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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反日游行

发布时间: 2021-06-05 01:00:10

『壹』 2015年7月12日中国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发生在那里

青岛

『贰』 求成都汉服事件汉服吧里最早的帖子,我需要用!

事件经过
公历2010年10月16日(农历庚寅年九月初九)是汉人传统节日重阳节,亦适逢2010年10月16日反日游行。本事件受害者当日身穿借自友人之曲裾汉服,在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小科甲巷德克士餐厅进膳。

受害者进膳时,一位于反日游行中之激进反日份子(下称“肇事者”)及其同行见到受害者身穿“疑似和服”而实为汉服,在餐厅用膳,认为该餐厅乃日本人开设,遂冲入餐厅企图破坏,并伙同餐厅外同伴起哄,要求受害者脱去身上汉服。[3]

受害者曾与肇事者理论,表明所穿为汉服而非和服,惟肇事者情绪高涨失控。受害者听其朋友所劝,进入餐厅洗手间脱去上身曲裾。然而肇事者未止于此,并再要求受害者一并脱去其下裙,受害者唯有照办并一并交予肇事者。

肇事者夺去受害者全套汉服,并当众焚毁下身曲裾,然后集体携同上身曲裾离去。[4]而受害人当时仅剩T恤,无法步出洗手间。幸得有路人交新购入之裤子予受害者,始能离开。

当地公安单位后来刑事拘留肇事者,并称肇事者为无业游民、“街头混混”。而受害者亦表示已向当地公安单位立案。[5]

[编辑] 事件成因
[编辑] 汉服认同
汉服(又称华夏衣冠)是华夏先祖由约公元前21世纪一直至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朝末期)都在承传使用的服装样式体系,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故汉服一直为汉人承传其独特文化之民族服饰载体,由以冠礼、笄礼为汉人一生之重要日子。

自满人入主中原并建立清朝,及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清初颁布“剃发易服”令,并一直执行,强制大多数汉人及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必须改成满人的打扮,以旗装马褂等满族服饰强制取代华夏服饰,以金钱鼠尾的满族发式强制取代束发带冠巾的汉族发式(汉人生时只能穿满族服饰,惟死后方能穿上本族衣冠),以示为清朝臣民,故有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虽然为了缓和矛盾,采取“十从十不从”的让步政策,但残留的汉族服饰,因为受到统治当局主流服饰的冲击,亦远离日常并逐步满化。及至中华民国成立后,除了在袁世凯称帝的短时间曾重新使用汉服外,基本上民众的服装不是采取西化路线,就是继续穿着满服,或穿着自满服衍生出来的满风服装(如短马褂、紧身旗袍等)。

另一方面,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分别在远至唐宋朝代和远至明朝学习了汉服(华夏衣冠)的样式,演变成和服、韩服、越服、琉装。迄今和服、韩服与琉装在体制和样式一直都没有大改变,相比起近现代中国服装更能完善地保留传统汉服元素。越南民间服装在近代虽然受到满服影响而出现部份满化款式,但礼服和节日所穿的服装(如四身袄)依然保留汉服元素。

基于上述因素,汉服自明朝灭亡后一直为中外人士遗忘掉,并逐渐视满服为唯一主要代表中国的服装,更把汉服跟和服与韩服扯为一谈,及后“唐装”一词的诞生更被用作形容满风服装从而将汉服在中国服装的含义骑劫,使得现代汉人对汉服反而产生陌生感,并把汉服标签为古装(与时代脱节的服装)、丧服及/或把汉服误认为是和服与韩服。

『叁』 2005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我当时还小不知道

2005年的中日关系可谓风雨飘摇
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对扶桑出版社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进行审定,虽然文部省要求扶桑出版社对120余处进行修改,但最终给予该书“审定合格”的决定。成为促使这次游行的导火线。

由於该书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后的一系列问题责任进行淡化处理,改变了日本其他主流历史教科书说法,因此遭到了其周边国家包括大韩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对。其中韩国政府在4月5日之前即已宣布若日本决定该书的合法地位,韩日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在中国,许多中国民众认为是日本政府故意篡改教科书,并认定是日本政府企图否定侵略罪行,从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即针对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教科书等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爆发大规模涉日游行

其他还有
2005年夏天的亚洲杯决赛,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当中国队一比零领先时,日本队利用禁区内手球打进一球,引起强烈争议,但裁判判罚:进球有效。激起了场上球员及场下球迷的愤怒,愤怒的中国队既而的狂攻无果却又让对方抓住漏洞再进两球,以三比一的比分反超中国队夺得亚洲杯。结束后日本队的手球“得”来的胜利引发了中国球迷的愤怒声讨。

2月,日美安保会谈首次将“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4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和8月的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威胁”表示“严重关注”;10月,日美两国就军事一体化问题达成中期协议;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称,中国加强军力“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005年10月17日:小泉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又再度引起中日关系一度紧张。即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在东亚峰会上中国拒绝在各种场合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

『肆』 2012年反日游行一共发生多少例,具体有哪些城市,每个城市发生的规模有多大

据说席卷了200个多个特、大、中、小城市,特别在大城市反日的风头相当厉害,最大我看到是好像青岛还是哪个地方把别人整个4S汽车店都烧了,有趁机打砸抢日本超市和连锁店的(例如7-11),在街上看到日系车被打砸牵翻不计其数,还有车主跟反日的人冲突受伤的。最理智的还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基本上只有零星的冲突,游行秩序良好,大多都在警方的监督下按照指定路线进行的,偶尔也会有激烈行为,但是破坏相对轻微。

『伍』 汉城“三•一反日”大游行是怎样的

朝鲜有个德寿宫,宫内画栋雕梁,飞檐斗拱,五步一楼,十步一阁。1919年1月22日,被日本废黜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熙就死在德寿宫里。很快传出消息,李熙是被日本特务毒死的。

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李熙于1896年被封为朝鲜王,次年又被封为韩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是让李熙充当日本的傀儡。不过,李熙这个韩国皇帝的确胸怀大志,他见日本实际已做上了太上皇,心里很不自在,便暗地里联络欧美势力,企图摆脱儿皇帝的处境。1905年,日本与俄国又交起火来,李熙乘机活动,争取朝鲜的独立。结果,俄国吃了败仗,寻求独立的李熙碰了壁,没办法,只好逃到俄国大使馆里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熙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他整天唉声叹气。

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熙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呈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日本驻朝鲜总督谷川得知密使是李熙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熙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熙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拓的太子来做儿皇帝。

被废的李熙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熙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熙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熙平日最喜欢喝的饮料就是红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土耳其基马尔发动革命;埃及发生华夫脱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乘机闹事。谷川想,李熙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熙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于是,日本决定把李熙这个心腹之患除掉。

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熙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盏红茶。李熙恰巧此刻口干,顺手接过茶饮了一大口。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捧腹乱叫,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熙已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已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熙是得急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熙因患脑溢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熙举行国葬。

李熙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熙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下了剧毒砒霜。谷川自认为这事做得机密,决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李熙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

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秉熙拍案而起,联络三十三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秉熙,并与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

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了,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驾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

集会过后,三十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日本强盗滚回去!”“朝鲜独立万岁!”游行的队伍象澎拜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日本设在汉城的统治机构顿时陷入瘫痪。

谷川见时局危急,急忙派大批驻朝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前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

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第二天,朝鲜各地兴起了停业、罢市、罢工、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

自“三一”大游行那日起,九个月中,有二百万朝鲜民众参加了反日暴动。在这九个月里有上万名示威民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他们中有的被日本强盗用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斧劈刀砍,有的被全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陆』 成都今天有反日游行吗

成都下雨,貌似没有

『柒』 怎么看待反日游行 打砸他人财务的行为

“在反日游行中打砸他人财物的行为”的本质并非爱国,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借反日游行,打砸财物是一种违法行为。这种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爱国应该是理性的,不能超越法律的允许范围,更不能侵犯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捌』 哪些城市更易爆发反日爱国游行

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举行“南京大屠杀”全国公祭,纪念77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在“公祭”之外,国人表达爱国情怀的形式还有很多,游行示威即是最常见的一种。2012年8-9月,中国许多城市接连爆发一系列激进的反日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提出“钓鱼岛国有化政策”、扣押香港保钓人士、日本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等行为。一些城市的游行一度演变为示威民众对沿街商家的打砸抢,以及对日本品牌车辆烧砸泄愤。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所有城市的民众都发起了示威游行,各地的游行规模和激进程度也不尽相同。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Jeremy Wallace和耶鲁大学的Jessica Chen Weiss两位政治学者,分析了中国287个地级市中208个城市发生的377起反日示威游行数据。他们发现: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和抗议活动的民众基础,是决定哪些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的关键因素。
另外,执政时间较久的城市政府领导人,往往敢于容许民众抗议。而尚未站稳脚跟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则倾向于以维稳为主,不敢容许反日游行。
解释爱国主义的两种视角
对中国历次反日、反美、反法等示威游行活动的研究往往难以取得共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众宣泄不满的出气筒,而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纵容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并树立国家威信。
两位研究者认为,对中国爱国主义的研究需要同时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草根崛起考虑在内。
中国各地爱国主义的差异可以通过两方面予以解释: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动员能力;地方政府的维稳倾向。
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地区,民众对日充满愤怒,其抗议行为更容易被点燃。比如,反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沦陷的地区,民众对反日有切身体认,更倾向于抗议。同时,中国政府在许多地区建立“爱国教育基地”,大力倡导“红色旅游”,进一步使当地人巩固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
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抗议这种集体行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和动员能力。抗议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抗议需要信息沟通和网络动员,从而达到“串联”的目的。
对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来说,抗议的机会成本较低,他们更倾向于不顾一切地参与。特别是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所谓“蚁族”)和流动人口(如农民工),他们是反日游行的“储备力量”,可谓“一点就着”。
与上述特征相吻合,教育程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成为反日游行的主力军。特别是待业和失业的大学生,“蚁族”对社会的不满往往使他们会参与抗议。
此外,退伍老兵对日军充满憎恶,可能义无反顾地参与抗议。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也会利用抗议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理性爱国”和“维稳”,担心民众的过度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导致局面失控。
相对来说,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大,当地政府往往不敢纵容抗议,以免引火烧身而触发其他民族冲突。
其次,从经济方面考量,对日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镇压反日游行,以避免经济发展受损。
此外,地方官员的任期可能影响他们对抗议的微妙态度。反日游行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彰显政绩和能力的机会。有能力组织抗议并有序控制的官员,可以藉此获得升迁。但是,如果抗议超出控制并诱发社会不稳定,则会适得其反,葬送地方官员的仕途。
2012年“保钓事件”的地理分布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国家层面考察爱国主义的,鲜有研究从一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个别城市不同人群的抗议态度,但大样本的城市层面的研究却付诸阙如。
与其他抗议(如针对化工厂的邻避运动)相比,爱国主义抗议通常来说在时间上较为集中而在空间上非常散布,从而使不同城市的民众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共同某个对象。这种特征使我们可以排除各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更利于研究爱国主义的影响。
通过互联网搜索,研究者获得了2012年8-9月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行数据。在287个地级市中,共有208个爆发反日游行,只有73个城市没有发生。其中有94个城市仅发生一次,73个城市发生了两次,41个城市发生了三次及以上。至少64个城市的反日游行规模达到千人以上,54次抗议发生伤亡事故,219次抗议出现警察维护秩序。
中国大陆民众的抗议活动可以分为两轮,其中8月有51个城市发生,9月有128个城市发生。9月10日的日本“购岛”引发第二轮抗议,至“九·一八”纪念日达到高峰。
分析显示,日军是否占领某个城市及占领面积的大小,对是否爆发反日抗议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设立了爱国教育基地的城市更可能发生反日游行。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较大、流动人口占比和在校大学生占都比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强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更有可能爆发反日游行。
GDP增长率越低的城市,民众对经济压力的不满越强,越容易爆发反日游行。但是,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业已站稳脚跟并稳定政权的市级领导会容许民众抗议。但当中央政府在9月中旬要求各地维护大局时,这种影响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失业大学毕业生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发生反日游行的可能性较低,这可以归结为当地政府较高的维稳倾向。
此外,对日本的经济贸易依赖度不是关键因素,同是否爆发反日游行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的技术细节
该研究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使用2012年的截面数据。使用的数据来自互联网搜索和各类城市统计资料。
根据抗议热点,将研究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区分各变量对抗议爆发和扩散的不同效应,并控制政府在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态度变化。
因变量以“反日”(或“反日游行”、“保钓游行”、“游行”)、城市名称和发生日期为关键词搜索。明确一个城市是否发生反日游行,需要至少两个来源,游行规模至少为五个人参与,以确定其可信度。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爆发反日为1,否则为0。
基于中国网民广泛流传的日军占领地区名单,研究者统计了各城市是否曾经被日军沦陷以及占领面积,将其作为衡量草根爱国主义情绪的变量。研究者以是否设立爱国教育基地为依据,衡量各城市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意识。
研究者以城市总人口、人均GDP和GDP增长率等来衡量各城市抗议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此外,还包括每百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流动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蚁族”群体占比等。
城市对日本的出口量,被用于衡量对日经济的依赖程度。
地方官员的维稳倾向以两位市领导的任期来衡量。市长和市委书记如果都是在2010年前就任的,赋值2;如果只有一位在此前就任,赋值1;如果都是在2010年后就任,赋值0。

『玖』 请帮助解答一下,近期各地出现的反日游行,有没有负责人申请啊

现在反日游行都是自发的多,只要不影响政府,通常都不会打压的

『拾』 反日游行的时候在网上发起过,被警察及时制止后。10年过去会被记录在案吗

这个没有关系的,不会被记录在案。