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湘鄂赣工农银行 苏维埃军政部 五元大洋
抗战时期的货币了。恭喜楼主。
Ⅱ 中国信用体系的信用体系
其大致由下面四部分组成：
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设立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比较著名的外商银行有：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此外，外商还设有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其他信用机构。
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
钱庄、银号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营货币信用业务。在中国南方一般称为钱庄，北方则多称为银号。钱庄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外商银行及其买办所利用，并与外商银行日益结合，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步提高。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资本扩张很快。清王朝灭亡以后，钱庄顽强地生存下来。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2～1914年间，全国平均每年有钱庄4600余户，资本7161万余元，公积金、存款和发行纸币为8000万元，年平均资本总计在1.5亿元以上。钱庄的经营方法以信用为主,适应旧式商业习惯，在外国银行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汇划制度，信用周转灵活。代销洋货、代办土货的商人大都利用钱庄签发的庄票，以资周转。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类庄票在上海市面流通的数目约在20亿两以上,可以省去同等数额现金的流通。同时，国内贸易资金的融通也主要由钱庄承担，钱庄在外地虽无自己的分支机构，但借助于各地同业的联络，到处可以通汇。钱庄的申票是国内贸易流通的主要信用工具。各地银两对银元的比价，银元与铜元的比价，相互拆款的拆息，以及各地内汇汇率等金融行情，都由钱庄业控制，以该业挂牌行市为准。1927年以后，钱庄开始衰落，1933年废两改元进一步削弱了钱庄控制金融市场的能力。以后，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官僚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钱庄(银号)的业务日渐萎缩。中国旧式信用机构除钱庄（银号）外，还有典当、高利贷者等。钱庄（银号）、典当、高利贷者代表了民国时期信用事业中的封建势力，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的特性。
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
中国自己的第一家银行建立于1897年，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立的银行不过十几家，其中主要是官办和官商合办的银行,最著名的是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民国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民族资本银行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一起成为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到20世纪2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民族资本银行均已建立，如被称为“南三行”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称为“北四行”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逐渐建立起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以及中央合作金库组成的官僚金融垄断资本体系。这“四行二局一库”垄断了全国绝大部分金融业务，至使民族资本的银行受到官僚金融资本的压迫和排斥而趋于衰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为了保障军队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建设,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海陆丰、湘赣、中央、闽浙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的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达50余家，发行纸币、布币、银币、铜币、兑换券、流通券、信用券、存款券、信用条、股票等 200余种。如海陆丰劳动银行、东固平民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工农银行等都曾发行各自的货币。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建立了银行，如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晋绥边区银行、华中银行等。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胜利进程，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建立的银行有中州农民银行、内蒙银行、长城银行、东北银行等。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转折点。此后，各革命根据地银行归并中国人民银行，改组为人民银行的各地区分行。 ①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②中国的钱庄、典当、高利贷等封建信用机构依然存在，并具有相当的势力；
③以银行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信用事业不能正常发展，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官僚金融资本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事业，民族金融资本只能在外国金融资本、中国官僚金融资本和封建性的金融机构的夹缝中求生存；
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最后取代上述金融势力。
Ⅲ 九江的经济
唐宋时期，九江就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稻谷、茶叶、蚕桑、鱼苗以及竹木、船舶等畅销各地，为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明清以来，九江成为重要的水稻、棉花、茶叶和淡水鱼类生产基地，同时商业贸易也更加繁荣，其中永修县吴城镇以“装不尽的吴城”之称与“卸不完的汉口”相比肩。清咸丰十一年（1861），九江正式开埠通商，近代民族工业也随之逐渐开始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九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就。全市拥有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建材冶金、纺织服装、能源电力、医药食品等支柱产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京九、华东、柴桑、天马以及粮食、果品等辐射全国的10大市场初具规模。
据初步核算，201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79.9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72亿元，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984.95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658.29亿元，增长10.4%。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63.5%和33.0%。人均生产总值37097元，增长9.9%。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7.7：55.3：37.0。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1126.71亿元，增长10.5%，占GDP的比重为63.3%，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328.53亿元，增长17.2%。其中，全年新增城镇就业6.23万人，城镇就业率95.5%。城乡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107.9万人。年末城财政收支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328.53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13.66亿元，增长21.3%。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达18.5%，比上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全年税收收入276.06亿元，增长17.3%，占财政总收入比重84.0%。全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383.53亿元，增长13.4%。镇登记失业率为4.5%。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其中食品类和衣着类，均上涨3.8%，居住类上涨3.2%，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上涨1.0%，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下降1.8%，交通和通信类下降0.7%。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下降1.8%。 九江农业生产具有优势。农业的主要种植作物有水稻、棉花、大豆、玉米、花生、油菜籽、芝麻、茶叶、苎麻等二十多大类别。水稻、棉花、油菜、苎麻、茶叶属江西省的重要产区之一，其中棉花产量占全省三分之二。林、牧、副、渔业生产在全省也占有相当位置。1949年以来以来，九江的农田基本建设成就显著；农业机械拥有量迅速增长；农业科学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九十年代初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永修、修水、都昌、德安四县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彭泽县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湖口为全省油菜生产基地。农垦事业是九江一大特色，在全省农垦战线占有重要位置。它集农、工、商、运、建、旅游、服务业于一体，全面开发，综合经营。
2014年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7.87万公顷，增长0.8%；粮食产量165.20万吨，增长2.7%。油料作物播种面积13.34万公顷，增长0.2%；油料产量22.80万吨，增长5.1%。棉花播种面积6.34万公顷，增长1.0%；棉花产量9.50万吨，增长3.9%。
全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59万公顷，零星植树838万株；年末实有封山育林面积45.45万公顷，成林抚育面积5.67万公顷。
全年肉类总产量21.76万吨，比上年增长2.7%。生猪出栏221.64万头，增长2.7%；生猪存栏128.03万头，下降1.1%。全年水产品产量42.31万吨，增长4.3%，其中特种水产品产量15.23万吨，增长6.9%。
全市规模以上农业企业472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82家，市级龙头企业258家。实现销售收入750亿元，同比增长7.6%；其中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50亿元，同比增长17.2%。培育了博莱、嘉盛粮油、仙客来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划建设了8个农产品加工园区，新增农产品江西著名商标33个，江西名牌2个，绿色有机食品7个，无公害农产品3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3744家，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121万户（次），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户均增收25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九江工业基础薄弱，市区只有棉纺、织布、印刷、面粉、火柴等几家小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各县区也只有一些土法榨油、轧花、酿酒等小型家庭手工业。可称之为企业的仅56家。1949年后，九江逐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门类比较齐全、内部结构趋于合理的工业体系。拥有纺织、机械、建材、采矿、冶炼、造船、石油加工、化工、电力、电子、食品等几十个行业，企业户数达2千余家。乡村工业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矿产、建材、服装、纺织、化工、机械等9大支柱产业，有40多种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机械工业主要产品有柴油机、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工业电炉、食品机械、木工机械、汽车拖拉机配件、高低压电瓷、矿山机械、冷藏集装箱等38大类160余种产品系列。石油化学工业主要产品有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沥青、烧碱、盐酸、漂白粉、聚氯乙烯、氮肥、磷肥、农药、塑料及其制品等。电力工业火电、水电皆备，以火力发电为主。九江发电厂拥有全省第一座超高压发电机组。建材工业由新中国成立初只能单一生产砖瓦发展到生产水泥及其制品、建筑陶瓷、玻璃纤维、花岗石、人造纤维板等多种产品，初步形成了一个品种多，用途广，较完备的建材工业体系。由于地处江岸，九江造船工业历史较为悠久，新中国成立后九江的造船业获得新生，得到发展。1990年，全市共有造船工业企业30家，具有建造一万吨级以下种类船舶、船用机械、导航仪器及其他机电产品的能力。是长江中下游最大的现代化造船工业基地之一。1919年的“久兴纱厂”，为江西现代纺织工业之始。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得到长足发展，现已成为全市工业的重要支柱。1990年末，纺织工业企业达120多家（含乡镇企业），形成棉纺、棉织、毛纺织、麻纺织、化纤、印染、针织、丝绸、纺织器材、服装等门类齐全行业配套的现代纺织工业新格局。
2014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945.53亿元，同比增长12.5%。十大产业集群完成工业增加值795.02亿元，增长12.8%，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84.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34.6%，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4.3个百分点。
全年发电量91.80亿千瓦时，增长1.1%；化学纤维37.36万吨，增长9.9%；纱89.76万吨，增长8.5%；水泥1980.45万吨，增长22.0%。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99.2%；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731.09亿元，增长19.8%；实现利税总额485.5亿元，增长15.3%；实现利润307.32亿元，增长15.3%。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423.66%，比上年提高37.2个百分点。
年末全市入园投产工业企业1076家，比上年末增加42家；安置从业人数28.21万人，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895.54亿元，增长15.6%。主营业务收入3949.02亿元，增长16.0%。实现利润总额268亿元，增长17.1%。上交税金155.04亿元，增长11.3%。
全年实现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153.85亿元，增长7.0%。全年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311.20亿元，增长11.2%。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538.69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49.39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888.69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189.27万平方米。
九江自晋代起，即成为“米商纳贾”的都会。鸦片战争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日等国在此设租界，办洋行，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埠，华洋商家杂处，南北货物汇集，一度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财阀垄断，城区商号减至不到300家。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业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先“改造”，后“调整”的曲折过程，全市城乡商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改变流通领域长期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格局。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私营个体商业迅速发展，市场繁荣，购销两旺。
主要商圈：八角石商圈，四码头商圈，沃尔玛名湖广场商圈，十里大楼商圈，八里湖商业圈
主要商业街：大中路步行街，濂溪区上海路步行街，浔阳路商业街，庐山南路饮食文化一条街，环城路茶饮特色街，柴桑大市场，浔阳东路地下商业街等
主要商业场所：九江万达广场（在建），中航九方购物中心，麦德龙超市九江店，沃尔玛超市九江庐山南路店，大润发超市九江店，上海农工商超市九江店，上海华联超市九江店，人人乐超市九江店，华润万家九江店，联盛九龙广场（在建），联盛购物广场，新大中大太平洋百货，崇尚百货及市内多家联盛、派拉蒙连锁超市。 2014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6.4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89亿元，增长14.5%；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3.52亿元，增长13.2%。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66.77亿元，增长19.0%；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429.64亿元，增长13.2%。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39.60亿元，比上年增长33.4%；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7.43亿元，增长15.8%；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28.55亿元，增长21.0%；石油及制品类60.38亿元，增长10.8%；金银珠宝类3.37亿元，增长28.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10.57亿元，增长20.0%。
全年进出口总额57.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其中出口46.48亿美元，增长15.2%。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14.5亿美元，增长17.8%。引进省外50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584.93亿元，增长22.8% 九江金融业源远流长。清同治二年（1863年）设立华洋众商公估局。光绪三十一年（1889年）设立户部银行九江分行。辛亥革命后，1913年成立交通银行九江办公处，1916年成立中国银行九江分行，1928年成立中央银行九江分行。接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江西裕民银行相继在九江设立分行或办事处。1931至1934年，湘鄂赣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曾建立金融机构，并发行货币。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九江支行，相继组建各县中国人民银行，开展金融业务活动。1984年底，九江市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开，1985年成立外汇管理局九江分局，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并存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1990年，全市拥有各类金融机构871个，职工6820人。各项存款余额21460万元。银行信贷投入不但成为发展九江经济的重要财源，而且为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旅游服务和住房消费等事业的繁荣作出贡献。
2014年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864.54亿元，比年初增加105.50亿元，其中单位存款余额760.03亿元，比年初增加15.76亿元；个人存款余额1065.17亿元，比年初增加89.81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219.24亿元，比年初增加163.1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483.09亿元，比年初增加29.37亿元；中长期贷款为705.17亿元，比年初增加113.07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36.59亿元，增长26.8%。其中财产保险保费收入13.75亿元，增长22.8%；人寿保险保费收入22.84亿元，增长29.3%。赔款支出14亿元，增长27.4%。其中财产险赔款支出6.66亿元，增长18.9%；寿险赔款支出7.34亿元，增长36.2%。 九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境内景点可达2000处。石钟山、鞋山、落星墩、军山、印山、扁担山隔水相望，各具姿态；冬季，吴城沙岸湖洲，万只候鸟云集，白鹤天鹅群蔚为稀世奇蠢观，曾被海外客人誉为“中国第二座万里长城”，都昌老爷庙是朱元璋所建定名为定江王爷庙，邻近的鄱阳湖水域是著名的鄱阳湖百慕大三角所在地。九江不仅江山殊秀，而且座座“洞天”别开，如彭泽的龙宫洞、就河的狮子洞与涌泉洞、瑞昌的峨眉洞群等。九江北面长江，南屏庐山，东临鄱阳湖，西望幕阜山，得尽山傍水抱之宠；城内甘棠湖水光潋九，岸柳成荫。烟水亭、琵琶亭、浔阳楼、能仁寺、天花宫、浪井、九江长江大桥、九江长江二桥、九江长江三桥、锁江楼，98抗洪广场、龙源峡等景点可发思古之幽情。
魏晋南北朝时，高僧慧永、慧远，名道士陆修静等曾先后来到九江，寻觅净土，筑舍修行。从东晋至清末到九江和庐山为官，访友，游览，隐居的著名文人雅士多至500余人。
1996年庐山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6年被批准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Ⅳ 1932年湘鄂赣苏维埃银行壹圆股票值钱吗
1932年湘鄂赣苏维埃银行壹圆股票，真品值钱的；真品一定要好好保存！
Ⅳ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决议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是国民经济总崩溃，与成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破产，失业，与冻死饿死。但在苏维埃区域内，不论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残酷的进攻，怎样用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来制苏区千百万民众的死命，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在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之后，尤其在去年一年内，在临时中央政府正确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原则决定之下，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保障了前方红军四次战争中的给养，大大的改善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
在提高生产方面，由于苏维埃政府领导了群众的春耕夏耕以及秋耕冬耕运动，发动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忱，使土地生产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加，在中央苏区去年谷子的收成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闽浙赣苏区增加了二成，甚至二成以上。杂粮的收获，则有了更大的增加。荒田是大大的减少了。即在江西一省，去年开垦的荒田达二十万担以上，福建省亦在三万担左右。许多手工业的生产如象制铁，织布，烧石灰，造纸，开煤矿与钨矿，制盐，制药，制油等不但开始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在组织广大群众于合作社中的运动，也有了显著的成绩，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即在中央苏区吸收的社员，已达五十万人以上。闽浙赣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数达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区乡则全体劳苦群众已经加入了合作社。为了加强对于各种合作社的领导，在中央苏区，在各省都已经有了总社的组织。这些广大群众的组织同苏维埃政府的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以及苏维埃商店等正在发生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从苏维埃政府方面得到了人力与财力方面有力的帮助。
在粮食价格的调剂，粮食的贮藏，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上，也得到了不少的成绩，粮食调剂局与对外贸易局的建立，和他们同群众的各种合作社的密切联系，在保障红军给养，改善群众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的建立，更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工作，有了集中的与有计划的领导。
一切这些事实证明苏维埃政府不但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群众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府不但能够破坏旧的经济制度，而且能够建设新的。但是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除批准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民委员会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办法与决定之外，认为：
(一)为了适应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改善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以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与保证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苏维埃政府必须更进一步的提高苏区的生产力，在土地生产方面，必须更有准备的更有计划的来进行春耕夏耕秋耕与冬耕运动，实际上解决农民在耕牛，种子，肥料，水利，农具，资本，劳动力等的困难，并且应该尽量鼓动农民群众的互相帮助与合作(如“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等)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苏维埃政府更应创办农业试验场，畜牧场，教育农民群众以消灭害虫，防止水旱灾荒的初步科学知识，以增加农产品的收获，各种必需品的种植(如棉花等)，山林的保护，应该更有计划的开始。
(二)同时必须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尤其是对于军事，对于出口，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如象钨矿，煤铁，石灰，纸，硝盐，布匹，樟脑，药材，烟，油，糖，木材，农具等。苏维埃政府应该尽量帮助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小手工业者与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尽量吸收群众的资本到这一方面来。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私人资本家在这些生产上的投资与扩大生产。甚至苏维埃可将没收来的企业出租或出卖给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应创办与扩大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如钨矿公司，织布厂，造纸厂，及各种军事工业等)；但必须坚决反对在目前由国家垄断一切生产事业的企图。在经济上，在人力上帮助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管理与监督，这是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
(三)必须更进一步来发扬与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劳动热忱。乡村中由农民自己所组织的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以及国家企业中的革命竞赛等，应该广泛的散布出去，以提高生产，苏维埃政府应该特别奖励模范的乡村的农户，模范的工厂，生产队以及个别的劳动战线上的英雄。鼓励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农业上与工业上的生产，对于发展苏区生产是非常必要的。私人资本企业中，在工人自愿，改善工人生活，在苏维埃政府与工会监督的条件之下，亦得增加劳动生产率。必须每个工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下生产的发展，是同全体民众生活的改善不能分离的。共产主义礼拜六必须真正开始。对于劳动的共产主义的态度，首先应该在国家企业内极大的发扬起来，教育工人群众为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即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最后解放，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劳动。在苏维埃企业内的劳动纪律，应该是无产阶级纪律的模范。一切提高生产力的发明都应该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奖励。熟练劳动力的培养亦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四)要使生产品的增加真能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首先必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与发展苏维埃的对外贸易，将苏区内的许多重要生产品，如钨砂，纸，木材，米谷等输出，而将工农日常的必需品如油盐布匹等输入。苏维埃对外贸易局，各种商业公司与采办处等的设立，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是需要的。以后应该特别加强对这些商业机关的领导，与这些机关的组织工作。对外贸易的垄断在目前是错误的。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在目前苏区现金特别困难的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对于苏区生产品的输出，维持进出口的平衡应该用更大的注意与努力。
(五)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在苏维埃贸易的发展上，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消费合作社工农群众可以更便宜的购买商品，更高价的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经过消费合作社的网，国家对外贸易局，各种商业公司以及消费合作社总社可以最迅速的将他们的商品卖给农民，并从农民那里买得生产品。苏维埃政府经过这些组织，就可以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在经济上团结他们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苏维埃政府除集中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建立县的省的与中央的总社以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之外，必须尽可能的给他们以人力上财力上的助力。同时我们不但要在数量上吸收每一个工农群众加入消费合作社，而且必须在质量上改善他们的工作，创造许多模范的合作社，使每一农民在实际经验上了解到合作社是同奸商富农的投机垄断做斗争与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武器。
(六)大会特别指出在苏维埃贸易的发展中，粮食问题的解决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目前的战斗任务。过去粮食调剂局虽起了相当调剂粮食及粮食价格的作用，但离开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很远。象去年中区春夏两季粮食困难的危险，在今年依然威胁着我们。这一时期粮食价格的几倍的提高对于苏维埃财政上也是极大的损失。为得以后保证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给养，保证民众食粮的调剂，适当的输出剩余粮食与调剂粮食价格起见，大会认为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创立粮食人民委员部专管这一工作，是必要的。粮食部的任务，除调剂粮食价格以外，必须进行粮食〔部〕的调查，收集储蓄，运输等一切关于粮食的工作。整个苏维埃〈政府〉应该用极大力量来加强对于他的领导。但苏维埃改府垄断粮食的买卖的企图在目前是不适当的。在遵守苏维埃政府法律的条件之下，商人的粮食买卖是不禁止的。粮食困难问题的解决，应该尽量依靠广大群众自己组织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应该是粮食部的群众基础，必须用极大力量，发展粮食合作社的组织，并加强对于他的领导。
(七)资本的缺乏，是目前发展苏维埃经济的极大困难之一。但大会必须指出苏维埃政府在利用群众资本与私人资本上，还是非常不够。就是我们现有生产与消费合作社的资本的一大部分，还是由于国家的直接帮助，国家资本的运用，由于各机关缺乏联系，也是异常不经济，国家银行除发行银币，给财政部保管金库外，在调剂与流通金融，放款储蓄等工作方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纠正一切金融上的这种无计划件与无组织性，尽量节省各种不能容忍的浪费，是苏维埃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在群众中发展信用合作社，是解决群众缺乏资本的主要办法，而且也是同城乡高利贷做斗争的有力武器。大会认为上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了开〔发〕展苏维埃经济所发行的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是适当的。
(八)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大会指出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但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把革命战争的负担放到剥削阶级的身上，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同时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办法。至于更有计划的来发行纸币，发展拥护国币的运动等，亦可在相当限度内维持纸币的信用。大会责成湘鄂赣省苏维埃用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并且告诉湘鄂赣的同志只有湘鄂赣国家银行省分行，才有发行纸币的权利。
(九)大会必须指出，帝国主义，中国地主资本家，不但在军事上向我们举行绝望的五次“围剿”，在经济上封锁我们苏区，而且在苏区内部也必定要利用地主残余，商人，资本家等来扰乱与破坏我们苏维埃的经济，如歇业，停工，经济上的怠工，破坏国币的信用，扰乱金融，投机买卖，有意提〔抬〕高物价等，苏维埃政府对地主商人资本家等这种反革命行动，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从罚款，罚苦工，禁闭，没收，一直到枪决。同时对于那些钻在苏维埃经济机关与合作社内反革命分子的偷窃捣乱贪污腐化与破坏的活动，苏维埃政府必须保持高度的无产阶级警觉性，给他们以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工人监督生产，必须在资本家的企业内立刻开始，以有系统的防止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但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遵守苏维埃法律进行生产与贸易的商人与资本家，则保护他们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以及营业与生活上的自由。对于在苏维埃的经济机关与合作社内忠实地为苏维埃与民众工作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专门家与智识分子，苏维埃政府则给他们以优待。
(十)大会认为为了发展苏维埃经济，完成上述的任务，下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民委员会，必须加强对于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以及国家粮行的领导，使各机关间能够更好的配合与集中的行动，更灵敏的与迅速的来完成一定的具体任务。反对在经济建设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是转变这些机关的工作的必要前提。必须培养大批新的经济建设的干部，把这些干部来充实这些机关。必须特别加强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上的领导作用，并且提拔大批的劳动妇女负担国内战争时期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在目前中国革命的阶段上我们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应该是在创造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的前提和优势。
(十一)最后，大会认为只有国内战争的澈底胜利，大的中心城市的夺取，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与巩固才能克服我们前面的许多困难，更顺利的来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这一建设将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是同革命战争不能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且在革命战争的胜利中找到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道路，将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道路，只有这一道路能够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猛烈的向前发展，使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得到最后的解放。
根据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刊印
Ⅵ 大革命时期湘鄂赣工农银行发行的贰百文纸币现市场面值
湘鄂赣工农银行发行的贰百文纸币，具体的价值取决于是否真品，补充图片看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