妓女小說」到搖滾精神的沒落，從網路大話運動到「第四代」儒生的「國術」表演，不難看到，流氓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系變得日益曖昧，甚至在市場的溫床上實現了媾和。這一切構成了朱大可所謂的「後流氓主義」的「夜宴圖」。

而在這幅圖景中，「靈語」（精神敘事）的不在場，成為當代一大文化迷案。對此，朱大可認為：「在國家主義信念退卻之後，幼稚的中產階級仍在襁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義也沒有發育成熟，所有這些元素都導致了精神敘事在中國的巨大真空」。

毫無疑問，作為流氓話語三大頭的色語、穢語和酷語，固然對國家主義話語具有強大顛覆性重構功能，但其建構精神的展現更多依賴於精神敘事的介入。當色語大肆侵襲靈魂敘事的空間，穢語形成「多數人的話語暴政」，更為關鍵的是，當知識精英長期喪失精神敘事的能力，那麼，具有普適意義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將變得更加艱難。

正因如此，朱大可不無痛切地指出：「自從1990年代以來，精神敘事運動從未在中國知識界真正展開過。它的失蹤案，無疑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最大恥辱。」

在當前語境下，必須看到，曾經作為國家主義話語的「對偶」而存在的流氓話語，它的批判建設性立場正在逐漸喪失。它在顛覆國家主義話語的同時，也在大規模地製造著社會的道德、信仰以及法治危機，使整個社會走向「零度信仰」。 可以說，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劇變。

面對中國文化思潮當前走向，朱大可認為：「這事實上是後集權主義時代的流行文化特徵，也就是在全民娛樂的名義下所實施的大規模文化轉型。」「過去它被上演了數千年，但其形式過於堅硬和血腥，如今在資本權力的改造下，其表面變得日益柔軟、平滑和人性化。這就是發生在中國的話語天鵝絨革命，它正在把十幾億中國人帶往一個流氓主義、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三位一體的嶄新世紀。」

但不管怎麼說，在對流氓話語懷著極大敬意的前提下，有必要對其可能引起的文化災難保持足夠的警醒。

四

廣義流氓學的提出，特別是釐清流氓話語與國家主義話語的對偶關系，可以視作朱大可對當代文化理論研究的一大貢獻。與此同時，更不應忽略朱大可對漢語的顛覆性創造方面的貢獻。當代文化批評的酷語化，朱大可實為始作俑者。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朱大可在詞語領域掀起了另一場「話語的革命」。

當下，酷評正以更為積極的姿態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在時評等新興文體也大量出現了類似「制度傷害」、「審美疲勞」、「文化焦慮」等朱式酷詞，並受到作者與讀者的雙雙垂青。曾經有人認為，朱大可的評論文體，因其用詞十分奇崛，別人很難模仿。事實上，「朱語」正在被大量模仿、復制，乃至濫用。因此，有人反過來又將此歸罪於朱大可，甚或認為朱大可的文化評論除了詞語創新，思想乏善可陳。

這實際上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朱語」的一種誤讀。在我看來，「朱語」只是朱大可人文思想的副產品。在朱大可眼裡，思想的表達端賴於詞語的創造性演繹，惟有改變漢語的陳舊面孔，才能更為准確地抓住這個大變革時代的脈絡，也才能與國家主義話語形成均勢，進而恢復公民話語的產權。

不難看到，作為漢語產權重要內容的命名權與闡釋權，一直把持在國家主義手中，無論是精英知識分子還是普羅大眾，長期以來不無生活在國家主義話語的淫威之下。面對國家主義話語的強勢，知識精英的話語反抗，顯得過於柔弱無力。「朱語」的出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面貌。特別是在國家主義文化理論領域，「朱語」猶如一道「話語的閃電」，照亮了國家主義理論家們蒼白的面孔。無視「朱語」強悍的思想力量，根本無法體察朱大可評論文本中詞語與思想的另一重對偶關系——「朱語」既顛覆了國家主義話語的陳腔濫調，又給當代人文話語注入了新鮮血液，讓當代人文思想煥發出新的生機。

當然，諸多「朱語」擁躉們一邊學習與模仿「朱語」，陷入話語的狂歡，一邊又踩踏著「朱語」的肩膀，發出輕蔑的笑聲，這還可以看作是一種「弒父情結」的集體發酵，或另一場「流氓的盛宴」。

歸根結底，惟有精確把握「朱語」及其思想特質，才能更為清晰地了解《流氓的盛宴》一書的內在精神。

摘自：豆瓣讀書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91767/

3. 朱大可的介紹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人。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也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衛、睿智，話語閃耀著理性、激情和啟事的光輝。他用獨特的話語方式——「朱語」對中國文化現狀和社會弊端製造了許多激烈的、尖銳的批評；他學識淵博，扎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茅盾文學家得主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2006年9月號《鳳凰生活》雜志，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朱大可入選，被譽為「中國文化守望者」。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辟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獲。

4. 如何評價朱大可所著《華夏上古神系》

朱大可這本《華夏上古神系》所涉及的學科知識非常豐富，除了神話學，還有語言學、音韻學、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宗教學、符號學、民俗學······從這些學科以及書中引用的資料來看，耗費研究時間是驚人的，作者在書中有過自述： 「本書的寫作，可謂是一場馬拉松式的長跑。早在20多年前，我便發現了全球神名音素的同一化現象，並就此著手對上古神話的探究，其中的部分觀點，寫入《禹：中國民族精神的話語起源》（原載《戲劇藝術》1994年1月號）一文，但因出國旅居和其後對當代大眾文化的介入，這項計劃被反復打斷，但最終在20年之後，在當代生物學成果的鼓舞下，以近50萬字的篇幅，形成一個極為粗陋的學術文本，記錄了關於中國神話起源的主要心得。這部書的寫作，消耗了大量智力和體力，以致我在本書完成之後，幾乎變成一個身體虛弱的「病夫」。

全書從《山海經》這本晦澀的奇書開始引入，這本所記載看似似是而非的作品裡面一直以來就引人入勝，但是又晦澀難解，朱大可認為這本書留下了許多上古神話的密碼，代表著昔日的「亞洲精神共同體」。他提出了自己對神話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庸俗的歷史主義解讀，讓我們理清楚神話在流傳過程中的原型、鏡像和變異，所有的變化背後的原因以及影響。
基因學、生物學的研究非常有力的論證了全體人類非洲起源的說法，考古學、語言學等方面都在提供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只是中國人一直以來出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企圖論證中華文明是隔絕世界文明共同體，獨立起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這種意願的學術反應。
想想人類最早共同的祖先，非洲智人從非洲起步，以每天4、5公里向世界各地遷移，他們帶著共同的神話記憶，其中的一支從中南半島進入中國，在太平洋東岸堆積，聚居，一部分北上度過白令海峽去了美洲，多麼有意思的一次文明遷徙。朱大可先生提出了最為世界神話最早原型的非洲巴別神神話體系，論證了埃及神話、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國文明之間的相互驚人的關聯性。大遷移時代是新舊圖騰交換的時代，很有意思的是世界各民族幾乎都有著共同的大洪水的記憶，諾亞方舟、大禹治水，同樣也都有共同的龍蛇崇拜，驚人相似的考古文物符號。
在華夏文明黃河文明中心論之外，還有獨特的三星堆文明、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這些文明形態其實也在佐證著華夏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之間在上古時代的鏈接。朱大可重新梳理了華夏上古神話裡面神與其他文明神的共同原型。女媧作為大母神、水神、蛇神與埃及神話中的努特、《聖經》中的諾亞等原型的關系，日神舜與希臘神話老一代太陽神赫利俄斯的相似、伏羲起源於印度的伐樓那，火神祝融與波斯蘇魯支，大禹作為地神與埃及神話中的蓋布和索貝克之間的關系、嫦娥作為月神與印度神話中的原型，西王母與印度神話中的濕婆（西瓦）在語音、功能、文字記載的形象上的相似性，後羿與埃及神話中的涅伊特·····
這本書堪稱一部世界上古神話的地圖註解，長久以來太被思維局限忽視的關聯與發現，第一次被這樣清晰的揭示出來，讓人閱讀時候也不得不佩服，研究方法變化，思路打開會得出如此驚人、新奇又大膽的結論，即使你不認同，願意反駁也不得不佩服作者這個研究角度的新穎，觀點結論的精彩~

5. 朱大可的個人履歷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志《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准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借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里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摘自《懷堯訪談錄》）

6. 如何看待朱大可對謝晉模式的缺陷的批判

朱大可對謝晉電影模式的批評，表達了當時青年人的文化焦慮。謝晉電影在倫理上充滿受虐心態，主張服從、逆來順受、三從四德，這種「黨疼國愛」的心理以《牧馬人》為代表，已成為現代化的嚴重阻礙。

7. 朱大可的主要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歷》《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記憶的紅皮書》《神話》等。主編有《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大型文化年鑒，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為《中國文化總覽》）《文化批評》（為中國學術界首部文化批評教材）等書。
1《記憶的紅皮書》
朱大可的話語，被許多人稱作「朱語」，是一種感性和理性交織的隱喻式書寫，多年來受到許多青年讀者的喜愛和模仿。本書是作者20多年來詩歌、散文、隨筆和小說的大部分精華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稱現代漢語的傑作。作者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深邃見解，被編織在絢麗而堅硬的語體里，形成獨特的敘事一闡釋風格。書中圖片亦是隱喻式書寫的延伸，不僅能夠滿足讀圖時代的視覺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尋味的文化密碼。在文化垃圾泛濫和閱讀焦慮日益嚴重的時代，本書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價值。
2《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
本書深入探討了盛行於當代中國的流氓話語現象。當代中國分為兩個社會，一個是國家社會，另一個則是無秩序、無信仰、無權威和無道德的流氓社會，它以離開土地的兩億流民為基礎，成為當代中國的隱形屬性。本書以身份理論為邏輯前提，以流氓話語為對象，以酷語、色語和穢語等為分析元素，對滲透在各種文化樣式（小說、詩歌、美術、音樂及大眾文化等）之中的流氓敘事模式，展開了全面深入和獨特新穎的闡釋，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話語的基本特徵。讀罷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話語研究的罕見收獲。
3《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共八卷，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大學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同濟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該系列文化年鑒日文譯本為《中國文化總覽》，由日本好亞出版社出版。）
在與當下各種各樣的文化現象打交道的過程中，編者試圖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現場，以獨立立場和批叛精神作為這張「文化地圖」的基本坐標系。「批評文選」刻錄著年度文化批評的精神標高；「關鍵詞」的緯線標識出公共文化空間中各個層面的關鍵記號；「文化事件」的經線，則以年度時間區劃為單位，展現各文化領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來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圖像，應該全貌或局部，並通過它確認文化個體的「自我」方位，從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當下中國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這張虛擬的文化「地圖」上行走，人們將會與各種各樣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觀察和打量中，呼吸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氣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歷（1999-2004）――刀鋒文叢》
本書收錄了著名批評家朱大可1999-2004年這五年間的大部分較有影響的文學、文化和時政批評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開發表在中國新聞周刊、南方周末、南風窗等著名媒體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經引發廣泛爭議。作為中國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評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著犀利而深刻的風格，與他的神學、神話和文化闡釋學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評更具「殺傷力」，並因此而有「一劍封喉」的美譽。朱大可的批評方式和話語風格，對90年代以來的「憤青主義批評」產生了微妙影響。
5《話語的閃電》
作為當代中國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學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數量並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有重要的創見。《話語的閃電》收錄了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最有代表性的13篇論文，包括《空心的文學》、《燃燒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這些文字充分顯示出了作者銳利的思想和開闊的視野。朱大可的言說方式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也許是不合時宜的，但他獨特的話語風格，確如「閃電」，能以劈開精神的難題，照亮時代的蒼白。
6《逃亡者檔案》
在「文化批評」的領域，朱大可始終以標新和立異的風格成為文壇的異數。在這本書中，他試圖以尖銳的語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問歷史的神話。面對種種文化現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點點，揭秘糾偏，宣稱事實背後的真相，宣稱：「我要審判。」
7《十作家批判書》
這是對當下中國文學的一次暴動和顛覆，把獲取了不當聲名的「經典」作家拉下神壇。

8《孤獨的大多數》
孤獨，是為了保持精神的獨立。本書為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先生關於當下中國文化反思的結集，話題兼及文化、文學、電影、建築、歷史、地理等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傾情講述了在時代變動下個體與時代的精神孤獨：信仰與信義淪喪的「世態孤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話語孤獨」，浮華盛世下尋找靈魂皈依的「文化孤獨」……他在行文間不時流露出對整個人類文化的關切之情，並由此創造了文化的孤獨意象：孤獨，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階梯。
9《文化批評》
本書是中國學界首部文化批評原理，描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基本現狀，全書涉及當代中國的文化邏輯，文化生產、傳播與消費、文化符號生成與讀釋，神話與文化意識形態，身份、權力和文化認同，身體與性別，器物文化與生活方式，空間政治和文化地理，時間與記憶，感官文化等論題，全面闡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評的主要立場、觀點與方法，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書系《神話》《審判》《烏托邦》《先知》《時光》
《神話》《審判》《時光》《烏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選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朱大可已經出版過的舊作，如《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歷》《記憶的紅皮書》等，其二是一些從未結集出版的文章，分為建築、器物和歷史傳奇等三種母題。它可能會面對更為廣泛的讀者群落。

8. 朱大可的語言為什麼被稱為「朱語」

黎明前的吸血鬼:《保衛朱大可》

1.朱大可本身是個文化迷津。解讀朱大可首先要避開對朱語的糾纏。相信我，朱語是種陷井，一個語言的石頭陣，目的是阻擋無緣者的騷擾。
2.解讀朱大可，即是解讀自己。這是他始終受到關注的原因。朱的文本是時間之水，倒映出的總是讀者自身。解讀者的悟性和穿透力是避免走火入魔的先決條件。
3.朱大可是當今中國漢語語境中唯一一個以自身悟性串連靈性和魔性的得道高人。他洞察到的真相有三個部分重疊的層面：自身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以及語言的真相。所謂「朱語」就是整合了東西方智慧的言說策略。由此看，朱語本身是無懈可擊的。說白了，懂得的人一聽就懂，不懂得人不懂就是不懂。
4.大家都在談論朱大可的困境。謝謝關心。其實這才是朱大可落寞之處。朱及其文本構成了一個雌雄同體，自給自足的磁力場。如果，朱大可不以入世的姿態切入中國版圖，所謂困境只是我們自己的困境罷了。是我們把自救的壓力和危機轉嫁到了朱大可身上。如同希望子夜裡飛出太陽。荒誕不經的不是世界的黑夜，而是愚昧的我們自己。
5.說到神學或者信仰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沒有神學問題的，有的倒是信仰如同王後的貞操不容懷疑。所以神從沒有從他身邊走開過，因為他從沒有接近過神。不是不願而是不能，就像一場絕望的愛情。我看見他端坐在神的對面，以一種暗戀的表情凝望著遠方，出神入化，宛如守身如玉的處子。

趙毅衡:《年年歲歲樹不同》

人們驚奇地發現他令人嘆服卻無從模仿的「朱語」，越發飛揚高蹈，他的不休地驚人的觀點，也越發犀利。

張斌璐:《朱大可的精神記憶》

戲仿是「朱語」的緊張修辭本領，朱大可在一系列戲仿實行中，顯現出闡釋的開放性，他所拒絕的仍舊是權利對闡釋無所不圓第倒抑，並希求寄託謄寫來完成對自由代價的追索。

孤雲：《朱大可：尋求獨立聲音的表述》

朱大可是時下流行的「酷評」的始作俑者，他的寫作風格被人稱作「朱語」。文學批評家胡河清當年稱朱大可為「文化恐龍」，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其思想的評價；而在對文字的創造力上，朱大可更可謂一位「話語高手」。
朱大可的文字瑰麗變幻、富有穿透力，平淡無奇的詞語經他排列組合，便魔幻般地具有非凡的力量。這種語言技巧是長期磨練的結果，朱大可在這上面浸淫了 35年以上的時光。從小學三年級起，他就開始收集語詞和佳句，進行語詞的打磨。這種習慣一直到大學還沒有拋棄。
頗有意思的是，朱大可小時候還有過輕微的口吃。或者正是因為如此，朱大可當年選擇了以書寫作為生命表達的工具。
雖說時下許多寫作者模仿朱大可的文字風格，卻未必懂得「隱喻式寫作」的真諦。朱大可認為：「批評的力量首先來自准確的判斷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隱喻式的組接。話語的力量終究不單單是語詞的事務，如果沒有語義的支撐，話語的力度是無法獲得的。」

夜譚《上海文學批評家導游地圖》

才氣十足的朱大可被視為學院外人士的代表，他的隱喻式文體因此被一些有志於「院外模式」的文學中青年視為楷模，模仿個不休不歇。翻遍朱大可的文章，滿篇皆是隱喻。因為文體的獨特，成為自絕於「學院派」的典型。朱大可的「院外批評」文章，即所謂「朱語」，曾是陽萎的批評界的強力春葯，至今仍然暗流涌動。但也有人把他是視為神學自由主義的範本。

王石《近乎病態的炫技》

評價朱大可，也有許多美譽：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話語創造力；一種感性和理性交織的隱喻式書寫；以標新和立異的風格成為文壇的異數；詭異般的瑰麗文字迷宮；奇怪的話語實驗極大地擴張了語言的力度；他的每一次發言都像一道閃電……等等等。
雖然，也有很多人認為，朱大可的寫作過於誇飾，過於迷戀驚人之語和炫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個批評環境缺少膽識和誠實態度的年代，朱大可的批評，有著難能可貴的尖銳和鋒芒，他的語言所迸發出的才子氣，還真不乏「詭異般瑰麗」的誘惑力。

作者不詳

理解朱大可，必須從探察他的語言開始。「朱語」打開了通往存在的路，卻不告訴人出路在哪，習慣因循的人往往在此迷路。朱大可是不容易被復制的，被復制的朱大可就象被抽去生命內核的語言，變成一場無關靈魂的語言秀。進入朱大可，就象進入一個慢性絞肉機，必須接受它的絞殺，而且時時尋找對語言城堡的突圍。我至今仍象卡夫卡筆下的土地測量員一樣，只能在朱大可語言城堡的外圍徘徊。

玻璃村：《「文化恐龍」與野性的思維》

語言是思想投射在文本外部的斑斕面具，如同彩虹只是雨點對光的折射。一些人註定無法穿越朱語的迷津，他們找不到可以借渡的舟楫。他們研究、模仿、書寫著一種貌似朱語的文字元碼，頻頻閃現於朱語常用詞彙的現場，卻若一個蹩腳的珠寶匠人，因著自我原創思想的嚴重缺席，茫然無措的面對著一顆顆詞彙的珍珠，卻無法將詞之珠串成語之鏈。所以原本便單薄貧血的文本，充斥滿詞的碎屑。而僅僅糾纏於詞，僅僅對朱式詞彙進行表面的租借，就以為自己洞穿了朱語的奧秘，這看法與做法顯然是幼稚可笑的。

羽戈：《十年來看過的最好看的中國作家的作品》

我的批評路數，大致沒有脫出朱大可老師的窠臼。朱老師天縱英才，功底雄厚，即便是把批評的調門唱到高八度，也無人敢說三道四。這可苦了追隨他的後輩，稍有差池，便是畫虎不成反類貓。老朱難學，倒不僅在於他的隱喻式寫作，更在於朱語背後的運思。

9. 朱大可的基本內容

1975年7月至1985年12月在湘潭市第二建築公司參加工作，歷任電工、主管會計、團支部書記、工會主席，在任團支部書記期間，曾獲得「湘潭市百日競賽標兵」。1986年元月至1987年7月調任湘潭市開關廠任副廠長。1987年8月創辦「湘潭市振興礦山開關廠」，1992年3月更名為「湘潭市挖掘機電器廠」，1999年4月注冊成立湖南科通電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實現了從單一生產礦山電器產品的企業跨入集研究開發生產銷售集於一體的礦山電氣自動化設備。礦山挖掘機成套電控設備、牙輪鑽機成套電控設備、高低壓輸配電設備的專業製造公司，並被湖南省科技廳批准認定為湖南省高新技術企業。
公司於2000年通過了ISO9001:2000國際質量體系認證和中國強制性認證（3C認證），2010年又通過了ISO9001:2008國際質量體系認證。注冊商標「振礦」牌，並擁有獨立完整的只是產權。公司先後開發了新產品近30項，申報國家專利26項，獲國家專利16項，其中2項自主創新產品列入國家火炬項目，一項產品被科技部、環境保護部、商務部、國家質量檢驗檢疫局批准為國家重點新產品，五項新產品分別獲得湖南省優秀技術創新項目。2009年11月公司大型礦山挖掘機、牙輪鑽機電控設備被科技部批准為重點項目《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立項》。繼 2008年12月公司《振礦牌》WK、WS系列挖掘機電控設備獲得湖南省名牌產品。2011年12月湖南省名牌產品稱號，2012年4月公司WK系列挖掘機變頻電控設備和KYZ系列牙輪鑽機變頻電控獲得中國電器工業最具影響力品牌，2012年8月WK系列挖掘機多傳動帶回饋變頻電控設備獲得中國機械工業科學技術三等獎，創造了「科通電氣」變頻品牌優質形象。產品暢銷國內29個省、市自治區有色冶金、鋼鐵、煤礦、石化、水利水電、建築等行業300餘家大型礦山企業。部分產品遠銷往蘇丹、巴基斯坦、越南、蒙古、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2]
公司現有員工100餘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員工占公司總數的60%，博士碩士等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工程師、技師、高級經濟師、經濟師、會計師等專業技術管理人才佔26%，聚集了一批來自信息化、財務、企業管理、市場營銷、機械電氣、計算機等各個專業領域的復合型專業技術人才，成立了工程機技術開發中心，技術研究人員18人。擁有各項研發生產檢測檢測設備設置60餘套，具有過億的規模生產力。
公司是2008年湖南省第一批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2009年湖南省信息廳認定的湖南省雙軟體企業，2010年湖南省經信委批準的湖南省「小巨人」計劃企業，還是中國電器工業協會常務理事單位和電控配電設備常務理事單位。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設備常務理事單位，湘潭市先進礦山裝備產業集群創新聯盟理事單位和湘潭市物流與采購協會常務理事單位。

10. 朱大可其人及作品

朱大可 （1957~），著名文化學者、批評家和隨筆作家。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博士。現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前衛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文化研究與批評，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因其前衛的思想、對社會弊端的激烈批評、獨特的話語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廣泛影響。2006年9月號的《鳳凰生活》雜志，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中國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選，與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編輯本段]著作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歷》、《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大型文化年鑒，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記憶的紅皮書》等。 [編輯本段]主要經歷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志《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准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借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里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編輯本段]人物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已故）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別署蓮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為秀水(今嘉興)巡檢，遂寄籍嘉興。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縣知縣。大可少時負笈南京農學堂，畢業後一度曾任上海《新申報》主編，並先後在上海務本女中、愛群女中、正風文學院、正始中學、大經中學、比樂中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南通學院等院校任教師、教授。1949年後，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1958年退休。
朱大可畢生勤於治學，博覽群書，而不囿於舊說。對國學的研究，融經學、小學、訓詁、辭章於一體。對古文字的源流辨識，尤多邁越前人的獨到見解。早年著作散見《東方雜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國家多難，上海的社會情況更是詭譎復雜。大可身處此時此境，淡泊明志，從不攀比牽附，俯仰於人。抗日戰爭初期曾多次拒絕日偽的種種壓力和誘惑，堅貞自守，不惜失業家居，後來又堅決拒絕偽中央大學文學院教授之聘。這一時期，不再發表詩文，而閉門鑽研國學，益臻宏博。建國後，更是專心治學。
朱大可兼擅書法，曾學曾熙(農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擯碑體的矯揉，脫帖書的軟熟。晚年專作古籀，兼謹嚴秀拔之長，為人所重。以詩鳴世。名詩人陳衍在20年代末曾選清末民初舊體詩佳作，輯為《近代詩鈔》，入選的詩人中朱大可最年輕。他的好些名篇佳句，為人所傳誦。陳鶴柴在《靜照軒詩話》中贊譽：「朱十以後，復見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詞人朱祖謀更贈以「蓮垞」之號，以蓮垞與竹垞(朱彝尊號)相比擬。妻孫慕征學蠶桑專業，能詩，人評為「饒有唐音」。
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遺稿有《周易復古篇》、《石鼓文集釋》、《耽寂宦自選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